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标准的价值观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意义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年前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上看，留给我们的启示都极为丰富而深刻。越是关注现实的发展越能体会到它的深远意义。例如在哲学上，如果没有这场大讨论所启动的思想解放进程，就不可能有突破了传统哲学框架、沿着“实践——主体性——价值”这一新思路而展开的更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如果没有哲学上的突破和深入，也不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和伟大意义，对邓小平理论的特殊内涵及其创造性的思维方式等，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和建设。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我们二十年来在思想理论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和过程的理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新阶段、新高度的主要特征和标志之一，在于结合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走向价值与真理之间高度自觉的统一。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这一当代发展形态的突出代表。
一、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检验
实践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原理的涵义是说，任何思想、理论和观念是否符合客观（具有真理性）和是否有效（判定其价值），不能单凭感觉和意愿，也不能停留于必要的理性分析和逻辑证明，最终只能到实践中去，用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来检验。检验就是拿实践所造成的现实同用以指导实践的思想观念、方案、预定目标等相对照，看它们是否一致。当然，由于现实的实践是各种各样的，“对照”本身也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因此用实践来检验的时候，就要找准检验和被检验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且学会倾听来自实践的声音，防止主观的错位、随意性和表面化。在现实中随意地抽取任何例子来证明任何一种观点都是不难的，但这与坚持实践标准完全是两码事。
在理论上要清楚地说明实践标准的内容和意义等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不能用概念上的运作代替这一原理的现实要求。这就是，承认实践是唯一的最高标准首先意味着：在现实中必须有一个自觉地、彻底地尊重实践的立场和态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没有这一点立场和态度就等于没有接受这个原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以往教条主义和僵化态度的表现，说到底也就是不肯面对实践，面对现实，面对群众，只会用条条和概念去要求现实，用一己的意愿去强迫群众。
实践标准不是抽象的，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概念。它有自己的现实化、操作化乃至人格化的表现。世界上的具体实践各种各样，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始终是最普遍、最持久、最大量、最客观的基本实践，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实践体现着人类实践的本质、特征和主流。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并坚信“真理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它必然承认，如同在科学上要充分尊重科学观察、实验和应用的实际，在社会生活中就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人民群众的实践反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说来，一个理论，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其真理性只有依据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其价值也只能看最终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什么才能确定。在此意义上应该说，总体上，实践的检验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检验，在人民群众中是否行得通，也就是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我们20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个道理。
敢于和善于倾听来自实践和来自群众的声音，并能够自觉地把二者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这是邓小平理论作出的典范。这一理论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最初提出到深化发展，自始至终都以反映群众实践的要求为基础，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发扬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优良传统和学风，是我们学习和贯彻邓小平理论的第一基本功。
二、关于三个“标准”的统一
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统一的思想，是我国党和人民创造性地探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经验的概括总结。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内容和导向，并且这三者之间是高度一致的。
“标准”是指人们判断是非得失、决定选择取舍的根据和尺度。马克思主义指出，实践、唯有实践才是检验思想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人的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包括体现它们的方针政策等在内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有效，都必须由其所面对的实践来回答，这是依据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而得出的一个普遍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但人类思想认识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人们实践的形式的范围也是无限多样的。实践作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意味着在检验和被检验之间要有确切的对应关系。那么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用什么样的实践来检验，就是一个必须要深入回答的重大问题。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秘密，指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依据这一科学认识来回答，结论必然是：最终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是检验人们关于社会的认识和思想之真理性和价值的最根本、最权威的标准。于是实践标准就是必然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 页）我们党在革命年代结合当时的条件成功地把握这一标准，从而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可见，生产力标准是上升到历史观高度的、或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实践标准。
生产力标准在客观上适用于社会历史的各个阶段，但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则要自觉地、坚定地把握它，使之成为自己事业的鲜明根据、基础和始终不渝的目标。当然，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要在实践中检验，并且我们事实上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依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恢复强调了生产力标准，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将其进一步丰富具体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当然首先也是实践标准，就是说，是否“有利于”是指实践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是要在实践中检验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论证；“三个有利于”标准继续保持并包含了生产力标准，同时增加了“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两项目的性内容。增加的内容并不无关紧要，恰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展开和深化。“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结合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特征，既坚持了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条件的原则，同时又有针对性地突出了根本标准的价值导向，把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实现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原则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更如完整、全面地统一起来。实践已经证明，能否很好地坚持贯彻这种统一，特别是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的根本所在。参照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深刻现实意义。
总之，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践标准，在社会发展实践中突出生产力标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全面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一个逐步深化、贯彻始终的有机整体。我们必须看到，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者之间，不仅在理论上有一种层层深入的必然联系，在当前的实践上，它们更充分地体现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据、性质、目标、前途的深刻理解和自觉把握。20年来，我们党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三者的辩证统一，不仅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一生动的历史进程说明了这一系列实事求是思想成果的无限生命力。
三、走向价值与真理统一的新高度
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发现它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以单纯的价值构想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本来自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途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是一些具有崇高情感和贡献精神的人，他们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丑恶，向往并坚信：凭借对“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发现”，就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来取而代之。这一价值信念之所以最终成为空想，不是因为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够美好和高尚，而是因为他们的理想脱离了现实。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但在它看来，现实社会“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而不是同时也孕育着消除弊病的要求和条件，因此揭露问题可以面对现实，而解决问题却不需要从现实出发；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案只是从一定理论原则出发的产物，来自“思维的理性”，却与现实的条件无关；他们只从抽象的人性、道德、幸福、自由等方面构想和实施自己的社会主义，不注重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中寻找改造社会的合理方式；等等，总之是只有主观的价值追求，没有历史的客观真理。正因为如此，它才“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年版第3卷，第724页）
——通过揭示历史必然性使其成为真理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并发扬了前人关于追求人类解放和美好前途的一切崇高理想信念，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富有献身于人类解放的牺牲精神。但它绝对不同于后者之处，则在于超出了主观的价值构想而找到了历史的客观真理。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同上第358页）；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第1卷，第87页）； 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愿望和想象，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进程，现实的发展正在为它的实现创造着基础，提供着必要的条件和动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活动代表了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和主流，是相应历史任务的执行者；等等。
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意味着它从一种单纯的价值观上升为具有科学真理性的学说；解决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主体力量问题，意味着它从一种抽象的价值观上升成为一种现实具体的价值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便成为价值和真理统一的、完整的、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在实践中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最终走向价值与真理自觉全面统一的现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开辟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时代。但一百多年来正反面的经验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问题，如何通过实践充分地体现出来，仍然要有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能否象他们那样，，始终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握住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人的现实价值选择的统一，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基础。
总结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坚持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发生各种偏差的可能；而使二者彼此割裂和对立起来，正是导致在现实中失败和曲折的一个总体性、实质性根源。已往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的共同特点，都是一方面机械地、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实际上无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代之以极其狭隘的某些眼前的、局部的甚至是宗派主义的价值原则），从而必然地引导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失败和挫折。不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往往片面地强调走向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完全不顾群众的利益、意愿和业已出现的革命形势，却以种种理由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则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结果的必然性，而蔑视实现社会主义条件和过程的现实性，并同时蔑视群众的现实利益和实际取向，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仅仅靠外部力量（如行政权力）强加于现实、强加于群众的东西，从而使其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和活力。二者实际上都是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历史必然性同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价值取向割裂和对立起来。其中后一种“左”的僵化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尤其严重而且顽固，其危害也是巨大的。从导致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和曾在我国为害甚烈的“左”的错误中，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教训。
邓小平结合实践中曾出现的严重失误和挫折，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主观根源，在于指导思想上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邓小平理论总结了历史经验，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恢复并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正是恢复、或者不如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真理与价值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众所周知，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思想上的一系列重要贡献中，最具特色也最具冲击力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判断标准之中。邓小平毫不怀疑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但是针对已往主要是“左”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他更加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能否体现出来，却并不会因此而一帆风顺，而是还有个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正确理解、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实践，取决于在实践中是否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能够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达到让“人民满意”的效果，等等，这就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和趋势，一个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选择，从而在动态实践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确立了价值与真理高度统一的、自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观。
这一新的重大历史成果，必将迎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繁荣。二十年来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为它提供了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