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土地利用效率——来自中国的实证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土地利用论文,主导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1-0011-13 (一)三农问题的化解之道 如何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告别农本社会，学术界和政府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加速城市化以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进城定居。这样，进城定居的原农村人口能因分享集聚效应而提高收入，在农村坚守的人口则因能经营越来越多的人均耕地和其他资源，也能逐渐增加收入。双管齐下的结果，使得居高不下的城乡收入差逐渐弥合；另一种观点则转而希望将农村人口截留于农村，通过建设新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走农村工业化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农村工业化道路不但能使农村人口致富，而且能使城市减少人口压力，避免城市贫民窟，城乡收入差能得到更好的弥合。 (二)为何农村工业化道路无法走通 中国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经很清楚地否定了后一种似是而非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可行性。第一，城乡收入差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扩大。同期恰恰见证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遍地开花。这说明，单纯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不触动城市的自我封闭性和排他性，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并不足以弥合扩大的城乡收入差。城市依靠户口制度排斥农村人口，而农村剩余人口又无法自行化解，必然受困于低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城市居民则得益于强大的集聚效应，收入增长速度远较农村为快。两者作用的结果，城乡收入差自然恶化。 第二，农村工业化道路因19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的急剧衰落而走入死胡同，原因在于，乡镇企业无法与聚集于城市地区并可以获得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人才、信息的国营、私营和外资企业竞争。农村工业化道路之所以一度能够走通，需要一些先决条件。其中之一，是需要计划经济的垄断性存在，使物质普遍匮乏成为常态，为乡镇企业提供无限商机。其二，需要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生产要素只能滞留于农村，为乡镇企业提供各种生产资料和劳力。一旦计划经济退缩，城市和沿海工业发展起来，继续封锁农村要素流向城市，就显得十分不智。所以，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出现缺口，各种要素，特别是农村劳动力逐渐流出，农村日益成为老弱病残厮守的地方。这样一来，自然难以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化使滞留于农村的人口致富。 第三，事实证明，尽管政府出于好心，不仅免除农业税，并划拨越来越多的补贴，但依然无法扭转城乡收入差的扩大和居高不下。免除农业税的决定被不少人寄予厚望，以为可以有力地减少城乡收入差。近年来，政府又每年拨出巨款，补助农业和农民。201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达13799亿元，不可谓不高①。然而，自从废除农业税以来，城乡收入差仍然高居不下，并未显著减少。由此看，只要将农村人口继续排斥于城市之外，要他们自己在农村另搞一套工业化和现代化，即使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补贴，也不会出现治本的奇效。如果一味追加更多补助，财政不堪负担不说，城市部门的劳动成本也会急剧上升，使出口工业更快失去比较优势，城市化和现代化发生逆转，显然十分不智。 第四，最关键的是，虽然农村工业化道路的提倡者认为这条道路将使中国城乡走上理想的太平盛世，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此并不接受。面对城市的蓬勃发展和层出不穷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前景，尽管政府已经废除农业税，并给予更多补助，仍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奔赴各地打工。到2013年，在各地城市中谋生的外来打工者总数已高达2.6亿，并留下5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滞留农村，与父母分离。由于各级城市政府基本拒绝向农民工开放户口，拒绝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越来越多的外来打工者只能暂时在类似贫民窟的城中村和旧城区中栖身。 (三)回到城市化的共同道路 由上面的讨论可看出，农村工业化道路虽一度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开出过艳丽的奇葩，但转瞬即逝。在内外制度环境和供需形势已经迥然不同的今天，还想重温农村工业化的旧梦，无异于刻舟求剑，水中捞月。这种做法的客观效果是，使农村人口长期陷于贫困和愚昧，严重阻碍中国城市化的良性发展，显然也非提倡者的初衷。 所以，化解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还在于城市化这一世界的共同道路。然而，中国想要加速城市化却面临十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简单回顾有关中国的城乡制度性二元结构的文献及其对中国城市化构成的障碍，并提出中心假设；第三节讨论模型设置与数据来源；第四节分析回归结果；第五节介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第六节为结束语。 二、文献回顾和本文中心假设 (一)中国特殊的二元结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 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薄弱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和自由迁徙带来的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之间的矛盾。它们的城市公共设施比较落后，但能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吸收来自农村的人口，让他们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以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和其他的中等收入国家比较时就会发现，中国的城市化率显著低于同类国家，例如，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国。如果严格按照城市的定居人口，而不是逗留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计算，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例如，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刚果共和国和菲律宾等国，也要高于中国(见表1)。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城市化竟如此滞后于其工业化速度，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发展中国家一般天然地存在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村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的二元结构(Lewis，1954)。但这种二元结构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尚未完成的结果，是经济在两个部门中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因而是结构性的，不是制度性的。刘易斯模型暗含的前提，也是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前提，是允许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但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是结构性的，更是制度性的。构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各种制度性屏障中最突出的是阻碍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户口制度，以及阻碍土地在城乡间流动的土地制度。这些制度源自中央计划经济对农村和城市各种要素的行政性控制。 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是造成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第一个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能够自由定居城市，所以凡在城市地区逗留6个月以上的所谓常住人口基本等同于城市的永久性居民(英语中称之为permanent residents，在中文中基于特殊国情，通常将此词专门译成“常住人口”，并用来称呼外来打工者)。在有户口制度的中国，没有工作所在城市的户口的农民工已经占全国人口的10%以上。他们在中国的国情下，列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因而在译成英语时，他们自动获得了permanent residents的身份。其实他们大多无法在城市中做到与配偶的团聚和家庭人口的再生产，而且年老之后，一般返回故乡。所以，以国际上严格的城市永久性居民计算，他们并不应包括在城市的正式居民的范围之内。如此，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其实只有38%-40%之间，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52%，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的城市化率(50%左右)。③ 造成中国城市化速度滞后于工业化速度的第二个原因、并且正成为最主要的制度性的原因，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如果说中国的户口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的话，那么中国的土地制度使城市可以随意地圈占四郊的农地，使城市的土地的扩张远远快于城市永久性居民的增长速度，同时，导致中国的房价和收入比在世界上也属离谱。④ (二)现行土地制度和政府主导导致外生型城市化 自1978年来，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正像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中国的要素市场其实始终未能完成发育，因而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素市场的缺位自然使政府成了城市化的主导因素。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的主要弊病是，要素的组合比例取决于政府官员的主观意愿，而不是要素所有者在自利的动机下反复试错，以穷尽集聚效应的结果。 虽然一个社会可以用全国的税收支撑若干个外生型城市，但从社会整体来说，城市化必须是内生的，必须基于集聚效应的净增益，才能使整体经济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这种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必须源于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作出的理性反应，即对更高回报率的追求和实现。所以，内生型城市化必须允许要素自由流动，使要素的所有者对价格差别(包括工资差别、利率差别、地租差别)作出基于自利的反应，由供应过剩的地方流向供应不足的地方，以追求实现自身更高的价值。这样，如果要素的所有者发现，在某些空间集聚会带来更多的净效益或净福利的话，要素就会在这些特定的空间集聚起来，以便穷尽集聚效应。这是内生型城市崛起的真正原因⑤。 然而，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下，各地城市运用政府力量一方面可以用户口制度合法地排斥外来农村人口在本市的定居，一方面可以以《宪法》为依据，廉价圈占四周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供城市开发之用。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这就使各地城市的地方政府在过去长时间内以此为理由，随意将城市的边界向外扩张，不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将边界内的农地强制性征收，转为国有。同时，地方政府利用对城市土地买卖的完全垄断，将收归国有的土地中少部分用于住房开发，造成求大于供的房市，以维持高地价和高房价，使政府的卖地收入极大化的同时，可以将大部分收为国有的土地廉价拨给工业园区，用于招商引资，并将卖地财政的大部分用于工业园区的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这种城市化要素的组合并非来自要素对价格的逐利反应，而是基于政府单方面的设想。但这种排斥外地农村人口的定居，追求资本和土地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模式严重偏离了内生增长的道路，违反要素所有者自愿参加城市化的市场原则。这和世界各国城市化中普遍发生的先化人、后化地，城市化导致土地利用效率大幅上升的模式正好相反，使中国患上了十分罕见的“化地不化人”的城市病。 以上海的“老浦西”和“新浦东”为例⑥，后者受制于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配置以行政导向为主，以土地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巨大的投资没有解决多少外来农村人口，对中国真实城市化率的提高贡献甚微，陷入城市自我现代化的困境。对众多农村人口亟待城市化的中国而言，“新浦东”的模式并不具备普遍意义。而当年的“老浦西”以市场为导向，主要吸收外来农村人口而变为人口密集型的，十分符合内生增长的要求的城区，不但更能发挥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集聚效应，也更符合可持续增长和环保原则。 (三)数据来源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下，要素在城市中的聚集和组合并不是要素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试错的结果，而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政府主导下，要素的组合效率会发生什么变化？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土地的利用效率，定义为单位建成区面积所能生产之二、三产业的GDP，或二、三产业GDP总值/建成区总面积。根据这个定义立即可以看出，进行这项研究的困难在于获得比较准确的城市建成区面积。而城市年鉴提供的历年建成区面积数据显然不够准确。例如，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从1990年代以来是中国城市建设的重点地区，建成区面积从1990-2010年尽管发生变化，但是从1998-2003年的建成区面积却一直未变，始终保持在550平方公里。2006-2009年则始终保持在886平方公里，令人难以置信。北京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在1996-2000年始终保持在488平方公里，更使人意外的是，2009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350平方公里竟然下降到2010年的1 186平方公里⑦。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的真实变化，作为对比，本文决定同时采用中国科学院王雷等利用遥感卫星获取的中国1990-2010年城市建成区数据库的资料。⑧此数据库汇总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4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的7座城市。这套数据根据遥感获得，比较客观，不存在人为向下修正的问题。 (四)中心假设 以上分析看出，与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的内生型城市化相比，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在要素组合时，可以用圈地的方式人为加大土地的投入，用卖地财政收入人为地加大资本的投入，用户口制度人为地排斥外来农村人口的进城定居。在这种模式下，资本和土地的投入对城市部门的二、三产业的GDP的增长率的贡献会逐渐下降，甚至为负，而人口对GDP的增长率的贡献应该为正。 三、模型设置与变量 (一)模型设置 本文采用FE方法对两组面板数据加以回归，以验证以上提出的中心假设是否成立。计量模型的设计借鉴了巴洛(Barro)利用跨国数据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⑨和许政、陈昭、陆铭利用中国城市数据研究“中心-外围”的计量模型，⑩而取以下对照形式：
以上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定义见表2。所用基本行政单位为中国的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为了行文简洁，以下称地级市)。下标i与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城市，和第t年。方程(1)中的因变量
表示土地利用效率的对数，Ag定义为单位建成区面积所能生产之二、三产业的GDP，即二、三产业GDP总值/建成区总面积。其中的建成区总面积来自中国科学院王雷等利用遥感卫星获取的中国1990-2010年城市建成区数据库。(11)方程(2)中的因变量
同样表示土地利用效率的对数，Ae的定义同样为二、三产业GDP总值/建成区总面积，但建成区总面积的数据来自1991-201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使用两种建成区面积的原因见下面第二小节。 上述计量模型包括以下解释变量。
表示扣除教育和卫生两项后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个变量衡量地方财政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度。
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衡量固定资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为实际使用外资额占GDP比重，以美元为计算标准，并采用当年的汇率折算，以衡量外资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贡献。Pit为常住总人口，衡量人口的变化对土地使用效率的贡献。除去上述这些直接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宏观变量外，本文还用城市的教师数量和学生数量之比反映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客运总量(
)、全年用电量(
)、年末道路铺装面积(
)、年末公共汽(电)车运营总人数(
)来控制其他变量对土地使用效率的影响。
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 上文提到，两组回归模型的大部分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王雷等利用遥感卫星获取的中国1990、2000、2010年城市建成区数据库的资料(此数据库汇总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4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的7座城市)，以及1991-201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1990-2010年中国地级城市中包括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共二十一年的经济数据[由于数据缺失和城市数量变动，样本容量少于(286×21)]。 由于城市建成区数据来源的不同，凡用到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数据库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地方用Ag作被解释变量，而用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地方用A表示，作为参照系。上述数据均以各地方城市的通货膨胀指数换算消胀，折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并取对数。
四、回归分析结果 多个回归变量，如果出现高度相关的情况，则不能区分单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为此，采用VIF(方差膨胀因子)方法来检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VIF越大则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一个经验规则是最大的VIF不超过10。(19)从表3可以看到，解释变量中最大的VIF值仅为3.66，远远低于10，故认为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4对比了两种被解释变量对传统影响土地效率的各种因素的回归结果。表4的第(1)列和第(2)列的因变量分别为Ag和Ae，构成第一对比组。表4的第(3)列和第(4)列的因变量分别为Ag和Ae，构成第二对比组。两个对比组使用的因变量的唯一不同是，第一对比组用的是总人口，而第二对比组用的是总人口的增长率。 从表4第(1)和第(2)列看，两个对比组中地方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支出对土地效率的影响分别为负，且高度相关。例如，第(1)列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使土地效率下降0.136个百分点和0.487个百分点。这说明多年以来，投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土地效率的贡献为负，在现有城市发展模式(投资拉动式)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越多，效率越低，浪费就越大。外资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负，但是不显著。而总人口的影响为正且显著，表明了人口总量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而在城市中更多地从事二、三产业的服务和劳动。为了进一步检验人口因素的作用，我们把常住总人口增长率(lnP)作为解释变量，流动人口所引发的民工潮、民工荒现象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显现后，对经济增长和土地效率的贡献毋庸置疑。(3)列中可以清楚地观测到总人口增长率对土地效率的影响为正，且高度相关。(2)、(4)列作为参照系，也可看作是对我们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可以看到外资对土地效率的贡献为正，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划分有关，是数据库中存有差异的表现。 表5、表6和表7是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用同样的计量模型估测的各种自变量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东部地区(20)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从表5的(5)、(7)列看，固定资产投资(外延)式的城市发展已经非常低效，形成了巨大的浪费。外资对土地效率的提高的作用虽然从统计意义上来说不显著，但仍为正的。总人口对土地效率的贡献为正，且在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显然，东部地区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因外资和流动人口的加入而能进一步提高，显示了在不增加已有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前提下吸收更多农村人口和外资的能力。
从表6看，(9)、(11)列表明中部地区(21)财政支出的作用十分显著，但效果为负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效果为正，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我们无法得出固定资产投资对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正的拉动效应的结论。然而作为参照系的(10)、(12)列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了在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土地效率具有正的效应。城市建成区面积的较少，提高了投入的效率。 从表7的(13)、(15)列看，西部地区(22)财政支出和外资对土地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土地效率的影响为负，且十分显著。(13)列表明，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加1个单位，将带动土地利用效率下降0.26百分点。总人口对土地效率仍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综上可见，财政支出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有显著的负效应(西部地区不显著)，这既可能由于政府支出本身低效率和存在腐败，也因为财政支出水平的过高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23)。固定资产投资在长期内对土地效率的增长影响为负，这与许政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投资占GDP比率既表示资本积累率，又表示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24)。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长期内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优势，相反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低效率(25)。东、西部地区外资实际投资额的作用不显著，罗长远认为，作为“投资”来讲，间接的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26)。许政等认为，FDI对本地投资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27)我们认为，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看上去似乎矛盾，但实际上恰好说明了问题。开放初，中国采用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步入90年代后，中、西部地区逐渐加大改革的步伐，以吸引更多的外资，给予了更为优惠的政策，比如，土地(保税区、开发区)和税收优惠(减免部分税费)。吸引外资的同时挤占了本地企业部分发展空间。除此(挤出效应)之外，东、西部城市在引进外资后，在远离城市核心区的开发区等投资办厂，分离了城市建成区的土地效率。而中部地区城市降低了此类行为的发生(中部崛起政策是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这与李胜文等(28)从区域技术效率呈现中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东部的态势结果相一致。总人口对土地效率的贡献为显著的正效应，人力资本对于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呈现增加趋势，这一现象在不发达省份表现更为明显(29)。这与陆铭等(30)认为劳动力水平长期来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的结论不一致。我们认为，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总人口的统计标准的不同。本文的总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在内的常住总人口。流动人口在近年间大幅度的增长，对土地效率的影响日益增大。以上海为例，200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438万，而到2013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60万。(31)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了其他影响土地效率的因素。在土地效率的方程中，计量结果表明，师生比与土地利用效率有负的作用，并且非常显著。客运总量显著地对土地利用效率有正的效应。全年用电量除去中部地区外，对土地效率的影响为负。年末实有道路面积、年末公共汽电车运营总人数对土地利用效率有负的影响，结果符合预期，这是因为年末公共汽电车运营总人数大多衡量的是本地人口的出行，对外来人口等的衡量关联性并不十分紧密。 我们在东、中、西部的基础上，按照一、二、三线城市的标准，进一步阐释本文的观点。一线城市(32)共有数据84个，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和发达的地区，从表8的(17)、(19)列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为负，但也不显著。外资和总人口均表现出正相关的效应，这与一线城市的发展轨迹十分吻合，一线城市是吸引外资最多、金融体系最完善、开放最早的区域，外资变动一个单位，将带动土地效率增加2.21个百分点和3.32个百分点。从人口因素来看，(19)列中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贡献为0.93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33)作为中国的区域中心，在本省区域内具有优先发展的先天条件。从表9的(21)、(23)列看，财政支出的贡献为负，且不显著。而固定资产投资则呈现十分显著的负作用。二线城市作为中国省级的区域中心，资源和政策都在本地区向其倾斜。在土地市场不完备的前提下，城市化的发展很容易被误读为以房地产、修建新城和基础设施为拉动的发展模式，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外资对土地效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正效应，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人口因素则是在地理效应和经济的聚集效应下，对土地效率的拉动一如既往。
三线城市(34)是中国数量最为庞大的城市群，表10的(25)、(27)列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支出对土地效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三线城市中仍旧沿袭一、二线城市发展套路。外资对土地效率的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三线城市本身对外资的吸引力比较弱。人口对土地效率的贡献为正，再一次说明了城市化(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且在转移到城市之后，人口会对土地效率的提高具有正面的拉动作用。
从一、二、三线城市来看，财政支出对一、二线城市的作用不显著，对三线城市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二、三线城市对土地效率的效果为负，表明传统的投资拉动(外延)式的城市扩张模式，单纯考虑土地数量的扩大，而忽视了土地效率的提高，这是忽视经济发展各要素间(如土地等资源)利用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在土地等资源不能进入市场的前提下，城市化的过程只能依靠外延式的增长方式来加速。外资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贡献也不一致，一、二线城市为正，三线城市为负。总人口因素对土地效率的作用依然为显著的正效应。
五、稳健性检验 表2-表10的参照系在本文中实际上起了稳健性检验的作用，并验证了我们的结论。另外，我们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分别省略了师生比、客运总量、年末实有道路面积，结果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改变。本文也相继检验了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程度，没有发现显著性水平的改变。限于篇幅，本文给出了部分的回归结果。表11中(29)、(30)列给出了在总人口变量下，分别省略师生比和客运总量下的稳健性检验，对比表3，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改变。(31)、(32)列则是以总人口增长率(lnP)作为解释变量，省略了师生比和客运总量下的稳健性检验，相比表3，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也没有发生改变。 六、结束语 现行土地制度和现行户口制度为中国各地城市排斥农村移民提供了合法的理由。城乡二元结构的顽固存在，使城市化走上化地不化人的歧路。这种城市化模式一方面排斥农村移民，另一方面能迅速而低成本地获得城市开发所需的土地，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逐渐下降。为了证实这个假设，本文将土地利用效率作为因变量，将人口、财政支持、固定资产和FDI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验证了上述假设，即财政支持、固定资产和FDI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的贡献已经为负，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贡献仍为正的。本文和其他类似论文的区别在于，采用包括外来打工者在内的总人口数据，同时还采用中国科学院王雷等利用遥感卫星获取的中国1990-2010年城市建成区数据库的资料，以避免各地政府瞒报土地开发面积的可能。作为参照，我们又采用城市统计年鉴的土地数据来检验我们的结论的稳健性，结果也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显然，今后的城市化要重在化人，特别是重在消化农村人口，才能保持中国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 作者感谢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王雷、宫鹏给予的数据支持。 ①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每年的补贴额度增长幅度都在两位数以上，其中，201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预计为13799亿元，同比增长11.39%；2012、2011、2010、2009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分别为12387.7、10497.7、8579.7、7253.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00%、22.36%、18.29%、21.79%。http://www.sinofert.com/cn/tzzgxb/cjwd/webinfo/2013/07/1372693196159082.htm. ②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F%8E%E5%B8%82%E5%8C%96%E6%AF%94%E7%8E%87. ③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5%。具体见：http://finance.takungpao.com/hgjj/q/2013/0116/1390770.html. ④文贯中、熊金武：《警惕城市化蜕变为城市自我现代化》，《中国与世界观察》2011年第1期。 ⑤文贯中：《重归内生型城市化道路——关于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的辨析》，《学术前沿》2014年第1期。 ⑥文贯中、熊金武：《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符合中国国情吗？——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和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的历史比较》，《城市规划》2012年第4期。 ⑦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⑧(11)王雷、李丛丛、应清、程晓、王晓昳、李雪艳、胡娈运、梁璐、俞乐、黄华兵、宫鹏：《中国1990-2010年城市扩张卫星遥感制图》，《科学通报》2012年第16期。 ⑨Barro,Robert,"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3):87-120. ⑩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 (12)(16)(18)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第443、446、449页。 (13)包括：1住本户，户口在本乡、镇、阶段的人(含户口在本户，外出不满半年的人)：2住本户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的人：3住本户不满半年，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4住本户，户口待定的人。(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页。) (1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没有对城市教育水平更准确的统计指标(参见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 (15)(17)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2012年，第392、400页。 (19)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20)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8428639.html. (21)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8428639.html. (22)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8428639.html。 (23)Clarke,M.and Koenig,P."New Economic Geography Meets Camecon".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6(2):pp.245-267; Barro,Robert."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3):pp.87-120. (24)(27)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世界经济》2010年第7期。 (25)Zhang Jun."Investment,Investment Efficiency,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3(5):pp.713-734. (26)罗长远：《FDI对中国私人资本成长的影响：基于1987-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世界经济》2006年第1期。 (28)李胜文、李大胜、邱俊杰、李新春、何轩：《中西部效率低于东部吗？——基于技术差异和共同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2期。 (29)李海峥、贾娜、张晓蓓、Barbara Fraumeni：《中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及发展动态》，《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 (30)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31)http://sh.qq.com/a/20130407/000020.htm。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4/node101/node6679/userobject1ai84133.html. (32)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33)二线城市包括计划单列市、部分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还包括苏州和无锡。 (34)除去一、二线城市外，其他的地级城市均为三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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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土地利用效率：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_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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