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的拥蒋统一立场——对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的一段侧面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蒋介石论文,侧面论文,九一八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之间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合作的一面。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不仅为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献计献策──团结抗日，共同御侮；而且反对“华北自治”，劝止调停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这一切无疑对稳定局势、增进民族团结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研究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蒋介石的关系时，每多侧重于其互相算计的方面，而对其共同一致方面论析似很少见。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改善、阎氏的拥蒋统一立场作一探讨。
一、九一八事变后阎蒋关系改善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结成冤家对头。九一八事变前夕，阎锡山秘密回到山西后，还由张学良出面请阎氏迅速出洋。但在日本侵占东北进逼华北、国难深重的背景下，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原先已失去一切职务的阎锡山，又逐步被国民政府起用，授予许多重要职务。从1931年10月到1936年10月，国民政府既宣布对阎锡山免予处分，恢复阎氏党籍（前被开除），又批准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命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特委阎为绥远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1935年12月7日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论者言及阎被授职是汪精卫起的作用。但国民政府中央的核心是蒋介石，阎被委任的多系军事要职，无疑这是蒋介石对阎氏的重用。
阎蒋关系改善最表面的征象是二者的来往。几年间，蒋介石专程来北方与阎锡山会见并长谈数次。1933年3月9日蒋抵石家庄，11日阎赴石谒蒋，商谈华北军事。1934年11月9日，蒋亲赴五台县河边村看望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子明）。1935年1月14日蒋亲派何应钦到山西祭奠阎父，蒋并有祭文。10月13日，蒋飞太原，与阎长谈土地问题与“剿匪（共）”问题。1936年11月17日，蒋介石飞太原，与阎商谈抗日。其间，1935年10月26日阎氏赴南京与蒋介石及何应钦、张群等长谈军政要事。11月1日，阎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五全大。会后受命与唐生智、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拟制国防计划案，与陈仪、黄郛等拟制《三十年防守国策》。阎与蒋修好除公事交住外，有些表现说明阎氏尽量与蒋联络个人感情。1933年3月，当蒋由汉飞谕督导“剿匪”时，阎在致蒋电中说：“年来钧座筹谋国事，宵旰忧勤，至深悬系。嗣后可否请多策划，少奔走，为国保重，稍得栉沐之暇，以慰人民之望。”①这里阎氏对蒋的关心体帖溢于言表。1936年10月下旬，阎专程赴洛阳祝贺蒋五十寿辰，亲书“寿人即寿国”。阎蒋关系逐步改善，感情近乎、密切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的政治立场与蒋相当接近。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是拥护蒋介石统一全国，团结御侮。1933年3月他表示：“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②他愿与蒋一致对日立场。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方发起新生活运动，阎锡山得知后即表示支持，认为“此系蒋委员长准备抗日的根本作法”。他立即电太原成立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分会。另一方面，蒋介石对阎锡山的政治主张思想学说亦很重视并多加欣赏。阎锡山曾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提出实行“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等主张，1934年12月阎亲送《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册给蒋。蒋介石相当重视，几天后即派浙江省政府财政厅长徐青甫到太原与阎研究“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问题，会谈五次。又与三人小组研讨多次。阎锡山还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是因为共产党解决了他们的土地问题。他认为，实行“土地村公有”的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即可消弭“共祸”。蒋对阎的这一主张亦很重视，曾将其《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由国民政府送中央政治会议审议。不过蒋并不认为阎的这个方案可行。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兵工筑路办法，修筑同蒲铁路，见效显著，修路速度较快。蒋氏亦很重视，1935年6月10日，让阎将山西兵工筑路设计实施章则寄给他研究。几年间，蒋介石还专门派人到山西征询阎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阎锡山也托人向蒋转达他对处理国内国外大事的方策多次。种种事实表明，九一八事变后阎蒋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为统一御侮替蒋介石出谋划策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积极靠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不断献计献策。蒋介石对阎锡山也很器重，时常就国民党对内对外大计征询阎氏的谋略。阎锡山为蒋氏出谋划策的中心主题是统一团结、自强御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弭内忧，以御外患。阎曾于1932年和1933年致电汪精卫：“今日救国不外两端：一为发挥民族精神而奋斗，一为保全国家领土而忍辱。惟奋斗须以待援为依归，忍辱需以自强为前提。”而无论何端，“均非内部切实团结难期实效”。“强邻在侧，有隙必乘，自腐不去，虫生难免。自古未有国内不和，外侮能已者。前此之错误，大家应同警惕。今后之痛悔，大家应共努力。”③这里既是建议全国要统一团结对外，同时也是反思以往教训，表示与中央一致行动的决心。阎锡山认为，欲对付外患，必先消弭内忧，加速自强。1935年他在复汪精卫电中说：“自古外患多由内忧所致。今者虽不尽然，但若无内忧，强邻之所不能为者，亦必不为也……望公与介公用全力以消弭内忧。只要内忧不发，外患至当止之境必止也。”④“内忧”当然包括对付共产党和对付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两方面。关于后者，阎氏曾六次向蒋汪建议实行“元老归朝”的方针：“强邻伺隙，元老服藩，何时策动藩镇之不安，即可组织政府。若元老归期，藩镇虽不安，只能造反，仅能为害社会，不能为害国家。”⑤当日本以“防共”、“华北自治”等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逼要挟，而国民党中央和张学良已与共产党接触秘密谈判合作时，阎就“防共”抗日、抚慰北方军政势力等问题通过徐永昌向国民政府中央建议：“不引共以抗日，不藉日以防共。使宋不因日本而软化，使张不因日本而亲共。抚慰东北军，奖勉宋（哲元）、韩（复榘）。华北安，晋绥始能乘时备战，作国家在北方之支柱。”⑥这也是有关“消弭内忧”以抗御外患的献策。
2.奋发自强。阎在建议“消弭内忧”的同时，积极主张奋发自强。他建议：中央政府要用“非常之法，以图自强。盖今日既不能以弱抗强，徒遭失败，又不能靠列强以压制强敌。只有避开抗日谋加速度之方法，以图自强。”⑦阎氏突出强调首先“消弭内忧”、“避开抗日”、谋图“自强”，这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似属同调，或许对蒋坚持这一方针不无影响。阎氏对奋图自强作过不少思考研究。他在山西本省倡言十年建设，并编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在山西省经济建设方面有所建树。他还建议中央政府“自强救国”。1935年11月出席了国民党五全大后参与制订国防计划、《三十年防守国策》。阎锡山主张采取非常办法充实国力。1934年他与蒋介石谈国事时，主张以非常法度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充实国力，减东邻忌，免日俄战前先受摧残。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一制，改行按劳分配制。⑧
3.团结抗日。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对抗击日本武装进攻也作过建议和策划，有过积极态度。1932年初日本进攻锦州时，阎曾建议调拨劲旅十万死守锦州。1933年1月，日本进攻山海关，他通电全国，愿为抗日先躯。2月3日，杨杰与他商谈，他决定出兵抵抗进犯山海关和热河的日军，具体兵力为步兵两个军，骑兵两个旅，炮兵三个团。对于整个抗日策略，阎锡山也献计献策。1933年3月17日参谋本部曾征询对国防划策，阎氏提交了论政略战略战术的系统建议。据其该年日记载，蒋介石曾派人来太原征询方案，阎氏提出：“黄河安，长江亦安；黄河危，长江亦危。”⑨他对华北与华中的战略依存关系发表了见解。在1936年绥远抗战中，作为晋绥军事长官的阎锡山态度坚决，积极部署实行“守土抗战”。9月15日，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弱国外交当以决心为后盾……人若亡我，当以拼死为立国之原则。今日应以已亡之认识，守未亡之土地，战而胜固万幸，不幸而败，亦尚有恢复之地步。我国今日亦应以非常方法踢破对外顾忌之束缚。事方面，由政府领导政治，改变国识，一切均实施非常方法以求速效。人方面，以钧座为中心，广组织全国爱国志士为救国中坚，以图自强。必恃我不可侮，始能冀人不侮。”⑩9月14日他在致蒋函中表示：“山决以晋绥军全体在平绥线上与敌一拼。”他建议几点抗日御侮方策：一、统一国论：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集全国报馆负责人，开领导国识讨论会。二。制止汉奸蔓延；组织锄奸团，惩治已成之汉奸，制止蔓延；三、丁征兵员：乘时下抗日爱国情绪高涨之时征召；四、非常时期财政；应量出为入，不能以量入为出。”(11)与从前所论“以弱抗强徒遭失败”观点不同，随着寇深祸急，当救亡图存间不容发之际，阎锡山抗日态度积极起来。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中央与晋绥军政当局共同领导组织而取得胜利的。这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直接合作抗日的开始。
4.对日外交。阎锡山对与日外交方针也参与过意见。1936年张群先后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就中日关系进行会谈，张群与阎锡山之间时有电报往还，张通报会谈情况，阎则提出一些看法。1月4日，阎复张电中说：“弟意为我方针，则整个交涉为宜。否则（彼）得尺进步，交涉终无了期，使我政府冒受人责难。”(12)2月17日，阎电张群，说华北汉奸浪人造谣，政府已将华北默许日本，进行煽惑，提醒他注意。6月20日，阎致张电中主张应以布置国防下定抗战决心作外交之后盾。他说：“一面与彼谈经济问题，一面应切实布置国防，使对方知我有最后之决心与相当之让步。否则得寸进尺，终无了期。强国之武力为外交之后盾。弱国亦应以决心为外交之后盾，如此或亦可使对方知其所止也。”(13)8月21日蒋介石将中国驻横滨领事报告广田、川越表示要调整中日关系。经济提携等情转知阎氏。阎氏复电说：“广田、川越谈话果能如此，自亦东亚和平之福。特未知其是否言出至诚。吾国亦唯有如彼邦之随时严密戒备耳。”(14)这表明阎锡山对日保持警惕，不受日人欺骗。
5.共同反共。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拥蒋统一，为蒋献计献策的内容中，策划“剿共”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前述阎锡山有关土地村公有的主张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1935年7月18日，阎致蒋电中就陕北“剿共”提出建议：“须取围剿之法，宁、甘、陕、晋同时进兵，效钧座在赣成规。第一步在限制其扩大，第二步再逼迫其缩小，方克有济。”(15)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早在前一年底，蒋介石即已电阎通报信息：“毛股乘冰冻渡河窜晋。”红军东渡黄河后，阎即指挥阻击，同时要求国民政府中央派六师至晋“剿共”。蒋派陈诚赴晋助剿，并分析战斗态势，指示：封锁黄河，打通同蒲路，各路分进会剿。(16)阎深以为然。
三、抵制日本分裂阴谋，反对“华北自治”
日本侵占东北后，为进一步侵华，竭力施展挑拨离间的伎俩，破坏中国内部团结统一（特别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阎锡山洞烛其奸。193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以倒蒋张（学良）遮欲倒蒋张者之眼，以倒国民党遮欲倒国民党者之眼，乘隙侵略中国。而中国人多上其当，此一般人之错也。当局者若不能使人彻底觉悟，诚恳团结，以期一致对外，则当局之错也。”(17)阎锡山所述，并非空穴来风。以日本侵华势力为背景，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北方军人确有联络阎倒蒋张者。据载，1932年4月段祺瑞曾派人找阎联络。对阎说：“北方军人均一致倒张，倒张后段可以收回东省，北方另成政府以抗南。只俟公一诺”。阎锡山一眼识破这是日本人在背后策动。阎答曰：“未闻内乱愈张而外患能息者。日强国也，不可测度。请段公勿受其欺。”5月段又有专使来，云：“愿推公主持北方军事以驱张，北方军由段担任一切成命。”阎答复说：“至今思及1930年的内战尚为痛心。余岂肯再为内战之发动者！合肥（指段──引者）老矣！当此国难之时，当局者自遗误，元老当以原谅心理，以国民资格扶助，裨益国家当为不少，请转呈鄙意为盼。”7月下旬由王议长（疑指王揖唐）寄语云：“外交内部均已办妥，拟以入宋哲元军中，效马厂誓师法，通电抗日驱张，只得公一诺，即行发动。”(18)阎终不为动，予以抵制。1932年春，韩复榘亦派人劝阎共攻天津以驱张，拥阎再出，不让冯玉祥参加。阎答复说：“外祸方殷，岂可再生内讧？且山东已在日人虎视中，若此正所以与敌以隙，国事更不堪问矣。”(19)他坚予拒绝。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亦直接出面拉拢阎锡山搞分裂活动。1935年六七月，驻华武官高桥垣、日本陆军省满蒙科科长等先后到山西，劝阎参加“华北自治”。阎发表公开信揭穿其阴谋，并致函孔祥熙：“看到来太原访问的日本军官所持地图，显示日本最初只提利用黄河以北作为日苏交战时的补给基地。但现在扩大及于长江以北地区。”(20)他呼吁中央政府提高警觉。1936年6月日本特务土肥原曾向阎提出要求经济合作。阎表示，中日经济合作本属应当，但须公平，各以所有易其所需，不得强为倾销。他揭穿日本以经济合作为诱饵的诡计。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除拉拢阎外，还诱惑韩复榘，韩动摇，更以宋哲元（居平津要地）为煽惑重点。阎除本人坚决拒绝外，还对宋、韩等人进行劝说工作。在日本压力下，6月13日行政院免去宋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秦德纯代理，宋颇不快。阎与徐永昌相商，致电国民政府中央，建议对秦正式委任，对宋哲元有所慰勉。(21)8月28日，国民政府明令宋为平津卫戍司令、秦任察省主席。10月2日，宋哲元访问徐永昌，询问阎对“华北分治”的态度，徐告诉宋，阎绝不走离开中央之途径，主张对日本人要极力忍耐敷衍。(22)1935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决策，决不任由平津出现亲日的自治组织。徐永昌致电宋哲元，切嘱其万不可对日本之压迫轻允条件。阎锡山派黄胪初至南京，建议中央政府对宋抚循，消除他与中央的隔阂。阎电宋：如与日人决裂，以后之官职地盘军饷，保证不使其吃亏。如被迫不能立足，保证请中央任宋为察绥绥靖主任。(23)阎锡山反对“华北自治”，在消除宋哲元与中央政府之分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日本挑拨冀察当局与中央政府之关系，诱逼宋搞华北“独立”，以利其逐步肢解中国。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调兵北上援助。日人与汉奸对宋大肆挑拨说：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宋中日离间之计，对日抱有幻想，不积极抵抗(24)，卒致平津迅即陷敌。其间国民政府曾派熊斌参谋次长北上做宋的工作，亦通过阎锡山对宋联络。阎派张荫梧到天津，带去致宋信函，劝其接受中央军之援助，协同抗战，不可妄听汉奸之挑拨。并谓：“如前岁赤匪入晋，中央派军援晋，彼时持反对论者甚多，余力排众议，决定欢迎中央军入晋，结果始能击退赤匪。而中央军在晋并无其作用，可谓例证。”(25)由于阎锡山对日人策划的“华北自治”坚决抵制，国民政府中央对华北才比较放心。据《蒋总统秘录》记载：“日对各省主管威胁利诱，无所不至。鲁韩尤为动摇。而百川深明大义也。阎拒绝华北自治运动，此实为华北局势转危为安之先着也。”(26)
日本在策动华北独立的同时，还策动内蒙独立。国民政府为对付日本挑拨内蒙与中央关系，稳定内蒙局势，早就酝酿组建内蒙自治政府。1933年12月8日，内政部长黄绍竑于太原晤阎会商，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原则，晋绥察三省皆同意。在日本策动内蒙独立日益嚣张时，1935年阎锡山曾与中央政府派来的王懋功三次会商。阎认为蒙古事件日趋严重，建议中央处置办法如万不得已时，可在察绥各设一蒙政会，以免一丢全丢。(27)同年12月，日本策动德王叛乱。阎电蒋，建议在内蒙实行分区自治，由傅作义将内蒙王公请求电发至南京，然后将分区自治办法与王公请求电同时发表。(28)蒋同意阎的建议，乃因中政会意见不一，后未果。1936年2月10日，国民政府委任阎为绥远内蒙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总之，阎氏为抵制日本策动内蒙“独立”，维护国家统一尽了努力。
绥远抗战结束后，日本关东军代表羽山曾诱惑傅作义成立“防共协定”，1937年1月，阎让傅回答日方：“关东军若与绥方有所协定，及暂任察绥之翰旋，皆足以扬共希望”，“无论何种形式，皆不利于防共”。如德王再进犯，我积极抵抗，不能与其协商也。(29)阎氏对日态度明朗，坚决抵制日本“自治”、“防共”的花样。
四、劝止发动两广事变，调停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地方势力派即屡有反对国民政府中央闹独立者。九一八事变后，更有以抗日为号召，发动事变，矛头对准中央政府蒋介石的。阎锡山认为，不息内争不能御外侮。他竭力劝止事变发动者，在中央与地方势力派间调停翰旋。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阎锡山自始即持劝止态度。4日阎致电陈、李、白（崇禧）：“弟深知政府决非不抗日者，前此之多方设法，亦欲为国家民族谋安全耳。今既均不可恃，亦只有自救之一途。弟意以极弱之国御强暴之邻，一败则不可复振，一亡则不可复兴，非全国上下有精诚之团结，一致之牺牲，充分之准备，相当之与国，以抗战求生存，虽败亦不致为民族留遗憾，历史留非议。况尚有不败之道存乎此，则政府当局不能不负之责任也。我辈身膺重寄，与国家同休戚，自不能不以此重责政府。然若事前未能内外一致，由御侮之热忱反演成招侮之事实，似非计之得者也。弟意对政府设施之不尽当者，我辈当力为言之。政府之力有不逮者，我辈亦当尽力扶助之。计出万全，以求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如诸兄另有苦衷不便向中央直言者，弟不揣浅薄，亦当代为转达也。”(30)此电显然站在国民政府中央一边，说明政府并非不抗日，对政府措置有不当者可以进言，政府力量不足之处，可尽力扶助，更不便向中央直言者他可转达。他强调全国要精诚团结，若内外不统一，则“御侮之热忱反演成招侮之事实”，非为得计。
张群10日致阎电，解释中央政府“鉴于国难深重，对内决不忍轻言用兵，盖陷时局于水深火热，已令湘南部队向后撤退，避免冲突，正多方设法消弭纠纷。”阎次日复电表示：“粤桂以御侮出兵，其结果适足以招侮。若一意孤行到底，必至颠覆国家。”“中央既不忍轻言用兵，而又多方设法消弭纠纷，至深佩仰。极盼伯南（陈济棠）诸兄皆能悬崖勒马，开诚相谋也。”(31)同日复何应钦电，亦作同样表示。事变经调停趋于平复。阎在致余汉谋佳电中表示：“尊意‘息争即所以御侮，统一乃可对外’，询属至当不易之名论。国难未已，来轸方遒，风雨同舟，端资共济。”(32)8月3日，程潜、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陈调元将劝李、白遵蒋委员长命令离桂北上，“分别就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和浙江省主席职之电，抄致阎、赵（戴文）、徐（永昌），阎等5日作复：“容当遵嘱，一致去电敦促之。”(33)后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阎电李祝贺。总之，当时北方重要势力的一支阎锡山对两广事变态度极关紧要，阎明确支持中央，劝止平息事端，对事变和平解决无疑有所助益。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竭力想求得阎的支持，南京则倚重阎翰旋调停，阎之态度举足轻重。12月14日阎复张、杨电中连提四个问题质问：“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电文说：“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于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34)显然，阎氏责备张、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要他们慎重考虑如何处置善后。同日，阎致南京孙科电，转述其致张杨电文，让南京对他放心。同时他表示：“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存亡，介公安危至巨，鄙见以为处理尤应适宜。”他是劝南京慎重行事，蒋的安全要紧。后南京托请阎翰旋调停，营救蒋介石。阎表示：“竭尽绵薄，不顾一切营救蒋公脱险。”(35)
一些论者根据有关回忆资料，说阎锡山事变前曾答应张学良：“你干天大的事，我也能帮助你。”待事变发生后，阎却说：“现在的事比天也大了，我不能帮助。”(36)似乎张学良有被阎出卖的感觉。这些说法尚有值得研究之处。从事变发生后阎致张杨的电中可以看出，在这之前，阎曾劝过张：“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37)有与蒋不同的意见尚须“徐图商洽”，何至怂恿张杨采取这种惊人举动。事变发生后张杨致阎电表示：“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38)可见，事变前阎锡山并不了然张杨会采取拘蒋这样激烈的行动。相反，倒是阎氏早已觉察张学良亲中共的态度，阎在事变发生两个月前通过徐永昌转达提醒过蒋氏：“不引共以抗日”，注意抚慰东北军，使张“不因日本而亲共”，阎对张亲共是不以为然的。故而事变发生后，阎氏本着维护蒋氏和国家统一的心愿，持反对兵谏的态度，恐非事先怂恿张学良采取过激行动，而事后又似乎背弃承诺出卖张学良。
五、拥蒋一御侮的地方实力派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改善。就团结统一、抗日御侮，积极为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献计献策，抵制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反对“华北自治”，劝止调停反蒋事变等方面来说，阎锡山是突出的拥蒋统一御侮的地方实力派。
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阎锡山与中央政府蒋介石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摩擦和斗争（只是有时激烈尖锐一些，有时缓和一些），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研究阎锡山与中央政府蒋介石的关系，不仅要研究其互相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要研究其统一合作的一面，才能免失偏颇。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国难深重的历史条件下，阎主张消弭内忧以御外患，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在总的政治方针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正是阎拥蒋统一御侮的政治思想基础。有些地方实力派则相反，或因日本的拉拢挑拨而拥兵拥地自重，或以抗日为号召与中央政府对立。与其他地方实力派不同，阎锡山尽管过去反蒋，但九一八事变后始终坚持拥蒋统一立场，主张消弭内忧，奋发自强，以御外侮。他致力于山西本省建设，提出守土抗战，似亦不能仅从军阀本性分析其为增强扩充实力，日本打到阎的地盘，他才被迫参与发动绥远抗战。恐怕不能否认阎抗日御侮的民族意识。他一再抵制日本分裂阴谋。他进述国难已亟，至于泣下，他反省自责过去发动内战感到痛心。故他对凡与中央政府相脱离、相对立者（华北、西南、西北）均予反对。包括对于共产党，他曾力主剿共，但当民族危机加深，中共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后，他也与张杨一起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是这种民族立场、民族意识，使他积极投入抗日民族战争。与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犹豫动摇、致失抗战良机、平津迅陷敌手不同，阎锡山却发动了有声有色的山西抗战。
无论在华北，还是在全国，坐镇山西的阎锡山在时局变动中的立场态度至关重要。他坚持拥蒋统一抗日立场，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稳定是有重要影响的。单就1935年─1936年几次重大事变而论，假如阎锡山在“华北自治”恶浪中推波助澜或卷入进去，两广事变时在北方响应，西安事变时支持张杨，那么中国政局会是什么混乱局面？身居中枢的蒋介石是看得清楚的。阎拒绝“华北自治”，蒋赞扬他深明大义，是华北转危为安之先着。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阎均为南京所依赖进行调停翰旋的重要人物。蒋对阎器重倚仗有加，遇有重大决策向他征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询阎“此事应如何应付？”阎复电：“山意对方利用形势，野心暴发。我方必须有抗战之决心，或可有和平的希望。”蒋批示：“尊见先获我心。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李云汉认为，蒋同阎意见一致，于抗战决策实具重大影响。(39)此言恐并不夸张。总之，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拥蒋统一御侮对稳定华北和全国政局，准备和发动抗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注引此书简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五册，第1808页。
②《阎锡山致蒋介石电》，1933年3月9日，《年谱》第四册，第1699页。
③《阎锡山致汪精卫马未电》，1933年4月21日，同上书，1707页。
④⑦《阎锡山复汪精卫有电》，1933年6月25日，《年谱》第五册，第1836页。
⑤⑥⑧《阎锡山日记》，同上书，第1833页、第1955页、第1728-1729页。
⑨《阎锡山日记》，1933年5月31日，《年谱》第四册，第1707页。
⑩《阎锡山复蒋介石电》，1936年9月25日，《年谱》第五册，第1952-1953页。
(11)《阎锡山致蒋介石函》，1936年9月14日，同上书，第1949-1950页。
(12)《阎锡山复张群电》，1936年1月14日，同上书，第1895页。
(13)《阎锡山复张群电》，1936年6月20日，同上书1924页。
(14)《阎锡山致蒋介石电》，1936年8月27日，同上书，第1943页。
(15)《阎锡山致蒋介石啸电》，1936年7月18日，同上书，第1839页。
(16)《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3月24日，同上书，第1902-1903页。
(17)《阎锡山日记》，1932年2月15日，《年谱》第四册，第1667页。
(18)据《年谱》第五册，第1885页。
(19)《阎锡山日记》1932年8月2日，《年谱》第四册，第1685页。
(20)(21)(22)(23)《年谱》第五册，第1837页、第1841页、第1856页、第1877页。
(24)(25)《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第215-216页。
(26)《蒋总统秘录》第十册，中央日报译印，第65页。
(27)(28)(29)《阎锡山日记》，《年谱》第五册，第1853页、第1881页、第1895-1896页。
(30)《阎锡山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支电》，1936年6月4日，同上书，第1922页。
(31)张群1936年6月10日致阎锡山电，6月11日阎锡山复张群电，见上引书第1923页。
(32)《阎锡山致余汉谋佳电》，转引自阎锡山复何应钦寒电，1936年7月14日，同上书，第1933页。
(33)据《年谱》第五册，第1936页。
(34)(37)《阎锡山致张学良杨虎城寒电》1936年12月13日，引自阎锡山致孙科电，1936年12月14日《革命文献》第94辑，第359页。
(35)《阎锡山致冯玉祥，并分致居正、孙科、孔祥熙等人电》1936年12月21日，《年谱》第五册，第1976页。
(36)李冠洋：《对阎锡山的剖析》，《山西文史资料》第47辑，第75页。
(38)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00页。
(39)蒋阎之间电文均引自李云汉《卢沟桥事变》一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9月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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