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谋略论文,试论论文,日俄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俄战争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罪恶战争。中国作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在战争爆发后竟然成了“局外中立国”，并划出交战区域供双方厮杀，无数中国民众惨遭战火洗劫，有的还充当了侵略者的工具。而战争结束后，中国又如同战败国一般，领土主权被横加掠夺。所有这一切，除了清朝政府的腐朽这一内在原因外，更与日本在战争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谋略活动密切相关。
一、宣扬“兴亚主义”、“保全中国”，骗取中国人民的好感
日本在发动历次侵略战争之前，都制造舆论，进行欺骗性宣传，以迷惑国内外人民，为其侵略行径寻找堂而皇之的理由。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就曾抛出“脱亚论”、“兴亚论”等谬论。“脱亚论”宣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民精神”已从亚洲落后状态中脱颖而出，“移至西欧文明”，而亚洲的主要国家中国及朝鲜仍处于落后状态，并濒临被瓜分的危险。在此形势下，日本“不可犹疑”，要脱离亚洲国家行列，而以欧美国家自居，并以欧美国家使用的办法即武力来对待中国和朝鲜〔1〕。“兴亚论”则宣扬，在西方列强的攻势面前， 亚洲国家已大半沦亡，只剩下日本、朝鲜和中国，而只有日本完成了维新大业，走上了富强之路，朝鲜和中国则已贫弱老朽，形势岌岌可危，因此日本应当“救此贫弱，扶此老朽”，肩负起“兴亚”大任〔2〕。 这些论调，无疑是为了蛊惑日本国内民众，蒙蔽其他亚洲国家人民。此后，日本在长期对外侵略扩张中抛出的“利益线”与“主权线”、“大东亚共荣圈”等一系列谬论，都与此一脉相承，并根据需要而有所发展。
日本为发动日俄战争而进行的欺骗性宣传，在甲午战争结束时即已开始。当时，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将刚刚通过逼迫中国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吞入口中的辽东半岛又吐了出来。虽然它又向清政府勒索了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金”，但此事仍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极大刺激，认为这是“千古未有之大辱”、“战果丢掉了一半”。一些报纸借机大造舆论，呼吁继续推行“大陆政策”，鼓吹要“卧薪尝胆”，卷土重来。一时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复仇”狂潮。同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正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在此形势下，台湾总督桂太郎于1896年上书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一旦发生事变，列强必然竞相瓜分，日本必须作好准备，以便乘机向大陆扩张。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亦元气大伤，尚未恢复，在瓜分中国时很难与列强抗衡，三国干涉还辽便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反映。有鉴于此，日本便希望推迟瓜分中国的时机，以使自己恢复国力，届时能抢得更多的利益。所以，它又提出了“保全中国”的口号。同时，在甲午战争前即已抛出的“兴亚论”再度被派上用场。在日本政府示意下，岸田吟香等人组成东亚会，近卫笃麿、伊泽修二等人组成同文会，1898年两个组织又合并成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在讨论会纲时说：“本会决定以保全中国为目的”〔3〕，故而该会纲的第一条即为“保全中国”。该会“宗旨书”号召中国，不要只想到甲午战争，而应“忘衍弃咎，共防处侮”；两国政府要“秉公尚礼”，以便“邦交益固”；两国商民要“各守信义，和衷共济”，以使“邻谊日敦”〔4〕。同时，该会还邀请旅居横滨、 神户等地的华侨及避居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参加，使披着保全中国外衣的兴亚主义一时在中国人之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俄国在中国东北攫取到大量权益，与日本的既得利益及扩张目标发生严重冲突。日本在附和美、英高唱“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保全中国”，鼓吹“各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同时，加紧准备对俄开战。同年，内田良平与平周山等发起成立了黑龙会，宣称日本当前的急务是把俄国赶出中国东北，然后由日本进占满蒙及西伯利亚。为影响和拉拢中国各界人士，他们又和东亚同文会等组织一起宣扬兴亚主义，煽动仇俄情绪。
1903年4月，俄国向中国提出7项无理要求，企图迫使清政府承认东北三省是俄国的势力范围。此举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同时也令其他列强为之震惊。为对俄备战已与英国结盟的日本，在获悉此事后，联合英国向俄国提出警告。紧接着，东京各家报纸普遍报道了7 项要求的详细内容。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时事新闻》以号外形式刊登了一篇据说是俄国代理公使对该报记者的谈话，其大意为：满洲乃俄国的势力范围，日、英等国毫无置喙之权；为确保满洲，“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虽然这一报道的消息来源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它所引起的反响却是爆炸性的。4月底，中国留日学生召开反俄大会， 并组成抗俄义勇队，声势悲壮激愤。日本政府抓住时机，利用中国人的反俄情绪，再次开动一切舆论工具，抛出兴亚主义，竭力宣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在其蛊惑下，中国清政府中一些亲日、英的官员，提出联日拒俄的主张，甚至在日俄开战前提出派兵与日本共同对俄作战的建议。对于清朝官员的天真幻想，日本政府反倒十分尴尬，忙以“中国财政状况难以参战”为借口予以拒绝〔5〕。
不仅如此，日本天皇在宣战诏书中仍冠冕堂皇地宣称，对俄开战只是为了“求文明于和平，与列国笃友谊， 而保障帝国安全于永久”〔6〕，继续玩弄欺世盗名之伎俩。其实，日本已经用其侵略行为向世人说明，它所宣扬的“保全中国”云云，只不过是为了让“中国这块肥肉完整地留在自己近旁”〔7〕，而一旦时机成熟，便肆无忌惮地吞噬。
二、以各种谋略手段将中国人卷入战争，为其所用
日本政府深知，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广大中国人的心理倾向对战争双方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它对中国人的仇俄心理进一步加以煽动、激化，以各种方式将中国人卷入战争，使之在刺探俄军情报、袭扰俄军后方等方面，被日本所利用。
早在1897年，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便冒充“长白侠士、辽海义民”的名义，煞费苦心地用中国文言文写了一篇2000余言的《檄东三省士民文》，极尽煽动、拉拢之能事。文中历数俄国“毒比长蛇”，“贪得无厌”，“欲逞凶焰于东方”，“始而庚申英法之寇，托言居中调停，奄有我东海，次而甲午中日之役，藉口代索侵地，窃据我旅大，终而庚子拳匪之变，假名靖乱保路，逼处我三省……侵占我山林，攘夺我矿产”，竭力宣扬“日本与我中国同文同种，形势唇齿，见我中国之贫弱不振，而受俄人之凌侮，思拯诸危亡之域而共保太平之局，引为天职，誓不敢陨越。”鼓动东北三省士民，“无论其团练乡勇或前此中国目为匪党者”，对俄军要“相机度势，扼要制胜，或声东击西，或捣虚而批亢，破坏彼铁路，斫断彼电线，焚烧彼营房，轰击彼武库，使之疲于奔命，不安寝食，联络全绝，分应欠灵，内外兼防，兵力愈单，腹背受敌，危惧交至，则力绌势竭，自取灭亡，不战而溃矣。”而对日军则要“联以腹心，任以耳目，或为向导，或为间谍，接济粮秣，供给房屋。凡其有所缺乏，则必代为设法；有所需要，则必出力襄助。主客相待，联为一气，表里相助，互为策应。”这样，俄军便犹如“囊中之鼠，砧上之肉，不毙何待？”〔8〕这篇檄文由于抓住了一般中国人尤其是东北民众的普遍心理，所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与煽动性。当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派人拿着这篇檄文对散处东北各地的民间武装进行拉拢时，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
在搜集俄军情报方面，日本甚至得到了清朝重臣的支持。1902 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村怡与造少将率小山秋作大尉到中国“考察”时，即曾到保定秘访清政府北洋大臣兼直总督袁世凯，双方初步达成秘密协定，在侦察俄国军事行动方面互相配合，袁手下的情报人员所获情报统统提供给日本方面参阅。5月， 日本派驻芝罘（今山东烟台）的驻华武官守田利远、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立花小一郎以及日本公使馆武官等人，又经与袁世凯协商，双方达成多项“合作”条款，其中包括：“1.袁直隶总督在满洲及山东之侦察工作，全部委托于守田大尉，派遣在上述各地之中国侦察将校，受在芝罘之守田大尉指挥；2.驻在满洲及山东各地中国将校所获得之情报，一旦搜集于守田大尉之手后，由守田加以综合，分送日本参谋本部及中国直隶总督；3.袁直隶总督、立花小一郎少佐、北京日使馆武官室及守田大尉之间，设置特设之电报密码，以资互相联络沟通。”〔9〕这项协议，在日俄战争中一直贯彻执行， 对日军帮助极大。奉天会战前，袁世凯派遣到东北及山东的情报军官达16人之多。他们谎称“脱队人员”，暗中协助日本间谍搜集俄军情报，如后来成为北洋军阀重要头领之一的吴佩孚，当时就被派到守田利远手下。他曾扮作杂役，潜入辽阳俄军统帅部刺探情报。1904年5月， 守田利远率领由40余名日中间谍人员组成的谍报班，从烟台渡海，在辽东半岛登陆，除对复州、普兰店等地的俄军情况进行侦察外，还向奉天、盖平、岫岩、大石桥等地派出宫相臣、初兰亭、张敏卿、梁慎勇等近10名中方侦探人员〔10〕。
以辽阳为据点的日本重要间谍土井市之进，在其活动中也同样利用了许多中国人为其服务。他在化装成僧人从北京潜往营口时，便曾雇用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僧人同行，以遮人耳目，应付盘查。进入辽阳后，土井又雇用了旅顺人王子修为其充当俄语翻译。在王的帮助下，土井建立了谍报据点，并根据其建议，改装成中国南方商人。同样在王的协助下，土井物色了一批中国青年，经过简单的训练，然后派遣到北起开原、南达大石桥间的各铁路车站，详细记录俄军每天南来北往各次列车的内容，由土井加以整理后，转交日军有关部门〔11〕。此外，后来成为奉系军阀首领的张作霖在此期间也同土井有过接触，并曾向其提供帮助。
日本在利用中国人方面还有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就是女教师河原操子在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所从事的谋略谍报活动。为了向内蒙古方面渗透，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经多方努力，于1903年2 月以参加在大阪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的名义，邀请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访问了日本。回国后，贡桑诺尔布便奏请清政府批准，向日本政府提出派一名女教师来喀喇沁旗开办女子学堂的要求。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和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正在上海务本女子学堂执教的河原操子，面授机宜后，派往喀喇沁旗。来到王府后，工于心计的河原操子很快便赢得了郡王及王妃的喜欢和器重，她利用经常陪同郡王外出巡游的机会，调查俄国军队在内蒙古方面的部署情况，向北京公使馆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情报，使日本“对内蒙古的情况日益明确”〔12〕。她还通过贡桑诺尔布来影响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等蒙古王公贵族，使他们在政治上倾向日本。日俄开战后，青木宣纯组建的“特别任务班”在前往齐齐哈尔破坏铁路桥梁的途中，曾于喀喇沁王府进行休整。河原操子利用自己在王府中的身份和地位，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整个战争期间，河原操子随时向上报告俄军动向及内蒙古各旗情况，对日本参谋本部在战略上掌握主动具有很大帮助。她在战后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过于激烈的谋略战使我夜不能寐，幻觉经常袭击着我。”〔13〕日本陆军大将渡边锭太郎在评价河原操子时说：“日俄战争之初，以一个年轻女性之身，深入僻远的内蒙古喀喇沁旗，在担任王府教育顾问，开发当地女子智力的同时，巧妙地利用王府对她的信任，为我陆军特别任务班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勇敢机敏之行为，作为日俄战争中的秘史，不能不使我们经常为之感叹。”〔14〕
除搜集情报外，还有许多中国人在战场上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炮灰，其中主要是被其称为“马贼”的东北民间武装。所谓“马贼”，就是历史文献中的“胡匪”、“红胡子”、“胡子”等。他们的政治成份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劳动者，也有脱队官兵、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他们人数多寡不等，行动出没无常；有的拦路抢掠，打家劫舍；有的杀富济贫，甚至对抗官府。总之，到清朝末年，他们已经遍布东北各地，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民间武装力量。日俄两国在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中，自然都对这一特殊势力的存在不敢小视，均欲将其拉拢过来，为己所用。不过，在这方面的较量中，日本占据了绝对优势。
日本利用东北民间武装，先后在辽西、辽南及辽东组建了“东亚义勇军”、“满洲忠义军”和“满洲义军”，采用各种方式打击俄军，如刺探军情、扒铁路、炸桥梁、割电线、烧仓库等，遇到小股俄军则予以歼灭，给俄军后方及侧翼造成很大危胁，也使其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以辽西方面为例，仅1904年3—5月间，俄军被破坏的铁路37处、铁路涵洞24处，兵站仓库被烧13座，物资损失达450亿卢布； 俄军将校级军官被打死18人，打伤34人；下级士官被打死360余人，打伤780人。俄军不得不抽出1个骑兵旅掩护右翼，部署2个师团的步兵守卫铁路，被牵制的兵力达数万人〔15〕。在辽阳首山之役，日军先是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后利用冯麟阁、金万福的所谓“忠义军”，自辽河以西抄袭首山之右侧，俄军在此出其不意的攻击下，向北败退。此役对日俄战争的胜负之局影响很大，所以日军奏请日本天皇奖赏冯、金二人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其收编重用〔16〕。正因为以上种种，日本的战史书籍才不无得意地写道：“日俄战争时的日清关系良好，在满洲作战中得到不少方便。”〔17〕
三、推行欺骗外交与强权外交，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战败国
日俄战争中日本对中国采取的外交策略，早在1903年12月的内阁会议上即已确立，其中心思想就是要让中国保持“局外中立”。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单独作战，战胜的结果将由我国（日本）任意处理；如与中国联合，则善后处理势将感到种种不便”。它还认为，中国若参战，可能会“重演义和团事件”，引起列强借机争夺，日本会有丧失在华南的势力范围的危险，同时中日联合对俄作战，还会令西方对“黄祸”产生恐惧，导致其干涉。另外，中国如将大量财力投入战争，还会影响其偿还庚子赔款。而中国如中立，交战仅限于日、俄两国，便不致因国际关系复杂化而导致战争扩大化，可把战争对其他中立国家对华贸易的冲击额减少到最低限度，保持别国对日本的“同情”，以免干涉〔18〕。所以，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日本便明告中国清政府：对俄谈判“万一决裂，不愿他国掺入，并愿贵国中立，以免他国借口，横生枝节。惟贵国内地须自固守，勿使变乱”〔19〕。开战后，日本又将这一意图通知欧美各国驻日公使。1904年2月10日，美国向日、 俄两国及中国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将战区加以限制，使之“局部化”。20日，美国又将同样内容的照会发给《辛丑条约》的其他签字国。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便为中国清政府规定了在这场战争中所要遵循的基本立场。
清政府内部虽然有人主张乘俄、日交战之机，“奋然一战”，收回东北主权，但是腐败不堪的晚清政府只是顾虑到“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20〕，从而完全屈从帝国主义列强的意志，于2月12日照会俄、日、英、法、德、美各国，正式宣告“局外中立”。于是，日本利用清政府企图倚日御俄的心理，并通过列强施加压力，实现了将中国排除在战争之外的预谋。
关于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清政府在照会中指出：“东三省城池、官衙、人民、财产，两国均不得稍有损伤，原有之中国兵队，彼此各不相犯”；“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辽河以西俄已退兵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21〕。同时，清政府又颁布了《中立条规》，规定凡在华之外国侨民及本国居民皆不得破坏中立，中国应享有局外中立的权利，交战国陆军如有在中国局外境内应遵守各项规定，等等。奉天地方当局还公布了《两国战地及中立条章》，具体划定了日俄在奉天的战地范围，要求两国军队不得逾越指定战地，须保障战地内中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等。
对于清政府的这几点软弱要求，日、俄两国也根本置若罔闻。日本虽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日军只是对沙皇俄国作战，“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必不敢有损害大清国之事”，“断不损害地方财政”，“盛京、兴京贵国陵寝宫殿所在，以及各衙署，亦不若俄国所为，致蒙损害，可请贵国政府确信。”〔22〕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日本在战争中恣意践踏中国领土主权，野蛮蹂躏中国人民。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掳掠，无恶不作。日、俄两国的战争炮火给东北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数；给战区人民留下的精神创伤，更是无法估量。
1905年8月10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 无视中国政府的存在，开始举行旨在瓜分中国东北的媾和谈判。虽然清政府于7月6日即发出照会，声明凡是两国所订条约中涉及中国事件而未与中国商定者，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23〕。但是日本公使在复照中竟称“此次议和自当专在日俄两国间直接商定，不容有第三者从中干预”〔24〕，公然将中国排除在外。然而，日、俄两国分赃的《朴茨茅斯和约》刚刚签订，墨迹未干，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便于同年11月率领与俄国谈判的原班人马开进北京，要求中国承认其所得权益。经过22轮谈判，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不仅顺利取得了《朴茨茅斯和约》中俄国转让给它的全部权益，同时又乘机勒索了在东北南部开埠通商、改筑铁路等新的权益。事情到此，日本仍未满足，在中日会议之后，又“指鹿为马”，将中日谈判过程中所做的记录强行捏造为所谓“秘密议定书”，并照会英、美等国〔25〕。此后近40年间，日本便以此为据，制造事端，向中国勒索权益。
总之，在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同俄国大打出手的同时，对中国则推行欺骗外交与强权外交，采取一系列谋略手段，不仅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而且对中国的领土主权任意践踏，予取予夺，使中国成了真正的战败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凶残狡诈的侵略本性。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贫穷落后国家任人摆布宰割的悲惨命运。
注释：
〔1〕《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日文版，第239页。
〔2〕〔3〕〔8〕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 日文版，第361、610、801—805页。
〔4〕〔9〕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第471、282—283页。
〔5〕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1，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18页。
〔6〕〔18〕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 原书房1965年出版，第223、217—219页。
〔7〕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第638页。
〔10〕〔11〕东亚同文会：《续对华回忆录》下卷，原书房1973年出版，第840、911页。
〔12〕大岛与吉：《爆破行秘史》，1934年印行日文本， 第346页。
〔13〕渡边龙策：《川岛芳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20页。
〔14〕福岛贞子：《河原操子》，妇女新闻社1935年出版，序。
〔15〕王振坤、张颖：《日特祸华史》，群众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55页。
〔16〕宁武：《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 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6页。
〔17〕《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82页。
〔19〕〔20〕〔21〕〔22〕〔23〕《清季外交史料》，第180卷， 第16页；第179卷，第4—5页；第181卷，第19—20页；第181卷，第17 —27页；第190卷，第6页。
〔24〕《日本外交文书》之《日俄战争》第5册，第174—175页。
〔25〕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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