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目标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briefly reviews thehistory as well a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metaphor both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and suggests thatmodern studies of metaphor should be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with its own objectives and methods.It should aim
atexplaining such fundamental questions as the nature,origin,working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metaphor so as to achievean integrated theory of this special cognitive phenomenon.
本文主要讨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任务和方法。但是，为了论述上的需要，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对隐喻现象的研究情况。讨论的顺序是：（一）国外隐喻学的历史发展；（二）我国的隐喻研究；（三）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
（一）国外隐喻学的历史发展
隐喻研究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布莱克（Black,Max 1978）所称的“贬斥派”（depreciators），认为隐喻对我们思维的发展影响甚小，有时甚至有害；另一种是所谓的“赞赏派”（appreciators），认为我们的语言和思维过程中充满了隐喻，认为人类思维本质上是隐喻性的。
隐喻贬斥派的鼻祖当推古希腊的柏拉图。虽然柏氏本人是娴熟地运用隐喻、寓言和神话来表达其深邃的哲学思想的大师，他却把隐喻和其它的辞格看作是哲学的大敌。柏氏认为，哲学讨论的是真理，而修辞格却教人如何“花言巧语”，是与哲学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隐喻“赞赏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亚里斯多德，昆提良（Quintillian），方达尼尔（Fantanier,P.），理查兹（Richards,I.A.）， 雅各布逊（Jacobson,R.），布莱克（Black,M.），利科（Ricoeur,P.），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G.& Johnson,M.）等。其实也正是这些人对隐喻现象的研究和论述构成了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
从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来看，西方的隐喻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
1.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从亚里斯多德到理查兹， 大约从公元前300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时间跨度为两千多年；
2.隐喻的语义学研究。约从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初，包括从逻辑和哲学角度对隐喻的语义研究和从语言学角度对隐喻的语义研究；
3.隐喻的多学科研究。从七十年代至今，包括从认知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等角度对隐喻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
西方对隐喻比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在他的经典名著《诗学》和《修辞学》中，亚里斯多德多次提到了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亚氏对隐喻的定义和功能的讨论影响了其后二千多年西方修辞学对这一语言现象的解释。亚里斯多德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两者属于一种对比关系。因此，隐喻与明喻本质上是一致的。隐喻的主要功能是修饰作用。亚里斯多德认为善于运用隐喻这一言语艺术的人是天才，他有一句经常被隐喻“赞赏派”所引用的名言“…the greatest thing by far is to be a master of metaphor”.
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修辞学家昆提良提出了“替代论”。昆提良认为，所谓隐喻，实际上是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如在Johnis a lion中，“lion”是用来替代直接说法“a courageous man ”的。
无论是亚氏的“对比论”，还是昆提良的“替代论”，都将隐喻看作是词语层次的一种修辞方式，都将隐喻的功能看作是一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装饰”。同时，两种理论都认为隐喻就其结构和形式来看，都是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
本世纪三十年代，理查兹发表了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首先提出隐喻互动（interaction）理论。后来，布莱克在其基础上， 发展和完善了互动理论，使其成为自亚里斯多德的“对比论”，昆提良的“替代论”以来的第三种最有影响的隐喻解释理论。隐喻互动论的主要内容是：（1）每一隐喻陈述含有两个主词， 一个主要主词和一个次要主词；（2）次要主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系统；（3）隐喻句通过将组成次要主词的一组“相关隐含”“映射”到主要主词上，使其产生隐喻意义。因此，在理查兹和布莱克看来，隐喻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创生过程，是两个主词的词义作用的结果，因而他们对隐喻的研究突破了传统修辞学将此限制在词汇层次并将此看作是一种对比和意义替换的修辞现象的局限，把隐喻作为一种语义现象放到了句子层次进行考察。
几乎与其同时，语言学家雅各布逊结合失语症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换喻和隐喻这两种辞格的不同修辞学功能，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诗功能即从选择轴上把类似性原则（principle of similarity ）转换到结合轴上。因而，抒情诗一般富于隐喻性，史诗富于换喻性，前者重于类似性关系，后者侧重于邻近性（contiguity）关系。雅各布逊将隐喻的形成定位在词与句之间，或者系统与过程之间，他认为，（隐喻）似乎不只是属于“结构”侧的现象，也是属于“过程”侧的现象，语义和用法的创新发生于言语过程中。当然在言语创生中，词义的调整也必然依赖于它在词汇结构中原已具有的位置。因此，在言语过程中，新的语义的产生就是结构关系力与过程运用力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七十年代初开始，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符号学理论，认知心理学理论等在西方的发展，哲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甚至心理分析学家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并将此纳入其研究的范围。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隐喻研究者有符号学家艾柯（Eco,U.）、利科、哲学家塞尔（Searle,J.）、语言学家莱考夫等等。
利科1975年出版了A Rule of Metaphor，全面评述了传统修辞学对隐喻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并从话语语义分析的角度将隐喻置于话语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利科隐喻理论的主旨在于使隐喻的功能从词级过渡到句级和话语级，他认为这是现代隐喻学与古典隐喻论的基本区别。
利科接受语言学家班旺尼斯特（Benveniste）的观点，认为词作为词汇代码中的记号是符号学对象，而作为最小的完整意义的载体则是语义学对象。隐喻产生于作为整体的句子中，但意义效果反映在孤立的字词上。
塞尔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把语言意义分作句子系统意义和句子使用意义两种，他认为隐喻属于句子使用意义。理解如Sally is a blockofice之类的隐喻句子需要在排除系统意义后作出一系列的语用推理。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欧美，尤其是美国学者对隐喻的研究达到了高潮。约翰逊等人戏称这是一个“隐喻狂热”（Metaphormania）时代。 1977年，在美国伊利诺宜斯大学（Urbana Champaign）召开了Metaphorand Thought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来自各个领域，包括了当时隐喻研究 的绝大多数知名人士。会议主要论文会后由奥特尼（Ortony,A.）编辑成书“Metaphor and Thought”，197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仅仅一年之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Davis ）分校又一次举行了国际跨学科隐喻研究学术研讨会，重要论文会后由霍尼克（Honeck,R.P.）等编辑成Cognition and Figurative Language一书，1980 年由Hillsdale出版社出版。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学术会议之后， 在1982—1985年之间，霍夫曼和史密斯（Hoffman & Smith）主编出版了Me taphor Research Newsletter，并在1986年改刊为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出版至今，其推动隐喻研究不断深入的贡献不可低估。
早在1971年，谢布斯（Shibbles,W）就曾编辑出版了Metaphor:Annotated Bibliography and History，据统计， 收集在此书目中的条目有四千之多。
1985年，诺朋等人（Van Noppen et al收集了70年代后有关隐喻研究的书目4317种（包括Shibles漏收的70年代前的论著）， 出版了又一部论著目录集。
1986年，库柏（Cooper,E.）发表Metaphor，从哲学角度讨论隐喻的语义问题；
1987年，克特（Kittay,E.F.）发表Metaphor,Its Cognitive Force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从现代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讨论隐喻所涉及的有关语言学和心理学问题；
1989年，莱考夫和特纳（Turner,M.）出版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论述一般隐喻与诗歌隐喻的区别；
1992年，英杜荷亚（Indurkhya,B.）发表Metaphor and Cognition，论述隐喻的认知功能；
1994年，Journal of Pragmatics 出版了“隐喻和语言的记号性”专号。
综观国外近年来的隐喻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隐喻从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成为众多学科，如语言学、哲学、语用学、语义学、心理学、文学批评、认知科学、心理分析、语言心理学、翻译学、符号学、外语教学等的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隐喻进行研究说明了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隐喻在人类认知和社会活动中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2.突破了传统隐喻研究注意力集中在词语层次的局限，把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在更为广阔的言语环境中寻找隐喻意义的基础。
3.从将隐喻作为一种语言“偏离现象”，“寄生现象”过渡到将其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进行多层次的考察和阐释。
（二）我国语言学界对隐喻的研究
与国外近年来的“隐喻热”相比，我国的隐喻研究显得极其的沉寂和单薄。
在汉语语言学界，除了在一些修辞学刊物或专著中如《修辞学习》偶尔见到一两篇讨论比喻的文章外，其它语言学刊物，如《中国语文》等极少刊载过这方面的论文。我国修辞学界对隐喻的讨论仍停留在相近辞格的对比，如隐喻与明喻，隐喻与借代等的对比，以及对具体的作品语言进行修辞分析的层次。只是在1992年的某一期《修辞学习》上开始登载刘宁生摘译的Lakoff和Johnson的Metaphors We Live By 有关章节，首次引进了“隐喻性概念”的讨论。至于隐喻的产生原因，理解机制和认知功能，汉语修辞学界至今尚未有人认真系统地加以探讨。
外语语言学界的情况并不好出多少。笔者查阅了1949—1989《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发现这近四十年中， 涉及比喻（非隐喻）的仅66篇，绝大部分限对于英语隐喻辞格的简单介绍以及将其与汉语进行简单的对比。对国外近几十年来的“隐喻热“未见有系统介绍。89年以后的外语刊物中，笔者查到了不足十篇讨论隐喻现象的论文，至多是介绍一些隐喻研究中的基本概念，更多的仍停留在辞格的对比上。我国近几年出版的两部英语修辞的专著，一部是范家材的《英语修辞格赏析》，另一部是胡曙中的《英汉修辞比较研究》，两书虽都设专章讨论隐喻，但范书更侧辞格的对比，胡著虽用一定篇幅介绍了Metaphors We LiveBy中的一些观点和例句，说明隐喻在人类语言中的重要作用， 但由于受其篇幅和研究重点的限制，未能就隐喻的基本特点和基本使用规律作出系统的阐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国内一些主要外语刊物连续刊登了几篇介绍国外隐喻研究情况和重要论著的文章，如广外《现代外语》94年第4期刊登了一篇《隐喻与科学概念》的论文，介绍了Cognition andFigurative Language 一书中有关隐喻与科学发现方面论文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95年第1 期刊登了一篇题为《隐喻的语用观》的文章，介绍了列文森（Levinson,S）著Pragmatics一书中有关隐喻的语用学研究一节的主要内容。北外《外语教学与研究》94年第2期刊登了林书武先生对Metaphor:Its CognitiveForce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一书的评介；95年第2 期发表了赵艳芳的对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外国语》1995年第5期发表了严世清的《隐喻理论史探》， 介绍了西方的一些著名的隐喻理论。这说明，我国外语界对隐喻现象研究的兴趣正在逐步提高。
另外，在我国起步仅十几年的符号学研究对“隐喻”现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李幼蒸编著的《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就有专章较详细介绍了当代符号学家，尤其是艾柯和利科对隐喻问题的研究以及传统隐喻研究的主要内容。1993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耿占春著《隐喻》一书，用诗化的语言，比较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隐喻在哲学和诗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不能不引起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界的注意。
（三）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
毫无疑问，对隐喻的研究已构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不妨称之为隐喻学。
我们特别要提出隐喻学这一概念，是要强调它的独立性。因为在以前的许多研究中，尤其是传统的修辞学中，隐喻研究依附于其它学科，不是一门自主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隐喻学就必须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对其它学科中隐喻研究的内容和成果，现代隐喻学的态度应该是吸取其精华，借鉴其方法，但决不照单全收。现代隐喻学应该致力于一个统一的完整的隐喻理论。
西方的隐喻研究，源远流长。西方许多哲学家，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对隐喻的研究对我们认识隐喻现象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当代西方对隐喻的多学科研究，对我们极有启发。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隐喻学，就必须对国外已有的各种隐喻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同时，我们应该对我国学者有关隐喻的论述进行发掘和整理。虽然我国历史上并没有西方那种系统的隐喻理论，但我国历代的文学精品中充满了精彩的隐喻，历代先哲和学者有关文学和语言的论述中也不乏对隐喻现象的真知灼见。我国流传最早的古代文学作品《诗经》最具特色的写作手法是“赋，比，兴”，“比”就是“比喻”，包括隐喻和明喻。只有将西方语言中的隐喻和汉语中的隐喻加以对比，将西方的隐喻理论和中国的隐喻理论加以对比，才能够真正比较全面地发现隐喻的构成和使用特点，才可能较为全面地认识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类语言学家的协同努力。一是外语背景的语言学家，他们的优势是熟悉西方的语言学传统，能够较为迅捷地了解西方的学术理论动态；另一类是汉语背景的语言学家，他们的优势是汉语功底好，对本国的语言学传统较为熟悉。如果双方能够改变以前那种互不信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取长补短，通力合作，必将有所作为。同时，作为语言研究者，无论是什么背景，都应该扬长避短，并努力去补上自己的不足。尤其是外语背景的语言学家，应更多地提高自己的汉语修养，把外国的理论和汉语的事实结合起来，能够真正地做到“洋为中用”，用“他山之石”来攻汉语之“玉”。这实际上也是吕叔湘，许国璋等外语和汉语功底都极其深厚的老一辈语言学家所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语言研究方法。
我们前面提到，现代西方对隐喻的研究已突破了修辞学的界限，突破了将隐喻作为一种词（语）之间的互相替换的研究思路。我们的现代隐喻学当然应该在此基础上，借鉴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把隐喻放到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用新的眼光来全面考察这一特殊的语言和认知现象。
我们知道，当代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在内，已不仅仅满足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它们已开始把解释当作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现代隐喻学也应该有两个目标，一是对隐喻现象的描述，二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充分的描述是解释的前提条件，而解释则是任何一门学科的最高目标之一。对隐喻的解释，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语言学和阐释学等角度进行，因而现代隐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需要研究者有博大的胸怀和广博的知识。
科学的现代意义还应体现在研究的手段和方式上，现代多媒体技术为信息的储存和检索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为大规模的调查和语料分析创造了条件。当代隐喻学的研究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现代隐喻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何为隐喻？如何识别隐喻？
2.隐喻是如何工作的？隐喻的机制是什么？隐喻意义的实质是什么？隐喻是如何被理解的？
3.隐喻的认知价值何在？它在人类语言和思维活动中起何作用？
下面我们就以上三方面的问题的研究作一简要的说明。
1.如何界定隐喻？
什么是隐喻？隐喻与其它相关的辞格是一种什么关系？
对隐喻进行定义实际上涉及到隐喻本质的认识。因而有着哲学和方法论上的意义。
对隐喻的定义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亚里斯多德曾将一切修辞现象称为隐喻性语言（metaphorical language）； 亚氏认为隐喻与明喻一样，都是一种不同事物间的对比，是一种修饰性的语言使用现象。
莱考夫等人的隐喻概念也是比较宽泛的。他们把换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反语（irony）等都当作了隐喻。 他们认为隐喻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根本上讲，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性思维是人类认识事物，建立概念系统的一条必由之路。
另外一些人甚至把谚语，寓言等也归为隐喻一类。
然而，对隐喻的宽泛的定义对人们识别隐喻和研究隐喻的结构特点构成了困难。
狭义的隐喻需要与其它的辞格加以区别，尤其是换喻。雅各布逊等认为隐喻和换喻的主要区别在于隐喻着重事物间的类似性关系，而换喻则以事物的临近性为基础。
隐喻的识别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明确的隐喻信号，如英语中的“to put it metaphorically ”， “to use a metaphor ”， “speaking metaphorically”；汉语中的“打个比方”等等； 另一种就是根据言语变异的性质。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隐喻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词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因而将它们用系词（通常是be）联结起来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逻辑错误，或称“范畴错置”（category mistake）例如：
地球是人类的母亲
“地球”和“母亲”虽同是名词，但属于不同的逻辑语义范畴，因而是一种逻辑错误。
有很多人认为隐喻是一种语义规则的违反，如John is a tiger;John与tiger的义素“+Human”与“－Human”有冲突。但也有不违反的情况，如The old rock is becoming brittle with age 是个语义正常的句子，可按字面理解，但在特定的场合，如在谈论一位退休老教授时也可以是隐喻句。因此有人提出隐喻的产生主要是语言字面意义与语境的冲突，冲突的解决就是隐喻意义的理解过程。有人也由此得出结论，句子本身并非隐喻而具体的使用才构成隐喻。
相对于日常言语的使用规则来说，隐喻是一种正常语言的偏离（deviation），诗歌中充满了隐喻，因而诗歌被称为“隐喻式语言”。
从理论上讲，隐喻可以是词，词组，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篇章。但如何与谚语和寓言进行区别？语言的隐喻性有程度之分，如何判别隐喻的隐喻性程度？有人区分常规性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 ）和新奇隐喻（novel metaphor）或诗歌隐喻，其根据和意义何在？隐喻与明喻相比，真正的区别在哪里？
因而，当代隐喻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对隐喻的性质，构成特点和类别进行阐述，并制定出一系列区分隐喻与其它修辞现象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
2.隐喻的工作机制和理解
根据理查兹和布莱克的“互动理论”，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主词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主词的主要特征被“影射到”（project onto）另一个主词上，产生词义变化。因而，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述谓”（predication）现象。它不象换喻， 仅仅是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替换。隐喻必定要在句子或句子以上的语言层次上才可能出现。换喻和其它的一般辞格则不然。
符号学家皮尔士（Peirce）区分了记号（icon）的三种情况：image，diagram和metaphor.这三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根据语言结构与现实世界的相似性程度和语言符号的抽象程度划分的。image （如肖像）是一种完全的相似；diagram（如地图， 设计图等）是一种结构的相似，而metaphor表达的是一种平行关系，即通过指出某物与另一物之间的某方面的相似来表达某物。近年来，话语分析研究者讨论的所谓grammatical metaphors也反映了这种对语言的隐喻性的兴趣。
隐喻的另外两个特点也构成了隐喻的工作机制，一是隐喻中双重影象（double image）， 二是隐喻中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resemblanceor similarity）.
我们知道，每一个词都处于两种联想关系网络之中，一是聚合关系，二是组合关系。如“死”与“生”就处于一种聚合关系，与“人”或“有生命的事物”就处于一种组合关系。听到或读到“死”就会联想到常与之搭配连用的词（语）及它们所代表的物体的形象。如果我们将“死”与无生命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就可能构成一个语义异常句同时也引起“双重影象”的联想。例如，在“石头死了”的组合中，我们会同时联想到“石头”和“人”。
一般说来，组合越新奇，两个形象越清晰。当“双重影象”重叠或消失时，隐喻也就“死”了， 就逐渐过渡成为“直义语言”（literallanguage）或是“日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
隐喻中喻体与本体的相似性应该说是构成隐喻的基础。必须指出的是，成功的隐喻并不一定要以已经存在的或已被人们发现的相似性为前提，往往是说话者或作者想象中的相似性更具新奇性和认知功能。“君子之德，风也”，其实“君子之德”与“风”“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存在任何物质意义上的相似。在哲人作出这一表述以前，人们或许根本没想到过它们之间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但在哲人的启发下，我们觉得它们之间确实有一种相似的地方。哲人的目的达到了，他把他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感受和观点传达给了读者，读者也因之获得了一种新的看问题的方法和视角。概念系统也因此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改变。
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有两种基本的隐喻：一种是以本体与喻体间原有（包括固有的和想象中的）相似性作为基础的隐喻（similarity－based metaphors）， 另一种是以说话者或作者新发现的或刻意想象出来的相似性作为基础的隐喻（similarity-creating metaphors）。 显然后者有着更为重要的认知价值。
关于隐喻的工作机制问题的讨论，涉及许多重要的哲学，语言学和诗学等方面的理论问题，现代隐喻研究应将此作为一个重点。
隐喻的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隐喻看作一种话语现象，那么背景知识与语境在隐喻的理解中起很大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如何起作用的？
语境的对语言理解的作用有两种方式，一是top-down，二是bottom-up.在隐喻的理解中，哪种方式起的作用更大？Grice的合作原则与Sperber等人的相关原则在隐喻理解中如何解释？ 这些问题曾经引起许多隐喻研究者的热烈讨论，但似乎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实际上，正如一些语言学家所指出的，隐喻理解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语言理解过程，对它的讨论对认识人类语言的理解机制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隐喻理解的讨论对建立统一的语义理论也有重要的意义。
3.隐喻的认知价值问题
第一，语言的隐喻性问题
在隐喻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特别引人注目，即人类语言整体上是个隐喻性的符号系统。莱考夫和约翰逊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按照莱考夫等人的观点，语言使用中的隐喻只是一种表层的现象，真正起作用的是深藏在我们概念系统中的隐喻概念，如英语文化中的深层隐喻：Time is money和Argument is war等导致了一系列我们语言使用中的隐喻现象，如：“I cannot afford the time”，“Time is precious”.“He attacked my position onthe issue”等。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近年来受到了一些符号学家的挑战。一些学者指出，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说明人类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不是绝对任意。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对客观世界的现实有着一种深刻的对应关系。
对词典中的词义项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词义转换是通过隐喻过程完成的。每一种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死喻（dead metaphor）.纽马克（Newmark,D）有一篇文章提到英语和德语中有几千个“死了”但并没有“全死”（completely dead）的隐喻。 每一种语言中都有大量的谚语，习语，委婉语，隐喻等通过隐喻手段构成。隐喻其实是人们使用语言，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的工具。
因此语言隐喻性的讨论对我们揭示人类语言和语言交际的本质，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二，隐喻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隐喻中的喻体对说话者或听话者来说要比本体更为熟悉。而在两者发生互动反应时，通常是更为熟悉的事物的特点和结构被影射到相对陌生的事物上，因而喻体可以帮助认识本体的特点和结构，因而也就具有了认知的功能。
隐喻在科学发现中的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引起隐喻研究者的注意。隐喻是演绎推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如An atom is a solar system 这一隐喻对原子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发现和阐述有着重要的作用。语言学中某些学派观点形成也与隐喻有关：如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施莱歇尔认为语言是一种有机体（organism）的隐喻就对他的语言观的形成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有重要的关系。许多科学定义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进行的。许多政治上的概念也与隐喻有关，如汉语中的“铁饭碗”，“大锅饭”，“纸老虎”等。
有人提出，隐喻在人类认知方面有两大作用：（1 ）创造新的意义；（2）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 隐喻理论必须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除此之外，现代隐喻学，还应对隐喻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传统的隐喻理论将隐喻的产生归结为修辞的需要。但如果隐喻作为人类思维组织的一种工具，看待和认识事物的一个视角，它就不可否认是一种认知现象。人类使用语言有多重目的，同时也受到各种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的制约。解释语言，认知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对隐喻现象的产生应该是当代隐喻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另外，对隐喻给人类语言和认知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确定。由于人们通过隐喻手段来创造新词或新概念，同时也通过隐喻来认识新事物，建立新理论，因而它必然对人类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果产生作用。那么研究这种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显然有一种哲学意义。同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对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以及词典编纂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