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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现在的小说越来越丰富。
现在的小说越来越“难读”。
这“难读”至少有三层含义：一些小说由于运用了现代、后现代或许还有后后现代小说的种种技巧，全盘颠覆了固有的阅读方式与习惯，你必须得全神贯注、前后琢磨才能将作品连缀起来，阅读下去，是为一“难”；一些小说的字面或章节读来全能明白，某些局部甚至紧紧地揪着你不放，只是整体读完后又惘然若失，全然不知所云或者是不甚知所云，是为二“难”；一些小说的故事十分好看，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对你说得明明白白，但稍稍思量，这明明白白又不过只是一层障眼的面纱，要想真正明白，还需撩开面纱再往里看，是为三“难”。
小说的这种“难读”并非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外国的情形如何不敢妄加断言，至少中国的状况是渐渐发展演化而成，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文化大革命”前，无论是读中国古典的，还是现当代的小说，甚至也包括外国小说（那时所能读到的也只能是十九世纪以前的或苏联的小说），都不会产生“难读”的感觉。无论其作品规模如何巨大，人物如何众多，情节如何繁复，但作品整体上的起承转合、前因后果、情节发展、人物关系、场景调度、意义思想……一概清清楚楚，最多只是理解的深浅不同，或许再有外国小说中那长长的人名以及昵称、简称一类较为难记而已。因此，那时读小说从总体上可以说是轻轻松松、愉愉快快、顺顺当当地读，无太多或太大障碍可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被称之为“新时期”的初始几年，那时出现的一批脍炙人口、激动人心的后来被概括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小说大部分阅读起来依然无大碍。其间不能不提及的一个小插曲便是八十年代初经由王蒙等几位著名小说作家放飞的几只“小风筝”。不过，由这几只“小风筝”所飘扬起来的不过是由写故事、写人物转向写心理、写情绪，物理时空转向心理时空并跳跃换位等这样一些小说操作技巧，这一切固然给读者带来了一时的陌生化，但由于变化多囿于局部，且加之当时大量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被翻译介绍进来，因而这一类的陌生化也很快为人们所接受，未形成太大的震荡。
接下来，时光很快进入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那么几年，文坛处于一种空前活跃的状况，各种文体试验纷呈迭出，诸位“先锋”、“新潮”相继登台亮相，各领风骚。于是，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中看到了意象的强化；在张承志的《金牧场》中领略了视角的整体位移；在马原、洪峰的作品中感受了叙述、结构的变幻无穷；在王安忆、在余华、在格非、在苏童、在孙甘露、在……见到各种各样的文体试验。和那几只“小风筝”不同，此时一些小说的文体变化已不再限于局部而趋于整体，因而对读者习惯性阅读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再是局部的震荡而是整体的“颠覆”，“看不懂”的惊呼和抱怨随之雀起。然而，这毕竟已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时代，一方面是“看不懂”的呼声和抱怨高涨，另一方面喝彩声和赞誉声也不断响起，尤其是那些文体试验者们对这一切似乎置若罔闻，照例我行我素，于是，所谓“难读”的小说由此而稳固了自己的位置。
再接下来就是一批被称之为“后”字号或“新”字派的小说出现在文坛，或“后现代”，或“新写实”、“新历史”、“新乡土”、“新体验”、“新状态”、“新生代”……。或许是意识到读者的重要，或许是对文体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一度受到了冷落的故事与人物又回到了这批小说之中，但障碍依然存在，读到了故事、抓到了人物却吃不准意义，看懂了局部却未必能把握整体，这同样也是一种“难读”的小说。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它的“难读”已不再是外观而更趋于内向和多义。
铺陈了许多看拟与述平小说无关的内容，无非是想说明两点：其一，尽管述平的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崭露文坛，但仍然有必要将其置放在八十年代以来文坛风云变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只有这样，才不会感到这一类型的作家和作品出现的突兀。其二，述平的小说也属于“难读”的一类，但这种“难读”显然应该定位于大体上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那种“难读”而并非字面外观上的“难读”。
就我的阅读印象而论，述平不属于那类高产的作家，除去今年以“联网四重奏”的形式而面世的四个短篇外，其余均为中篇，如《凸凹》（《收获》1992.6）、《晚报新闻》（《作家》1993.9）、《某》（《作家》1994.7）、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作家》1994.9，以下简称《一张白纸》）、 《此人与彼人》（《钟山》1994.5）等。这些小说之“难读”程度不同，但无疑都不是那种一目了然之作，你总会感到这些好看的故事和明白的文字背后藏匿着一个个待解之“谜”，那么，这些“谜”到底是什么呢？
非确定性之“谜”
述平有两篇小说的标题《某》和《一张白纸》提示着我不得不去考虑他作品中的非确定性因素。其实，岂止是标题，在《某》中还有一段看似游离于整体情节之外却又是“别有用心”的议论耐人寻味：某“好像确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却又不可触摸，不可捕捉，似乎许多不便言明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字笼而统之，有那么一种隐秘的、含糊的、不透明的感觉。其神秘之态又有那么一种让人去领悟、去揣摩之意”。“某，这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未知，是我们在认识某件事物之前的一段长久的徘徊，或者说是一个晦暗的前认识阶段”。
如果说标题和议论仅仅只是一种提示的话，那么，顺着这种提示我们的确可以在述平的小说中见到许多非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以及这些非确定性对述平小说的构成起到何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张白纸》可以说是一篇从整体上建构在非确定性基础上的代表，从内容到文体构成莫不如此。“一张白纸”固然“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怎样才是“最新最美”的呢？不知道，没法确定。作品以“从前有座山……”这首妇孺皆知的循环往复式的歌谣开头，本身就充满着暗示。如果说那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一张白纸”的话，那么他走上社会后的经历便可视为一幅幅“图画”，由于对什么是“最美最好”的不确定，于是，述平只好一古脑画出了八幅“图画”，即作品中的从“（第一稿）”到“（第八稿）”，但还是不满意并意识到下一稿才是“最美”的，只是“（第九稿）”刚开头，作品便戛然而止，留下的仍是不确定。
如果说《一张白纸》在整体上为这种非确定性所弥漫，那么，在述平的其它小说中，同样的非确定性亦或多或少、或整体或局部地存在。《晚报新闻》又是一例。这个小中篇篇幅不长，却插入了十四条与小说中故事毫不相干的、全是从各地晚报上摘录下来的“晚报新闻”；到了结尾的第十五条，概述了陈云辉伤害刘大明的因果始末，实际上是小说故事结局的一段梗概。仅从文体上看，十五条“晚报新闻”别无二致，倘若不是小说家在前面铺陈演绎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同样会认为第十五条“晚报新闻”也是真的，是非虚构的；那么，倘若将前面十四则“晚报新闻”也统统铺陈演绎一番，你是否又会以为这些“晚报新闻”全是假的，是虚构的呢？孰真孰假？又是一个非确定性被巧妙地裹藏在小说的叙述之中。
多重可能性之“谜”
既然非确定性在述平小说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那就必然导致另一个重要因素——多重可能性——的相伴而生；既然事情的发展、优劣、结局……都无从确定，那么，种种可能也就都可能成为现实。因此，多重可能性与非确定性一道出现在述平的小说中显然符合他自身的创作逻辑。
《一张白纸》既是整体建构在非确定性因素之上的代表，同时也是表现多重可能性选择的典范。作品用八稿来展示了那位大学生的不同表现、不同选择和不同结局，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在总体上对什么是“最新最美的图画”的不确定所导致，但大学生在每一稿中的每一种表现、每一种选择、每一种结局无不都是一种可能的结果。既然一切都未确定，那么，一切可能也都可能成为现实，成为多重选择中的一种。
述平在他的一则“创作谈”中有两句较为费解的自白：“小说这东西在作家写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努力寻找那些已经存在的小说”。这句话的费解就在于“写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什么东西才能够得上“小说”？而小说家需要“努力寻找”的又是什么？我想，这“已经存在了”的大约不是生活中出现过的情景，而小说家的“努力寻找”也不只是对这种情景的实录。如果仅仅只是这样，那么，小说家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这“已经存在了”的可能更是指生活中基于存在的可能出现的情景。任何可能性，实际上都具有存在的真实性，只不过仍处于一种沉睡和未被照亮的状态。所以，小说家的“努力寻找”就是要唤醒或照亮那些为人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可能，他既可以选择一种，也可以平行地展示多种，述平所选择的显然偏重后者。
如果《一张白纸》在展示这种多重可能性时表现得极为直观和单一的话，那么，《某》的表现则无疑要隐蔽和复杂的多。这个由老周突然死去而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故事看起来都只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发展，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或者说是只有这种可能性而没有别的可能。小说的故事主线大体上也是顺着这一种可能而设置和延伸下去的。然而就在作品的第七章中，述平在第一节里围绕着“某”字而大发了一通看似与情节主线无涉的议论之后，接下来的第二节便立即展示了故事朝其它方向发展的种种可能：假如老周没有死，假如老周在活着的时候就暴露了他和珍珍的婚外恋关系，假如老周至死也没暴露这层关系……正如小说中所言“或者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种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存在，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逻辑性，都有可能演绎成另一个生动的故事，述平所选择的只是其中之一罢了。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明确的选择中，述平也没忘掉暗示甚至明确提示其它种种可能性的存在。其间既有作品中第七章第二节里那明确的展示，也有在叙述一种可能时的暗示插进。例如，当乔丽荣将出租车司机、胡铁和大学生这三个男人同时召来而下面的故事尚未展开的时候，就已经暗示和潜藏了多种可能的存在，且每种可能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逻辑。尽管乔丽荣最终选择了一种多少有些出人意外的可能，但这已无妨其它可能的存在，作品中的暗示已经够清楚、够明朗了。
反逻辑因果链之“谜”
尽管在述平的作品中充满了反逻辑的因果链，但这种现象之存在倒是十分符合逻辑的。既然有大量非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既然多重可能性都可能演化成现实，那么，常见的合逻辑的因果链则只有让位于看似反逻辑的因果链。
《晚报新闻》中的陈云辉邂逅中学同学安红，唤醒了“在他心里沉睡了多年的最温柔的那部分感情”，一开始陈云辉并不存在非分之念，他写信也好，打电话也罢，只是想“与她一起回忆一下当年那件事”，“一吐为快”。可偏偏安红和她的男朋友德蒙却作出了错误的理解与判断，德蒙还动手揍了陈云辉。如此说来，陈云辉的报复对象理应是德蒙或者安红，但最终结果却是未伤及这两个的一根毫毛，反倒将与此事无必然关系的刘大明的手给剁了下来。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显然不是那种常规的逻辑因果链能予以解释的。因为这个被剁了手的刘大明与由陈云辉和安红握手而引发的故事没有任何因果关联。
类似这样反逻辑的因果链在述平的作品中并不鲜见。《此人与彼人》中故事发展的每一步都看似有逻辑因果链的存在，尚小木之所以让乔兵来引诱胡颖是出于自己曾经和她有过一夜风流而又害怕被暴露急欲摆脱的考虑，而乔兵之所以乐于接受这种事则是由于他曾经为女友白小燕所弃而导致的对性、对情感的亵渎态度所决定，且不说这样的因果链是否符合常规的逻辑，倒是作品的一系列结局更显出它的反逻辑的因果链，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当事人与参与者都彻悟了、轻松了，尚小木和胡颖又在一个充满了意味的情景中走到了一起。这样的安排、这样的结局就绝对无法用寻常的逻辑因果链来作注解了。
必须说明的是，述平小说中的这种反逻辑因果链所反掉的只是一种寻常的常规和规范的逻辑因果链，如果将他的作品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孤立地看，自身的逻辑因果链还是很清晰的。你不会感到突兀、感到荒唐、感到造作，一切都很顺理成章。一方面是反逻辑，另一方面又是合逻辑，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效果，或许也得益于述平“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功夫吧。正因为反了寻常的逻辑因果链，所以他自身建构的逻辑因果链才显出合理；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要自己建构起自身的逻辑因果链，所以寻常的逻辑因果链就不能不反，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猜“谜”
非确定性之“谜”、多重可能性之“谜”、反逻辑因果链之“谜”，“谜”一般地存在于述平的小说之中，前文只是描述而并未解“谜”。述平何以如此热衷于设置这些“谜”？“谜”底究竟是什么？这一切依旧还是“谜”。权威的答案或许掌握在述平手中，但作品一经面世，读者就有了阅读和解释的权力而无论自己的解释与作者的本意是否吻合。述平既然设置了这样一座“谜”宫，我们也不妨尝试着猜猜以便走出“谜”宫。
在述平看来：多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为小说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及空前的自由。是想象和思考的神圣领地。是小说家赖以生存的美妙家园。是虚构开始的地方也是虚构终结的时刻”。他坦言正是这一切“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向那些我事先根本就不曾想到的地方，并让我在其中不断地有所发现，对于我来说，写小说的全部乐趣就在于此”。
哦，原来述平是在这些“谜”中找乐，从中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和空前的自由”，展开了“想象和思考”的双翼，并“不断地有所发现”。不过，这一找乐又绝不仅只是述平个人的创作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而且也带来了一种新的观念支配下的另一类小说的出现，这种小说有别于以往小说创作中常见的或注重反映或反应、或着力表现或再现、或追求象征或隐喻等种种方式，而是努力从生活出发，通过显现可能以逼问存在的真实。
另一方面，由于作家是在通过显现可能以逼问存在的真实，是在“不断地有所发现”，这也不能不带动读者一块参与思考。事实上，我们在阅读述平的小说时，往往也自然地将他笔下那些好看的故事以及“谜”的设置与种种形而上的命题联系起来。诸如必然和偶然、原因和结果、存在和虚无、真实和虚假……等等，甚至也涉及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事关人生的天问。答案在述平的小说中并不存在，我想述平也提供不了答案，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有所发现、有所思考，譬如由非确定性带来的对多种可能的选择，由偶然性因素而导致的常规逻辑因果链的断裂……这一切与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与我们头脑中已形成的某种定势都吻合不起来，然而，述平却通过自己的笔将这一切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眼前，逼得你不得不多问几个为什么，仅此而言，不也是饶有意义的吗？
当然，这一切又仅仅只是猜测，对与不对又是一“谜”，好在文责自负，见仁见智，即便猜错也无大碍，权作游戏一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