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屠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在美国60年代的文学甚至文化中都享有重要的地位的冯尼格的《五号屠场》的主题是战争。冯尼格以对战争的残酷、荒谬与丑恶的展示，表达了他强烈的反战倾向与一个和平主义者的立场。小说嘲讽了美国的现实与蛊惑人心的“美国梦”。冯尼格也心境复杂地嘲弄了自己。他并且以对战争、现实以及非现实情节的描述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的荒诞处境。小说也显示了作者的悲观情绪与面对现实的屈从态度，有浓郁的悲观主义色彩。但他的悲观主义与抗议是融为一体的。在对其悲观主义提出批评的同时，应充分注意到其抗议中的积极含义。
关键词冯尼格《五号屠场》思想内容
THOUGHT IN SLAUGHTERHOUSE—FIVE
Wu Congju
Abstract
The theme of the Slaughterhouse —Five is war.Byrelentlessly displaying the atrocity, absurdity and uglinessof warfare,Kurt Vonnegut presents a convincing argumentagainst warfare and once more confirms his sturdy stand point as a pacifist.In Slaughterhouse—Five,the author burlesquesAmerican realities and the enticingly lund American Dream.Andhe does not spare himself as one of the victims of thesatirical attacks that he launches haphazardly in the book.Furthemore,he reveals metaphysically the absurd positions inwhich human beings have found themselves by describing indetail wars, realities and non- realistic actions. Theauthor's pessimism and his submissive attitude towards thefealities of life are manifested clearly in Slaughterhouse—Five,it is undeniable htat it is tinted deeply by hispessimistic tendency.His pessimism,however is closely mergedwith his protestations.Therefore,is is only adequate that,while his pessimism ought to be duely chided,full accountshould also be taken of the positivity contained in hisprotestations.
Key words Kurt Vonnegut Slaughterhouse—Five ideas
在美国60年代的文学以至文化中，冯尼格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从莫里斯·迪克斯坦那部视野开阔、思想犀利、富有文采且极具个性的精彩著作《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中可以得到证明：他遴选了三位作家的照片，置于正文之前，称“这些作家的作品成了60年代文化的中心”，而冯尼格则居于首位（另两位是大名鼎鼎的诺曼·梅勒与艾伦·金斯伯格）[1] 他为冯尼格花费了较之同属黑色幽默作家的海勒、品钦、巴斯等小说家更多的篇幅。甚至还有论者有更进一步的评价，称誉冯尼格为“民族文化的重大贡献者”。[2] 倘若我们把冯尼格迄今已40年的创作再置于美国当代文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称其为美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作家之一似不过份。
然而冯尼格得到这一地位谈何容易！他从早期的受冷遇、被轻视的窘迫境况中的终于挣脱，恰恰开始在美国那色彩斑斓的60年代。而最终使他的地位得到确认的正是发表于60年代末的《五号屠场》这部篇什不大、影响不小的书。哈里斯说：“《五号屠场》是带有文学‘事件’色彩的作品，在权威性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得到了发表于头版位置的评论，并且迅速地跻身于《时代》周刊的畅销书的行列。”[3] 这当然与1969年强烈反战的社会情绪有关（“那一年抗议的中心是停战”。[4]）。继之有了在学生中的“冯尼格热”， 有了挑剔的批评家的注目，有了在发表3年后的1972年被搬上银幕的幸事， 有了作为优秀影片长达10余年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一家专门影院定期上映殊荣。事实上，冯尼格对他这一思想与艺术之子也是极宠爱的。他在其自传性文集《棕树主日》中不无得意地为它打了个“A+”的分数。[5]对改编拍成的电影，他也颔首满意。[6]我们再把背景转移一下：置《五号屠场》于60 年代以至此后的黑色幽默小说之中，人们大概也会理所当然地承认，它同样是一部十分出色的杰作。我们作一番观察之后就会发现，在冯尼格迄今为止为数众多的小说创作中，真正典型且极为成功的黑色幽默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甚至从效应上看——仍是独成翘楚的《五号屠场》。
很清楚，《五号屠场》在冯尼格创作中，在60年代至今的黑色幽默小说中，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它都是一部富于思想又精于艺术的非凡杰作。因此，对《五号屠场》作一具体深入的分析无疑具有了既必要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这部小说，并通过把握这部小说去进一步考察冯尼格整体意义上的创作，必将更走近、走进冯尼格，也更可借此一斑而窥黑色幽默小说甚至美国当代小说的全貌。
一、战争、反战与和平主义
我们首先面临着主题把握。这也许是用一种传统的思路去把握一部“反传统”的小说。但“以主题来进行的小说讨论，其目的不是搞分类，而是集中注意力的一种方法。”[7]
冯尼格在1966年10月接受布朗大学教授罗伯特·肖尔斯的采访时说：“……我写文章总是得有个借题发挥的因头。”[8]那么， 《五号屠场》的“因头”是什么？是德累斯顿，是德累斯顿1945年2月13 日夜的大轰炸，是冯尼格作为一名战俘在这场毁灭性轰炸中的生死体验。“我那时在那儿”[9]， 《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冯尼格说，“这是欧洲历史上头等人为的灾难。这是欧洲史上最大的屠杀。”[10]这使冯尼格对之有了“德累斯顿情绪”一般的深刻印象。1966年10月——采访的时间——冯尼格正在写这场20多年前的噩梦。“我现在正在写我的经验。这是我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一想起来就很难受。你知道，这些庞大的集中营里尽是尸首，接着整个城市尽是尸首……。”[11]写作无疑是再次撕破已结疤痕的疮口的痛苦过程。冯尼格一边焚膏继晷地写作，一边情动由衷地感慨说：“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P.2）冯尼格在这部融入了生命体验的作品中写什么？这是十分清楚的：战争是《五号屠场》的主题；并且这也是冯尼格所有创作中正面、集中写战争主题的小说。
把握了主题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获得了以窥堂奥的门径。我们要走进去探究的是冯尼格在写作战争主题时所表现的思想，而这一思想由于其多层面的意义故而在具体展示时并不像已有的论说所示的那样单纯。
首先的，也正如几乎所有的论者都已注意到一样，反战，是《五号屠场》最为鲜明，突出的倾向。
反战，在冯尼格是一种完全自觉的行为。他对肖尔斯说：“由于看到了那个城市的遭劫，同时又知道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能够想到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做那件办不到的事，那就是做个反战主义者，我觉得在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我有义务，你知道，觉得这是我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仗了。”[12]正是这种根基于他的生死体验的自觉使这种反战思想在小说中表现得颇为成功。
冯尼格视战争为人类的“屠场”，他宣示了战争全无理性的荒谬、极富破坏的残酷与反人性的强暴。如果把看似松散的小说情节梳理一下，便会发现正面涉及战争的有三种画面——战争场面、战后废墟、战俘生活——及活动于其中的双方军队。
对比起来，战争场面的述写并不很多。它用极少的游戏笔墨写了十分滑稽的“扫荡”（冯尼格有些刻毒地把它谑称为“人们在性交以后所进行的既舒坦又稍带倦意的调情。”（P.48）。他同样用有限的笔墨写了德累斯顿的轰炸（冯尼格把重心放在战后废墟的场景上）：在防空洞里姑娘们正在被活活炸死；到处“是一片火海。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啦。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P.164）冯尼格又假那位年龄最大、身体最棒、个头最高、活得最可怜、死得最窝囊的美国士兵埃德加·德比之口，以黑色幽默的语调，叙述了在倾盆大雨般地大炮轰击中的感受：“德比描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造气候，这里地球上的一些人为了不使地球上的另外一些人再住在地球上而创造出来的。他说，炮弹在树梢上像巨雷似的轰隆隆地爆炸。扔下了如雨般的钢刀、针尖和刀片。当炮弹爆炸时，镀铜的小块铅片在树林里交叉飞舞，飕飕地飞过天空，闪电般的速度超过音速。”（P.99）除去这些，我们基本上再看不到传统的战争小说或涉及战争的小说（如《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战争与和平》、《丧钟为谁而鸣》、《静静的顿河》、《战争风云》以及描写滑铁卢之战十分精彩的《悲惨世界》等等）中经常出现的炮火连天的场面。
较之战争场面，战后废墟的述写则显得笔墨颇多，尤其是有资格进入世界战争轰炸史的德累斯顿大火的部分。冯尼格显然是有所用心的。为了使战争的荒谬、残酷与强暴纤毫毕现，他一反常态的描写而不是叙述了和平环境中的德累斯顿：这是美国人“生平所见的最可爱的城市”（P.138），城市的建筑物十分迷人， 快乐的爱神们在一扇扇窗户之上纺织花环，淘气的牧神和裸体的仙女从雕花飞檐上对人们深情凝视，石猴在雕有漩涡花饰的石洞和贝壳与竹丝间跳跃；城市的天空变幻莫测，妖娆多姿，富有魅力而又荒诞离奇，像一幅主日学校的天国画；在落日的余辉中，城市一派田园风光模样。而且，它“是一座开放城市。它不设防，没有军事意义，也没有集中多少军队。”（P.135—136）简言之，在军事上它没有轰炸的价值，何况战争的胜负已十分明朗。然而它还是在无理性的、残酷的、强暴的战争之神的肆虐中成为废墟：14小时之内，在铺矢盖地的炮火中，一座千年历史名城消失了；135,000 条生命如投入炉火中的一撮火药，“噗”地一声消失了；天空被浓烟熏黑，太阳如发怒的小针头，高楼全匍匐在地，木头已化为灰烬，到处躺着小段木料似的尸体，石头滚烫，杳无人迹，“就好像在月亮上一样”。（P.165）令人发指的是空中仍有飞机在寻找活人扫射，“城里的每个人， 不论是谁，应当都死了。如果城里还有谁在走动，那就是说明轰炸计划仍然有漏洞。月球人是根本不存在的。”（P.166）轰炸的目的就是使德累斯顿成为无生命存在的“月球”。冯尼格似乎不必再讲更多的话或写更多的字，对可诅咒的战争的全部否定已尽在其中。
然而，冯尼格要让人们与他产生同样深刻的印象。他用更多的笔墨去写战俘生活。他写他们的衣衬褴褛、啼饥号寒、命在旦夕的惨状以及全无为人之丝毫尊严的狼狈。我们很难忘记皮尔格里姆从被俘到装上战俘列车到战俘营的一系列遭遇。他的“军大衣”，他的一身滑稽服装以及他的可怜相，令人忍俊不禁又颇有凄凉感。在战争这架疯狂的机器里，任何个人都是要遭受身心彻底的蹂躏摧残并丧失其全部的价值而化为齑粉的。且看如下关于战俘列车的一节描写：
……对在火车外面走来走去的士兵来说，每节车厢都是单个儿的有机休。它通过它的通气孔进行吃、喝和排泄。它也通过通气孔说话或喊叫。饮水、黑面包、香肠和干酪，从这儿进去，尿、屎以及语言又从这儿出来。（P.65）
车厢里的人轮换着站立或躺下，那些站着的人，他们的腿好似栅栏的桩子插入温暖、蠕动、放屁和叹息的大地里。这奇特的大地是由像汤匙一样倚在一起睡觉的人体镶嵌而成的。（P.65）
这从艺术上看是典型的黑色幽默笔法的段落，从内容看则写尽了战俘的惨状与狼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汤匙一样倚在一起”这一意象。它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分别见P.65、133、137）。它成了在战争中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漂泊者”（pilgrirn）的无依无靠又相依相赖的象征。令人不能忘怀的是战俘队伍中那位40岁的可怜的流浪汉死去之后尸横草丛的图景：“他以胎儿卧在娘胎里的姿势，像一只汤匙似的弓着身子，甚至在死亡里也想同其它人偎依在一起哩。”（P.137）还有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战俘们使用的闪耀着乳白色光泽的蜡烛和肥皂是“用犹太人、吉卜赛人、漂亮姑娘、共产党人以及这个国家的其它敌人身上的脂肪制成的。”（P.89）这就是冯尼格体验到的战争。
在上述三个画面中，冯尼格让敌对的德国人与属于盟军的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演了一出活报剧。他们之间没有交手战。仅有的遭遇性描写只是滑稽的“扫荡”中的几声枪击。冯尼格的用心在于表现这些相互为敌的人物。小说中关于人物的一段自白引起了颇多关注。[13]冯尼格称“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冲突，因为书里大多数人都病弱不堪，都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得无精打彩的玩物”，（P.150）那所谓“巨大的力量”便包含有战争之神的淫威。面对它的肆虐，任何人皆无可奈何，皆成其股上玩物。这些人物被美国学者哈里斯先生称为“二维人物”（two-dimensional characters）。[14]除了其它的含意外，它意味着冯尼格的人物的漫画性质与无所变化。[15]漫画必会夸张，夸张乃为强调。冯尼格要强调什么？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只对出现在本书中的30多个人物中笔墨更多的几个人物稍加把握，就会发现这些人物所显示的、所象征的或所表明的关于反战的思想要远甚于上述三个画面的容量（这并不意味其余的人物不重要或无意义，只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无法一一涉及，就是涉及的也只能是点评而已）。皮尔格里姆，上文已多次提及的这个人物自不待言，因为战争强施于人的苦难与侮辱，他有幸承受太多，即使在战后余生中他仍随着因惊惧而有的“战争后遗症”（他一听见警报器就魂不附体，就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德比，那位可怜可悲的中学教员，44岁的老兵，是笔墨仅次于皮尔格里姆的“英雄”。滑稽的是他“拉了政治关系”（P.77）才当上兵。他对勋章颇是多情，一心想弄个连长干干。 想不到却成了战俘。 他能从使135,000人死亡的大动难中逃生， 却不能从美军“严明的法纪”中活命（他因为在战场上“偷”了一把壶而被军法处死）。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呵！这是个被战争的蛊惑性宣传弄昏了头、全无现实的战争的另一类牺牲品；罗兰·韦锐，这是个令人过目不忘的恐怖角色。他迷狂于战争，对凶杀与酷刑兴趣浓烈，幼想“荣誉”，又恐惧死亡，既与战争之恶融成一体，又因恐惧战争而以幼觉自欺（他紧裹着的围巾可以说是所有被绑上战车的士兵自欺的象征。（P.38）。瞧瞧他发明的酷刑：“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蚁冢上，知道吗？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螫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P34—35）这匪夷所思的恐怖发明令人想起卡夫卡《在流放地》中那位对杀人机器爱如生子一样的军官。人类在杀人艺术中真是殚智竭虑，战争恰恰给予了这种艺术以充分展现的最佳时机。冯尼格以这个被战争武装并被战争毁灭了灵魂的狂人昭示了战争的荒谬、无理、虚妄、罪恶与欺骗；还可以提出构成人类战争机器的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在战后废墟中从死人身上扒得一夸脱金银珠宝、用残忍的手段虐杀了一只狗之后，如同炫耀艺术杰作一样洋洋得意、一身恶疮又体重不足一只小鸡份量的偷儿保罗·拉扎罗等等。无论是被战争吓坏了的皮尔格里姆，还是被荒唐的军纪枪杀了的德比，或者附着在战争这架机器上作恶的韦锐和拉扎罗，这些人物都在客观上使战争的丑恶、荒谬、残酷曝光，传达了冯尼格强烈而鲜明的反战情绪。
可是在继续深入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冯尼格似乎对战争在道德判断上态度暖昧。迪克斯坦先生注意到这一点：“《五号屠场》中只描写盟军对德累斯顿颇为可疑的轰炸，而不去写纳粹的罪行……。”[16]这一看法在一定意义上对冯尼格是欠公正的。冯尼格对纳粹的罪行是有揭露的。如小说中关于集中营部分的若干描述。从另一方面讲，冯尼格是从一个和平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他的立足点是反对一切战争。这有相对的局限，但自有绝对的深刻。 这里实质上牵涉到冯尼格的视角（viewpoint）问题：他是要讨论人类与战争的关系。逻辑地，就出现了作品中这种似乎暖昧不明的述写。作为小说的副题——儿童十字军——在第五章点破了：那位英国上校说：“……我们一直以为战争是由象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打的。我们忘记了战争是由孩子们打的。当我看到那些刚刮过胡子的面孔时，我在吃一惊。‘这是儿童十字军呀。’”（P.99）英国上校说的是美国士兵。然而冯尼格笔下的德国士兵呢？参与扫荡的五个德国兵中，“两个是十几岁的少年，两个是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老头——老掉了牙的呆瓜。”（P.48）而其中的一位十五岁的少年“是个白面金发蓝眼睛的天使”，“这男孩像夏娃一样俊美”。（P.49）这岂不是另一支儿童十字军？当美国战俘进入德累斯顿，监禁他们的德国士兵又是怎般模样？“八个德累斯顿人……身着新军装，昨天他们才宣誓参军的。他们中间有的是孩子，有的已年过中年，还有两个是在俄国身负重伤的退伍军人。……这个德国兵班里有一老一少，是祖孙俩，爷爷是个建筑师”。（P.138—139这不由让人想到同是建筑师的冯尼格的祖父与父亲）显然，冯尼格同情为战争所苦所累所伤所杀的一切人，无论其种族、肤色、国别或阶级。冯尼格说皮尔格里姆与监管他的那位十几岁的德国士兵“是远房堂兄弟”（P.146）。 他自白说：“战争期间我们是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P.14）一切为战争所惑而不识其庐山面目的参战者无论其年轮为几，在实质上都是“儿童十字军”。所有参战者都是象受骗的儿童一样的受害者。不要上当、不再受骗，拒绝一切战争，反对一切战争，这就是和平主义者的冯尼格告诉我们的话。他的暖昧是一种清醒的自觉。所以他才引用美国空军中将伊克和英国空军上将桑德比爵士关于德累斯顿意见相佐的论述（P.171—173）。此时已47岁的冯尼格决不天真（否则他不会是悲观主义者）——“我认为在地球上阻止战争的想法也是愚蠢的。”（P.109）这是皮尔格里姆的话，也是冯尼格的话。这意味着他明白自己的自作多情——但他还是反战，因为他爱人类。因为他还是想“建设一个好一些的世界”，[17]虽然事实上对这一目标他也仍是悲观的。
二、嘲讽、自嘲与荒诞
嘲讽与自嘲是战后、尤是60年代美国小说的一种特色。这自然与小说家们对时代、社会、世界以至一切持否定态度的极端主义相系，也与面对“系统”时的个体力量的孱弱性认识有关。这一特色在《五号屠场》中显示时，既与战争的主题有涉，又似与战争的主题游移。这种似乎的游移不是消极的；它反把冯尼格的批判复盖面从反战始而大大拓宽，及于美国社会诸多方面，它把冯尼格的思考加深，借助于象征，从形而下的经验的具象世界进入形而上的超验抽象世界。因之，从正面触及的战争主题在其发展演示中便产生了新的层面的意义。
冯尼格嘲讽了美国社会、已身亦在其中的美国人（这便有了自嘲的意义），嘲弄了“美国梦”。
60年代的黑人运动如火如荼。冯尼格在第3 章中含蓄而又明确地以记录性质的文字提及并指责了1967年美国政府对它的镇压：“路旁镶边石和人行道被压坏了，显然国民警卫队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来过这儿。”（P.54）那位曾是流浪汉的美国士兵的故事也颇有意义，战俘身份与战俘生活的屈辱与痛苦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位40岁的角色却宁愿身为战俘。“从前我可饿得更厉害呢，”这个流浪汉对皮尔格里姆说。”我以前呆过的许多地方比这里糟得多，这儿还不赖。（P.63）他的临终遗言竟是：“你以为这糟吗？这并不赖呀！”（P.73）这令人想到冯尼格的同胞、美国短篇小说的圣手之一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中的那位流浪汉。看来在如“天堂”一般的美国仍有许许多多的美国人日子过得并不妙。然而，生活得富裕的人是否就妙呢？皮尔格里姆的瞬间变富原来是牺牲了自己的感情的一笔商业性交易。“比利两手枕着头睡在瓦伦西亚的身旁。他现在变富了，这是与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与之结婚的女子结婚而得到的报偿。他的岳父给了他一辆崭新的汽车，一套全部电气化的住宅，还使他成了生意最兴隆的公司——埃廉公司的经理，使他每年至少可得三万大洋。这是很不坏的哩，而他父亲只不过是个理发匠罢了。”于是，皮尔格里姆与新娘“沉醉在甜蜜蜜、苦丝丝的神秘气氛之中。”（P.110）比流浪汉，皮尔格里姆虽然多了一身西装、 一口饱饭、一个屋顶、一辆小车和几张绿钞，然而心中“苦丝丝”的滋味在烛影摇红、夜阑人静之时岂不折磨煞人？
冯尼格还调侃了宗教，同时更调侃了美国社会。他写道，福音实际上是这样教育人的：在你杀死某个人时，要绝对有把握他没有富有的亲戚（P.185—186）。在书中多次出现的科幻小说家特劳特关于耶酥的另一则故事里，也取笑了即使善、爱如耶酥，也免不了为政治所利用，充当了屠杀的工具与帮凶（P.185—186）。而在另一则题为《大布告牌》的故事里，则对美国人为证卷交易、新闻、金钱、政治所左右而大出猴相作了嘲讽；实际上已触及人的“异化”这一极严肃的主题。
在讨论冯尼格的嘲讽时，以著作者出现于小说第5章中的坎贝尔， 这位冯尼格在《茫茫黑夜》[18]中的旧友决不可等闲视之。通过他作为一个纳粹高级喉舌的身份，对美国社会，尤其是蛊惑人心的“美国梦”进行了深刻、尖锐的嘲讽。坎贝尔利用广告文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很聪明伶俐的话，你为什么不富？”（P.119）神话般的“美国梦”里，机会在等待着你，只要你勤劳、努力、诚实、正直，你便会发财的；反之，你穷，必是你懒，你不正直，不诚实，否则，美国何以为美国？这闪耀着令人眩目的光环的梦沉醉着也麻醉着美国人。冯尼格在破坏它。在《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中他嘲讽了它，在《五号屠场》中他又让坎贝尔紧紧抓住了它：
……美国人相信许多显然是不真实的东西。最富有破坏性的谎话是：任何美国人很容易赚钱，实际上他们不能看清金钱来之不易的道理。因此，没有钱的人一个劲地责怪自己。这种内心谴责正迎合了有钱有势的人的需要。因此美国有钱有势的人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比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如拿破仑时代的统治阶级）为穷人做的事都要少得多。怪事在美国层出不穷。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没有先例的一件怪事是一大群不体面的穷人……（P.120）
特劳特这个人物在本书中是很特殊的。他具有多重功能（本文不拟一一展开）。其中之一是冯尼格假其身嘲讽或自嘲。上文已指出的两个故事即是特劳特嘲讽功能的体现。
冯尼格如《哈姆莱特》的“戏中戏”似的，让特劳特成了“小说中的故事”的载体频频出现。在特劳特《胆小的奇才》中，他表示了反战倾向，揭露了战争的蛊惑性宣传（P.153—154）；在“摇钱树的故事”中，他述写人们为金钱、债券、钻石发疯、送命，终于成了摇钱树的肥料（P.153）；在《来自星际空间的福音》中， 他嘲讽了宗教与现实（P.101）。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 特劳特自嘲功能的体现（也不时兼有嘲讽的性质）则是他成为冯尼格：作者以自嘲表达的牢骚、不满、窘迫、自白和自辩。
冯尼格从50年代初成为职业作家后的10多年，由于他小说创作的科幻色彩，长期被视为一个普通的科幻小说家而受到批评界、研究界的冷遇，尽管他的读者群在缓慢然而上升式的不断扩大。这种状况连美国的批评家也为他有抱屈之言：“迟至1963年，才仅有两篇研究冯尼格的作品的论文出现，而且其中之一是以意大利语写的。”[19]
冯尼格小说的出版史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种冷遇。冯尼格最早的四部作品——《自动钢琴》（1952）、《泰坦族的海妖》（1959）、《茫茫黑夜》（1961）和《黑窝里的黄莺》（1961）—初始均以廉价的平装本由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直到1963年的《猫的摇篮》，他的小说才第一次以精装本出现。这是冯尼格的长篇小说头版时的第一个精装本。以后，他便渐始受到关注，直到由于《五号屠场》他在文坛地位的确定。但仍有一不无意味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他以前的八本书是由六、七家不同的出版社以各种版本出版的[20]——冯尼格还没有自己的“家”。并不淡泊于名利，也要养家糊口并想活得更滋润些的冯尼格对此番际遇耿耿于怀。他几乎愤愤地说：“当我作为一个以卖文为生的自由作家为《星期六晚邮报》和《柯里尔》双周刊写小说养活自己的时候，我被蔑视！我是说，在有一段时间里，作为一个为通俗杂志写作的作家被视为一桩如同卖淫一般令人厌恶的事情。”[21]也许这些背景性的材料引述得太多了些，但它对于理解小说中如下关于特劳特（即冯尼格）的文字是十分必要的：
……他从来没有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两本书，我（小说人物罗斯瓦特——笔者注）每次通过出版商转信给他，信总是给退了回来，因为出版商无法传递。（P.103）
……他没有把自己视为作家，主要原因是世界从来不让他这么想。（P.155）
……沾满灰尘和苍蝇屎的橱窗里还有毕利的朋友基尔戈·特劳特写的四部平装本小说（着重点为笔者所加。P.184）
在以上三段文字中不难发现冯尼格牢骚满腹。他在取得成功时做不到相逢一笑泯恩仇。假如再注意到在第9 章中对批评家的无知所开的麻辣味的玩笑，我们就不禁会心一笑了。（P.189）。 它让人想到福克纳一句名言：“评论家其实也无非是想写句‘吉劳埃到此一游’而已”。[22]冯尼格同样以戏笔自嘲了自己的窘迫及得意中的忘形：
……特劳特住在埃廉市的一间出租的地下室里，离开毕利可爱的白房子大约两英里，究竟写了多少小说；他本人心中也无数，可能七十五本吧。没有一本小说赚了钱，所以特劳特以发行“埃廉报”糊口，专管报童。靠威吓、奉承和欺骗这些卖报的小孩子过活P（.152）
虽然人们出于愚蠢和无知奉承特劳特，但是他却像吸了大麻似的飘飘然起来。他非常高兴，哇啦哇啦地大声讲话，真大失体统。（P.156）
这大失体统的高潮便是在宴会上狼吞虎咽之后捧腹大笑时，“一粒鲑鱼鱼子从他的嘴里飞了出来，掉进了玛吉（他的一个女崇拜者——笔者注）的裤裆里。”（P.158）这种自贱式的自嘲性述写有冯尼格终于成功的快乐，也有冯尼格隐忍难言的酸辛。
“我想特劳特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我的上帝，他一直写地球上的人，而且全是美国人。”（P.103）小说中人罗斯瓦特说。它表明， 冯尼格直接的嘲讽对象是美国的现实，然而他又写“地球上的人。”这样，我们还必须把冯尼格普遍的嘲讽与不回避的自嘲前推一步：冯尼格不仅否定美国的现实，而且否定世界、否定人类。换一种说法，它借助象征，以美国与战争的现实，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表现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类的困境。
把世界的荒诞的图景设置于战争环境（以使其极端化），这是黑色幽默作家的习用手段（如海勒的《第二十二军规》、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等）。《五号屠场》自然地把它的战争主题与世界荒诞和人类困境的思想相融。
战争世界是无序的、混乱的、荒谬的。作为本书中心事件的德累斯顿大轰炸、本书涉及的1945年3月9日的东京大轰炸、扔在广岛上的原子弹、“在越南的军事科学所酿成的”日益迭加的尸体莫不如此（P.19），很难为这些大规模的屠杀找到令人类诚服的解释。不仅于此，当一批批“儿童十字军”被送上战场、当人类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屠夫的武器又转而极有效地杀戳人自身、当一个人仅仅因一把茶壶或因和一个德国女人生发性关系（P.144）而被“严明的法纪”与“神圣的道德”处以极刑、当美丽的城市与和平的乡村在炮火中化为乌有、当狼狈的俘虏队伍从人类注视的目光中蹒跚走过、当女学生在水塔中被活活煮死时，任何理性的解释与辩护都显得苍白无力。相反，“荒诞”，却一词破的。
世界的荒诞并不只存在战争的述写中。作品中通过美国映现出的社会的混乱、人们或为金钱或为官爵或为政治或为荣誉或为天知道什么东西的奔忙、纠斗、仇视、厮杀，莫不为这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世界增添荒诞的色彩与证明。
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人是无力、孤独的。主人公皮尔格里姆在此意义上也自然成为一个象征。pilgrim，是朝圣者（他到541号大众星上去朝圣，也的确得到了悲观又自欺的圣训），是旅人（他在自由的空中来去匆匆），也是漂泊者。如前所述，这位“二维人物”具有傀儡的性质。一方面他是”受作者道德目的操纵的漫画式的傀儡“（他用它传达自己思想的各种信息）[23]，另一方面，他又是荒诞世界的傀儡。他无所作为，只能任由他力在浩渺之宇宙中如落叶浮萍飘乎来去。从初始亮相到终于退场，我们只能看到他一次又一次被动的经历，从未见到他哪怕是昙花一现式的主动的作为。冯尼格称他的人物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得无精打彩的玩物。”（P.150）。 所谓巨大的力量在根本的意义上即是以战争环境体现并象征的包括人类在内所构成的荒诞世界。不无讽刺的是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体的人同时又成为它的“玩物”。他（one）在这个世界中是无力而孤独的。这种无力孤独既反映在人们“像汤匙一样挤在一起”的意象中，又反映在皮尔格里姆在战俘列车上被所有的他人厌恶排挤而只好“站着睡，或者干脆不睡”的场景里（P.72—73）。无力与孤独寓含了冯尼格对传统的小说中关于（英雄）的神话的苦笑与否定。
在表现人的无力、孤独的同时，冯尼格还以541 号大众星人之口否定了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而它们却正是人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宝物。
当皮尔格里姆被飞碟劫持到541号大众星后， 提出：“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的问题时，541号大众星人的回答是宿命的， 非理性主义的：“……这是一个十足的地球人的问题。为什么是你？也可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问个为什么，因为此刻就是此刻。你见过虫子掉进了琥珀里了吗？”。“……此刻我们也陷入了琥珀里，说不上为什么。”（P.70）在回答皮尔格里姆又一个类似的问题时，541 号大众星人放肆地嘲笑了地球人：“地球人是伟大的解释者，解释这一事件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说明如何使其它的重大事件发生或避免发生。我是541号大众星的居民， 看时间的长河如同看你们连绵的落矶山脉一样，一下子尽收眼帘，从始至终。它永不改变，它不需发出警告也无需解释，它只不过是时间。如果你一会接一会地看时间的话，你将会发现我们大家都如同我所说过的——琥珀里的虫子。”皮尔格里姆这个地球上的人又提出了“自由意志”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我访问了宇宙里住有生物的三十一个星球，研究了有关另外一百多个星球的报告，只有在地球上才侈谈什么自由意志。”（P.79）冯尼格的用意十分清楚：地球人自以为事物皆有因果，一切可以解释，也可解释一切，其实在一个本无意义、混乱、荒诞的世界里，人的存在是极为被动的。所谓“理性”不过是人类的自作多情，而“自由意志”更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在一个如是的世界里，人，能做点什么？无所作为。这里隐含着冯尼格对世界可知、事物有序的根本怀疑与否定。
冯尼格让人不乐观。
三、悲观、屈从与悲观主义
悲观，这是中外论者论及冯尼格的小说创作时几乎都必然面对也均有一定见解的问题，较之他《猫的摇蓝》、《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等作品，《五号屠场》的悲观更甚。它已成为弥漫整个作品的阴云，几乎不曾透出一缕亮光。
冯尼格对人与世界失望。当我们听到皮尔格里姆在541 号大众星上俯视他的家园与家人——地球与地球人——时所说的话，我们其实听到的是冯尼格悲观的声音：“你们知道，我原来居住在的那个星球开天辟地以来就进行着愚蠢的杀戮，我亲眼目睹过被我的同胞在小塔里活活煮死的那些女学生的尸体……”，“我在俘虏营里，晚上用来照明的蜡烛就是用人体的脂肪造成的，而屠杀这些人的人则是那些被煮死的女学生的父兄。地球上的居民想必是宇宙的恐怖分子。如果说其它星球没有受到来自地球的威胁，那么他们不久就会受到威胁了。”（P.108）冯尼格对他的家人与家园丧失了信任感。在他看来，“那种为了达到人类所不理解的某些目的而利用人类的阴谋到处都有。”[24]而541 号大众星人关于宇宙将会毁灭的回答就更让人悲哀。小说的结尾极为凄冷：“树木在抽芽。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任何来往的车辆。只有一辆被丢弃了两匹马拉着的运货马车，车是绿色的，样子像棺材。”（P.195）我们不敢说这是冯尼格画出的人类末日景象，但我们不由如是想。
这部小说充满了死亡，以至有人称它“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25]。“由于战争，几乎无穷尽的不同方式的恣情任性的屠杀， 人们与死亡狭路相逢，最终，死神无处不在且无法规避。”[26]有一个极其普通的句子——So it goes（它读来确是不怒如地、不动如天）——由于它极不寻常的重复——在仅仅有186页（原版）的小说中， 它重复了整整100次——而变得深含禅机。极有戏剧性的是它的最后一次即第100次出现正是小说的结尾，也是冯尼格认为的“全书的高潮”（P.5）——处死可怜的德比——哪怕有趣的“100 ”和“高潮”和“结尾”仅仅是一种难得的偶合，也可说真是全中之全、功德圆满了。在这个“就这么回事”（据语境看，似乎译“就那么回事”更传神些）的短句中，以漠然的语调反映出的是冯尼格面对荒诞世界与人类生存困境无可奈何的悲哀。不管战友死了，敌人死了，父亲死了，母亲死了，老婆死了，肯尼迪死了，马丁·路德·金死了，虱子跳蚤狗死了，有人自杀了，飞机失事了，汽水走气了，城市变成月球了，13万5 千人化成一股浓烟腾空仙逝了。全是气定神闲的平静一语：就这么回事！似乎在冯尼格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又能是怎么回事？他对自己说：“‘嘿，冯尼格下士，你当乐观主义者错啦，也许当悲观主义者才对’”。他夫子自道：“我从此以后一直是悲观主义者，很少例外。”[27]尽管他不相信这个世界的逻辑，但他的悲观却是逻辑的。一个悲观主义者当然是无所作为的。于是，皮尔格里姆就有了铭记在心的祈祷文：“上帝赐我以从容沉着，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以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物；以智慧，常能辨别真伪。”（它还成为电影明星蒙塔娜·怀尔德赫克总是挂在胸前的心形金属小盒上的铭文（P.190—191）从这一段祷文看，人似乎还是可以有所为的。但冯尼格回马枪般以紧随其后的文字悲观而幽默的嘲笑了它：“毕利·皮尔格里姆不能改变的事物中还包含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P.56）就那么回事！你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均无所作为。深谙了此中真谛的皮尔格里姆就能面对13万5 千人的死亡大惨剧保持平静：“一切都很好，大家都不得不做他们应做的事嘛，这是我从541号大众星上学的来道理。”（P.182）这确是极爽快的开释， 然而也是极无奈的供认。
无奈的悲观必导致悲观的屈从。对荒诞世界持此种态度的小说有论者称之为“服从小说”。[28]。自然，它并非面对荒诞世界与生存环境的唯一选择，但在《五号屠场》中的冯尼格看来却是唯一的。皮尔格里姆到541 号大众星上朝圣获得的圣训就是：“不去理会糟糕透顶的日子，专注于美好的时光。”（P.109）换言之，对荒诞与困境视而不见， 正如韦锐从包紧了下巴的围巾暖意中获得安全感一样（“他裹着这条围巾感到很舒服，以致可以自己欺骗自己说，他已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安然回家里……”P.38），人类要从佯装不见的自欺中，从出于精神平衡的需要自己制造的幻觉中，从不问意义的麻木中，获得“幸福”。于是特劳特便出现了：需要他们制造幻觉——“他们想重新创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科幻小说帮了大忙。”（P.94）于是精神病医生出现了，“这些人应该提供许多美妙的新谎言，否则人们简直不想活啦。”（P.94）于是有了541号大众星， 有了这人类可能逃逸的也许会是“和平生活”的另一家园。那里是“最终的撤退（之处），是空虚之苦的终结”[29]。于是有了注射吗啡之后安然沉睡的皮尔格里姆。不无矛盾的是，冯尼格一边述写着屈从的与以幻觉、麻木、自欺屈从的途径，一边又同时在破坏这幻觉。英国上校在看到注射吗啡后不省人事的皮尔格里姆后，忍不住心生羡慕之情：”多好啊——什么也不知道，但又不失为活人。“（P.98）上校与皮尔格里姆的两种处境——有知觉的实在痛苦与无知觉的虚幻“幸福”——表现了冯尼格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作为一个活着并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他必须自欺又不能自欺。作为一个清醒的洞察世情人生的智者，他不能自欺又必须自欺。所以在他肯定科幻小说与精神病医生帮了人类的大忙的同时，又明确地称其为“谎言”。冯尼格也许是在苦笑着嘲讽自己，但无疑是悲天悯人地嘲笑人类。他在写作《五号屠场》的过程中曾自白：“我的一生实际上是个退避者的一生。我一生中不断地退避，退避。退避。”[30]退避意味着安常处顺的承受与屈从。这种个人的人生态度在《五号屠场》（以至小说创作）中已上升为冯尼格面对荒诞世界与生存困境为人类作出的悲观主义的哲学选择。尽管这种悲观主义远不如大洋彼岸的荒诞派剧作家们那样纯粹。它的消极作用不能回避的，它首先伤害的甚至是小说自身：积极的反战倾向由于这种悲观与屈从的态度而被大大淡化了。战争的阴云加之悲观的浓雾使小说更是彤云密布。
然而，是否可以将冯尼格悲观、屈从的悲观主义与颇受指责的虚无主义等同呢？换言之，冯尼格的悲观主义应如何评价？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冯尼格以《五号屠场》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对于整个黑色幽默小说具有一般性。它们在整体上或基调上都是悲观的，认为世界不可知、生活无意义、理性不可靠、个体太无力。简言之，现实与世界都令人悲观。但具体分析，似乎又不那么简单。美国学者约瑟芬·韩丁的一段论述颇为精当。他指出：“在冯尼格的小说中，被动、接受、顺从和克制是解决生活所产生的无可奈何感而提出来的办法。”[31]他“描写的许多受苦受难者在同酷刑斗争时采取的方式是根本不去想它，把自己掩埋在池底下、地底下或是宇宙的底层，毕利也是其中之一。在战争中，毕利不反抗……。”[32]他承认包括冯尼格及其《五号屠场》在内的“实验小说”[33]的“异乎寻常及阴暗已经使得某些人指责它是虚无主义的或令人绝望的”，[34]然而他坚持认为他们的小说“饱含了情节、主题、再现的情感、对疑难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探索”[35]。他退一步辩解说，“即使是虚无主义，也有存在的理由，只要它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净化。悲观主义可以作为对令人不快情况的指控来适合一种道德的目的，或者，在抵御不现实的希望时悲观主义能起一种保护作用。对于漫不经心的读者来说应该否定的东西在进一步研读作品后也许发现它们正是小家想要博取不寻常效果的部分企图。实验小说的确是没有考虑到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许多欢乐与高雅……实验小说夸大疑难问题，将它戏剧化，对它进行探索……。”[36]这一论述的精到之处在于它从悲观中看出了信念，从虚无中发现了存在。并且他准确地指出这些小说家——自然包括冯尼格——在极而言之，亦即：以极端的环境与情景来强调世界的荒诞与生存的困境。“将它戏剧化，对它进行探索。”有些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迪克斯坦似乎在补充证明的瑟芬·韩丁，他说：“冯尼格……发觉生活只有在得到较为极端和疯狂的表现时才更为真实。”[37]他们的论述完全适合于冯尼格与他的《五号屠场》。冯尼格是悲观的。面对荒诞世界与人类生存环境，冯尼格的态度是退避，屈从的。但几乎就在他悲观与屈从的同时，他悲观与屈从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抗议：世界太是荒诞，荒诞得令人不抱希望恰恰强调了荒诞的严重性；人类的生存环境如是严重，严重得使人已于死漠然恰恰强调了困境的极端性。强烈的刺激才能把已习惯于荒诞世界与生存环境中的人们惊醒。彻底的悲观与虚无是不抗议的，如加谬的“局外人”莫尔索。凡抗议者乃心存希望，如《五号屠场》中的冯尼格。尽管他的抗议是以一种悲观的喜剧和滑稽的悲剧进行的。他抗议战争，抗议不堪容忍的现实、抗议荒诞的世界、抗议人类的生存困境。在他发出这些抗议的时候就同步地表达了于人类的爱心，于世界的温情，于人性的召唤，于人道的呼吁，于未来的希望。有论者说：“冯尼格的屈从反映了他对人类进行的思想的否定与他对无论是社会的改良还是个人的向善均缺乏信任。”[38]我们不能说如是认识是不对的，但却更乐于强调：在说到冯尼格的悲观时同时不应忘记的是他的乐观，在说到他的乐观时更应该记住的是他的悲观。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冯尼格是悲观主义的，更不敢幼稚地说他是乐观主义的。这似乎有点似非而是或似是而非。这大约是我们长进了的缘故。因为恩格斯曾提醒我们：“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39]
是否可以说：冯尼格亦此亦彼呢？
本文来稿日期：1995年8月24日
注释：
[1][16][23][27]《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扉页、P.107、97、110。
[2] 转引自《反映当代美国社会的一面哈哈镜——试译冯尼古特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张子肖，《外国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84年，P.360.
[3][14][15][19][21][25]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s of TheAbsurd,Charles B.Harris,College & University Press.PublishersNew Haven,Conn.1971,P.52、preface、72—73、52、53、69.
[4]《光荣与梦想》（第四册），（美）威廉·曼彻斯特， 商务印书馆，1980年10月，北京，P.1647.
[5]《冯尼格发表新作〈棕树主日〉》，《外国文学报道》，1981年5期，P.76.
[6]《美国作家与作品》，董鼎山，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8年8月，P.186—187.
[7][28][29][31][32][34][35][36]《美国当代文学》，[美]丹尼尔·霍地夫曼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北京，P.333、354、 356、332—333、332、333.
[8][10][11][12][17][30]《冯纳格特访问记》， [美]罗伯特·霍夫曼主编，中国《囚鸟》中译本附录，漓江出版社，桂林，1986年8月，P.303、306、317、317、314、301.
[9]《五号屠场》，云彩 紫芹译，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5年8月，P.187.以下凡小说引文皆出此书，仅注明页码，不再重注，人物译名亦从此书。
[13]查尔斯·B·哈里斯在其《美国当代荒诞派小说家》中论述、 引用了此一节；中国学者钱青论及美国60年代小说时亦引用之，见《世界文学》，1987年2期，P.181.
[18]有译《黑夜母亲》、《夜母亲》、《夜妈妈》者，此处用艾莹中译本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
[20]它们分别是斯克里勃纳书店、戴尔书店、法西特书让、霍夫顿—密夫林书店、霍尔持—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德拉科特出版社会等。
[22]《福克纳评论集》，李文俊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5月，北京，P.270.
[24]《美国小说的新道路》，[法]安德列·勒活，《外国文艺思潮》[1]，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西安，P.198.
[26]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Edited byFrederik Ungar and lina Mainiero,Volume 4,FrederikUngar PublishingCo.New York,1976,P.47.
[27]《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陈焘宇、何永康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P.586.
[33]是论者对二战后美国的新小说的一种称谓；又有称后现代派小说者。
[38]Two Different Responses to an Absurd World,Tu Ganhe,《夏门大学学报》，1991年1期，P.112.
[39]转引自《共鸣与共同美感》，丁枫，《美育》，1983年2期，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