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分析_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分析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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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是经常困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这个运动在今天遭到了巨大挫折,但民族与国际主义关系问题并没有就此成为历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仍是我们现实政治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命题。鉴于马克思在指导我们实践中的地位,重返马克思,对马、恩在此问题上的理论作一探索性的系统分析,应是有益的。

对民族,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作过明确和完整的表述,但经常谈到它是对地方局限性的克服〔1〕,有时也将它与国家并提〔2〕,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最简明、也是最本质的表述,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 同时也就阐明了民族与国际主义最基本的关系。

国际主义有赖于无产者的主观觉悟,然而,马、恩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根本原则的提出,并不出自主观上正义、理性的愿望,而是通过对客观历史分析所作出的结论。国际主义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客观事实: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已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4〕, 大工业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生产关系及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5〕,历史已成为全世界的历史〔6〕。由此,劳动的解放就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也就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7〕。如果忽视各国工人的兄弟团结, 就将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8〕。 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它决定了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9〕。因此,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10〕。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即是超越了民族利益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体现。国际主义与民族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阶级与民族的关系。

这种关系,从根本的意义上,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是阶级对民族的超越和被超越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以下所论,是阶级对民族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这种决定表现在:首先,在民族社会或民族国家内部,所谓民族利益通常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基于对历史的考察,马、恩断言: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上的〔11〕,这个“社会”自然同时也是民族的社会。在对国家实质的分析中,恩格斯指出,国家在一切典型时期都毫无例外地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2〕。虽然国家和民族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经常重合,但是,马、恩将国家看作民族发展的最高形式,而且他们常用国家的含义谈民族,如他们常常提到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意大利民族,所以将马、恩对国家实质的观点直接用到民族上,并不为过。即民族的政治统治实质是一种阶级统治,民族是统治阶级的民族。联系马、恩对民族的许多论述,以上理解应是准确的。在论述爱尔兰独立对英国的意义时,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民族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13〕,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14〕。因此,阶级社会中的民族利益不过是民族的统治阶级阶级利益的代名词,它假借全民族社会成员之名,似乎存在着全民族不分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实质上,这不过是为其阶级统治寻找的合理化的籍口:民族社会内部,阶级利益决定民族利益。

当关系进入民族社会或民族国家之间,基本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资本必须跨越民族的、国家的疆界,尽力地扩大它统治的范围,因此,马克思指出现存的私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和压迫另一些民族的原因〔15〕。当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经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6〕民族关系及民族问题无疑决定于阶级的利益及阶级的斗争。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的运动和斗争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整体阶级利益,即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在对待欧洲当时民族运动的态度上,马、恩没有一个源自民族自身的独立的“民族原则”,他们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他们对民族运动的不同态度,取决于他们对运动历史进步性的判断和民族运动对无产阶级整体革命的作用。

对爱尔兰和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予以最积极最坚决的支持,而对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则予以坚决的反对。支持爱尔兰是因为爱尔兰的独立将促进英国社会革命主观条件的成熟,而英国是整个欧洲社会革命客观条件最成熟的国家,是欧洲无产阶级整体革命成败的关键;支持波兰,是因其运动反对的是欧洲最反动的堡垒俄国,也就间接支持了欧洲的工人运动。对泛斯拉夫运动的斥责,源于恩格斯认为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们,是些“没有历史”和“没有生命力”的民族,因而这种民族要求独立和组成国家只能是对历史的反动〔17〕。在以后许多地方,恩格斯提到“一切”民族均必须独立,也是仅指真正“有生命力的”大民族〔18〕。恩格斯甚至称允德意志在历史上对弱小民族的扩张,认为这种扩张和吞并的权利是文明对野蛮,进步对停滞的权利,是历史发展的权利〔19〕。这种态度与民族沙文主义没有丝毫关系,这种态度来源于恩格斯认为形成大民族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排除了民族的地方性因素,使阶级斗争简单化。对德意志扩张的看法,同马、恩对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是相类同的。

恩格斯的许多具体结论,如关于“无历史的民族”等,无论是否由于资料等的局限而出现了偏差,或者说没有将民族运动看作为社会现象,而直接看作了政治现象〔20〕,但民族运动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整体利益,在这一点上,马、恩始终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虽然这种服从,并不同于我们以往通常所理解的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相反,它以完成民族过程,以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方式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事业。这就是国际主义同民族的第二层关系,或可称之为民族对阶级决定的反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是阶级性对民族性的超越,但他们从不认为这种超越和决定是无条件的,而民族在这种“决定”中只是被动的因素。相反,无论从民族情感,还是民族利益,他们均承认有着独立于阶级的民族存在。当一个民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或者一个民族的生存及发展面临危机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马、恩首先承认,在存在民族压迫的地方,不会有真正的社会革命,当一个民族的发展被阻碍时,一切革命首先遇到的即是民族的障碍〔21〕。无论在爱尔兰,还是在波兰,情况都是这样。所以无产阶级必须首先获得民族的独立,才能开始争取阶级的自由。

在一个民族处于生存危机的时候,社会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在对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态度上,恩格斯表示愿意看到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取胜利,因为万一波拿巴主义胜利,就再也谈不上(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了。恢复德意志民族生存的斗争就会占去一切。因此,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的生存〔22〕。

在这里,恩格斯事实是在说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少在现实上,是先于阶级利益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存在独立于阶级利益的民族利益,或者说民族利益超越本民族各阶级的利益,成为真正的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对于压迫民族,其“民族利益”的形成是统治阶级扩张统治的结果。统治阶级将其民族剥削得来的脏物分与本国被统治阶级,虽然这种分享的份额极其微小,但却产生了“民族的共同利益”。正如英国工人对待爱尔兰的状况,由于对剥削利益的分享,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而对爱尔兰来说,英国资本家对他们的压迫也就成了英国全民族的压迫。由此,马克思指出,英国工人已成为本民族统治者反对爱尔兰的工具,并从而巩固了资本对英国工人自身的统治〔23〕。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之后,现在得出了相反的信念”〔24〕。即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是英国工人阶级自己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25〕。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恩指出: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其它民族时,他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26〕。

正由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一切民族中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提,所以恩格斯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27〕。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28〕。这也就是处理工人阶级间民族关系的自主和平等原则。

马、恩在具体处理工人阶级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着自己提出的原则。第一国际时期,恩格斯在反对英国工人联合会委员会部分人企图将爱尔兰支部置于其领导之下的努力时说:如果此建议被总委员会接受,则等于通知爱尔兰工人,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统治爱尔兰之后,现在他们必须准备接受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统治〔29〕,而像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真正国际主义无疑应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爱尔兰也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只有在和统治民族代表享有同等权利并反对任何奴役的情况下,才能加入协会。〔30〕

有观点认为,马、恩关于民族问题的平等和自主原则是基于道德和正义的准则〔31〕,其根据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曾要求:“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32〕,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马克思以上的表述事实是为求得工人阶级团结而对普鲁东等派别观点所作的妥协,马克思自己也谈到这一点〔33〕。无论对爱尔兰、波兰的支持,还是对所谓“无历史的”民族的独立运动的批判,我们均看不到马、恩对“道德、正义”的丝毫偏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从对客观历史的分析、批判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从不以正义、道德等“理性原则”为出发点。当然这并不否认符合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人类发展的正义和道德的意义。马克思的整体理论均有着坚实的客观基础,在民族问题上,并不存在一个不同的特例。

马、恩关于民族问题的原则不是一个先验的理性原则,它是马、恩对国际主义与民族关系考察而得的结论,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只有在独立的民族范围内才有可能;无产阶级的国际合作也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34〕。这段话是对一个无产阶级战略策略原则的阐述,也是对国际主义和民族的关系的补充和简要说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著名论断:“工人没有祖国”,就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诸多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共产党人得出结论:马、恩不承认无产阶级具有民族性。如前所述,这与马、恩的实际观点相矛盾,这个矛盾并不来自马、恩的理论,而来自对他们理论的断章取义。

马、恩关于此的完整论述是:“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35〕。

很明显,马、恩的“工人没有祖国”,说的是工人并没有成为民族的阶级,他们在民族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份额,工人还被排除在民族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之外〔36〕,但这并不能说明工人就此丧失了对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情感,并丧失了他们自身在这些方面的民族特性,就此成为世界公民。马、恩确在许多地方谈到工人阶级“民族性”的消失,最为典型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37〕,但这是从资本统治的根本性质和民族发展前景角度所谈。正如前所论述,无产阶级利益对民族利益的超越,并不否定无产阶级“本身暂时还民族的”,他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性。马克思1866年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的谈论,可以说是对民族性问题的生动注释。马克思谈到国际工人协会中法国代表的作为:“‘青年法兰西’的代表提出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法拉格和其它废除了民族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解理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38〕。

一战前,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民族性的典型看法是,工人既然还不是民族的阶级,工人阶级就对民族特性毫不感兴趣,从来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在内心深处完全地从一切民族的价值中解脱出来〔39〕。这自然是对马、恩的歪曲。而一战后,基于第二国际的破产,对工人阶级的民族性又有了新的解释:假如工人一旦“自己成为民族”的话,他们的民族意识会得到加强〔40〕。或许这种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无产阶级民族性,但不能用它来理解马克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当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候,也就是阶级开始消失进而民族开始消失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正在消失的阶级会对正在消失的民族产生一种逐渐强化的感情,除非这个工人的民族是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而马、恩拒绝承认这种可能性。

列宁在解释“工人无祖国”时说:工人没有祖国,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的,解放条件也是国际的,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重要〔41〕。这是就无产阶级的国际性而言。在另一文章中,列宁的论述对上述观点起了补充说明作用:祖国在英、法、德、等国已没有历史意义,民族运动已不可能发生了。而在东欧,“祖国”还有着自己的历史意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运动历史较东欧还要年轻。〔42〕

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工人没有祖国,是相对于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而言。虽然马、恩未作此区分,但结合马、恩在其它地方的论述,完整地考察马、恩的理论,列宁的理解无疑很准确。

今天,民族与国际主义的内涵均较马、恩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民族与国际主义关系的理论并不就此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探析马、恩关于此问题的理论,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主要的,其一,关于民族。马、恩尊重民族现象,重视民族运动,将民族运动提高到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地位上,并嘲笑任何否定无产阶级民族性的努力。但同时,出于对历史自身发展的尊重,马、恩将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现时代民族所呈现的历史趋向,与马、恩的观点全相符合。一方面,民族生命力非凡旺盛,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族意识和情感在国家资源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而重视调动和有效组织这种资源,对一个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建设均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民族在整体上正在融合,现今的民族国家关系不仅出现经济一体化趋势,而且伴随了有限主权和政治一体化潮流,如果将民族提到一种绝对的目的论的高度上,对现实和未来都将是一种荒谬。

其二,关于阶级。如同其它问题的分析一样,马、恩是以阶级作民族现象解剖刀的。我们一般承认,阶级对人们的划分较民族的区分更为深刻〔43〕,但当我们运用这种“深刻”的理论去分析民族并认识国际关系时,却常常显出分析过程及结论的简单化和不切实际。诚然阶级利益及阶级斗争是一些民族问题较深刻的原因,但它并不否认造成许多民族现象的直接原因,相反它间接或直接地派生出这些原因,也因为此,它才是深刻的。如果跳开对直接原因的具体分析,将民族现象与阶级原因直接扣合,简单化就产生了。如果历史消失了,只有思辩留了下来,而且是教条的程式化的僵死的思辩。这通常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相联系。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是用马克思的结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

马克思谈到有人要求他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处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马克思反对这种对他理论的误解,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把这些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再加以比较,就会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也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44〕。

经常的,我们是用马克思所反对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科学的态度,是从历史中总结理论,而不是拿历史去附合理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意义在于指导和启发,而不是代替。

注释:

〔1〕〔3〕〔4〕〔6〕〔9〕〔10〕〔11〕〔15〕〔16〕〔27〕〔28〕〔35〕〔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286页、254 页、51页、270页、264页、263页、287页、270页、249页、247页、270页、6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2页

〔5〕同上,第7卷第503页

〔7〕〔18〕同上,第16卷第15~16页、175页

〔8〕〔26〕〔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586页、135页

〔12〕〔13〕〔23〕〔25〕〔34〕〔38〕同上,第4卷第172 页、 379页、380页、381页、427~428页、359~36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316页

〔17〕同上,第6卷327~328页

〔19〕同上,第5卷466页

〔20〕伊恩·卡明斯《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第5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61~262页

〔22〕同上,第33卷41页

〔24〕同上,第32卷398页

〔29〕〔30〕同上,第18卷第88页87页

〔31〕《国际关系理论初探》第54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36〕〔39〕〔40〕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商务印书局,第398~399页转引自399~400页399页

〔41〕《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9页58年版

〔42〕同上第23卷第30~31页58年版

〔43〕周星《民族政治学》第94页

〔44〕《马、恩全集》第19卷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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