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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日期：2008-03-18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8)03-0001-06
1997-2007年，布莱尔政府在英国连续执政达10年之久。回过头来看，布莱尔主政的这十年是冷战后英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冷战的结束压缩了英国的外交空间和回旋余地，使其国际角色和作用受到质疑。面对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特别是欧盟的崛起和大西洋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布莱尔政府提出了外交“新思维”，谋求使“英国再次成为一个大国”。与之前的梅杰政府相比，布莱尔政府在外交运作上显得更为主动进取，并带有明显的布莱尔外交思想和主张的印记，故“布莱尔外交”之谓也。布莱尔外交在初期曾取得一定的成效，这主要反映在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改善上，但随着伊拉克危机的爆发以及英国追随美国的立场，布莱尔政府对欧美政策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开始显现。伊拉克战争作为布莱尔外交的“滑铁卢”，见证了英国在欧美关系上的“桥梁”作用的失败。
一、布莱尔的“外交新思维”
众所周知，二战后初期丘吉尔根据战争中的经验以及战后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新情况，提出了旨在谋求继续保持英国大国地位的“三环外交”思想。由于这一外交政策构想体现了战后英国历届政府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愿望和基本主张，因此“三环外交”成为战后英国外交的总方针。需要强调的是，在冷战格局下，由于英国在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加上二战期间培育起来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在执行“三环外交”时实际上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出于联欧制苏的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比较看重军事实力较强且在北约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英国的作用。至于其他两环，即与英帝国和英联邦以及与欧洲的关系则基本上是辅助性的，这一是因为非殖民化运动所导致的英国与英联邦关系的衰落的客观趋势，二是因为英国对整体虚弱的西欧国家能否真的搞成一体化没有充分的信心，况且在冷战格局下欧洲一体化自身的发展必定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从属于美国主导下的大西洋合作。虽然英国后来加入了欧共体，但并不能完全融入其中，被称作是“难以对付”的伙伴和“半心半意”的成员。英国的这一态度固然有其对欧外交传统因素作用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冷战期间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有限性对英国外交带来的影响。由于欧洲的虚弱，使得惯与强者为伍的英国自然把安全及维护大国地位的依靠放在了实力强大又与其有着“特殊关系”的美国身上。因此亲美靠美、对欧若即若离这样一种外交格局基本上贯穿了冷战期间的英国外交。应该说，在这一特定时期，英国的这样一种外交基本上是成功的。通过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涉及东西方关系的事务上与美国的密切合作，使得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基本维持和提高。
冷战的结束导致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呈现既竞争又合作的新特点。英国丧失了以往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扮演调节者的机会和条件。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的欧洲正经历着意义深远的变革和重建，推进以欧盟建设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欧洲国家为重建和改组欧洲所做的根本选择。欧盟的崛起淡化了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传统作用。还有，德国的统一以及随北约东扩而来的欧洲地缘战略重心的东移，使得英国的地缘优势下降，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下降。面对欧盟的崛起和欧洲地缘结构的重大变化，美国认识到，要维持它在欧洲的主动地位，就必须更加重视欧盟和德国的作用。总之，冷战的结束消除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笼罩在英国心头的苏联威胁的阴影，英国已基本安全无虞，但同时也削弱了英国在国际外交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各种条件，压缩了其施展外交才能的余地和空间。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英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宏伟的构想。它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在欧洲发挥传统的平衡作用的能力。”[1]
面对冷战后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梅杰政府虽然也曾作出过调整外交政策的努力，但终因受制于保守党内对欧政策的分歧而难以有大的作为。这样，调整外交政策、打开外交新局面的任务就落在1997年上台的布莱尔政府的肩上了。布莱尔担任首相前没有多少外交经验，但他对国际关系却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倡导者，布莱尔不仅将其政治理念贯穿于国内事务，而且把这一概念引入国际政治。布莱尔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国家必须承担为国际社会谋福利的责任，因此要引导国家把对利益的追求和她的道德标准更精致地结合起来，在国际上积极捍卫国内所珍视的价值观。[2]具体来说，国家不仅要在对外行为上遵循“国际好公民”路线，在其主权领土范围内对本国公民的行为也要遵循同样的路线，否则国际干涉就将是必要和必须的。此即布莱尔的所谓“新国际主义”的国际关系哲学。必须指出，这一“新国际主义”概念对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国际关系准则具有颠覆性的影响，而布莱尔也正想藉此为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制造一个标准化的理由。在布莱尔看来，这种干涉即便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属合法，甚至连联合国的授权也不是必需的。1999年布莱尔在南非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称：“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当国际社会一致认定某些目标却不能够就集体行动达成一致时，那些具有全球责任感的国家就必须采取行动。”[3]简言之，布莱尔主张以“新国际主义”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新的国家行为规范，并将之付诸于国际关系实践。
布莱尔的“新国际主义”理念对冷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应当指出，布莱尔的对外干涉逻辑是与他对大国涵义的理解以及对英国国家身份的认知相联系在一起的。在布莱尔看来，对国家身份的认知决定国家利益，而英国的国家身份是由世俗道德和经济利益构成的。布莱尔把英国看作照亮世界人权、正义、平等和法制的“灯塔”，宣称要带领英国在国际政治中发起一场“道德十字军东征”(moral crusade)。他的首任外交大臣库克上任伊始就宣布，英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其核心成分包括促进人权、实施更严格的武器出口管制、关注环境问题以及通过发展援助来解决贫困问题。[4]一句话，布莱尔政府强调外交政策的道德标准，并试图藉此重构英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摸索，布莱尔提出了关于英国外交的“新思维”，即所谓的“枢纽外交”说。布莱尔1999年秋宣称，英国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枢纽”大国，因为其“新国际主义”已合法地将英国置于迄今最为重要的欧美联盟的中心位置。布莱尔还说：“大约40多年前，迪安·艾奇逊说英国失去了帝国却没有找到新的角色。之后的数代英国政治家苦苦寻找，可都没有成功。但现在英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是作为一个枢纽国家，作为一个位于将影响世界及其未来的联盟和国际政治核心的大国。”[5]在布莱尔看来，英国虽然不一定能谋得领导位置，但至少可以在欧美之间扮演“桥梁”角色。布莱尔进一步解释了英国的“枢纽作用”，即“它意味着英国不必在欧美之间作出选择，事实上英国必须同时兼修欧美：因为我们在欧洲强大，所以同美国打交道时就更强大，因为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强大，所以在欧洲就更加强大。”[6]
单从英国始终处于世界地缘战略中心的认知来看，布莱尔对于英国国际角色的见解并不新鲜，他的“枢纽”说和当年丘吉尔的“连接点”说体现了同样的对于英国大国地位的坚定信念。在这种意义上，“枢纽外交”不过是“三环外交”思想的延续。但不同之处在于，布莱尔在冷战后新的国际条件下试图以道德标准来重新定义英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布莱尔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对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虎头蛇尾的对欧外交
布莱尔外交在运作上以欧洲和美国为重心，强调在欧美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试图以此为英国的“枢纽大国”地位提供支撑。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战后英国两党一致的政策，布莱尔政府延续这一传统当属自然。需要强调的是对欧政策的调整，其目的是试图打破梅杰政府时期英国对欧外交的僵局。促使布莱尔政府调整对欧政策的主要动力源自工党对欧盟立场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工党逐渐脱离其传统的反欧立场，转而对欧共体持更加开放的态度。1994年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党内外政策的改造。布莱尔强调要重视欧洲，称他“不会允许本党在欧洲被孤立或者被落在后面”。[7]工党1997年的竞选纲领批评保守党使英国“处于旁观者的位置”，称新工党将使英国发挥“领导作用”。[8]选举获胜后，布莱尔宣布其政府将致力于使英国“处于欧洲的中心”，颇有些要完成梅杰政府未竟事业的味道。
布莱尔政府执政初期在对欧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包括签署了欧洲社会宪章以及提出加强欧洲防务合作的建议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莱尔政府对欧盟共同防务态度的转变。欧洲独立防务曾是长期困扰英国政府的一个难题。在战后绝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始终坚决反对在欧洲建立任何与北约相竞争的防务机构。然而，随着“马约”后欧盟共同防务建设正式提上日程，英国越来越难以坚守其僵硬的立场。对于布莱尔政府来说，欧盟共同防务建设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检验其对欧政策的一个试金石。由于不能马上加入欧元区，布莱尔政府就试图凭借英国的军事大国地位，借助一体化防务争夺欧盟的主导权，以确立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同时，布莱尔政府也试图通过积极参与来影响欧盟防务建设的发展方向，抑制欧洲联邦主义倾向向防务领域渗透，并维护北约的地位。基于这些考虑，布莱尔政府对欧盟共同防务的态度较前任政府明显趋于积极。1998年秋，布莱尔在一次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提出了成员国间进行更密切的防务合作的建议；当年年底又与法国总统希拉克举行峰会，会后发表了《关于欧洲防务的联合宣言》(即《圣马洛宣言》)，强调欧盟应该具有自主采取行动的军事能力。该宣言对推动欧盟共同防务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有助于改善英国与欧盟及其他成员国的关系。
布莱尔政府的对欧进取性外交与梅杰的防御性外交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如此，其对欧政策的调整仍难以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布莱尔政府仍谋求在欧美之间维持一种平衡策略，它提出欧盟防务合作倡议固然表明了其对欧态度不同于前任保守党政府，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在欧美间扮演“桥梁”角色的考虑，为推进英国与欧盟之间更密切的合作而采取的平衡措施。归根结底，布莱尔政府并不想使英国完全融入欧盟，因为这将限制英国的全球性作用。正由于此，使得英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一些具体利益分歧也难以完全消除。2002年，布莱尔因挑战法德就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达成的协议而与希拉克发生了激烈冲突，结果后者取消了当年的法英首脑会晤。2003年1月，法德举行了庆祝《爱丽舍条约》40周年的纪念活动，德国似乎重新转向加强与法国的伙伴关系。德国的这一举动对布莱尔政府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其对欧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试图打破法德轴心，以便形成英法德三角联盟。
不过，最终给予布莱尔政府的对欧外交以致命打击的是伊拉克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英国就与法德等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存有分歧。英国置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于不顾，单方面追随美国对伊实施经济制裁和进行军事打击，引起法德等国的不满。“9·11”后小布什政府奉行更加强硬的对伊政策，导致伊拉克危机不断升级，英国与法德之间的分歧随之加剧。法德主张通过联合国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反对绕过联合国对伊动武，而布莱尔政府则支持美国的战争立场，并追随美国发动了对伊战争。至此，英国与法德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了公开分裂。伊战后小布什政府未兑现其有关承诺，从而进一步损害了英欧关系。战前小布什曾向布莱尔保证让联合国在伊战后重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vital role)和推动解决巴以冲突，但后来却不兑现承诺。联合国在伊重建中的作用仅仅是辅助性的，并最终在其办事处遭到攻击后被迫从伊撤出。至于巴以冲突问题，小布什政府2004年4月默认以色列撤出加沙，等于彻底抛弃了中东和平路线图。美国的这些行为不仅是对布莱尔政府的直接打击，也引起了法国等国对英国在欧盟内的真实意图的怀疑。在法国看来，布莱尔政府追随美国的表现背离了英法圣马洛精神，也损害了欧盟的整体利益。虽然伊战后布莱尔政府寻求修复与“老欧洲”的关系，而德法也有与英国和解的愿望(特别是在欧盟宪法条约遭到法、荷两国否决的情况下)，但终因伊战造成的裂痕太深而使得双方难以在短期内真正言和。
总的看，布莱尔政府的对欧外交可谓是虎头蛇尾。执政初期在对欧政策上采取的一些积极举措，确实使英欧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英国在欧盟内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9·11”事件和伊拉克危机的爆发成了转折点。随着小布什政府对伊奉行更加强硬的政策，布莱尔外交的重心逐渐偏离“平衡”轨道而向美国靠拢，其结果不仅直接破坏了其在欧盟内建立三头体制的努力，也使英欧关系重新陷入尴尬和困难的境地。这一后果固然在根源上与英国不想完全融入欧洲有关，但主要症结在于布莱尔政府对欧美的政策中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三、伊拉克战争：布莱尔外交的“滑铁卢”
如前所述，布莱尔外交以欧洲和美国为重心，谋求在欧美间维持一种平衡策略。然而，“平衡”并不意味着等距离。尽管布莱尔政府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欧盟事务，并在对欧外交上有过一些建树，但相较而言，它更加重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鉴于冷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独霸地位和所拥有的超强实力，布莱尔很清楚，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合作是发挥英国“枢纽大国”作用的关键之所在，何况英美之间还有着“特殊关系”。布莱尔希望通过这种“特殊关系”来影响美国的政策，从而发挥英国的“枢纽大国”作用。在信奉实用主义外交的英国决策者看来，“特殊关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如有学者所言，(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英国有意的创造，是英国“发明的一个传统的外交工具”。[9]
在对美外交的运作中，布莱尔特别重视与美国总统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希望以此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布莱尔先是与克林顿建立了较为融洽的私人关系，两人相似的政治理念(都倡导“第三条道路”)在这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克林顿政府在促进北爱和平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英美两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也进行了密切合作，凸显了两国外交和防务合作的价值。小布什上台后，由于在外交上过于热衷于单边主义，使得布莱尔一度对英美关系的前景感到忧虑。但最终布莱尔还是决定同布什总统和他的团队建立良好的关系。布莱尔巧妙地利用了“9·11”事件及随后的阿富汗战争，迅速地与布什靠近。恐怖袭击发生后，布莱尔政府迅即向美国表达了强烈的支持，并表示英国愿意提供任何帮助，包括参与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行动。英国官员认为，这提供了在危险时刻影响布什政府的最大机会。[10]由于英国坚定地支持美国，小布什将布莱尔视为密友，他也用“特殊关系”来形容英美关系。小布什说：“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再也没有比英国更好的朋友了。”[11]
需要指出的是，布莱尔强调同美国合作与他的外交理念有着很大关系。布莱尔鼓吹和倡导“新国际主义”的外交理念，而其核心思想(包括国际干涉逻辑)恰好与小布什政府所坚持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合拍。布莱尔认为，英美两国最具有全球责任感、最有能力一道承担国际道德十字军东征的使命。[12]正是这种理念鼓励了布莱尔政府同美国合作，包括支持和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早在2002年4月布什就告诉布莱尔说，他准备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以推翻萨达姆政权，当时布莱尔私下表示他将支持英国与美国一道行动。[13]在随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伊拉克危机不断升级，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遭到包括许多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但布莱尔不为所动，仍准备冒险支持美国，他希望通过公开支持和私下批评的方式(即采取“yes，but”而非法国那样的“no，unless”的立场)来缓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14]后来当战争迫在眉睫之时，英国非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而追随美国发动了对伊战争。布莱尔认为，当单边主义在美国日益盛行之时，在战争中支持布什政府是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惟一有效的方式。[15]伊战期间英国同美国的大部分联系是在唐宁街和白宫之间进行的，布莱尔及其身边的一小部分人垄断了外交信息，几乎所有的政策倡议均出自首相府，而内阁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外交部更是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16]然而，英国对美国的支持并没有换来布莱尔所希望得到的东西。除了没有兑现的保证外，小布什政府在伊战后似乎也无意修正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些政府高官甚至扬言，今后美国可能会在双边基础上同那些愿意支持美国的国家打交道，而放弃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打交道。不仅如此，美国对布莱尔政府试图在欧美间扮演“桥梁”角色的努力也不买账，许多美国人希望英国能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联系之间作出选择，而不是在这两者之间搞平衡。[17]事实表明，在伊拉克问题上，布莱尔外交不仅没能在欧美关系上起到“桥梁”作用，反而疏远了双方。
布莱尔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追随美国的表现，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许多人(包括绝大部分工党党员)批评布莱尔政府耗费了大量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资本，却没有换来其所追求的“桥梁”作用。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布莱尔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反映出英国外交政策的“美国化”。[18]美国默认以色列抛弃中东路线图的行为尤其激起了英国52位退休外交官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名向布莱尔发出公开信，敦促他对美国的政策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信中说，“我们赞同你关于英国应该在伊拉克和巴以冲突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上同美国合作以及作为美国忠实的盟友发挥现实作用的观点。我们认为现在迫切需要发挥这种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被接受或者不受欢迎，那么就没有理由去支持注定会失败的政策。”[19]
在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下，布莱尔不得不承受外交政策失败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后果。布莱尔曾宣称将在不久的将来就英国加入欧元和就欧盟宪法条约进行全民公决，但在他身陷政治漩涡的艰难处境下，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更让布莱尔感到难堪的是，主张退出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在200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显著上升；工党虽然在2005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第三次获胜，但其在下院的多数席位却从167席骤减到66席。最终布莱尔本人也为其外交政策的失败付出了政治代价，在党内强烈要求下台的压力下，他于2007年6月不得不辞去首相职务。如果说当年撒切尔夫人是因为在对欧政策上栽了跟头而不得已辞职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拉克战争则成为布莱尔外交的“滑铁卢”，并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四、结论
从理论上讲，英国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大帝国和当今国际政治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外交对象和范围不应仅限于欧洲和美国，事实上英国的外交触角的确伸向了更广的地区，包括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非洲以及联合国等多边舞台；但从现实和总体的角度看，自二战后，由于国际权力关系的转移以及英国自身实力的衰落，英国外交的空间和施展外交才能的舞台都大大缩小了。战后初期“三环外交”框架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对这一严峻现实所作出的反应。换一个角度说，在战后东西方冷战和欧陆兴起一体化运动的背景和格局之下，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其诸多方面的利益越来越多地同其他欧洲国家联系在一起且最终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事实，以及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的考虑选择保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的偏好，决定了英国外交的重心必然是欧洲和美国。一句话，当代英国外交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是对欧政策和对美政策以及英国对欧美关系的协调。
布莱尔执政十年为英国留下了许多重要遗产。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增长、失业率下降，有媒体称这是英国自二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政治方面，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改革、北爱和平进程以及对英国上议院的宪政改革被认为是布莱尔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布莱尔政府国内政绩骄人。然而，在外交方面，布莱尔政府却毁誉参半，总体上留下的是负遗产。
延续与变革是布莱尔外交的核心和主线。以战后英国所确立和坚持的“三环外交”方针作为参照，布莱尔外交在基本政策目标方面与战后历届政府保持了明显的连续性，即谋求使英国“再次成为一个大国”。所不同的是，在冷战后新的国际环境下，布莱尔政府强调外交政策的道德标准，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来重构英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同时，与冷战时期主要倚重英美“特殊关系”的做法不同，布莱尔外交在运作上以欧洲和美国为重心，试图在欧美间维持一种“平衡”策略，通过在欧美关系上发挥所谓的“桥梁”作用，进而为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枢纽大国”地位提供支撑。2003年布莱尔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说中称，英国可以在欧美之间发挥“诚实的掮客”的作用。他在另一个场合更明确地说：“本政府既支持欧洲也支持美国，我坚信这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它同时也符合美国和欧洲的利益。”[20]
但事实表明，布莱尔政府对欧美的政策中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冲突。随着“9·11”后美国抛出“先发制人”战略以及伊拉克危机的升级，布莱尔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在欧美间保持外交平衡。最终英国选择与法德两国分道扬镳，并追随美国发动了对伊战争。应该说，这一选择所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说小布什政府对伊动武损害了美欧关系的话，那么，布莱尔政府支持美国则是对其“使英国处于欧洲中心”的抱负的一个沉重打击。英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托弗·迈耶(Christopher Meyer)说：“虽然不一定非要在美欧之间作选择，但你很难做到左右逢源。”[21]正是由于对欧美政策的自相矛盾，使得布莱尔政府不仅难以在欧美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反而在外交上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除了对欧美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布莱尔外交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大西洋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对英国外交及其国际作用所形成的严重制约。不可否认，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有着丰富的国际政治经验、底蕴深厚的外交传统和高超的外交技巧等“软力量”，这些都对英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有一定的影响力有所助益。然而，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硬实力和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对一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产生的影响更大。冷战结束后，随着军力因素的重要性下降，英国实力的进一步相对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日益统一的欧洲、称霸世界愿望强烈的美国和欧美分歧的扩大，势衰的英国已经不能够有效地协调欧美之间的关系。伊拉克战争暴露出的布莱尔外交的窘境，正反映了大西洋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对英国外交形成的制约以及英国在欧美关系上回旋余地的缩小。
然而，布莱尔政府对上述现实或视而不见或不愿意接受。布莱尔以为冷战后欧美之间仍然存在价值观共同体，而英国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把双方联合在一起，殊不知欧美在涉及未来国际秩序性质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包括价值观上的分歧。相对于美国所追求的“单极世界”，欧盟更认同一个以共识作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倾向于接受一个多样性的和能够把这种多样性机制化的国际体系。绝大多数欧洲精英反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该战略是一种霸权设计，只有霸权国拥有利益和能力来追求这一政策，而国际社会难以接受先发制人作为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一种制度化手段。布莱尔的干涉主义与小布什的国际观表面上很接近，但实际上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更加强调自身安全和保持其世界领导地位，而欧洲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对欧美间的这些显著差异的忽视也是导致布莱尔外交出现偏差乃至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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