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供公共产品，实行公共支出，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公共支出，负有重要的责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之一，就是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执政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包括对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支出的决策能力。
一、公共支出的分类
所谓公共支出分类，就是根据一定标准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政府公共支出的有关内容作出科学的归纳，以便有效地分析和准确地反映支出活动的性质、规模、结构与使用价值。公共支出的分类体系因各国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而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尚无一个统一的公共支出分类标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政府的工作体现着党的宗旨、贯彻着党的政策。因此，我国的公共支出分类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根据分析问题的需要，我国的公共支出分类大体可作如下区分：
1、按经济性质划分为消耗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
所谓消耗性支出是指政府以购买者的身份，在商品或劳务市场上购进商品或劳务时所发生的支出。消耗性支出的一般性特点，一是为了满足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二是在购买活动中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三是这种支出能确保履行政府基本职能，保证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
转移性公共支出，有时也称转移支付，是指政府根据执政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通过特定方式向某些地区、行业、部门、企业和个人转移公共资金的支出。这种支出是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如政府用于养老金、补贴、债务利息、失业救济等，这类支出的共同特点是政府付出资金，并不求在经济上得到等价补偿。这些公共支出并不反映公共部门占用社会经济资源的要求，而是经由财政之手，对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进行再分配。这种支出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差距和发展差距，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2、按控制能力划分为可控性支出和不可控性支出
所谓控制能力是指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公共收入的可能，而对公共支出进行调整的能力。可控性支出是指不受法律和契约的约束，可以由政府部门根据财政年度的需要加以决定和增减的支出。相对而言，不可控支出是指根据现行法律和契约所必须进行的支出，即在法律或契约的有效期内必须按照规定准时如数支付，不得任意停付或逾期支付，也不得任意削减其数额。如城乡居民的最低收入保障金、失业救济金等。
在此问题上，我国有两个现实情况要引起重视：一是在可控性支出上，支出的主体不仅是政府，还有执政党，而且党委机关决定财政支出的情况还比较普遍；二是不可控性支出的严肃性不够，绕开法律或不遵守契约支付的情况常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折射出我党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水平还不高。
3、按受益范围可分为一般利益支出和特殊利益支出
一般利益支出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享受其所提供的效益的支出。如国防、公共安全、行政管理。这些支出的特点是联合收益或共同消费，无法测算各个社会成员所获受益。与之相对应的特殊利益支出是指对社会中某些特定地区、阶层、行业、居民或企业给予的特殊利益的支出，如教育、医药、补助、债务减免、利息补贴等，这类支出的共同点是支出的效益只涉及一部分社会成员，所享受的效益可分别测算。
4、按价值构成可分为补偿性支出、积累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
补偿性支出是指用于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实际生活中通常指对国家资产折旧的补偿，最常见的是为了加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政府收购未到期的设备以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这是国家着眼于长期发展战略所采用的补偿性支出。
积累性支出是指财政直接增加社会物资财富及国家物资储备的支出。这是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直接投资，对扩大生产流通规模，增加社会财富和增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有重大意义。这种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支出、科技费用、国家物资储备支出、支持农业发展支出、矿产资源勘探支出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城市维护和建设的支出。这种支出在我国的占比越来越大。
消费性支出是指为保证社会共同消费的实现而安排的支出。如国防、行政、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支出，还有如非生产部门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支出的地位很重要，是实现政府各项职能的主要支出形式。
5、按是否偿还为标准划分为无偿支出和有偿支出
无偿支出主要包括：①各种类型的公共支出，主要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国家政权机关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救济部门、气象、地震、环保等部门的支出。②特殊经济建设的支出，主要是用于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的产业部门的支出。③扶持落后地区和对农业的支出。④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以及必要的捐赠支出。
有偿性支出主要指政府贷款和有偿性投资，包括对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或对国家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民经济建设项目给予的扶持。
二、公共支出的原则
1、量入为出原则
公共支出要限定在公共收入总量允许的范围内，以公共收入来控制公共支出，力争做到收支平衡，这一原则是公共支出的首要原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原则反映了国民收入对公共支出制约的客观规律；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角度来看，该原则是保持公共支出相对稳定，防止国家债务过度膨胀的客观要求；从政党政治来看，这一原则是执政党维护和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理财准则。一个执政党如果实行或较长时间实行了超支的财政政策，必然引发经济政治危机。贯彻这一原则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来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人民群众要求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的呼声又很高，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还不充裕，作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要在责任、压力与财力制约中寻找到能够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同时又不使国家财政透支的平衡，是需要极高的执政能力与技巧的。
2、公平原则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效率而难以自发地兼顾公平，从而导致地区、民族和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贫富悬殊。当这种悬殊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与发展，威胁到国家政权巩固与执政党的地位。因此，实现社会公平是执政党和政府应始终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共产党要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要求我党以公平原则指导公共产品支出。公共支出的公平原则是指政府通过公共支出结构和对象的调整来修正和改善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份额，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合理，使得相对的社会公平得以实现。其最基本的要求是使每一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都要有相应的物资来满足，这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地位的最基本条件。
3、效益原则
公共支出的效益原则就是要求每笔公共支出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应超过社会总成本，也就是说要超过政府通过税收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公共收入而使社会付出的代价，即要求国家的一切公共支出都应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制订和实施这一原则时，应要求自己及政府：一是使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和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要得到合理的配置，确保收益大于成本；二是要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公共支出的各种方案进行预测、评估与比较，从中选出最佳方案以取得最大社会效益；第三，提供公共产品的各项支出，必须贯彻节俭原则，杜绝浪费、挥霍、占用、挪用、贪污，千方百计地降低和节省成本。
4、统筹兼顾原则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强调，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指出要“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外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这应成为我党指导公共产品供给的原则之一，即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长远出发，通盘考虑、区分轻重缓急和主次先后，适当照顾各方面的需要，妥善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原则还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避免平均分配资金和“会哭的孩子吃奶多”的现象；二是按照科学的支出顺序来安排公共资金的使用，做到先维持后发展。
三、执政党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选择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担负着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从政策制定、成本支出到具体公共产品的选择，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因此，须以科学的理念作为决策的指导。在现阶段，我党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时，应着力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产品该由政府提供。在市场机制下，由于消费者隐瞒其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从而造成市场失灵；同样，也由于消费者夸大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会造成政府失灵。消费者之所以能隐瞒或夸大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还是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致。由于非竞争性，新增一个消费者并不会增大社会成本，如国防一旦建立，新增的人口会平等地受到保护；由于非排他性，从而无法排除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利益，如每个消费者都可以从气象预报中得到好处。这样，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都有可能做一个免费的搭车者。既然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公共产品的搭便车问题，那么，就须认真研究什么样的产品该由市场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该由政府提供？这就是执政党制订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时首先要作出的选择。如果某种产品由市场来提供，那么，必须支付信息成本、决策成本、签约成本，还要支付用于排他的成本。如果某种产品由政府来提供，除了支付信息成本、决策成本、签约成本外，还必须支付增大了的组织成本，还要承担由于政府有可能过多提供产品而造成的效率损失。如果不考虑两种供应方式中的组织成本、信息成本、决策成本、签约成本等交易成本外，而只考虑市场机制中的排他成本和政府干预中的产品供应过多造成的效益损失，那么，只要排他成本小于供应过多造成的损失，就应当由市场来供应该产品；反之，如果排他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或者排他成本超过了由政府提供的效率损失，这时，该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
由上分析可知，执政党在决策某种产品由市场或政府来提供时，从成本角度来考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的排他成本和政府供应的效率损失。但是，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这两个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市场机制的排他成本这个因素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本排他在技术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了，或者排他成本大大降低了，那么，原本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可改由市场提供了；同样道理，从政府供应的效率损失这个因素看，由于政策决策水平的提高，或者政府供应产品的效率得到改善，某种产品由政府供给反而会更有效率，那么，应由市场供应的产品可改由政府来提供。
第二，公共产品由哪一级政府来提供。中国共产党是在全国范围内执掌全局权力的执政党（有的国家的执政党只执掌国家的部分权力或国家的部分省州政府权力），因此，有条件从全局和长远视野来考虑全国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这样有利于资源的统筹配置。但是，中国又是实行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权层次，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都由中央政府来提供。作为执政党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就应按照执政的层次和政府的层级来划分公共产品供给。
那么，如何确定哪种产品由哪一级政府来提供呢？原则是取决于该产品的收益范围。如国防，这是一个收益面极广的公共产品，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提供。而城市道路或路灯等公共设施，收益只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社区，因而属地方性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由于不同地区的居民对一定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的偏好程度的不一，需求量的不一，这些地方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就必须考虑各个地区需要，从而选择一个能兼顾各地综合利益的公共产品。但是，这种决策往往是很难的。即使中央政府进行了决策，但决策的结果对于不同地区来说也可能是不合理的。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由它来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会更有助于满足居民的需求。
第三，如何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两个特点：一是绝大多数是准公共产品。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村环境保护、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和大江大河治理等纯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屈指可数的，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是以准公共产品形式出现的。如：①性质上接近于公共产品的农村准公共产品：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小流域的防洪抗旱设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病虫害防治等。②一般的准公共产品：农村职业教育、农村水利灌溉系统、中低产田改造、农村道路、乡村电网、农村文化馆。③在性质上接近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农村电信、电视、成人教育、自来水、农业机械设备投入。二是农村私人产品的生产对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我国现阶段农民生产私人产品的组织形式是以户为单位的。这种分散性的组织形式，就决定了农民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程度与水平，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丰歉和农民收入。此外，由于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势产业，农民是难以抵御这些风险的弱势群体，农村急需政府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不合理的。①我国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提取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但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却是重城市轻农村，城市公共产品一直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公共产品的短缺很多是要由农民自己解决。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加重了农民税外负担。②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体制。按现行政策规定，各级统筹和村级提留都没有纳入公共收支范畴，而由农民税外负担。此外，还存在大量的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现象。这种制度外供给的特征加重了农民的负担。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上不尽合理也加重了农民的税外负担。各级政府把许多事权往下推与压，但不给相应的财权或财力支持。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和国家财力的增加，现在已到了从根本上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时候。①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②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建立名符其实的乡镇财政，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方式。③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职责，在当前尤为重要的是要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职责从乡镇划出而由国家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