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讨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之路论文,两国论文,中韩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07-0062-07
基督教对近代中韩人思想观念所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藉此一端，探寻宗教的力量，亦即宗教对某个国家或某个文明在某一时段对社会发展进程所起的作用。在我们看来，宗教的作用有时是彰而不隐的，一种短暂的、突显的力量；但更多地则表现为隐而不彰的，一种持久的、潜在的精神上的力量。
拙文摭拾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例，就宗教对心灵重塑略说己见，稚拙与不当之处，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教正。
一
我们的讨论且从26年前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中所说及的宗教的作用谈起。
众所周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信奉基督教，而日本文化名人池田大作崇尚佛教，两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都确信宗教是人类生活的源泉。两人在谈及宗教的作用及其与文明的关系时，汤因比发表了一些为后人所瞩目的高论：
汤因比认为，建设文明的条件是生产的剩余，也就是说，人们要能够生产出超过生活最低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唯其如此，才使得那些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能够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当然有赖于广大群众的协作，而使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精神上的纽带，正是共同的宗教信仰；汤因比进而指出，各种文明形态，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各种文明的产生及其得以延续下来的生机的源泉，也在于宗教；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其结论就是“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注：以上汤因比的言论，均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三篇第二章第361—369页。）
在这里，汤因比高度评估了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宗教的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只要稍稍检察一下世界文明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发觉汤氏之论，并非虚妄。
本文主要论及基督教。众所周知，基督教起源于公元一世纪前后的西亚巴勒斯坦地区，从其诞生之初，基督徒就笃信其教派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便把它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向四方传播，为此更有众多舍命殉道的动人事迹。在欧洲，基督教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支配欧洲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在中古欧洲居于“万流归宗”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注：参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与佛教、伊斯兰教同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亦诞生于狭隘的、地方性的、相互闭塞的农本经济的时代，但与前两者相比，基督教在其产生之后便以迅猛之势越出了地区与民族的限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其影响与威力可能是佛教与伊斯兰教所难以企及的。这是为什么？除了基督教发展及传道事业过程中的政治与经济等因素外，看来还得从基督教的自身，从基督教的教义、宗教信仰及其所体现的宗教力量中来寻找。笔者曾就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的一个显著区别，即基督教自身所蕴含的自我革新的传统及变化不息的精神这一角度谈论过这一问题，（注：参见张广智：《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从基督教对人的心灵重塑所起的作用，稍作补充。
基督教对人类精神领域的重铸，首先在于它所宣扬的宇宙观，上帝创世，上帝的意志显现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这是基督教所揭示的宇宙构架的最基本点，而人只不过是执行或依循上帝旨意的一种工具而已。公元五世纪时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曾用这样的语言称颂过上帝：“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注：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这段话道出了基督教的“上帝观”，说出了一种对人以外的力量或是一种宇宙原则的体认。
此外，基督教在揭示宇宙构造的同时，还要给人类的行动指出方向。如果宗教没有这种作用，并丝毫不涉及每个人所接触到的“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换言之，不关注人类心灵的重建，不关注“重生其精神生命”，（注：语见彭彼得：《基督教思想史》，转见刘小枫主编：《道与言》，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8页。）并从思想上最大限度地去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求，那么它所显现的力量将是微乎又微的。这里势必说到信仰的力量。事实上，信仰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对人们“重生其精神生命”的巨大力量。怀着这种信念的基督徒，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其他人，并在他们身上为这种笃诚的信仰而满怀着希望，“是在希望一场有利于一切人的革命，是在希望一场解放冤屈的受难者、被忘却者、甚至死者的革命，这种希望不会削弱历史的主动精神和一切人之主体性而进行的斗争；它反而将确保人们的行事准则的可靠性，使他们面临正义者日益深重的苦难，不断反抗占统治地位的非正义状况。”（注：[德]J·B·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3页。）唯其这种希望的存在，这种信仰的存在，才使它构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一种指导人生、战胜人生之旅中的种种困难的内在驱动力，一种经久不息的使这一教派得以世代赓续与繁衍的原动力。这也许是本文所说的“心灵重塑”之题中应有之义。
二
宗教的精神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它在思想上对人们重塑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结合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实践，我们可以明显地察觉到这一点。然而，在近代这两个东亚国家的回应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对此，我们“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3页。）
必须指出，近代以来，中韩两国有其相似的历史大背景：一方面是列强环伺，虎视眈眈，蚕食鲸吞；另一方面是八方风雨，血肉纷飞，惊天动地。尤其两国置身于“东亚文明圈”的共同文化背景，哺育了坚韧不拔、反抗强暴的精神元素，铸就了争取独立、争取自由与富国强兵的民族性格。为了强化与印证这一论述，这里特引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一段揭示甲申农民起义（1894年）原因时的论述，他写道：“门户开放以后，资本主义侵略对农民经济的打击；执政阶层对外国势力的妥协和屈从；因国际纠纷以及制度改革而产生的政府财政困难和农民的负担过重；统治阶层的分裂和不顾农民贫困的无休止的政争；农村知识分子经济的破落和他们的政治意识、领导能力的提高；由于外国势力的侵略，农民阶层危机意识的增强以及他们的政治、社会意识的提高；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阶层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的涌进和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掠夺而产生的破落以及他们与农民阶层产生的联系等等。”（注：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关于韩国近代史的断限，姜万吉的说法是：把门户开放以前朝鲜王朝后期和从门户开放到韩日“合邦”，称之为“韩国近代史”。但学界对韩国近代史的上限仍有不同的说法：1、有论者主张韩国近代史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实学产生的18世纪；2、有论者主张始于反抗法、 美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大举入侵的19世纪60—70年代；3、有论者主张始于门户开放、 缔结江华岛条约的1876年，等等。）姜氏所分析的这七点，不仅可以揭示韩国甲申农民起义的近因，也可由此观照19世纪末韩国所处的那种内乱与外患相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时代特征，我们并可藉此比照与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相类似的历史变迁。
但是，在这种大体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却可窥见基督教在这两国所演绎出来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历史文化的不同场景。对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论述。
第一，基督教有助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对此，我们的分析且从“飘荡的心灵”（homeless mind）生发开去。
“飘荡的心灵”是西方社会学家勃格等人的用词，（注：转见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原是指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产生的那种难以安身立命、 无所依属的“疏离”与“飘荡”感，借用这个词，来描述宗教对人们寻求心灵的安顿与重建所起的作用，我以为也是可以的。
近世以来的中韩两国，社会剧变，世事纷繁，内忧外患，人心惑乱，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转型期正是宗教得以滋生与发展的温床，使得惯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基督教，成了处于苦痛中的人们抚平心灵创伤、寻求精神慰藉的“家园”。不管怎样，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都有发展。在中国，即使在被宗教史家称作“反基”最激烈的19世纪60—90年代末，传教事业也有推进。以信教人数而言，基督教新教从1860年的2000人增至19世纪末的8万人， （注：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天主教从1860年的40万人增至19世纪末的70万人。（注：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在近代韩国，自1784年韩国儒生李承薰自北京带回天主教，创立朝鲜教会后，其教势日趋发展。至19世纪末，朝鲜政府取消了禁压西教令，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前已有教徒7万余人。至于新教（Protestantism），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传教士的努力，其传道事业的成就则远胜前者，至1920年信徒已达20余万人，此时天主教徒才9万人。 （注：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
从近代中韩两国基督教的传道事业来看，虽然我们不能排斥各种非信仰理由而入教的人（“吃教者”），但从总体上看，基于信仰力量的入教者还是占主流，即生活在苦难与不安之中的人们，通过入教，“使他们得到安定和安慰的精神上的满足”。（注：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1910 年韩国基督教史上所发生的“百万人救灵运动”，即为显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传道运动。为了复兴韩国教会，振兴基督教，据称在这次运动中，信徒传道时间达10万日，花去的传道纸100万张，所散发的福音篇章达70万份。（注：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这次百万人的“救灵运动”，虽然未达到大量吸收信徒数量的目标，但对基督教徒的心灵重建却发生巨大的影响，它“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和平，使人们感到基督教会使一切不足感到充实”，（注：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亦如王尔敏所说的基督教所能萌发与蕴含的“思想之启发”的意义。（注：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比较起来，基督教在思想上对韩人的影响，在即将到来的以宗教为后盾进行的爱国运动中得到了更明显的表现。
第二，基督教从思想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作为一种从西土传入东亚的教派，基督教对中韩两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势必会对人们的政治判断、法律态度、道德规范、艺术见解、科学认识、教育方略乃至生活方式、坊间习俗等产生或隐或彰的影响。
以教育而言，基督教的传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韩国，在改新教的传道事业中，其教育一项颇有建树，它所奠建的韩国基督教青年会、韩国基督教女子青年会等组织，它所创办的许多教会学校力破中古教育之陋习，开西洋教学之风气，不啻“给教育事业带来了一场大革命”。（注：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尤其是随着欧美西式教育课程的设置，学科专业分类的精细，应用性专业教育的实施，尤其是女子专门学校的开办等等，（注：如梨花女子大学（Ehwu Woman's University）的设立便为一显例。 该女子大学的创办，完全是为了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文化水平，因而该校在现在韩国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不仅一扫封建教育之陈腐，而且也是从早先的基要主义向社会福音转向的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果。
无独有偶，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教育事业在价值观念上也大大地影响了中国学生，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观念渐入学子心田，于是欧美的价值取向在他们思想中萌发增长。如教会学校的一位学生在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作文中，这样写道：“知识是幸福和欢乐的源泉，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它能博得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防。民族繁荣的永久性的基础，可以安放在它的上面。”（注：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254页。）近代欧洲哲人的“知识进步说”通过19世纪的一位中国学子，跃然纸上！
第三，宗教的思想力量与近代民族意识，尤其与近代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的糅合，使基督教在中韩两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在近代韩国，尤其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最初一二十年内，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基督教与韩国广大民众之间出现了某种亲和性。基督教的救赎、福音观念与韩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在特定条件下找到了某种契合点。有论者曰：“韩国基督教兼具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这一特征肇始于前殖民时期。而日本殖民当局对基督教的压迫，则加强了业已存在的观念并使之更为明确。”（注：金正玄：《宗教、民族主义和国家政策：日占时期韩国基督教与神道间的冲突》，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在我看来，这当然不失为一家之言。倘如是， 那种把“宗教当成一种社会补药的倾向，认为它可以用于民族危亡的时期，以便从人民身上发掘出更高的道德努力”的观点斥之为“贝拉基主义”的观点，似乎是一种皮相之见了。（注：此处引语见克里斯托弗·道森：《超越政治》第21页。载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
又，贝拉基主义（pelagianism），是公元4至5世纪的贝拉基所创，其要旨为：强调人性本善，人有自由意志，应自愿选择苦行生活以求得灵智进步。）
1919年韩国发生了“三一”运动，基督教在这场运动中与韩民族的爱国主义交织在一起，基督教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宗教的力量，尤其是它与处在危亡时期近代国家的民族意识的涵化，其在思想上所起的巨大的鼓舞作用是难以泯灭和不可小视的，此处不再申论。（注：对此，可参见朴英姬：《论韩国基督教会在“三一”运动中的作用》，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反观近代中国，在相近的历史时期内，基督教岂但命运多舛，而且反基言词与行动凶猛，其中尤以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及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为最烈。为什么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不具亲和性，反遭致强烈的敌对性呢？这当然是中韩基督教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其因有待深入求索，就我浅见，以下二点，似乎不可忽视。
一是在大体相同的历史大背景下，近代中韩两国所处的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基督教入华时，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的欺凌之下，矛盾尖锐，冲突激烈。海外华裔宗教学者秦家懿教授指出：“我认为基督教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世纪以来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保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使得传教士蒙上‘机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污名”。（注：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8页。）与此相反， 基督教入韩时，与西方列强矛盾相对较为缓和，冲突亦少。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后，反日成了韩人的众矢之的，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使作为西教的基督教为韩人所认同，并进而作为西方文明的化身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对此，目前韩国学界大体倾向这样的意见，即韩国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不大，传教活动不具有帝国主义倾向。这显然有别于近代中国基督教挟西方列强兵锋、倚特权而推进的情况，于是后者所遭遇到的顽韧抗争也就不足为怪了。韩国学者金希教对此还作了具体分析：“韩国和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发生形式的差别是来自两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矛盾的不同，即韩国反基督教运动低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作为非基督教国家的日本试图支配韩国，韩国的统治阶层和民众把基督教国家看做韩国独立的同伴。”（注：金希教：《1905年以前韩中反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他又说， “中日战争以后美国需要把朝鲜半岛作为美国在中国地位的保障。认为让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防止俄国威胁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增加美国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这却导致了韩国的民族生存危机，这种危机使得韩国民众不反对基督教，反而试图通过基督教来联合西方对抗日本，这最终导致了韩中两国反基督教运动的不同进程。”（注：金希教：《1905年以前韩中反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从这一视角来对近代中韩两国的反基历程作出分析，金氏之言当有其可取之处。
另一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坚韧性有关。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它与以儒家思想为本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无疑是难以沟通的。我曾经指出，就基督教入华和它对中国的思想影响而言，“逮乎近代，西方列强所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饱受民族屈辱的中国人更急剧地强化了保文保种的防御意识，强化了‘卫圣道，攻异端’的信念，强化了反基督教的思想。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世代相继的文化心理，绵延了一千多年之久（从大秦景教初入唐时）的思维定势，悠远而又韧性、恒久而又顽固…集体无意识体现了意识的传承性、持久性与线体性，要消解它吗？谈何容易，除非付出十倍的顽抗，百倍的坚韧。”（注：张广智：《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一项现代新史学的理论诠释》，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不错，一部分西方传教士（如丁韪良等）提出了“孔子耶稣”的命题，一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吴雷川等）从基督教本色化的角度出发，去寻找它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的共通点。然而，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却始终如圆凿方枘，于是反基言词不绝，更不必说频仍发生在各地的反洋教行动了。
由此，我们又想到了佛教入华及其本土化的问题。当然这一本土化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秦家懿认为：“佛教如果不是在文化上适应中国的环境便不能在中国一直存留到今天。文化适应促使佛教演变，并使它能够对中国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注：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7页。 ）他又说：“从佛教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基督教依循佛教的榜样，它可能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注：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8页。 ）对比佛教与基督教入华后的不同境遇，秦氏之言，似不无道理。
以上这些，与韩国的情况显示出差异，特别从宗教自身的角度讲，近世以来的韩国传统的儒教、佛教和道教等日趋式微，并拉大了与民众的距离，而基督教的福音却在坊间流传的民间教派的信仰者中间找到了“知音”，寻求到了某种共同点。总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韩民族的本土文化之间取得了某种调和，这恰恰也是基督教入韩及本色化工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由上文所论宗教的力量，人们可以悟出，宗教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将宗教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中，述古思今，环视世界，不由生发出几多思绪，几多联想：
其一，宗教的复杂性。
在常人看来，宗教现象或宗教所显示的力量是那样扑朔迷离，颇令世人困惑。不是吗？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又是一种社会生活；它既是被压迫阶级芸芸众生寻求彼岸世界的一种精神寄托，但又是被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它既是现实苦难，在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宣泄，但又是人们对这种现实的苦难一种无奈的抗争；它既有愚昧的与非理性的负面效应，但又蕴含有科学与富有理性的思辩色彩。宗教是什么？换言之，宗教所体现的力量是什么？抑或宗教的功能是什么？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斯劳克斯之谜”，古往今来，有多少宗教学家在其作品中试图寻求这个答案。对此，笔者虽心向往之，但却力不从心。在这里，拙文以近代中韩两国的史实，就基督教对人类心灵重塑或说它所呈现的思想力量，道及宗教的这一“品格”，并由此揭示出宗教的复杂性，这也许仍是“瞎子摸象”而已。
由宗教的复杂性，需要再说到的一点是，在评估近代基督教入中韩史时，既要看到基督教作为一种工具，有其为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国家充当文化侵略角色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基督教的引入在国人中所起的某些积极的正面效应（略如上述）。（注：对此，新出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可资参考，该书突破“文化侵略模式”，将传教士的入华活动置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对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既指出他们来华的目的是使中国西方化，又看到它对中国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一概把基督教的输入都斥之为“文化侵略”或“精神侵略”就未免失之简单与肤浅。这正是由宗教的复杂性而决定的。不过，从近年来基督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来看，此种“文化侵略”的意识已渐趋淡化。时贤曰：“宗教史是个多迷雾的领域，与百年新陈代谢纠结在一起的基督教入华史尤多雾气，隔着雾气论史，非常容易只见一面，不见另一面。”（注：见杨国强为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所写之序言，前引书。）此论对近代基督教入韩史的研究，我以为也是适用的。
其二，不能忽视宗教生活。
现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也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变化。但是，不管现代社会生活发生多大的演变，由于宗教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人群的宗教生活的长期性。令人瞩目的是，在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人们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情结却随之在增长。说来奇妙，在很现代化的大楼或商厦里，设有佛龛的可不在少数，很摩登的现代的男女们，或求签拜佛，或祈求上帝，亦为现代世俗社会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笔者曾研究过基督教在现代中韩两国传播的问题，事实上，宗教信仰与信徒人数在现代中韩两国都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基督教的传播，在韩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现代，它的天主教人数列在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之后，居世界第四位，新教教徒至80年代就有教徒900万，占总人口24%， 而学界对“东亚佛教文化圈”的研讨，既是对应马克斯·韦伯的相关命题，又是通过重新诠释，以真实超越又看重人世觉悟的价值话语，解决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难题，故倍受世人与学人的双重关注。（注：参见尚达：《东亚佛教文化圈》，《文汇报》（上海）1998年2月20日。）总之，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能忽视宗教生活。尤其在我国新时期及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宗教生活因适应人们多元的精神需求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里，粗暴的干涉与放任自流，都是不足为训的。
其三，宗教发展的前景。
由上文说及的宗教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可以窥视宗教发展的前景。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传承显示了这种文化的特有魅力和自身的创造力，因而延续至今。可以预期，它将随历史的发展而继续生存下去。宗教的消亡也许是一个很遥远的将来，对此，我辈可置而勿论。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上来吧，在对话中，他们两人都致力于寻求一种新宗教，一种“普遍性的宗教”。池田说“与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相比，新宗教即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注：以上汤因比的言论，均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三篇第二章第374页。 ）汤因比十分赞同在未来社会创立这种新宗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一新宗教“必须赋予人类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罪恶力量”，（注：以上汤因比的言论，均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三篇第二章第375页。）或者说需要确立一种让“每个人自己直接地接触到‘终极的精神之存在’”的“高级宗教”，（注：以上汤因比的言论，均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三篇第二章第383页。）等等。汤因比与池田大作都是以“智者”著称的，但他们对宗教未来发展趋势的见解是否也很“明智”呢，对此恐难妄加评说，还是留待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的事实来作出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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