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纵向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提出及其结构关系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认识自然界的知识体系也逐渐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技术体系内，不仅分化、形成了众所周知的诸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具体学科及其各个学科之间的横向结构关系，而且还形成了诸如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自然科学的应用基础理论、自然科学的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这样一个纵向体系结构。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目前人们认识到的还仅仅是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等的横向关系，尚未明确地认识到与自然科学类似的“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的纵向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科学还不很成熟，或者说它的科学程度还不很高，仍然以一种初级的科学形态所表现的原因所造成。这就如同在以“五行说”、“原子论”、《论衡》、《物理论》等为代表的自然哲学阶段上，自然科学也没有被划分为已经成为现代科学基本常识的纵向体系结构，而仍然以初级科学形态所表现的情况类似。从社会科学理论相对较大地落后于社会发展实践的状况来说，从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混乱，形成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大负面影响来说，从我国改革、发展的现实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迫切需求来说，以及从对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和把握的需求来看，这种社会科学领域的初级科学形态，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较早认识并初步涉及到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问题的，是“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教授。他总结了20世纪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成果，于1993年提出过一个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构想（1996年又做了增补），他在这个构想中概略地表明社会科学可以象自然科学体系纵向结构那样进行类似的划分，即“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划分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社会科学的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应用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前科学等纵向的层次结构（注：钱学森教授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表，《人民日报》1996年11月6日第10版。）。 更早几年他还从论述社会科学的生产力属性的角度专门发表了题为《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的文章（注：钱学森：“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1980年9月 29日《文化报》。）。另一些学者也曾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了“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的概念。李醒民曾经指出：“反科学思潮的理论缺陷在于，他把自然科学等同于自然技术，进而又把自然技术的误用或滥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归咎于自然技术本身乃至自然科学，而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是由于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 ）或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不够发达，未能有效地约束或制止误用或滥用自然技术的人所至。”（注：李醒民：《科学精神的文化意蕴》，《光明日报》1991年1月26日。）
应当承认，自从社会科学体系的纵向结构问题被人们初步意识后，至今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对其进行相应的拓展研究和深化认识。而对于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深入研究及其最终在社会管理与控制中的贯彻推广，就很可能是一个改变社会科学长期徘徊于初级科学形态的历史机遇。
事实上，这样的历史机遇曾经与我们擦肩而过。1953年中国科学代表团访苏归来，在向苏联学习加强党对科学领导经验的过程中，曾经引发过是否要象苏联那样实行“科学院士制”的争论。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院士设不设和怎样设的问题。当时搞学部制的一些负责同志有这样一个不解的困惑：如果要实行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制，那么“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就应该给一个院士称号。如果党中央的许多同志都算不上院士，而我们却是院士的话，实在说不过去”（注：《文汇报》1997年4月7日，邓琮琮、张建伟：“倾斜的金字塔——学部委员诞生记”。）。如果那时就由此困惑引发出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认识，就有可能抓住一个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机遇。今天未能设立“社会科学院士”的客观事实，实际上就是曾经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历史机遇留下的“痕迹”。在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学者初步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深化认识而明确提出“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思想是：在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社会运动与发展规律直至改造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按照从认识到最终改造社会的逻辑顺序，存在着关于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的最普遍与最一般规律的社会哲学层次、关于认识社会各方面基本特征与规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科学层次、关于具体认识社会的特点和规律并与改造社会相连接的社会应用科学层次、直接用于改造社会的手段与方法的社会工程技术层次的纵向逻辑结构。（结构关系见下页表）
在这样一个关于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整个知识体系的纵向结构中，各个知识层次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是：社会哲学是认识社会现象和运动规律的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是总的指导层次的科学；社会基础科学是解决认识社会各个方面的基本规律、具体回答社会现象与运动规律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一类问题的科学；社会应用科学是认为与改造社会的具体、目的性的科学，是解决改造社会“做什么”和“怎么做”等问题的科学；社会工程技术则是具体而实际地改造社会“做什么”和“怎么做”等问题的科学；社会工程技术则是具体而实际地改造社会“怎么做”的操作技术与方法；社会科学领域纵向的结构体系是客观存在的，既不能以社会基础科学的理论去机械、教条地代替社会应用科学理论，也不能用社会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代替社会工程技术及其工程的实施，更不能以社会工程技术及工程的实施，代替甚至否定社会基础科学理论抽象、概括作用及其重要的理论指导。
社会科学纵向体系结构关系表
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的纵向结构
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学科构成
哲学与社会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科
学哲学
社会基础科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
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 宗教
学、民族学、文化学、伦理学、 社会心
理学、人学、人类学、人口学、 社会科
学的社会学、社会系统学等;
社会应用科学应用政治学、应用经济学、 应用社会学
、管理科学、行为科学、领导科学、 行
政学、软科学、党建理论、军事科学、
教育学、新闻学、语言学、 图书情报学
、人才学、文艺学、体育科学、 统计学
、预测学、社会系统工程等;
社会工程技术政府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
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宪法等社会基本
法律,法规以及各项具体的法令、政策,
各个政党的党章、党规及其路线、 方针
和政策,军事规章、条令,社会系统工程
技术、管理技术等.
社会科学工程社会革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 经济
发展等社会工程
二、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理论意义
提出并初步探讨“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有助于我们厘清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工程实践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甚至混乱的问题，从而避免一些重大社会工程实践的失误。例如，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与社会工程技术实施，两者是否是等价的？若是不等价的，那么到底何者为先？或者换句话说，到底是已经抽象、概括并经过实践检验形成的社会基础科学理论的“真理”，指导和评判社会工程技术及其实际应用，还是应当恰恰相反？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突破和创造，同社会工程技术实施过程中的发明与创新是否等价？后者是否可以替代前者？如此等等。我们在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是否还同时包括了“实践必须接受理论指导”的题中应有之义？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科学真理到底是应当责无旁贷地指导社会工程实践，还是应当作为社会工程技术与社会工程实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与“婢女”呢？
实际上，这些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涉及到社会科学真理的探索、发现、检验、确认、接受及其对社会的实际控制、预测、决策等所遵循的内在规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是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竞争与互补、发展与进步的社会科学合理性问题；是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分析和科学理论构建的社会元科学问题。总之，这些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科学自身的哲学问题。以J.赫尔《自然哲学研究序论》（1833年出版）为标志，经过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J.H.彭加勒（1854～1912）等人的发展，与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及由此引起的物理学革命密切相关的“科学哲学”，实际上仅仅是一门自然科学的科学哲学。虽然从其理论的一般性来说，这种自然科学的科学哲学，可以为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所借鉴，但它毕竟还从来没有真正地把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纳入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和建立一个必须建立的，研究和解决上述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因此，无论从厘清社会科学体系与社会现实对应关系中的矛盾与混乱问题来说，还是从我国改革、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实践对理论的迫切呼唤来说，都应当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指导下，尽快开辟和深入研究一门相应称之为“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学科，以社会科学的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体系本身为研究对象，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社会科学的性质、社会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社会科学发现和证明的逻辑；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检验和评价；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社会科学的发展模式等有关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探讨社会科学活动与社会工程实施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提出“社会科学纵向体系结构”并深入探讨这个结构内部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借鉴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工程技术和工程实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解决和回答上述问题，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仍从传统观念和单纯的情感取向出发，而不是进行深入广泛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科学地回答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就是我们提出和研究“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理论意义。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的纵向结构，还揭示了社会科学技术体系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重要联接与贯通关系。社会哲学、社会基础科学、社会应用科学等，隶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思想上层建筑”已经毫无疑问，但是，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中的“社会工程技术”在“上层建筑”中的定位，以往却不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科学体系结构中的“社会工程技术”，实际上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中“政治上层建筑”的非实体部分。
三、建立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社会实践意义
提出和研究“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问题的实践意义，首先是使我们弄清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者，在社会科学技术的纵向体系结构中的合理角色分工与定位，解决一些社会实践过程中长期存在而尚不能理清的混乱问题。一般地说，杰出的社会基础科学理论家，既要有极其严格、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要有高超、非凡的理论直觉与创造能力和对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总结与提炼功力，更需要有对社会真理的追求和献身精神，需要有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深厚知识积累和理论修养；杰出的社会工程技术专家，则要有高超的人际协调与社会操作驾驭技术、非凡的社会现实洞察、直觉与全局把握能力，需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积累，更需要有为实现社会公正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按照这样的要求进行社会科学技术领域实践者的角色分工定位，合作尊重、互相促进，才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健康发展和科学实施社会工程，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由此出发，解决我们在50年代初就遇到的那个困惑问题的办法就应当是：在杰出的社会科学理论家或社会科学家中，设立“社会科学院士”这样的最高学术称谓；而对于从事某项社会科学工程实施和社会技术实际应用的杰出专家（如政治家、军事家等），相应授予“社会科学工程院士”的最高技术称谓。推而广之，在确定了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概念之后，国家政府机关和国家事业单位中一般所说的职工、公务员、干部等职业，就可以在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中，作更具体、更明确的定位。
一个人的生命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如同成千上万的自然科学家中，绝不可能有一位“天才”能够穷尽自然科学纵向体系结构所包括的全部自然科学门类的道理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位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天才，能够穷尽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和横向学科所涵盖的全部社会科学门类。任何一位领袖都不是神，要求他们纵跨和通晓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领域的全部门类，成为既是伟大的社会基础科学理论家，又是杰出的社会应用科学理论家，同时还是杰出的社会工程技术专家，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与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分工的情形类似，既不可能要求社会工程技术的专家或者社会工程的直接实施者，去正确地解释和说明重大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或者社会科学应用基础理论问题，而成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家”；也不能要求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家一定要同时通晓社会工程技术甚至能够成功地操作实施某项重大社会工程，而成为社会工程的“施工者”。这就是社会科学纵向体系结构的社会实践者的特征规律。以往人们恰恰在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
进一步总结和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减少甚至避免社会工程实践失误，是提出和深入研究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结构问题的深层实践意义。
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两项具有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社会科学工程。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伟大社会科学理论家，没有他们长期、艰苦的理论探索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有这两项伟大的世纪社会科学工程出现；而如果没有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俄、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些社会科学技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创立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两个伟大社会应用科学理论与社会工程技术成果，没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施工（实践），这两项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工程就不可能成功！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的总设计师，对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概括和提炼，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应用科学理论，那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工程，就不可能取得今天举世公认的成功！
更为广泛地考察不难发现，在“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社会基础科学理论、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体的社会应用科学理论、社会工程技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发展建设社会工程实施三者的形成、发展、演变史。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发现、创立和总体原则上的指导，作为桥梁与中介的社会应用科学理论再创造的探索、建立和具体指导，作为方法与手段的社会工程技术发明创造和实际应用，以及作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工程的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注：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1页。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列宁说，没有理论，党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注：江泽民：《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求是》杂志1991年第12期。）这不仅强调了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实际上还阐述了作为决定社会工程实施的“重大决策”必须接受社会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辩证关系。
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科的纵向结构关系，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与改造二者之间的一种客观规律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新中国建立、巩固和发展而斗争的70多年历史中，由于人们没有清楚地认识社会科学体系的纵向结构，在理论和实践上留下了一些重大社会工程失误的深刻教训，由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比较典型、付出较大代价的实例主要有三项：
实例一：马寅初教授“控制人口”的社会应用科学真理，受到了有组织、大规模地围攻、批判和蛮横拒绝，把社会科学理论置于社会控制管理的“奴仆”与“婢女”地位，未能及时作为社会发展建设工程实施的理论指导，使我国人口由1955年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主张时的6亿，激增到今天的12亿多（注：《新人口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由此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素质提高和丧失历史机遇巨大损失的沉痛教训。
实例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错误社会应用技术实施，造成社会发展建设工程失误，以及纠正这种失误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社会应用技术反常形成、实施的历史教训。
实例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社会应用理论指导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误社会工程，造成十年间社会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不变价格计算， 相当于1949 —1979年建国30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的原值4893亿元）（注：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 ～390页。）巨大损失的沉痛教训。
实际上，这类几乎无法弥补的失误与惨痛的历史教训，并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才可能拥有的“专利”。历史是由“当前”造就的，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会同样地在现代社会制造出今后历史的“失误”与“教训”。从“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的意义上说，这三个实例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科学纵向体系结构关系中出现反常的三种类型：（1）已经有了正确的社会科学应用理论， 但未能被及时采纳、未能及时用来指导社会工程实践，造成社会发展工程失误（实例一）；（2）对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理解错误， 未能建立相应的正确社会科学应用理论，就盲目实施一项主观设想、违背客观规律的社会工程，延误社会发展工程正确技术的实施，迟滞了社会发展（实例二）；（3）违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原则、提出错误的社会应用理论， 由其所指导的社会工程失败，造成社会发展的重大损失（实例三）。
四、实现和运用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规律的困难性、艰巨性及其初步对策
即使一般自然科学规律的发现，也需要有一个向生产和生活实际转化的过程，“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的转化，较之自然科学成果转化具有更大的困难性与艰巨性。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社会科学还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成熟，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证真”与“证伪”的困难程度较之自然科学要大。这就需要向社会广为宣传、普及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规律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逐步树立像人们已经初步具有的自然科学意识那样的社会科学意识。
第二，由于人们所处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的不同并最终表现为社会利益的不同，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社会工程技术以及一项社会工程，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几乎能够满足、维护所有人们的利益需要，更何况，即使一项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理论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工程实施，也往往是以牺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是社会科学理论转化为社会工程实际、“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规律在社会中实际应用十分困难的主要原因。
第三，主要由“社会工程技术”角色层次掌握的社会控制与管理系统，是社会科学理论转化为社会工程的唯一途径。社会控制与管理系统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认可接受与否，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能否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工程。而自然科学理论转化为人们生产与生活实际的主要途径，则可以相对地离开社会控制系统，而由人们的个体价值观念和个体的行为意愿所接受和认可来实现。就我国而言，尽管近十年来从社会管理与控制系统的最高层来说，对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社会工程实施的认可与需要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长期封建主义“官本位”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由于人们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意识还十分薄弱，也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完善落后于社会需求实际，因而使得我国社会管理与控制系统在高、中、下层等的广泛层次范围上，对社会科学理论重要指导地位的认可和需要程度仍然不是很高。因此，“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规律要转化为社会现实的应用，还十分困难和艰巨。思格斯关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的精辟论述，也说明了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前进的动力所在。
第四，“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规律，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体制、社会控制管理的方式之间，还有着较大的矛盾冲突。例如，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形成规律、表现方式等，与社会政治决策的民主集中体制之间有着一定的矛盾，也与纵向结构中“社会工程技术”层次角色的人员来源方式之间有着一定的矛盾。
在科学史上，马克思主义也好，太阳系日心说、牛顿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也好，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好，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也好，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好、小岗村农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也好，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开始真理都是被少数人发现并且在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一边。而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的体制、社会控制管理的决策方式，却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促进社会繁荣进步的根本问题是社会控制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保证决策科学化的手段，倒置了科学与民主的主次与从属关系，便倒置了“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关系。
从我国现有体制上看，控制管理我国社会的“社会工程技术”层次的角色人员的选拔任用，目前主要以社会工程“施工”的政绩为主、从社会工程“施工”的“基层”中逐级选拔出来的。短期的干部学院、党校培训也只能是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还谈不上系统学习、掌握，更谈不上探索、发现社会科学理论。按照“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规律，控制管理我国社会的“社会工程技术”层次的角色人员，还应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经过社会工程实施培训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专家。
第五，与上述各点密切相关，社会还没有意识到运用“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规律需要一种强制的社会监督机制，因此也就谈不上建立一个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技术监督系统。一座桥梁的建设，一艘巨轮的建造，或者一幢大厦的建筑工程等自然科学工程的设计与实施，都有一套技术监督的法制程序，设计者、施工者都要对此项工程的科学技术保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军事指挥员、战斗员在战争中的行为，也要受到“军法”的监督制约，发生违令、失误者要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而实际上社会工程的成功与失误，其促进社会发展的收益或社会损失的成本和代价都将更高。因此，应当以社会立法的形式，建立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社会应用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工程技术应用的法制监督体系，使社会科学理论真正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与“婢女”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使“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规律的运用具有法制的保障。
在我国面临经济腾飞、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历史机遇面前，在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稳定发展的历史使命面前，唯有高度重视和加强社会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工程技术实施的辩证关系，把已经习惯于主观随意、感觉经验的“原始”、“粗放”型社会工程实施，上升为科学、理性、辩证的高级科学形态指导下的“现代”、“精细”社会工程实施，尊重科学知识、遵守科学规律、提倡科学方法并建立相应的法制保障，切实以科学研究认识得到的社会客观真理指导社会工程技术的实践，才能抓住历史机遇、避免失误与挫折，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腾飞的宏图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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