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文化中女子体育宗教信俗的衰落与修复
欧阳金花
(湖南科技学院体育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 借鉴史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学科研究方法,对江永女书文化中的女子体育宗教信俗的形成、演变及衰落进行了多维考证,提出了女子体育宗教信俗文化修复措施,以寻求江永女子体育宗教信俗保护与传承的合理路径.女书节庆习俗是女子体育宗教的发端,女子体育宗教信俗演变呈“生成-鼎盛-破坏-消失”的文化轨迹,后现代江永女性“中心”与“边缘”的身份发生转换、宗教失范、商业展演成为女子体育宗教信俗衰落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江永女书;体育宗教;文化符号
江永女书作为女性专属的文字符号,是世界唯一现存的女性文字系统,古老而又神秘的女书文化彰显了独具特色地域性特点和性别意识,是世上少有的女性精神和女性意识文化载体.女书曾广泛流传于潇湘腹地江永县江圩乡及周边县的瑶族聚居地,因此,有学者认为女书是瑶族女性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背景和生存状态折射出瑶族女性特有的心理归属与宗教信俗需求.
在地理上江永县处于交通闭塞之地,自古以来只有一条南北官道与外界相通,重农耕、轻商贾,男耕女织的劳作方式,压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1].江永女性较少从事体力劳动,婚前过着“闺阁”生活,主要从事“女红”活动.另外,当地瑶族女子还有生育前“不落夫家”的习俗,几乎处于与男性社会隔离的生活状态,为排解内心孤寂、焦虑和无奈,相互间通过女书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同时,女书具有较强的民间宗教信俗特点,江永女子书写女书、祭祀女神,参加庙会拜祭,组织女书舞蹈活动,无不具有个人或群体信仰的民间宗教信俗特点.女书是了解江永女性宗教心理的重要文字符号[2].但是,根据当地习俗,女子所保留的女书会在其去逝后被焚烧,以致遗留下来的女书文字较少,这也增加了对江永女性生活状态、信仰习俗的考察难度.对曾经广泛流传于江永女性群体的祭祀歌舞、打花带、赶圩、跳长鼓舞等具有典型宗教性质的女子体育的考察,需要借助女书语言文字并结合当地民间宗教信俗来进行.在以往女书文化的研究中,多聚焦于女书文字的起源、传承与演变、女性身份等,尚未见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研究江永女书文化当中女子体育宗教问题.
DEA方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可以通过找出投入要素的冗余和产出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为战略决策和发展路径提供转变的方向和程度。该研究更加注重投入最小和最小投入下高新技术企业利益最大化,所以分析中采用CCR模型。DMU4企业的纯技术效率<1,说明该企业的投入存在一定的冗余,可通过投影分析比较发现投入无效率的要素,从而更好的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量化的参考依据。在此,借助软件(DEA-SLOVER3.0)对DMU4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超效率DEA分析,运行后的结果显示如表4。
1 江永女书文化中体育宗教寻踪
1.1 女书文字符号与女子民间体育宗教
19世纪末期,索绪尔最早提出“符号学”概念,认为符号是传递有价值信息的媒介,主要是借助视觉化的表现形式,利用视觉经验、想象来达到信息交换的目的.进入20世纪30年代,符号的社会价值才得以体现.奥地利社会学家纽拉斯认为,符号可以跨域语言障碍,成为未来了解事物的全新手段.在文字尚未自成体系之前,原始人类借助肢体、纹样、绘画等符号传递宗族部落的图腾信仰,从而赋予早期符号信息强烈的宗教意识.文字本身就承载着信息传递与交换功能,可以纳入符号学研究范畴.这就建立了文字与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文字符号成为一个专属概念,泛指被图形化处理后的传递信息.文字本身是以各种符号为基本单位,按一定的结构规则,运用象形、形声编码作为信息递质.如甲骨文、金文等文字都是一些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符号编码衍生的字体.女书是江永女性使用的专属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字符号,呈长菱形结构,笔画纤细匀称,造型独特,似蚊似蚁,也被誉为“长脚蚊字”或“蚂蚁字”,是专门记录女性习俗的文化信息与符号标识.
因此,小曲拐作为涡旋压缩机高速运转的零件,其动力特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Ansys与Adams的联合仿真,建立了涡旋压缩机小曲拐的刚柔耦合模型,并对其进行了仿真分析,得到的结果将对小曲拐的优化提供重要的依据。
女书文字在清中后期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女性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女书开始走向衰落.再往后,由于村寨变迁、文化发展、社会结构巨变的影响,很多庙宇场所遭受破坏,以女书为载体的宗教活动逐渐失去了得以传承的文化空间,到20世纪80年代,江永女子宗教已基本自行解体.2004年,随着女书自然传人阳焕宜老人的逝世,女书文字符号作为江永女性之间独有的情感交流工具彻底消亡[6].女书文化所呈现的女子体育宗教习俗也由于女书消失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再难见到踏瑶、打花带、跳长鼓舞、打平秋等自发的女性专属交流活动.
1.2 江永女书文化中体育宗教的生成
江永女书文化中女子体育宗教发端于民间信俗.在女书活动中,江永女子通过歌舞、民间体育游戏等方式来表达女性的个人情感和社会诉求. 江永地区祭祀盘王的歌舞习俗在刘禹锡的《蛮子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干宝的《搜神记》等文献都有记载[8].江永女子在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盘王节”上,手持女书作品《彭祖歌》《千家洞歌》等载歌载舞,祭颂“盘王”,抒发个人情感.在宗教祭祀仪式上,江永女子两人或四人跳起长鼓群舞、黄泥鼓舞,祭祀盘王,以祭祀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对先祖的崇拜.如文献对花山庙“祭姑婆神歌”活动有这样的描述:妇女参加宗教仪式把写好的扇、巾帕等女书焚烧,焚烧后举行的女书歌舞具有体育宗教性质的盛大活动.但是,以女书文化为载体的女子体育宗教活动,主要以村寨女性自发的状态维系,女性之间借助宗教祭祀或节庆活动自发参与,歌舞女书进行交流.这种原始宗教与道教、佛教、儒教相比,表现出“弥散型”“小传统”“小众化”民间宗教信俗特点,处于原始初级信仰状态.参照现代的某些标准,以女书交流为媒介的体育宗教活动被看成低级、愚昧、封建的落后思想.因此,这种初级的民间宗教信俗很容易被动摇.加之村寨社区变迁、庙宇场所的破坏,女书民间宗教信俗的自然传承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民间信俗“宗教失范”的状态使江永女书和女书文化当中的女子体育宗教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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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女书文化中的体育宗教表达
民间宗教信俗与传统体育的结合赋予了江永女子民间体育强烈的宗教色彩,体育宗教自然也成为反映特定群体精神信仰的方式.从女书档案史料中探寻江永女书文化中的女子体育宗教,需要把女书与特定的社会场域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深层梳理女书文化中所折射的女子体育宗教起源问题.江永女性自我封闭式“楼上女”的生活空间,“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被偏离的社会规则约束形成的男尊女卑的制度,三者与女性独立自主的理想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得江永地区姊妹交往之风盛行.如在斗牛节、吹凉节活动和祭祀、丧葬习俗中,江永女子的歌舞内容,以及在打平秋、打花带、跳长鼓舞等各类游戏活动中使用女书等.江永女子还借助女性专属的社火仪式,使用男性不懂的语言及女书文字符号来表达内心独白和情感寄托.如女书《采茶歌》中的“土地祠中烧柱香”,《王五娘》的中“打僧骂道不烧香”,《祭夫》中的“山头祭夫诉可怜”等.可以看出,女书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些具有宗教性质的社火仪式为江永女子进行女书交流及女子体育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借助女书来表现女性宗教观念,传承特有的女子体育,使江永女书成为连接江永女子体育与宗教习俗的有效载体,彰显了女书强烈的“符号学”意义.
2 江永女书文化中女子体育宗教的演化
江永女子书写女书祭女神、拜庙会,很多内容都表现了当地强烈的女性宗教色彩.在节庆习俗活动中,江永女子利用女书文字符号以歌舞和其他身体动作等形式来表达情感信息,这些符号化的语言文字成为挖掘江永女性体育宗教意识的重要素材.女子体育宗教是当地女性群体信仰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信仰催生宗教,而宗教活动的祭祀表演、信仰习俗需要借助身体动作等体育元素来表达情感、渲染气氛,这成为江永女子体育宗教形成的内在逻辑.江永女书作为独具地域特色的女性文字符号,其发展演变受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习俗、村寨变迁等多种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女子体育宗教习俗传承的文化轨迹及其变迁逻辑.
2.1 女子体育宗教习俗传承的文化轨迹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主要借助相关的仪式和活动来表现人们的信仰习俗.这种信仰神灵和超自然力量的意识本质是一种精神寄托与终极关怀.在祭祀、社火、节庆、法事等具有仪式感的宗教活动中, 江永女子会伴以舞蹈和其他固定的模仿动作,这些身体活动可以看作是女子体育宗教的雏形.宗教活动为原始体育的萌芽提供了文化空间.体育宗教是体育活动与宗教习俗结合的产物,宗教赋予体育“娱人”“娱神”意义,二者之间的共生与演绎使体育宗教成为一类以身体活动为主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这也说明具有宗教特质的体育活动是江永女子民间传统体育的发端.
关于女书的形成,学术界亦是众说纷纭.陈其光从字源、文体的角度推断女书产生于宋代以后[3],李荆林认为女书同甲骨文一样是对陶文的继承,谢志民也认为女书同甲骨文一样是古老的自源文字[4],潘慎认为女书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赵丽明认为女书是汉字的变体,宫哲兵则认为女书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5].对女书源流的考察也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女书从造型上效仿甲骨文造字风格,其形成的宗教背景受江永早期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响. 女书文字符号的书写很多同汉字的象形字、会意字极为相似,这说明江永女书文字符号吸收和借鉴了汉字的造字特点,与汉字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字体与汉字字体却截然不同,故女书是融合了汉字与当地宗教习俗,如鸟图腾和女神信仰等而形成的文字符号.籍此认为,受“尚女红”活动的影响,在“斗牛节”“过庙节”等女性节庆习俗活动中女书文化所折射出的民俗体育成为女子体育宗教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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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女子体育宗教信俗传承空间场域变迁
不同的社制度会和历史文化赋予中国女性不同的身份认同观,当一种社会规范不能适应主体身份时,就会出现失范行为;当主体身份与社会语境关系紧张或冲突时,需要寻求新的身份以达到调适二者关系的目的.中华民族历史变迁进程中,女性身份可按历史阶段划分为母权制时期、父权制时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母权制体现了对女性身份高度认同的历史渊源,社会关系中男女身份天然平等.进入父权制时期以后,男女身份的博弈结果最终以牺牲女性身份地位为代价,女性身份遭遇由“中心”向“边缘”转换.江永女性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无法割舍对原阶层中心角色的依恋,社会身份被剥夺后形成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产生对父权社会的对抗情绪,加上当地盛行“结交姊妹”的习俗,在“斗牛节”过庙节”等女性专属节日上切磋交流女红,借用独特的活动形式来表达渴求女性地位的情结,使以“女红”作为载体的女书文化具备了生成土壤。如《卖花女》和《祝英台》等女书作品中表达了女性独立自强和对人格、价值、尊严平等的向往.女子体育宗教信俗伴随江永女书文字符号产生,这是父权制制度下女性身份意识的觉醒.但是,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女性身份由“边缘”又回归到近“中心”的角色地位,女性之间不需要女书交流来表达内心私密的情感,以女书文化为载体的体育宗教活动,也渐渐失去了得以延续的文化空间,难以摆脱衰落的命运.
女书形成于封建男权制社会的强制压迫,封闭式的生活状态使女性对语言自由和交往自由的渴求,需要借助特殊文字符号和语言进行秘密交流,由此形成女性专属文字.在使用女书文字符号交流过程中,民间宗教信俗活动催生了江永女子体育宗教的形成. 社会的进步和女性解放使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江永女性封闭的生活空间走向开放,汉语言成为交往的主要语言文字工具,女书文字符号无法适应汉语的特性和功能[7].这是江永女书没落的原因,也是以女书为载体的女子体育宗教消失的根本.进入21世纪,中国本土文化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6年,女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名录,女书文化由此进入复兴阶段.如女书传人何静华创办静华女书院,主要传习女书,组织女书展演,实现了由“小众”向“大众”传播.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下的女书文化单纯以文字传承带动旅游为目的,失去了传统女书文字符号语言交流工具和交往载体的属性,更不具备宗教特质,女书文化的复兴也已经同女子体育宗教割裂.因此,江永女书文化中承载的女子体育宗教,其演化过程遵循“生成—鼎盛—破坏—消失”的文化轨迹.
3 江永女书文化中女子体育宗教衰落原因透视
3.1 身份转换
江永女子体育宗教信俗源自女神崇拜(如花山女神).江永女子通过女书交流的方式参与女书庙会、女神拜祭等民间宗教活动,她们把写好的女书焚烧祭奠女神,用歌舞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女神崇拜.女子体育宗教与女书文字符号之间形成“嵌入式”的文化关系,女书文化传承空间的变迁成为女子体育宗教信俗演进的外在动力.江永女子体育宗教发生于自然传承阶段,阳焕宜老人逝世前,女书以说唱、宗教祭祀、节庆习俗仪式为传承载体,这一阶段的传承空间可以界定为原场域. 女书文字符号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机制下,江永女子体育宗教由“闺阁”“祠堂”“庙宇”空间向“大众舞台”“艺术展演”空间演进,具有体育宗教性质的女书歌舞艺术失去了宗族社会群体信仰的核心象征,江永女书文字符号进入后现代主义发展阶段,女子体育宗教也从原场域向后现代场域变迁,自娱、娱神意义上的体育宗教信俗开始走向舞台表演.后现代场域下,以传播女书文化为目的的艺术表演已然不具备体育宗教色彩,高度开放性的空间特质使歌舞女书、表演女书习俗中的原生态体育宗教消失。如2010年北京大剧院表演的《女书》舞蹈,2016年第十一届全国优秀舞蹈《女书听》和“绿地CSD非遗盛筵”上的女书歌舞表演《女书吟》等,原始的江永女书文化所承载的女子体育宗教信俗被商业资本所取代,所有的活动不再是参与主体江永女性之间的私密交流,而成为游客旅游消费的文化产品.
3.2 宗教失范
历史上江永属贬谪流放之地,未受教育的当地女子如何创造独有的女性专属文字,曾引起学术界追问乃至争辩.时至今日,女书源流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记载的“花山庙”为宗教祭祀场所,也是女书活动和女书起源的中心.根据当地的说法,有九斤姑娘造字、盘巧造字、女妃造字等传说,但是这些说法均已无籍可考.现存最早的女书文字为道光年间的《林大人禁烟》,说明至少在道光时期就有了完整的女书文字.江永女书文化是地域性小众文化,女子在扇子、巾帕、女红、纸张上书写的女书文字,作为女性之间交往的一种“苦情文学”形式,是女性心理情感触动的真实写照,具有典型的宗教意识. 作为一种曾经的历史常态,女书折射出江永女性对父权社会强烈不满的心理抗争和对语言的自由期盼.江永女性借助女书表达内心的苦闷,并把这种内心活动融入到宗教祭祀活动中,通过歌舞、节庆习俗等多种形式宣泄自我情感.《岭外代答》描述了江永“盘王节”男女群众借助舞蹈祭祀盘王:“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谓之踏瑶”.由此推测,江永女子特有的社会生活状态和民间宗教信仰最终促使女书文字符号的形成.反过来,女书活动又被江永女性广泛应用到宗教祭祀中,通过多种形式的身体动作来表现女性信仰及其隐喻的世界.这也就决定了女书文化中的江永女子体育与女子宗教习俗是一脉相承的.
3.3 商业展演
作为江永女性情感交流的苦情文学,传统的女书作品或将个人情感融入到女书文化中,以宣泄哀怨、凄凉和不公;或将历史事件融入到宗教祭祀活动中,表达抵制战乱、向往和平的心声。如女书作品《清朝不太平》反映了叛军队攻占江永的动荡情形;《抽丁怨》表达了江永女性因饱受战乱而期待重建美好生活的心愿.女书最能体现江永女子体育宗教民间信俗的作品当属歌舞作品《上刀山》《下火海》,二者是江永崇尚习武的民间传统的生动写照[9]. 另外,在一些现代女书作品当中,还体现了江永女子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如《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当兵歌》等.显然,在传统的江永女书中,江永女子借助民间宗教信俗自发地组织女书活动来表达情感,而在社会高度分化、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女书更多地被赋予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这种被赋予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是值得肯定的.在当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下,女书活动则基本上成为了为弘扬民族文化而进行的商业展演.女书文化进入后现代时期.在后现代女书文化中,文化管理部门致力于宣传女书,并组织各种类型的女书歌舞表演,女书被赋予了更多的展演性,女书文化逐步商业化,祭祀等民间宗教信俗的集体信仰逐渐减弱.具有女书歌舞性质的民间体育元素也更多地披上了娱乐色彩,江永女子体育宗教失去了得以传承的文化环境,女书文化当中女子原始体育宗教逐渐消失.
在环境评方面,虽然中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还没有普及。有些单位没有足够的环保意识,只是追求经济利益,不重视环境影响保护,为了避免影响环境评估去采取某些非正式的方式,特别是一些乡镇的小企业,他们的生产方式是更广泛,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污染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同时,中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相对落后,基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不能有效实施,远未达到环境影响评价系统设计的初衷。因此,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者需要重视推广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4 江永女书文化中女子体育宗教修复
4.1 开辟女书文学后现代身份扶持路径
女书文化中,女性被边缘化的身份使得女子之间的情感要通过私密文字进行交流表达,或者借助民间体育宗教活动释放积聚心里的压抑感,女书专属文字成为江永女性渴求自由平等的最佳诠释.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与母系氏族传统遗风的冲突推动了女书文字符号的产生,封闭式生活空间的压抑和对社会不满的无奈塑造了女书“苦情文学”的特质,并借助女书宗教祭祀中女子体育宗教为身份个体“正名”.进入后现代女书发展时期,在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男女平等价值观指引下,女性边缘化的身份重新向中心位置回归,被正名后的个体无需借助女书互诉生活遭遇,这是江永书文化及女子体育宗教消退的应然因素,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以主体身份认同为逻辑中介,修复女子体育宗教信俗不是原生态还原,而是要克服消极情绪和自我封闭状态,在保留传统体育宗教信俗的基础上,用积极乐观、开放共享的女书文学风格歌颂美好生活,开辟江永女性身份认同的后现代女书文化及女子体育的新路径.
4.2 重构女子民间宗教信俗文化空间
民间宗教信俗活动是江永女书的重要题材,传统女书通过歌舞和其他多种形式的宗教、祭祀活动来实现民间宗教信俗的传承.江永女书文化中的原始宗教主要表现为对女神、祖先和图腾的崇拜,最终形成共同的族群信俗.宗教信俗进而推动女子体育宗教的生成.但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小众化的民间宗教信俗由于缺乏稳固的群众基础,主体角色再次边缘化,这决定了江永女书文化衰亡的历史必然.近年来,随着女书文字挖掘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女书文化再度出现在大众视野,但具有典型宗教性质的女子体育活动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承.因此,对女子体育宗教的修复需要重构江永女书文化的宗教信俗活动空间,做好神像、庙宇、祠堂等宗教载体和文化空间的修复,加大女子体育宗教文化建设的投资力度,形成以女书传承人为主体,以当地节庆和祭祀活动为载体,重拾女子体育宗教的文化记忆,使体育宗教信俗活动从传统的“自发”走向后现代的“自觉”.
4.3 形成产业开发下的女子体育文化自觉
江永女书文化中的女子体育宗教体现对男权社会话语权的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少有的对时代的反抗.女书文化从封闭的闺阁生活空间走向民间节庆、宗教祭祀的开放空间,实现了由纯女性文化符号向民间宗教信俗的转变,并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体育宗教活动演绎群体宗教信仰,形成民间体育与宗教信俗之间的一种隐性的内在关联,互为共生.在女书后现代主义时期,江永女性间的女书情感交流活动被各类女书商业演出、女书作品拍卖、女书文化旅游所取代,传统的女子体育宗教集体信仰被物化的商业资本填充,加速了女子体育宗教消亡的历史进程.因此,江永女子体育宗教的修复还需要遵循女书文化的演变规律,在按照市场规则发展江永女书文化产业,在打造江永女书文化品牌和城市文化标识的同时,挖掘民间传统女子体育宗教信俗资源,积极开发女书刺绣、草编、泥塑、雕刻、歌舞、游戏、打花带、跳长鼓舞、打平秋等体育宗教旅游实体产品和文化产品,举办“女书文化” 艺术节、博览会以及斗牛节、竹鸟节、吹凉节、娘娘庙会、龙母庙会等传统节庆活动,把江永女子体育宗教融入其中,以满足女书文化传承的多元需求,形成女子民间体育宗教信俗的自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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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emale Sports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stoms in Jiangyong Nvshu (Female Script )Cultures
OUYANG Jinhua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Hunan China)
Abstract :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decline of female sports religious belief and customs embodied in Jiangyong Nvshu (female script) are textually researched fro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ical, and linguistic perspective. Hereby, views on its restorati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are put forward. It is stated that female sports religion has originated from the festival customs, and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sports religious belief and customs have proceeded from generation and prosperityto destruction and-disappearance. The key reasons for its decline include postmodern "center-periphery" femal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religious anomie, and commercial exhibition and performace.
Key words : Jiangyong Nvshu (female script); sports religion; cultural symbols
中图分类号: G812.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3438/j.cnki.jdzk.2019.05.015
收稿日期: 2019-03-15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YBA157,18YBA184)
作者简介: 欧阳金花(1972—),女,湖南衡南人,湖南科技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体育教学、训练与民族体育学研究.
文章编号: 1007-2985(2019)05-0091-06
(责任编辑 易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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