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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0)03-0057-(04)
江泽民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参加北京代表团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只有加速科技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用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才能不断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我国技术发展的跨越。”[1]
一
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受到经济发达国家的普遍重视。譬如，美国在计算机和电讯业方面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1996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约1/3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带动的。信息产业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出口相当于产品出口额的40%[2]。1997年7月1日，克林顿在《全球网络贸易框架》中又提出“互联网络自由贸易区”的新概念。德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和环保材料技术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其技术输出占世界贸易额的18.5%，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已把较先进的生物技术列为该国未来研究与开发的关键技术。为了支持高技术创新企业发展，德国政府制定了《投资补贴法》，其补贴的重点是高新技术企业涉及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项目，如发展边缘地区经济力量的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以及有利于高新技术、采用环保、节能、新材料等方面的投资；政府还实施了“创新信贷计划”，以低息贷款或贷款担保形式扶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市场拓展。为迎接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日本还不断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实施《促进大学等技术转让法》等法律制度保护高技术产业发展，并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日本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成高技术机械设备、高技术原材料、关键元器件、高新技术产品的“世界性的开发基地”。总之，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纷纷作出规划，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谋求在高技术领域的霸主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虽然占世界的大多数，但全球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却集中于发达国家。即使发展中国家经过千辛万苦培养的优秀科技人才，也有不少因国内科研条件的制约和发达国家的高薪诱惑而流向了发达国家，诚如—美国学者到北京大学访问时开玩笑地说：“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用人才支援发达国家。”[3]人类社会的变革首先是源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如果说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人们对动力、能源、工具性能的新追求，并利用实验科学打开了世界发展的新纪元的话，那么，今天由于人们对速度、效率、准确、真实度及控制力的空前企盼，导致了在思维科学引导下的现代电子工程学、生物工程学及传播通讯学的划时代大飞跃，并宣告了以电脑、数码、光纤、多媒体、网络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两次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的战略性变革都发生于西方，特别是“信息时代”又将为西方文明在21世纪继续领先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尽管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饱尝落后埃打、国弱民穷的苦果之后大都奋起直追，但多数仍局限在对西方模式“硬件”的被动模仿学习上，极少取得西方文明发达的“真经”并使其有机地融入自身的文化中去。因而，在发展视野、思维和构想上就极难于超越西方，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何西方又执了“信息时代”牛耳的缘故。不发达国家在以信息科学为标志的高科技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及西欧国家，如果不突破重维持、轻创新的传统思维框架，必将制约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科技的跨越发展，再度使“落后的东方国家”陷入“亦步亦稳，被动跟随”的尴尬境地。
（一）中国实现科技跨越发展的基础
我国自1996年8月实施技术创新工程至今，共实施了410多项国家级高技术产业项目，实现新增销售收入640多亿元，创汇节汇30多亿美元，全国技术创新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1.我国已分7批认定了294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其中221家属国家520户重点企业，占74%；各地方也相继开展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工作，已由省市认定1000多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自1992年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教委、中科院组织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以来，在全国共建产学研联合开发机构和经济实体6100多个，形成了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3.以城市为依托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已有江苏、安徽、广西、上海等20多个省市组织实施了地方技术创新工程，山东、内蒙、山西、云南、深圳、武汉等10多个省市及青岛、合肥、柳州3个技术创新试点城市都成立了“技术创新促进会”（或“技术创新中心”）等中介机构。
4.面向行业的技术开发基地初见端倪。推进10个国家局、242个科研院所按产业化方向进行改革，是我国实现技术跨越发展的重大举措，据悉这项改革已基本完成，90%以上的院所进入企业或转型为科技企业，从而改变了我国科技力量的分布，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力量，促使企业尽快向效益型发展[4]。
中国科技竞争力近年跃升很快，1994年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名第23位，1998年便跃升到第13位。
（二）中国实现科技跨越发展的不利因素
当前制约我国科技跨越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来自下面五个方面：
1.科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研究与开发是科技投入竞争力水平的基本反映，1998年全球国际竞争力评价，中国政府支持非军用研究与开发支出主动性列世界第21位，但中国支出总额度只及美国的2.1%，日本的2.6%，德国的7.3%；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国只有0.482%，列世界第34位。1998年中国研究与开发支出综合竞争力列世界第35位，不仅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28位）和巴西（33位），处于较低的水平。同年企业投入技术开发支出的水平列世界第29位。
2.科研实力结构不平衡。世界经济论坛1998年对53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国际竞争力评价显示，中国技术水平列世界第33位，美、日占霸主地位。1998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国际竞争力评价，中国基础研究水平列世界第10位。相比之下，我国历来对于科学、教育比较重视，其水平在国际上相对高一些，而在技术、人才整体上的水平较差。人才是科技竞争实力的基础，技术是科技竞争实力的主体，我国在这两方面的落后，使得科技竞争实力在结构上处于发展的弱势。
3.市场环境不利于科技人才和成果的产出。1998年世界国际竞争力评价，关于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的市场法律支持，中国列世界第20位，开办新企业容易度列世界第28位，市场中企业间的竞争程度列第34位，反垄断政策的竞争评价列第36位。1998年中国的大学与其产业间的科技开发研究合作列世界第25位，科技开发研究的商业化或产业化列第31位，与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地区有较大差距。
4.企业管理者观念滞后。就与科技竞争力成长活动有关的企业环境因素分析，按世界一流水平的企业管理质量水平评价，中国列第53位（倒数第1位），重视产品设计能力评价中国列第45位，生产过程采用最有效技术评价中国列第45位，应用全面质量管理技术评价中国列第34位，应用市场营销技术评价中国列48位，企业获取信息程度评价中国列第27位，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竞争水平评价中国列第27位，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管理程度评价中国列第53位（倒数第1位）。这即是说，我国在培育有利于促进科技竞争力成长的企业环境，以及企业管理者的观念上还有许多障碍。
5.技术管理水平跟不上发展要求。技术管理是科技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科技竞争力成长和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和实际能力还不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制约了科技的进步与发展。1998年全球国际竞争力评价，在采用新技术和吸收新技术方面中国列世界第46位，来自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技术转移程度评价中国列第35位，通过对外国技术许可获取新技术的普遍评价中国列第40位，知识产权保护评价中国列第42位。这也即是说，我国技术管理不强，在促进科技竞争力成长方面还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5]。
总之，迈向21世纪的中国将全面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这就需要从一个新的视角思考中国科技的跨越发展问题。
二
（一）科学精神是促使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内在决定性
100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中最具创新性和推动性的因素。在我国，科学技术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概括地说，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使整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一个国家能否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的科学精神和技术水平决定的。就科学精神而言，它是科学本性的主观体现，是人在长期的生产、科学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最具科学理性的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精神源于求是精神。以科学精神为内核的观念创新，对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无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还是管理创新等，都是以观念创新为先导的。没有观念的创新，要想实现科技的跨越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国情极其复杂且教育落后，目前尚未实现工业化，农业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科学技术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企图用跨越的方式跃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是不现实的，我们已经有过“大跃进”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深刻教训。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忽视我国科学技术实现跨越发展的萌芽，或否定我们近20多年来科技快速发展的基础。我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某些项目研究上，已居世界先进水平，完全可以与国际发展水平同步；在一般技术方面尽管我们处于落后状态，但我们也有可能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赶上甚至超过该技术的世界先进水平。我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永无止境，人的思想解放也永远止境。科学精神是决策素质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决策者是否具有科学精神和决策的超前意识，直接关系到能否把握“技术发展的跨越”创造奇迹的历史契机；而且在中国，决策者的这种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科学精神，比科学家们具有这种精神更重要。
（二）科学技术实现跨越发展的最大动力仍然是改革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经济虽一直保持着9%左右的快速增长，但人均GDP值只有700多美元，尚属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科技的贡献率并未像预期那样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说明改革的预期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我国在21世纪凭借改革的动力加速技术跨越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能力和交流知识与信息能力方面差距的过程。199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会议明确提出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此就要进一步改革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建立一套旨在促进科学技术实现跨越发展的机制：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提高政府对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增加对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鼓励私人进入该领域；第二，确立科技研究与开发投资优先领域，鼓励“知识创造财富”、“技术创造财富”；第三，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才资源作用，激励知识创新者和技术创新者；第四，加快科技产学研结合的步伐，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进程；第五，鼓励创新活动和高技术产品向服务业转移或扩散，使其成为高技术的主要购买者，提高科技成果的实现率；第六，大力发展科技国际贸易，鼓励引进国外新技术，积极参加国际科技竞争与合作；第七，积极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科技产业，尤其要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第八，建立技术许可制度，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国际知识产权和国内知识产权；第九，用政策推动广大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的渠道，引进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使用成本，同时充分利用原籍的海外人才资源或外地人才资源来发展本地科技产业；第十，加快建设面向21世纪促使科技跨越发展的设施，如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加速专用网、数据网和通讯网“三网合一”等。
（三）选择“融合战略”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实现科技跨越发展
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正是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高技术产业是重中之重，只有选择适合中国发展模式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才能赢得时间逐步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高技术发展模式通常有“替代战略”与“融合战略”两种模式，其中，“替代战略”是指用高技术替代传统技术，采用高技术产业替代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它的基本出发点是高技术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其获胜者必然是未来经济竞争中的获胜者。“融合战略”是指通过高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生产活动，使传统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模式的假定是，新技术及其产品在传统生产活动中的应用、扩散，首先促进了传统产业的革命性发展变革，然后又反过来促进新的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产业目前还是传统产业占绝对主体地位，实行替代战略模式显然不太适合实际情况，历次产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譬如，第一次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纺织业突破并获得成功，而机器制造业本身又正是由于蒸汽机地发明和它在纺织业、采矿业充分运用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首先是因为电力在传统的钢铁、机械等制造行业的广泛应用而实现的。当时最重要的产业是钢铁、煤炭和制造业，新兴的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等并不是最引人注目的。由于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传统产业的飞速发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870年英国钢产量为德国的2倍多，到1913年德国钢产量反而是英国的2倍多，其原因就是德国在传统产业中广泛应用了电力革命新技术而使其实现了跨越性发展。在70—80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正是依靠高技术实现传统产业跨越发展而崛起的。历史和现实无不证明，我国选择融合战略发展模式是比较适当的。但是，无论选择和采用什么模式，最终都要落实到创新再生产的能力上来。创新再生产能力不仅只是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制度创新和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
（四）抓住中国加入WTO的机遇实现科技跨越发展
中国加入WTO不但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获得发言权。高技术产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行业，预计在今后15年内，其产值总额每年将以20—40%的速度增长；加入WTO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国高技术产业尚属起步阶段，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高技术企业的主要特征。据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表明，我国“高技术不高”主要表现在研究开发强度弱、技术密集度不够。譬如1997年我国制造业和其他非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29.9%和31.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则由1993年的22.9%下降到19.9%。航空航天与医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各自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31.2%和25.6%，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和电子与通信制造业的相应比重则分别为17.6%和18.1%。这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自身的产出水平不高。从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指标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较小，竞争力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中国制造业出口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占3.2%，高技术产业出口在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8%。在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中，美国占的份额最高，为19.2%，日本、英国和德国分别位居第二、三、四位。再从国内市场看，在许多高技术领域，不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低，而且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的产品品牌，绝大部分市场被跨国公司占领。以我国移动通信市场为例，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四个国外品牌占有国内市场的70%以上份额，而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不足5%[6]。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走向健全的市场经济，促使中国更加重视保护知识产权，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共同分享人类最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对于我国科技产业吸收国外资本、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无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机遇。有不少人担心加入WTO会威胁本国经济安全，其实这种担心的根据不充分。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世贸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国加入WTO后，一旦出现了贸易摩擦和纠纷，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使问题得到公平、客观、合理的解决。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可以享受发展中成员应享有的权利，运用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保护手段和过渡安排，合理地对我国的幼稚工业、市场和产业安全进行必要的保护。
（五）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契机实现科技跨越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重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它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实现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二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把这些产业（包括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为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市场，为各国更大范围地参与世界经济提供了舞台；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它为我国科技跨越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可以抓住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进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要打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落后产业的旧观念，打破发展高新技术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成本的观念，充分发挥我国人口众多、劳动成本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既可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又可以解决就业困难问题。我们还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现代管理经验，建立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方面的差距。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不仅要在国内市场竞争，而且要到国际市场竞争，因而必须迅速发展和利用信息技术，使企业能通过网络及时而准确地从外部获取信息，不失时机地开拓国际市场。
（六）抓住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有利条件实现科技跨越发展
知识经济将是21世纪经济的主宰，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和灵魂。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一个民族有没有决心和能力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不仅是一个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基本觉悟高低的问题。因为当一个民族存在思维盲区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不具备普及高科技的基本条件。21世纪是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知识与信息能力较量空前激烈的世纪，我国必须抓住这个给我国科技发展带来的有利条件，重视知识经济在经济、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传统经济创造价值所依赖的主要生产要素是资本，科学技术只起配角的作用，一定量的资本及其营运决定资产的保值增值。在这里资本只有量的扩张，没有质的飞跃，因而传统经济难于实现跨越发展。而知识经济创造价值所依赖的主要生产要素是科学技术，在这里科技上升为主角，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及其运用决定资产的保值增值。科学技术不但有量的扩张，更有质的飞跃，因而它是一种可跨越发展的经济。所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兴衰成败取决于技术创新，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把握科学技术就是把握知识经济，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就意味着实现经济跨越发展。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现在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