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涵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涵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涵义包括正确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中国实际，体现出民族特色，要有新的理论成果，同时，还是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涵义 民族特色 理论成果 方法论
20世纪初，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先进分子，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来指导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下，通过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认识，通过对各种各样主义的反复比较，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后的课题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在20世纪发生巨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本文仅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涵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洪流之中；与此同时，也就开始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初步阐述和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初步提出，正是这种探索的具体体现。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够、理解不深，对于中国国情认识不清，所以也就缺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对此，瞿秋白曾进行过正确的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处在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而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整个知识阶级一样，科学历史的常识很浅薄。“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对于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最初的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关键性课题，即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在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如何对待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的问题上出现了原则性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开始自觉地认识到要结合中国的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愈来愈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结果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但是，那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另一部分人，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盲目地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用现成公式来剪裁中国革命的实际。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结果是把1927年后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在痛定思痛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中央层的多数人开始认识到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从而在遵义会议上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并被全党接受准备了重要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国共合作、围绕着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等问题，出现了新的分歧。从苏联回国的王明，重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不同的是，他从“左”倾变成了右倾，形成了右倾投降主义，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相对抗。但是，这一次王明却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袒护，共产国际在听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汇报后，明确表示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针对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着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也强调：“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进入了成熟阶段。
中共六届六中会会之后，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全党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在这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对长期影响全党、危害全党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对为什么必须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与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思潮进行了论战。在总结历史经验、清算教条主义、批判敌对思潮的斗争中，全党同志终于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而且是最优秀的实践者，他的著作、他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典型的和最重要的成果。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经过17年的时间，经过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又过了1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功。但是，历史的曲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毛泽东，恰恰又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自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逐步发展，直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57年后的20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5]出现这些问题，从思想高度来认识，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出现了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重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功。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既表示了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表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融合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表示了一个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早在20世纪40年代，艾思奇就说过：“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要更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6]在这个层面上，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如叶青所说的：“它必需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7]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歪曲。同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儒化”，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变形过程和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了，也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歪曲。[8]
（二）要立足于中国实际。
这就是说，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来剪裁中国的实际，也不能把其他国家的经验机械地运用于中国，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以谁为中心的问题。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9]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也是如此。从中国共产党斗争的实践看，中共面对的敌人不是纯理论上的，而是敌对的阶级及其思想。此外，中共还必须面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以及党内以主观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倾向。这些情况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任务不是枯坐书斋中著书立说，重述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必须从革命家和理论家相结合的角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样，不是以中国为中心，就不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得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用的科学理论。
（三）要具有民族特色。
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前一个结合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后一个结合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特点明显地带有西方文明的痕迹；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主要是依据西方素材。要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一方面要在中国的实际斗争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显示其科学性；另一方面还要将这些原理赋予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以显示其民族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10]
（四）要有新的理论成果。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而应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新鲜经验，并将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没有的东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内容。这些新的理论成果就是凝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1]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比用中国民族形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更重要、更高级的一步。这实际上是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研究了中国历史的现状，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的一个创造性过程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一个有层次性的结构。这个层次大体包括：第一，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而制定出的正确的路线和大政方针，这些大政方针是站在全局高度上的。第二，为了实现这些路线和大政方针，制定出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科学的路线和大政方针固然重要，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也必不可少，这是路线和大政方针付诸实际的支撑和中介。当然，这些新的理论成果的形成也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发展到今天，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五）体现了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凝固不变的，因为中国的实际是不断变化的。原来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就有一个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基本态度，也就是方法论问题。正如邓小平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12]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
以上几个方面，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这一历史过程，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中，也包含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
注释：
[1]《〈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11页。
[2]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1、111-112、109、115页。
[3]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五十七期，第37页。
[4]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622页。
[5]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64页。
[6]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480、481页。
[7]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553页。
[8]如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封建化了，”《见李泽厚十年集》第四卷中的《西体中用》，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286页。
[9]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7页。
[1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7页。
[11]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74页。
[12]邓小平：《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58-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