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言比较的角度进一步研究粤语混浊字的演变模式_方言论文

从方言比较再探粤语浊上字演化的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粤语论文,方言论文,模式论文,浊上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广州话的浊上字的清化早就有学者谈论到(杨秀芳,1989)。张琨(1975)曾经对中国不同地方的方言的浊上字作比较,发现广州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中古浊上字现在念去声。而陈渊泉与Newman(Chen & Newman,1984)也有类似的描述。对于这个问题,学者至今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以下是杨秀芳(1989)的总结:

(广州话)上声则一部分不送气,一部分送气。上声读送气的,几乎都是白话音,声调表现为阳上调;读不送气音的都是阳去调,属文读层。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原本是平上送气,去入不送气;晚近受文读音的影响,渐渐成为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官话类型。王力的两粤音说便只注意到文读的现象,因此说它清化后平送气,仄不送气。

沙加尔在他的赣方言研究中,也用同样的模式来解释一些赣方言如武宁话的浊上字的读音。在武宁方言中,有些是送气的第三调:抱坐丈近跪。而更多是不送气的第六调:倍部父杜地稻道荡动静似赵士社是舅件厚旱。也有少数为两个调都出现:妇弟淡诞柱(沙加尔,1993:177-178)。

目前学者们对这个结论似乎已经接受。大都认为中国南方一些方言的浊上字清化后本来送气,独立为阳上调或合并到其他声调,而在不太常用的字中,因为受到官话的影响变成不送气,归并到阳去。这应该属于词汇扩散现象的一种。按照这个说法,时间次序应该是:

(1)浊上字清化送气并形成阳上调,或浊上字形成阳上调后清化送气;无论如何,粤语的阳上字一开始时是送气的。

(2)阳上调中较文的字受到官话影响归入阳去。

(3)部分方言点的阳上调跟其他声调合并,形成今天的局面。

但部分粤语方言如中山、珠海、香港锦田,上述的赣语武宁方言,浊上A字没有独立为阳上调,而是保持为上声,我们不知道这是(1)不曾发生,还是(1)发生以后阳上调又再跟阴上合并。由于这些方言中浊上变了去声的字范围基本一致,我们估计浊音清化跟声调合并或分化没有必然关系。

目前广东大部分的方言中,中古浊上念去声的大概占三分之二,我在这里称它们做浊上B字。按照上面的变化过程,步骤(2)的过程应该进行了一段时间,让浊上B字融入去声,步骤(3)才发生。这样,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粤语浊上字才保留送气,我在下面称它们为浊上A字。步骤(3)过早发生的话,浊上A字的字便会较多;太晚便没有字留在阳上,这样(3)也不会发生,浊上字和浊去字应该混淆而跟官话没有分别。

如果这些粤语方言不跟其他方言,尤其是广东东部的一些客语方言比较,当然可以自圆其说。但是,通过跟其他方言的比较,问题便出现了。

2 方言比较

浊上归去是汉语方言的一个特别现象,在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何大安,1988),而中古浊上字归了去声的范围也不一样(Chang,1975)。但是最近才有人指出,粤语的浊上变去的数量和范围,原来跟客语和赣东方言相若(刘镇发、张群显,2000)。

在广东、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的很多方言中,中古浊上字的发音可以按照它们声调归类的不同而分成两类:浊上A字和浊上B字。前者在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归类,但一般都送气;后者跟其他中古浊去字没有分别。根据《方言调查字表》(1988)的3810字中,浊上字有143个。注上A字主要是:

(Ⅰ)坐社下苎拒距柱妇被婢徛市抱臼舅淡旱伴断近上蚌

(Ⅱ)绪蟹倍似践盾愤棒艇薄/巨户丈在弟技稻后犯动

第(Ⅰ)组的字保留得最好,几乎在广东粤语区、广东和福建客语区和赣东赣语每个地点都是浊上A字。在第(Ⅱ)组中,斜线前的一般在粤语中保留为A字,在客赣语为B字;斜线后的则在客赣语保留为A字,在粤语为B字。但是总的来说,界限不是十分明显。

在赣东和粤东,浊上A字大部分归了阴平,在粤中惠州一带归了阴去,而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大都保持独立为阳上;但在个别的地点中,如福建建宁、广东中山石歧、广东阳江、澳门、珠海等地,浊上A字均合并到清上,所以这些地方只有一个上声。在香港锦田的粤语,浊上A字、阴去和阴平更合并为一个声调。各地浊上A字和浊上B字归类如表1。

表1 浊上A、B字在赣东、闽西和广东各方音的声调归类

在不同方言中,词汇扩散的范围是不同的。只有在关系较密的方言中范围才会相同或相似。例如在吴语的一些方言中,也有部分浊上字归去,部分独立为阳上的情形。但它们管字范围跟粤语、客语和东部赣语相同的只有少数。例如江苏省启东县的吕四方言(卢今元,1990),常用阳上字有60个,但其中在粤语也念阳上的只有14个,跟浊上A字相同的只有“厚近淡上断旱”7个字。这一方面说明吕四方言跟粤、客、赣语的关系较疏,另一方面也显示浊上归去的普遍性。

3 广州话、梅县话和五华话的比较看旧模式之不足

广州话是粤语的代表。梅县话和五华话在地理上相邻,都是客语方言,除了上声和去声管字的范围不同,以及梅县两套咝音已经合并之处,两者相当接近,通话没有困难。这3种方言的浊上和浊去的今调如下表(广州话据詹、张,1987;梅县话据黄雪贞,1995;五华话据周日健,2002):

表2 广州话、梅县话和五华话古上声和去声的今调

浊上A清上 浊上B/浊去 清去

广州阳上 13 阴上 35

阳去22

阴去 33

梅县阴平 44 上声 31去声 53

五华阴平 44 上声 21 去声 52

除去少数例外,梅县、五华的浊声母字清化后几乎全部送气。这是客赣方言的特色(袁家骅等,1989)。如果我们说广州话浊上字本来是清化后送气而且是留在阳上,受到官话的影响大部分字变去声不送气(如:部杜道),只有常用的留在上声念送气,而梅县话浊上B字却只接受官话变去声的指令,变为不送气的部分却抗命也勉强说得过去。照这样说,梅县浊上A字大概是抵抗“北方干扰”的浊上字,后来跑到阴平去“避难”了。其实这种说法已经很奇怪,心理上不太接受官话的广州人,方言中受官话的影响竟然比自认是“中原后裔”的梅县人大,的确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模式碰到五华、揭西和粤北的一些五华型客语方言便更理屈了。这些五华型客语方言的浊上B字不但送气,而且还跑到上声。甚至浊去也是一样念上声。这有可能是北方话的影响吗?五华就在梅县旁边,五华话受梅县话的影响也不小,但是在这个方面却很有个性,使人想到这是历史音变的规律,而不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除此以外,下面的矛盾现象也无法解释:

(1)同样是赣语,南昌的浊上字全部归去声,但赣东的方言表现和粤语、客语基本一致;

(2)在客语或赣语(如南昌)中,官话只影响调值而不影响送气,而在粤语中却两者皆有;

(3)最重要的是,客语和抚州片的赣语曾经和粤语一样,阳上调一定要长期独立,受尽词汇扩散的长期作用,到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浊上字(浊上A字)时,阳上才开始和阴平合并,造成今天赣东方言和各地客语方言“浊上归阴平”的现象。这不但需要假设作为客语标记的“浊上归阴平”,形成时间很晚近,更表示客语和粤语的关系比赣语密切,这是很难接受的。

(4)旧模式完全无法解释五华型客语方言的现象。五华型方言的浊上B字和浊去字目前念送气上声,如果官话的影响是将浊上的非常用字归入去声,则五华话的浊上B字应该是归去声,而不会归了上声。

如果勉强用旧模式来解释,就要说五华话的前身像今天的梅县话,受到官话影响后有三分之二的浊上变去,然后它们连同浊去一起跑到上声。但是这个说法经不起语言事实的考验。如果这在浊音清化后发生,来自送气清声母的去声字根本无法跟来自浊声母的清声字分别,像今天在梅县话的“痛/洞、炮/暴、试/是”等同音字组,一般说话人根本无从区别它们的历史来源。但这些字组在五华均可以用声调来区别,前者是去声,后者是上声,泾渭分明。这说明五华话的前身不可能是梅县话。我们需要从历史音变的角度去找答案。

4 新模式之提出

由于上面的模式漏洞太多,因此有重新认识客语、粤语和赣语的必要。过去我们将粤语看成是广东土著的方言,将它和其他方言的关系割裂,制造了一些认识上的障碍。最近学者们提出珠江三角洲粤语、闽西、粤东客语的祖语都经历过南迁的过程,粤语大概在宋代才到达广东(练春招,1998;刘镇发、2000),而客语可能更晚。

根据以上资料,粤语地区、江西东部和广东东部、北部的方言,浊上A字归阴平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来自一个共同声调格局的祖语。这个祖语的声调面貌是经过浊上变去以后,只有浊上A字留在上声,B字都归到去声。浊上变去是一个词汇扩散的过程,变了去声的浊上字便不能回头。但这时中古浊上字无论是保留在上声(A字)或变了去声(B字)都保持为浊声母,但B字已经无法与去声分别。粤语在南移到广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江西,和江西东部的方言进行过同样的“浊上变去”。所以新模式应该是:

(1)共同南方汉语祖语的浊上字(A类字)最少有四种不同的发展途径:

(a)留在上声(如中山粤语)。

(b)多数粤语方言独立为一个阳上调。

(c)粤中地区的惠州、河源等方言浊上归并到阴去。

(d)赣东、闽西、粤东方言的祖语,一般是归并到阴平。

估计这个声调重新分配过程完成以后,浊上声母才清化,规律是浊上A字清化后送气。按照李新魁(1991)的推算,浊上清化应该在元末明初。这应该是在客语人口大量进入广东以前,因为闽西的“客语”人口大量进入粤北是明代中叶左右发生的(庄初升,1998)。

(2)浊上B/浊去的声调归并和清化,又有4种方式:

(a)大部分的粤语方言浊上B/浊去形成一个独立的阳去调,清化后不送气。

(b)惠州、河源、水源、乌径等“粤中方言”,江西东部赣语,以及海陆客语、闽西客语,浊上B/浊去形成一个独立的阳去调,清化后送气。但一些地理上较西边的粤中方言,也跟随了粤语清化后不送气,这些方言现在都被列为粤语,如从化、清远、英德。

(c)梅县、兴宁、惠阳、台湾四地、深圳东部及香港郊区客家话,浊上B/浊去仍然留在去声跟清去次浊去组成一个去声调,清化后不送气。

(d)五华、东莞清溪、揭西、福建武平、粤北曲江、新丰客家话等方言,浊上B/浊去合并到上声,并且在清化后送气。所以这些方言的上声字管字非常多,包括了古清上、次浊上的一部分、古浊上的三分之二(浊上B)、古次浊去和古全浊去。

我们无法肯定,到底是先有浊声母声调改变、独立或合并到其他声调,然后才清化;还是浊音清化,带动了声调的改变而造成独立或合并。但从目前吴语的情况来看,浊声母清化似乎不是声调改变的必然的条件,因为目前的上海市区的方言,阳平、阳上、阳去已经合并,只有5个声调,跟郊区没有合并的情况有别,但浊声母还没有清化。照这样看来,浊声母清化不是声调合并的必然条件。但是,如果浊声母字和清声母字声调不同,浊声母本身的标记就变成冗余,很容易造成清化的动力。因此我们较倾向接受浊声母声调改变先于清化的假设。

在这些变化进行完毕以后,客赣语和粤语的方言才受到官话的影响。这解释了一些客语没有而明显由官话引进的词汇,如币、毙、笨(客语口语一般说戆)、并、队、竞等字念不送气的现象。最重要的是,五华话也将这些字念成不送气的去声,而不是上声。笔者认为这些例外字才是官话发音经过词汇扩散,影响客语浊去字发音的例子。大部分的字是客赣方言自身发展的发音,与官话的影响无关。至于粤语因为阳去也不送气,很难辨认出哪些是早期(1)的“浊上变去”,哪些才是后来受到官话影响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梅县话、惠州话和五华话的旁证,很难说明粤语是经过哪一个模式进行的。下面是一个概括:

表3 粤客赣方言浊上和浊去的演化

上表可以看到,粤东和赣东等方言的祖语比粤语多了一个创新,即浊上合并到阴平;而五华的祖语将浊上B/浊去的字填到浊上A留下来的空档,又比梅县话多了一个创新。从粤东祖语到五华祖语的形成过程明显是一个拉链(drag chain)。只有这个模式才能解释上面各种方言在现代的发音。

5 结论

沙加尔(Sagart,1993:176-178)利用官话引起的词汇扩散来说明在武宁方言的文白异读中,白话音是送气的第三调,而文言是不送气的第六调,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但这个模式不能用来解释现在客语、赣东方言和粤语方言的浊上字的发音特点。因为我们可以清晰看见,这些方言有固定范围的浊上A和浊上B字,而五华等方言的浊上B字,无论如何都无法以官话词汇扩散的方式来解释目前的发音。只有将它解释为浊上、浊去经过一系列音变,浊上B变去跟浊去合并,浊上A合并到阴平,浊上B/浊去合并到上声,最后是浊音清化,才能合理地交代目前的方言现象。

按照这个模式,这些方言中浊上和浊去跟清声声调合并的动作,一定要在浊音清化以前发生。在进行声调重新调配以后,广东珠江口一带和西部的方言,浊上A字清化后送气,B字随着浊去清化后不送气。但是在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和江西的方言,浊声母无论是古浊上或浊去都念送气。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浊上和浊去的清化,最少在一些方言中是两个不同的语音变化过程。前人对浊音清化的看法过于表面和简单化。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武宁方言中,念第三调送气和念第六调不送气的字,加起来的范围跟客赣粤语的浊上A字相若。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武宁话是受到官话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而“改造”了浊上A字的发音,但这个过程在客粤和赣东方言中几乎没有发生。武宁话的浊上B字和粤客赣一样念去声,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跟近代官话的影响关系不大。

南昌一带的赣语浊上字已经几乎没有字留在上声,这到底是受官话的影响太严重,还是浊上A在某个阶段跟浊上B合并了,现在也无从稽考。

客语、粤语和赣东方言的浊上A(Ⅰ)字的范围相当一致,说明它们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浊上变去”过程,但A(Ⅱ)字显示出客语和粤语的关系较疏,而跟赣东语极为密切。这个模式合理地解释了几个南方方言的语音现象和其相互的关系,更进一步阐明现代粤语是一个由中原南迁移民带到广东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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