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食与三代纪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食论文,纪年论文,三代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第一、第二课题都是利用古代天象以确定三代纪年的。本文试用古代日食以确定夏商周的三代纪年，请有关专家、学者给以核定。
一、夏代仲康日食
《竹书纪年》载，夏代仲康“5年秋9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纪有年月日，无纪时。
此次日食，除《竹书》所载外，《尚书·胤征》也有记载：“惟仲康肇位四海……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纪有月日时，无纪年。
《左传》昭公17年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有纪时，无纪年月日。
《新唐书·历志》载张说的《历议新历》说：“仲康5年癸巳岁9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纪有年月日时。
“仲康日食”曾引起西方天文学界的瞩目，他们根据中国史家提供的不同的夏代纪年，如辛亥革命时《民报》提供的前2158年、《黄帝魂》提供的前2171年、《江苏》提供的前1948年等夏代纪年进行推算，得出了前2165、2155、2154、2137、2135、2127、2106、2056、1948年等九个年代。其中只有前1948年是正确的。
不过，国学大师梁启超却对仲康日食持否定态度，他说：“今本《尚书》有‘胤征’一篇载有夏仲康日食事，近数十年来，成为欧洲学界一问题。异说纷争，殆将十数，致劳汉学专门家、天文学专门家合著专书以讨论。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考证，久成定谳。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欧人不知此桩公案，至今犹剌剌论难，由吾侪观之，可笑亦可怜也”（《中国历史研究法》）。据此可知，梁氏乃是中国古史虚无主义者。
甲骨卜辞专家董作宾，只信奥伯尔子和朱文鑫推算的前2137年，以此为基点，错误地编写了闻名于世的《中国年历总谱》。他的学生鞠德源继承其错误，编写了《万年历谱》。
据《竹书》所记，仲康日食的公历年月日时是前1948年10月28日上午10时。我们的这一考证如果得到天文学家的检验是正确无误的话，那末，《竹书》所记的夏代纪年也应该是正确无误的。
二、商代文丁日食
《殷契佚存》第374片载：“癸酉贞：日夕有食，佳若？ 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意思是说：癸酉日占卜，夕时有日食，吉吗？癸酉日占卜，夕时有日食，不吉吗？
如果这一解释无异意，我们就可以考证出此次日食的年月日时。
此次日食纪有日、时，而无年、月。干支纪日是绝对的实录，可以根据卜辞专家和天文专家对日食的推算，寻找癸酉日及其年月。但是，由于地球自转速率的减慢，寻找夕时日食比较困难。只要找到了夕时，又与癸酉日相吻合，那末，这次日食的年月也就找到了。
首先确定“夕”的时辰。董作宾、陈梦家认为“夕”是夜间的21—23或23—24时，与此片卜辞显然不合。因为“夕”如是夜间，怎能发生日食？又怎能看见日食？所以，“夕”应是日落西山之前的时刻，即民用时18—20时或历用时17—19时。
再看天文学家推算的商代“癸酉日食”的年月日时。据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载，有三次“癸酉日食”与之似乎吻合：
1.前1175年（祖甲30年）8月19日16时17分。
2.前1128年（武乙32年）2月14日15时46分。
3.前1123年（文丁2年）5月18日16时08分。
但是，三次“癸酉日食”皆不在“夕”时之内。这是为什么？
第三，据天文学家说，地球每千年自转速率约减慢1小时。 如果此说符合事实，三千年应减慢3小时，因此三次日食的时间皆应加上3小时：1是19时17分，2是18时46分，3是19时08分。皆在“夕”时之内。
第四，弄清三次日食的日落时间。
1.8月19日安阳日落的时间是19时11分，在日食（19时17 分）之前，人们看不见日食。
2.2月14日安阳日落的时间是18时07分，也在日食（18时46 分）之前，人们也看不见日食。
3.5月18日安阳日落的时间是19时23分，在日食（19时08 分）之后，因而人们可以有15分钟的时间观看带食的落日。
由以上辨析，可以有把握地确定“文丁日食”就是这一次的癸酉日食。不过，在这里应指出：“癸酉日食”的年月日是商代文丁元年殷历5月癸酉朔日，换为公历是前1124年5月18日19时08 分。 张培瑜误为前1123年。
我们考定的年月日时是否正确，可以截取该片甲骨的1克， 运用碳14离子加速计数法进行验证，如误差不超过10年，就证明我们的考证完全正确，也证明《竹书》的商代纪年完全正确，从而证明《竹书》的夏商周断代也完全正确。
三、西周懿王日食
《竹书》载：周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天再旦于郑”。纪有年月日时。
懿王日食是《竹书》的独家记载。对此种天象，李学勤先生在1997年12月27日晚10时的中央电视一台的新闻中说：最近西藏曾发生早晨天亮后日食，与公元前899年“天再旦于郑”是一样的。此说有误。
查前899年，在《竹书》纪年是周共王9年，《皇极经世》纪年是周孝王11年，吴其昌年表是周孝王11年，《通鉴外纪》纪年是周孝王13年，张汝舟年表是周孝王20年，董作宾年表是周夷王26年，荣孟源年表是周懿王12年，陈梦家年表是周懿王9年，丁山年表是周懿王10年， 日人新城新藏年表是周懿王11年，等等，皆误。
查核《竹书》“天再旦于郑”是周懿王元年春正月初一日，换为公历是前896年12月10日早晨8时前后。
对此次日食，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地点在“郑”。历代史家多认为“郑”是河南郑国之“郑”，误。此“郑”是武王所建的镐京附近之“郑”（可能是现在的华县），也可能是《穆天子传》多次提到的“南郑”。而郑国之“郑”，《竹书》载：周宣王22年“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史记·郑世家》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22年，友初封于郑”（在镐京附近）。又说：“封33岁……东徙其民雒东（今郑州）……竟国之22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由此可见，郑桓公于33年（前772年）由陕西之郑迁至河南之郑， 故“天再旦于郑”从年代来看是指陕西之“郑”，非河南洛东之“郑”。
附带地提一下“洛”邑。《竹书》载：周武王15年（前1047年）“初狩方岳，诰于沫邑；冬，迁九鼎于洛”。 《尚书·康诰》载：“惟3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不言而喻，《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章是武王巡狩沫邑时训谕其弟封之作品，故两千年来历代史家认为是成王之作，大误。不言而喻，周武王15年3月3日（哉生魄）即前1047年2月10日周公营建洛邑， 冬季由沫邑迁九鼎于洛邑。此史事的傍证是《左传》鲁桓公2年“武王在商， 迁九鼎于洛邑”。故两千年来历代史家认为周公“营建洛邑”是在成王之时，大误；周成王营建的是“成周”，有最近在北京出土的“成周”甲骨为证，有成王时的《召诰》、《洛诰》、《多士》为证。
其二，日食的年代。此次日食的年代有两说：一说是在前899年， 周懿王（前895—前871年）或周夷王（前861—前854年）之时。显然，公历纪年与周王纪年不合。主此说者有《人民日报》早年发表的短文，说是前899年周夷王之时，甚误。还有李学勤也说在前899年周懿（夷）王之时，懿、夷同音，不管是哪一个“yi”，因与公历年代不合，皆误。
此说不仅年代有误，与日食的时辰、视点、食亏的百分比也皆不合。据有关历书记载：前899年4月21日6时16分日食， 李学勤等所说的日食就是这一次日食。但是，这次日食却是日偏食，在北京的视点早5 时41分食甚才达到77%，在郑洲的视点早5时57分食甚才达到40%， 在洛阳的视点早5时03分食甚才达到32%，在西安的视点早6时16分食甚才达到9%，四点皆不会发生“天再旦”之天象。何况西安4月21日的日出时间是6时34分，日食比日出早18分，更不可能有“天再旦”的天象。 如果把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计算在内，可能有2 时30 分的误差， 即8 时46分发生日食，晚于日出2时12分之后。可惜，此次是食甚9%的日偏食，并非“天再旦”的日全食。因此，主此说者怎样弥缝，也无法自圆其说。
二说是在前896年，周懿王元年。 这是我们据《竹书》所载而换算出来的绝对年代。周懿王元年春正月“天再旦于郑”，就是前896 年12月10日（丙申日食）早晨8时0分前后，因为12 月西安日出的时间是早7时31分。请天文学家和历算专家验证。
我们的这一考证如果经过检验是正确的话，那么，《竹书》的西周纪年也应该是正确的。
四、西周幽王日食
《竹书》载：周幽王6年“冬10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换为公历是前776年9月6日。
此次日食有《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为傍证，但其他史籍无此记载，可知《竹书》、《诗经》之特殊科学价值，不过《诗经》所记只有月日，不如《竹书》所记年月日俱全。
梁朝虞
推算《诗经》所记之日食是“幽王6 年乙丑者是也”。乙丑岁即幽王6年（前776年），与《竹书》纪年完全吻合。由于其特殊之科学价值，此次日食为世界天文学界所公认，是年月日可稽考的人类最早记录的一次日食。
幽王日食既为世界天文学界所公认，又在前841 年共和元年之后，证明《竹书》所记是绝对正确的。那么，推而论之，在此之前《竹书》所记和所核定的仲康日食、文丁日食、懿王日食也应是正确无误的。由此可以推知，《竹书》所记“夏商周断代”纪年应是正确无误的。
五、东周平王日食
《竹书》载：周平王“51年春2月乙巳，日有食之”。 乙巳为己巳之误，换为公历是前720年2月22日。
此次日食《春秋》载：隐3年“春王2月己巳，日有食之。3 月庚戌，天王崩”。《公羊传》、《谷梁传》所记同，《左传》未记。由此可知，只有《竹书》把“己巳日食”误为“乙巳”；同时也知道，前几次日食皆《竹书》独家所记，只有平王日食才开始诸史书共同记录，从而证明《竹书》所记之东周纪年是正确的和可信的，《竹书》的三代纪年也是正确的和可信的。
附带地告诉读者两件事：其一，平王日食的绝对年代是前720 年，但是张培瑜的《春秋日食表》却误纪为前719年；其他36 次日食和推算的殷代158次日食皆少纪一年。其二，从日食所纪之“2月”和平王崩于“3月庚戌”可知，东周时由西周使用的周历改为使用殷历。
六、鲁襄公日食
《春秋》所记日食37次，说36次者误；从日食的月份来看，《经》、《传》使用历法较混乱，有13次用殷历，19次用周历，2次用夏历，2次用秦历，1次不明。说只用夏历者误，说只用殷历者亦误。
研究先秦日食不仅对夏商周断代有价值，而且对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日的确定也提供了强证。此处就以鲁襄公21年的两次日食为例，以纠正司马迁和历代史家对孔子的生卒年月日之误。
《春秋》载：鲁襄公21年秋“9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10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公羊传》载：襄21年秋“9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10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传》载：襄21年秋“9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10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对此两次日食，《左传》、《竹书》皆未记。
由以上引文可知，《公羊传》之10月庚辰朔，11月庚子孔子生，误；而《谷梁传》之10月庚辰朔，庚子（21日）孔子生，是正确的，因为11月无庚子日。
日人泷川资言在《史记·考证》里说：《左传·正义》引贾逵注：“《经》云，此年仲尼生”。此年即鲁襄公21年。查今本《左传·正义》无此注文，可能古本或另本有之，今本失之。不过，传说孔子作《春秋》，故孔子不能自己把自己的生日写入《经》中，如真有此事，当为后人附加或《春秋》非孔子所作，但今本《春秋》无“孔子生”语。
查张培瑜的《史历表》可知，鲁襄公21年9月庚戌朔、10 月庚辰朔，使用的是殷历，换为公历两次日食是前552年8月20日和9月19日， 而孔子生于鲁哀公21年夏历9月21日，换为公历则是前552年10月9日。
由此可知，司马迁说“鲁哀公22年而孔子生”是错误的。《史记·考证》说孔子生于夏历8月21日也是错误的。
《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说：“周灵王21年， 鲁襄公22 年（前551年）夏历8月27日，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年月日皆错，年之误来源于司马迁，月之误来源于泷川资言，日之误却是《孔子故里志》的编者独创。对此错误应改为：周灵王20年，鲁襄公21年，夏历9 月21日孔子生；当然，也应改为公历前552年10月9日孔子生。
至于孔子的忌日，《孔子故里志》所纪年月是正确的，而生日却是错误的，它说：“周敬王41年，鲁哀公16年（前479年），夏历2月11日，孔子寝病七日而殁”。应改为：周敬王41年，鲁哀公16年，夏历2 月（庚辰朔）10日（己丑）孔子卒，享年74岁；换为公历是前479 年3 月9日。因为，《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年73，以鲁哀公16年4月己丑卒。”此文来自《春秋》和《左传》：鲁哀公16年“夏4 月己丑，孔丘卒。”此处用周历，改为夏历就是2月。
千百年来，儒学子孙和孔氏家族为孔子过生日和忌日皆因《史记》之误而误。世传孔子寿73岁，应是74岁之误。
由以上辨析可知，鲁襄公21年10月庚辰朔的日食纠正了历代史家所考定的孔子生卒年月日之误。同理，先秦经史所记之日食也可以考定和纠正夏商周三代纪年之误。
既然前841年共和元年以来，或者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以来，所记载的38次日食的年月日为史家、历算家和天文学家所公认是正确的，那么，前841年以前所记三、四次日食的年月日也应公认是正确的， 从而《竹书纪年》所记之前2145年帝尧时代的“四仲中星”、前2104的“景星见于翼”、前1580年夏桀“五星错行”、前1557年商汤六年大旱、前1071年殷纣“五星聚于房”、前833年共和六年大旱、前613年周顷王“彗星入北斗”等等天象的年代也应公认是正确的。
既然古代天象可以证明《竹书》的夏商周三代纪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可以提供地下发掘的几片甲骨的绝对年代作为傍证，请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研究的专家、学者运用碳14加以验证：前1124年5月18日“文丁癸酉日食”（《殷契佚存》第374片），前1050年1 月10日“纣王癸巳卜辞”（《岐山甲文》H11：1），前1050年1月30 日“纣王癸丑卜辞”（《殷虚文字乙编》第7795片），前1050年3月25 日“武王丁未卜辞”（《岐山甲文》H31:2），前1038年2月7 日“周公甲子卜辞”（北京新发现的“成周”甲文）。
以上六例日食如能得到公认，进而所列七项天象也得到公认，加以五片甲文又能用碳14加以验证，那么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即可借《竹书纪年》之力得以提前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