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女性主义：军事文学可能的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现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军事论文,空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军事文学的创作现实而言，引入女性主义，性别立场，或者女性写作这样的概念，似乎到了一个既适逢其时，也需要慎之又慎的时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最近的一些作品，正愈来愈明显地传达着军营现实中和革命历史场景中女性的声音与立场，这些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作品，对于较长时间以来都陷于沉闷和停滞的、由诸多男女作家共同支撑的军事文学天空来说，不啻是一片奇特的虹霓。同时，这些作品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当以题材的新奇大胆、形式的花样翻新，以及“思想”的出奇制胜而独领了数十年风骚的男性作家们无“新”可创，无“禁区”可突破，无“重大题材”可驾驭，茫然四顾，荷戟彷徨之时，女作家们却仰仗自身天然的优势，从容不迫地走向了一个独属于她们的世界：由性别而开始的对中国革命历史及其文学创造的审视、反思与重写，这在很大程度上使长期以来因受制于意识形态和男性文学传统而一直显得粗放与暧昧的历史表达得到了改善，也从感受方式、经验方式甚至叙述和语言等方面拓展了军事文学的创造空间。然而，就此谈论中国军事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性别立场之类，又有生硬和不切实际之处。原因非常简单，就像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女权主义一样，中国军事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中也是不存在什么自觉的女性立场和思想的，以中国革命历史为主要对象的军事文学写作就更是如此：女性人物形象常常是革命人物形象之一种，女性的思想、经验乃至感情，都是被统一于革命的思想、经验和感情之中的。这实在是特定社会历史实践的必然所致。所以，今天我们一旦要从军事文学中“发现”女性主义、性别立场或者女性写作时，同时也就得明白，近来写作中出现的那些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女性的声音和立场，并非是真正自觉的写作实践，也远未形成明确的追求，更非对既往历史中被完全遮蔽了的女性生命世界，有什么特别的关怀。非但如此，在军事文学之外，那些已经在女性主义的旗帜之下写作的先锋群落中，也难见到什么真正的女性立场和声音，她们假以女巫和女先知的面具而把对女性的关注引向了身体和器官、引向了欲望的迷狂与自恋自爱，这亦是今日社会历史性实践所使然。
所幸的是，我们已经不断听说并且习惯了“多元共生”这样的文化现实，这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认知环境中去描述和判断历史中发生的一切，并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实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冷静，在这里我指的是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在军事文学写作中存在的可能。
事实上，无论时下的写作，还是近50年代的军事文学历史，都留下了大量有关女性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塑造出了不计其数的女性人物形象，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女军人、军营或战争环境下的女性人物，都是被作为题材而看待的，至多是被作为情感、性格的因素而看待或“处理”的。这除了说明我们的军事文学写作队伍中男性作家居多、男性文学一开始就是主导之外，还说明了，为数本来就不算太多的女作家，在选择并投身军队生活的同时，就已经使自己军旅化了，女军人，军旅女作家，这是她们的主要身份标识，她们的女性意识基本上处在沉睡状态。对于更多的是出于男性想象结果的那些女性人物形象，从红嫂到小常宝，她们都是非常认同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并非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显著的变化，而是逐渐地，在悄无声息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处在蒙昧状态而又不可遏制发展着的东西，它们在一些作品中浮现而又沉没，骤亮而又消失，终又以一阵强似一阵的冲击振荡着我们的心灵，修复着我们的记忆。刺痛着我们业已疲倦和麻木了的阅读。先是《走出硝烟的女神》，然后是《英雄无语》，不约而同，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把焦点对准了战争中的女性。前者直接以一个女性群体（孕妇队）为对象，后者最终浮现出的“英雄”虽然是一个男性人物——爷爷，但阅读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一个又一个被卷入了惨酷战争的女性形象：相继与革命者爷爷为婚而被无情抛弃的三位奶奶，以及那个化作了透明鬼魂的六岁小女孩。然后是《结婚》，一部以50年代初十八军进藏途中女军人婚恋故事为蓝本的中篇小说。在描写现实军营中女性生命世界的作品中，《幸福花儿开满地》是最值得一提的作品。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些作品就女性意识的充盈渗透、就女性写作者的直觉和无意识而言，已经或多或少构成了对多年来革命历史题材观照女性生命世界时不变的美学的重新书写，并且预示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和审美前景的陌生天地。
我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在今日军事文学写作中的非自觉状态，是基于如下原因，一来就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作品本身而言，女性的声音或者说立场，往往不过是以服务于主题或“主调”的某些旋律的形式而出现的，无论是牺牲的主题、英雄的主题，还是个性化的主题。小说经常显现出的已有写作所具有的强大惯性：意识形态的传统和男性文学想象，仍会时时将那些天然而优美的旋律吞没，女性写作者们也似乎身不由己，并且往往在题材的性质和自己的声音之间顾此失彼，甚至出现前矛后盾的情况。二是，军事文学，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出现的这种“主题”对“个性”的压抑，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所谓个人化成分的过度膨胀，这虽然只是出乎意料的一种结果，甚至是由于完全无奈，但却为我们把握或判断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在军事文学，特别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应有的位置而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条件。这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新时期文学实践中的许多致命事实足已提醒我们，真正诚实的写作永远也不可能是个人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的非此即彼，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在军事文学写作中的出现，自然也绝不意味着在“女性”与历史间的必然摇摆。
我们可以看一看作品了，或者就从书名说起。除了字面上原原本本的，朴素而又写实意思外，《走出硝烟的女神》还是一个象征：使女性升华为无限的“女神”，它弘扬的是超凡脱俗的高洁与华贵，然而却又是“走出硝烟的”、经历了战火洗礼和历史丰功映衬的人间骄子，这严重的意义悖谬正是作品的远未能显示出的精神矛盾和思想困境所在。如今作品所实现的，只能是小说最表层叙述的“规定”中确凿的“意义”层面：革命的沉重代价，历史的辉煌与忧伤。只是，我们不要放过其中的无意识层面：在小说进入正题以前，作品对主要人物——在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后历尽苦难返回延安的陈大蔓“怀着重逢的喜悦去与先期到达延安的李永进会面”而遭冷遇之后对其悲痛欲绝的心情，有一段如下的描绘：“她翘首打量像手工捏出来的、将给她的生活带来新希望的黄土小城——延安，觉得它是那样凝重、淳朴、可信、可靠。而现在，却感到喧嚣从这座小城消失了，流淌的血液冲击着耳膜，脚下的道路如同棉团——她被困惑、郁闷、痛苦、愤恨……的感觉淹没了。这一次‘淹没’使她从头到脚彻底醒悟了：一个被敌人俘获过的女人，她同时也被‘快乐’和‘幸福’永远抛弃了！而一旦意识到这点，生命就从她心灵的创口处慢慢流失了。”这里的“醒悟”是意味深长的：除了政治审查之类的因素之外，“一个被敌人俘获过的女人”还必须因性别原因而蒙受更大的不公——失去爱和被爱的权利，与“快乐”与“幸福”抛别了！以前我们也曾在许多作品中读到过对西路军妇女团覆灭被俘后和“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女战士悲惨遭遇的描写，但那些作品多半都致力于为蒙羞受辱的“战士”在社会政治方面进行申辩和洗刷，为她们的生命贡献与历史功绩而呼告，对于她们是女性这一点，只要施于同情和悲悯，似乎只要历史回头还能“认账”，冤屈最终得以伸张，事情也就算圆满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男性文学传统在历史表述中的无情疏漏与可怕遗忘：无论自觉走入还是被裹挟、卷入，女性革命者或革命斗争中的女性都有其天赋的资质和独特的灵魂，甚至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她们却被书写成了陈铁军——在刑场上高唱歌曲举行婚礼，江竹筠——在牢狱中坚不可摧、笑傲酷刑，王泉援——失去组织信任后回到参加革命前的山村继续劳作并终身守寡；除了就义前给儿子留下一封著名遗书的赵一曼，似乎多多少少闪现出了一些母性外，有关她们的丈夫、情侣、所爱者，特别是爱恋、欲望、家庭和生殖等，独属于女性生命世界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语焉不详，或只简略提及。我并不认为事实有什么出入，更不是对她们作为革命者的超凡之举有什么不恭，而是对后来的书写——传记、史料、影视等形形色色的书写抱有疑虑：她们生来就只是一副革命的躯壳吗？她们全部的生命内容仅只是归结为高洁邈远的一个形象、一幅图画就可以了吗？
《走出硝烟的女神》中还有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参加了革命的知识女性刘雪鸣。顺便说一句，这一类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壮阔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以她们为对象的文学写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微乎其微的。在通常的意识形态书写和男性文学想象中，她们是被假定为超性别的革命“成分”而看待的，她们意识到的全部苦难即是阶级的苦难、民族的苦难，而没有什么女性自身的苦难。小说在刘雪鸣遇到少年时代的女伴、如今同是“战友”的志坚为她与旅政委说媒时写道：“她听完志坚同志对首长情况的介绍后，冷淡地说‘对这件事，我要认真思考后才能作答复。婚姻，对于男人也许只是生命中的一件事而已；而对于女人来说，却可能是她生命的全部’。”后来，政委直接向她提出约会邀请后，她则是“在复杂的心境中等待那个本应拒绝、却因为害怕得罪上级而不得不去赴的约会”的。这与曾经读过《人权宣言》、《女权辩》等著作，崇尚女性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刘雪鸣的思想状况是完全相符的：“其实，早在进入解放区之初，雪鸣就听说了诞生在红色土地上的关于‘爱情婚姻’的新观念、新传统了……‘美人爱英雄’……不少从大城市投奔解放区的知识女性，都想把爱情献给为劳苦大众奋战的将军和勇士们——如同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可歌可泣的妻子们。然而，雪鸣对女友们纷纷在婚姻问题上走‘长征路线’却不以为然。当然，她也崇敬那些将领们，但并不意味着要为他们献身。她认为，志坚同志热情地为政委‘牵线’，好意背后也许正反映了旧式婚姻观念在红色土地上的蔓延。她觉得，这位儒将在其他方面光明正大，但在婚姻问题上却并不磊落。此时，她虽然按照政委的邀请赴约了，可心里却怀着反感，随时都准备借机跟他摊牌。”如果撇开整部作品在写作革命历史题材时的意识形态规定性不谈，刘雪鸣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例。与仅限于在某些愤懑的时刻吐一吐胸中块垒的陈大蔓不同，也与一旦参加革命，就满脑子阶级觉悟、斗争精神的孙志坚不同，她的自我意识亦即女性意识似乎从未因“革命”而湮灭过。在少女时代，她就曾受秋瑾女士早年主办的《中国女报》等进步读物影响，在学校里提出利用寒假去农村宣传“男女平等”，让妇女从缠足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而遭到校方拒绝，并使当局改变了对这位优等生的看法：她为民国十八年的大饥馑中，中原和西北地区的妇女被人贩子装进卖牲口的木笼车贩卖，售价低廉到了一个妇女只值几个土豆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实震惊不已，二亿二千万中国妇女在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已成为她热切关注的对象；而当她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后，人民政权发布的《妇女工作大纲》和中国劳动妇女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成立，甚至使她有意识地对自己从前崇信的“女权主义”进行了校正；“不再热衷于那些偏颇、过激的口号，而更加注重探索‘女性意识’的觉醒……更加追求整个女性‘心理’独立和‘人格’独立。”尽管在整个孕妇队中，刘雪鸣这样的知识女性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她的这种自我意识、女性意识既未能在作品中，也未能在人物本身的发展中贯穿始终，但正如那个首次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所说：这是我们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我们在这里不妨套用为：这是一部小说的一次小小的尝试，但却是中国军事文学“发现”性别意识、性别立场的重要开始。
《英雄无语》中的女性主题相形之下是更加隐性的。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这部小说：三位（甚或更多）女性悲凉、阴惨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使革命独行侠的英雄业绩似乎带上了天然的瑕疵，甚至就是辉煌胜利者之所以“无语”的深刻原因。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女权”的角度去解读，甚至会发现，这部小说其实就是在不断加剧的性别不公、女性伤害中使“英雄”的光环渐次减弱的。当然，这并非作者的初衷。通读这部长篇小说，真正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一个个不幸女性的出场：因被拍进照片而在婆婆怂恿之下被丈夫打得皮开肉绽、打得“服服贴贴”，最后像一只鸡一只鸭一样死去的细妹；皮肤被烤焦，头发被燃烧，两个乳头被用铁丝穿过，十个手指甲脚趾甲被用尖嘴钳一个个拔下的女共产党员（这一切是在卢志英、刘哑佛和爷爷几个隐蔽的共产党员身边发生的，由于是敌特设计考验，爷爷等人在隔壁喝酒玩牌，完全无动于衷，甚至连一张牌也没有出错过）；还有每，那个在黑夜里因想要吃米糕而被“魔鬼附体”的奶奶“残忍”地打伤的小女孩。可以说，作品步步都是在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揭示与同情之下为“英雄”的真实存在而重新定位的。在这里，英雄的代价不但被还原成了世俗的人生苦痛，而且被还原成了充满性别岐视与性别压迫的女性悲剧。
在对女性写作者的这种心血来潮般的反抗与顺从（相对意识形态传统和男性文学想象）进行判断时，我们不能不顾及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复杂演进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影响这一事实。严格来说，中国是没有什么关于女性的知识的，“五·四”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是产生过所谓新女性的观念的，长期以来的社会实践中，也曾涌现出过不少可歌可泣的“新女性”，作为现代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这无疑都是不可忽视的。然而，相对于几千年的文化洪荒，相对于这块古老土地不变的魂魄，现代性或者现代性叙事的“新女性”仍不过是一个脆弱的点缀，中国的知识仍在坚持述说的，还是那些基本不变的话题。“五·四”以后的“新女性”，1949年以后的“半边天”女性，除了作为历史图像的时间标识，似乎并未留下任何新的东西。看一看丁玲的例子，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这位在“五·四”精神的熏陶、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既是自觉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一位知识女性，同时又是保有女性意识或立场在革命时代的自觉的一位思想者。曾经有论者认为，丁玲的写作兼有对女性和革命的双重表达，当她的女性表达被革命表达所遮掩时，她就受到欢迎，当她不甘愿被同化时，她的女性表达就分离出来而不被欢迎甚至受到遏制（注：王光明、林荒：《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这当然也是事实。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丁玲在延安发表《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也好，或者后来完全图解式地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罢，这都是她作为历史活动的实践者而留下的不同足迹，我们可以想见，在她的表达中，是不可能存在“女性”和“革命”孰轻孰重这样的问题的。她只是被挟带、被卷入，被“写作”而已。所以在晚年，当她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时，又在《杜晚香》中开始了她的女性表达，也是不足为怪的。丁玲这样有着巨大“先天”优势的女性写作者尚且如此，那些在一片“男女都一样”的叫声中成长起来的后继者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新时期”文学中，张洁、王安忆、张辛欣等人的写作再度“意识”到了女性的存在，但她们却是处在一个并非起点的“起点”上的：张洁试图将某种古典的、两性天然和谐的理想投放于“思想解放”之初的社会生活中，这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半边天”女性那种由制度所保障的公平与自由，从而使女性意识回到了个人；张辛欣曾明确表达过对男人的失望（《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这是性别意识的更进一步觉醒，却也是建立在某种对男性价值期望之上的失望，由失望而怅然、感伤，生发出的只能是某种无所依凭的软弱感、孤独感；王安忆在《小鲍庄》和著名的“三恋”系列中，明确地把性和欲望的转达引入了对两性关系观察之中，却也由此而引发了女性自觉由社会历史而居室、身体的不可思议的退隐，一百年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一间自己的房屋的说法如今已成了一种令人瞠目的崇拜：对镜自恋、孤芳自赏，甚至自我慰藉和自我满足。这种不洁的、亵渎神圣又亵渎女性自身的行为，与市场时代热闹的学术剧目互映成趣，使女性写作变成了轻浮而没有意义的时尚。很显然，问题最终还得回到它真正的起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始至终都围绕的主题应该是人的解放，而不是被单独抽离出来的女性主义、性别立场，更不是女性写作。
中国军事文学写作中的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就其没有“溢出”题材“本身”的规定性而言，是安分的、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叛逆，没有颠覆性的举动，也没有出现“用身体写作”的情况。只是，女性写作者在自我意识（女性经验）与生命困境相伴生这一无可回避的终极表达中所彰现出的不确定、情绪化和非理性状况，与当代中国文学中所有的女性写作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不是表现为精神的挣扎而是表现为性别的挣扎、不是朝向性际和谐与人类之爱，而是流于无规律的重复发作。这样，我反倒倾向于认为，大多数军队的女性写作者，由于没有太多先锋意识和激进的考虑，由于没有钻进“自己的房屋”，反而在历史世界与女性经验、现实社会与个体心灵之间找到了开阔的艺术空间；周建的《画眉》、裘山山的《结婚》，刘静的《父母爱情》、王秋燕的《纯金时间》，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画眉，一个因营救八路军伤员而坏了“名节”，在同是八路军的丈夫凯旋归家之日自缢的女子，以古老的方式提醒着女性在战争中独特的牺牲；《结婚》委婉道出了女性革命者在婚恋中的遗憾，但使这种遗憾居于次要的，是在慢慢时间中生长出的新感情，意外的男人和神圣的事业因此没有遭到贬抑，没有反悔，没有清算。刘静在《父母爱情》中以最肆无忌惮的方式强调了母亲权威与力量，从家庭出发，“父亲”和“男人”的地位无疑受到了严峻挑战，但这一切并非特定舞台上的表演，而是与一个远去了时代的真实记忆密切相关。由于没有什么女性主义的重负，刘静把一种既是两性间的、又是两种阶级特征或气质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描绘得惊心动魄、趣味无穷。《纯金时光》触及了女性的成长经验、青春期骚动和严酷戒律之下的生命秘密。由于禁果的偷食者也是坚定的命运承担者，所以惩罚被取消了，爱却被贯穿到另一世界——为那个很快也牺牲了生命的所爱者生育他的后代，这简直是一个童话。《幸福花儿开满地》无疑是现阶段军事文学创作中具有经典意义的女性写作文本。少女与英雄，成熟的女性与残疾的丈夫，精神的强烈吸引与生理的陌生和不适，讲述这样故事是需要的勇气的。由一个女性、一位朝夕相伴的妻子来打量我们时代里的英雄，让我们看见他的残肢、他的性爱、他的沮丧和内心空落，以及他骨子里的坚强、超凡脱俗。王曼玲既没有“解构”英雄也没有“否定”男人，而是从奇特的生活中发现了奇特的感受：幸福并非梦想之物，它就在永远也不可能完善的生活中。
并非偶然，军队女作家们在呈现自己的女性经验、表达自己的女性立场时，经常是节制和审慎的，这种节制和审慎正如她们不期的女性主主义一样，同样是不自觉的。非自觉的表达和非自觉的克制所造成的种种奇迹都只能被视作偶然，这正是我在上述的解读和“发现”过程中经常感到溃憾的原因所在。中国的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都早已登台亮相，并且在制造着一阵阵喧嚣与骚动，军事文学，特别是军队女性作家的写作，似乎并没有被包括进去。我想，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在一种主义和旗号下写作，总会让人生疑。只是，我们并不能因此也把军队女性作家们游离飘忽的率性表达、即兴发挥视作当然。我想有必要在这里提醒一句，在她们的脚下，肯定是有一条艰难的必由之路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