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研究——贵州省雷山县案例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贵州省论文,雷山县论文,贫困地区论文,女童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男女因性别不同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在贫困地区表现非常明显，女性的性别弱势被生活的贫困进一步凸显放大，因此如何通过提高女性的教育程度和水平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是全球发展刻不容缓的重要主题。
发展，广泛地说，是经济进步与改善全部生活的品质。扩大教育的机会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所依据的主要政策目标。这反映了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必要的。最明显的证明是教育改善了健康、生产力，使最贫困的人获益最多。当学校对妇女敞开大门时，同时也给男童与男性带来好处。总之对妇女教育的好处是多重的。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妇女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为未来的增长和进步所进行的最好投资，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对女孩实施教育。”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更懂得医疗保健与个人卫生的重要性。尼日利亚和菲律宾所做的研究表明，母亲所受教育在决定婴儿死亡率方面非常重要，它甚至可以弥补由于社区没有医疗设备而造成的缺欠。”（注：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第56页。）妇女受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其生产率、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品质，还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尽管证据表明，增强男女的教育年限对他们工资的影响大体是相当的，但教育女童在创造社会效益方面明显具有更高的效益。（注：萨默斯（L.H.Summers）著，李燕生译：《投资于全民：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教育问题》，中国财经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但从妇女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果并非是本质的。这些只是教育所带来的附带结果，当然它实现了“良好的”国家目标。但是从妇女而言，更重要的是妇女教育是否能使她们得到应得的社会地位，及实现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平等。
一、全球女童教育发展趋势
本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区，妇女在进入各级学校受教育的比例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发展中国家在过去30年中的女童入学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到90年代，世界的大部分区域男女在平等地接受各级教育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全球大部分区域在小学入学方面已实现或接近于实现机会平等，与70年代相比有显著的变化。尽管如此，这种变化仍然没能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女性在各级教育层次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落后于男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占学龄儿童人口20%的1.28亿儿童得不到基本教育，其中2／3是女孩。尽管文盲的比例在下降，到1990年全世界仍有9亿2百万的文盲，其中大多数的文盲是妇女，约有5.87亿，占总数的2／3。（注：UNESCO，《World EducationReport 1993》，Paris,1994。P21。）识字是全球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读与写的能力被认为是基本的能力。然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妇女的识字率低还是很普遍的现象。针对世界教育发展中所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1990年联合国在泰国宗滴恩（Jometien）召开了以“世界全民教育宣言”为主题的国际会议，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宣言强调“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障女童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改善她们受教育的质量和消除一切防碍她们积极参与教育的障碍”。《全民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呼吁各国政府为实现全球教育三大战略目标，即普及初等教育、基本扫除文盲、消除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等目标而努力奋斗。（注：《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收录于《教育的使命——面向21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进一步重申“通过向女孩和妇女提供基本教育、终身教育、识字和培训及初级保健，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持续的经济增长。”（注：1995年《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
二、中国女童入学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52年的22%，提高到1993年的97.7%。其中女童接受教育状况也有很大的改善，从1951年女童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27.95 %，到1993年已达到46.82%；同年女童入学率高达98.3%， 与男童的入学率99.6%仅相差1.3%。从国际比较来看，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的统计，中国男童入学率100%，女童入学率95%； 美国男童入学率98%，女童入学率98%；日本、韩国与法国的男童入学率100%， 女童入学率100%；瑞士的男童入学率95%，女童入学率95%， （注：UNESCO，《World Education Report 1993》，Paris,1994。P21。）这个数字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按区域、城乡、民族、性别的分类来计算适龄儿童入学率，就会发现隐藏在全国平均统计数字后面的事实是——在基础教育上性别、民族与区域的差异。
1990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7.83%，除了西藏54.54%以外，青海只有81.48%、贵州91.33%。从性别差异看，女童入学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西藏、青海、贵州、甘肃及宁夏。上述五个省份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及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中国大陆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实现全民教育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及民族差异。这些差异都与性别差异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
在上述偏低数字背后更严峻的事实是越到高年级，男女学生的比例越悬殊。这意味着：女学生由初小到高小的严重流失率及男女学生从小学升初中机会的相对差距拉大。随着年级的升高，在校女生流失、留级的人数也在增长，越是高年级，女生占的比率越小。1988年贵州省小学一年级在校女生数437000人，到1994年毕业时仅有197202人，按时完成率仅45.13%。（注：皮俊林、 袁黔华：《贵州农村女童受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来自女童教育第一线的报告》，甘肃，1994年，第71页。）
全国与部分地区女童教育状况（%）
小学学龄 小学学龄 小学学龄 小学学龄
女童入学率儿童入学率女童入学率女童入学率
1988 1990 1990 1995
全国95.05 97.83 96.31 98.2
北京99.02 99.47 99.51 99.9
上海99.64 99.92 99.94 99.9
西藏47.51 54.54 63.15 45.30
青海76.77 81.48 77.11 78.52
贵州77.28 91.33 81.58 86.59
甘肃87.76 94.42 89.86 93.03
宁夏86.91 93.91 88.09 90.61
说明：在中国大陆的统计，小学学龄儿童指7—11周岁的儿童。
资料来源：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国家教委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中国妇女受教育状况介绍》，教育参考资料，NO 269—270，1995年1月25日。
无论从全国或省的资料显示，女童辍学率均高于男童。1987年，在7—11岁学龄儿童中有270万失学，其中有83%是女童。（注：朱永祥：《浙江省农村商品经济三种密局对教育影响之比较》，《教育研究》，1989年第3期。）1995年贵州省小学流失生中，女童占55.32%；（注：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第56页。）在沿海省份浙江，1987年32700名未入学儿童中，女童占76.6%。1995年全国未入学的学龄儿童有201万，其中女童有113.4万，占未入学儿童的66.4%。（注：《中国教育报》，1995年1月23日。）在贫困地区辍学的女童多半从事家务劳动与田间劳动，发达地区在商品潮的冲击下，辍学学生大部分是到乡镇企业当童工或是帮助父母经营商业和副业。（注：薛焕玉：《对当前我国中小学流失生问题的探讨》，《教育研究》，1989年第10期。）而且这股辍学打工潮仍在持续，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中。
此外，中国在教育行政验收制度上的漏洞，使得教育统计中弄虚作假的情况非常普遍。在地方教育部门的默许下，学校及家长互相合作，在学期初及期末来校登记，以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实际上学生并没有来上课。1991年世界银行在贵州省的调查中发现约有30%的学生有入学登记却没有上课。（注：World Bank. 1991. China: ProvinicalEducation Planning and Finance Sector Study,Washington,D.C.:World Bank.）
总之，贫困地区农村女童就学难的问题不仅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普及初等教育的主要困难，同样是中国实现义务教育中关键的突破点。
三、贵州省雷山县女童入学的状况
雷山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雷公山形成本县山多地少的特色。境内居住着汉、苗、水、侗、瑶、彝等多个少数民族。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6.18%；从事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 商饮服务等其他劳动力，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82%。此外199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2.02%。无论从农村劳力投向或产值结构来看， 农业是雷山县主要产业，农业经济是雷山经济的主体。1994年县财政收入只有829万元，而支出竟达2100万元多，除了各方面的资助，还有400万元的赤字。
据《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2年贵州省的GDP 是全国最低的省份。而黔东南州的GDP仅及全国水平的26.7%，排在极低的一组。 （注：胡鞍钢：《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1年雷山县的人均GDP是368元，是省级、国家级贫困县。与全国人均GDP 相差4.6倍。 本文调查的雷山县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的典型案例。
1990年雷山县男女在校生人数比例
男生数女生数 男女生数比例
高中
536
1793.3:1
初中
2258 9592.2:1
小学
11471 5806
2:1
资料来源：雷山县教育局
雷山县解放前除了城关的妇女外，广大农村妇女几乎是处于文盲的状态。雷山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从1953年的22.06%到1990年的86.59%，女童入学率也达到73.5%，有非常显著的进步。（注：《雷山县教育局教育统计表》。）但女童入学率仍明显低于男童13%，并低于全国平均数96.31%。而且这个统计数字是根据学年初的注册人数，开学后， 实际人数比这一注册人数还低。
雷山县女童除了入学率偏低，女童在校人数也远低于男童，到高年级男女生人数的差距更大。从上表可以看到在校小学女学生是男学生的1／2，到了高中女学生只有男学生的1／3。
此外，全县的综合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县内各村寨的具体情况。尤其在一些边远村寨，妇女文盲率高，女童入学率低，男女在校人数的差距就更为严重。以雷山县最边远、贫困的山区方祥乡来看，1990年适龄女儿童入学率只有24.93%，而男童的入学率为77.4%。 （详见下页表）
这个统计显示，9岁儿童入学率最高，达68%，女童51.52%。随着儿童长大，可以帮助干农活、家事，入学率也逐渐降低，能完成小学学业的人数很少。在入学的女儿童中，绝大多数集中在一至三年级，到了三年级以后，许多入学的女孩就停学了。下页表是方祥乡九个村的统计，其中1987—1988年小学五年级中一个女生都没有，全乡六年级只有一个女生。
四、女童入学困难的症结
女童上学难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女童问题的共同现象，并非是中国或雷山县所独有的现象。本文所调查的雷山县并非特例，而是具有普遍的典型的意义。
1990年贵州省雷山县方祥乡九个行政村7—12 岁的人口数及在学人数
总学龄 男童
男童
女童
女童
儿童数 人数 入学数 人数 入学数
7岁 99 51 22 48 4
8岁 88 40 39 48 7
9岁 75 42 34 33 17
10岁 11858 49 60 14
11岁 11052 48 58 19
12岁 16795 82 72 23
总数 69135427433784
总入学 男童 女童 平均
儿童数入学率入学率入学率
7岁 26 43.14% 8.33%26.26%
8岁 46 97.50%14.58%52.27%
9岁 51 80.95%51.52%68.00%
10岁 63 84.48%23.33%63.39%
11岁 67 92.31%32.67%60.91%
12岁 105 86.32%31.94%62.87%
总数 358 77.40%24.93%51.81%
资料来源：滋根基金会，《雷山县教育研究报告》，1993年。
贵州省雷山县方祥乡九个村小学各年级在校学生统计
年级
年 份
一二三
四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
女
1989—1990 9427 7118 9822 84
31
1988—1989 104
65 142
59 8843 91
11
1987—1988 123
60 110
60 9914 70
13
年级
年 份
五六
总数
男女 男女 男女
1989—1990 7010 648
481
115
1988—1989 6111 601
546
190
1987—1988 610
531
517
148
资料来源：方祥乡中心小学
根据对雷山县长期支持女童入学的追踪与调查，适龄儿童，尤其是女童辍学的因素如下：
（一）经济因素
很多研究者认为封建的“重男轻女”思想是阻碍女童入学的重要原因。（注：《女童教育——决定未来母亲和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中国教育报》，1994年7月15日。）在我们的调查中传统的“女不读书， 狗不耕田”的观念，已逐渐淡薄，影响女童入学的关键因素是经济能力及家庭中的劳动力状况。如果经济状况允许，家里还是愿意让女孩子读书。但如果要在男女童间选择，不久将出嫁的女儿则屈居下风。
根据国家教委1990年的统计，1989—1990学年度全国小学生退学原因，有47.4%的小学生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导致休学和退学的。（注：韦钰主编：《中国妇女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133页。 ）1993年7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调查全国114个贫困县的基础教育，在贫困农村72.5%失学子女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造成的。（注：李春玲：《对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失学原因的调查》，《青年研究》，1994年9 月，第16页。）80年代以来农村教育的负担过重，是造成雷山县学生不上学或辍学的主要原因。
1.农民无法负担各种教育（包括书杂费、住宿费及民办教师工资、修建校舍等）费用
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了九年义务教育是免费教育，唯可以酌收书杂费。（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雷山县并没有出现近来教育界乱收费的现象。（注：参见《刹住向中小学乱收费之风》、《学校创收不要瞄准学生的口袋》，《光明日报》，1993 年4月15、20日。1991—1992年教育界出现名目繁多及价高无度的乱收费现象，引发国务院办公厅《坚决纠正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以1994年为例，方祥乡水寨小学一年级一学期的书杂费需要22.8元，（注：《水寨小学1993—1994年学年度工作总结》，《方祥乡1993—1994学年度滋根工作总结》。）虽然仅仅一年45.6元的书杂费，对人均纯收入只有48元贫困山区的农民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他们往往要背债。1990年在雷山县贫困山区方祥乡信用社的调查，50%的借款是在开学时借贷的，主要是为了给孩子付学费。（注：《1990年滋根基金会雷山县女童考察报告》，未刊稿。）还有许多家庭把猪卖了以筹措学费。在负债上学的情况下，家长往往选择让男孩子上学，因为父母认为他们需要好的职业来成家立业并照顾年迈的父母。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如果要在男女童间选择，女儿将被放弃。
此外贫困地区农民还要承担各种经常及不经常的教育支出。
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将发展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在“分级管理、分级办学”的原则下，由县办高中，乡镇办初中，村办小学。在财政包干的情况下，国家只负担公办教师的工资及部分民办教师的工资，其他如民办及代课教师的工资、校舍的修建及维修、学校的办公费用等都由地方自行负责“包干”。在“分级管理、分级办学”的原则下，促进了地方政府的办学积极性。尤其在沿海地区的富裕农村由于有税收及村办、乡镇办企业的集体收入来补助教育经费，确实达到了国家所期望的“办学积极性”的提高。（注：在山东省、江苏省集体经济发达省份的农村，一栋栋崭新的校舍早就跨过“一无二有”的底线，甚至超过国家“六室二场”的要求。1992年笔者参观过的大邱庄村小，已达到间间教室有冷气、投影机的水平。）
然而贫困地区财政拮据，地方政府无力投资教育。教育负担直接由贫困地区的农民来承担，形成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老百姓的教育负担越重的不合理现象。因为越是贫困的地方，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的比例越高；越是贫困的地方，校舍危房比例越高，老百姓为了支付民办教师的工资，集资办学所承受的负担就越重。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建立政绩，往往强行向农民摊派。如陕西省千阳县政府为了要完成普及初等教育，平均每人集资18—28元，在文家坡乡新文村，人均达54元。（注：项东方、雷涛、葛洪、曹惠聪：《脱贫必须松绑——对贫困地区千阳县的调查》，《经济改革》，西安，1986年第2期，第11页、第35—37 页。）
不仅如此，许多地方在县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竟发生挪用、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贫困县拖欠教师工资成为1992—1993年全国的重大问题。（注：《救救教师！救救孩子！仪陇县数千教师七个月没领工资》，《光明日报》，1992年12月23日，据称1993年底全国积欠教师工资达20个亿。）虽然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国务院并于1993年颁布了《教师法》。然而贫困地区自财政包干以来，一直存在的结构性财政赤字现象，却并没有随着《教师法》的颁布得到解决。据1995年滋根基金会在雷山县的调查，教师仍然只拿到80%的工资。（注：《1995年滋根基金会雷山县女童项目追逐调查》，未刊稿。）
对上述现象，国家、省、县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再分配教育经费政策。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对中国教育的调查，不少地方政府甚至逐步减少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拨款。（注：World Band.1991.China:provinicalEducation Planning and Finance Sector Study,Washington D.C.:World Bandk.）虽然1993 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的投入要有“三个增长”。（注：三个增长是，1.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2.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3.切实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然而第二年国家教委的《199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布》，其中农村小学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仅为10.98元， 在通货膨胀达二位数的情况下，比1993年的11.82元还下降7.11%。 （注：国家教委财政司，《中国教育经费年度发展报告》，高教出版社，1995年，第149 页。）这说明了国家对广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非常有限，反而鼓励学校自己搞“勤工俭学”来创收。
各级政府教育经费的短缺，以贵州省为例，全省86个县中有46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县有11个（包括雷山县）。 全省70%以上的县财政入不敷出，教育经费十分缺乏，以至贫困山区学校连教学最起码的粉笔、墨水、纸张、教学用具等都要通过向学生收取杂费来解决。1994年贵州省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仅有6.39元。而同年地方财政富裕的上海小学生生均公用经费180.21元，两者相差约30倍。（注：生均公用经费最高的除了上海外，其次是西藏（152.76）及北京（111.1）。最低的是湖北（3.61 ）及河南（4.83），国家教委财政司，《中国教育经费年度发展报告》，高教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 加剧了地区间由经济条件不同所形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作为培养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使得贫困地区的发展受到进一步的牵制。不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城乡及性别的差距。
2.教育的机会成本
1992年国家教委对西北、西南女童入学率偏低的四个省份八个乡的调查，显示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女童占54.3%，因家庭缺少劳动力而辍学的占28.5%，在从未入学的女童中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未入学的占49.7%，因缺少劳力而未入学的占32.4%。（注：韦钰主编：《中国妇女教育》，第134页。）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孩子上学的机会成本提高了。农村儿童在适龄入学阶段就承担起家庭劳动力的角色。父母为供养孩子上学不仅承担了教育的直接成本，同时他们还要承担间接成本。因为子女们上学念书就使父母失去了孩子从事劳动打工所得的收入。越是贫穷的家庭，他们就越难支付教育所需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贫困家庭不可能不依靠年幼子女的帮助。（注：A World Bank Policy Paper,Enhanc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1994,Washington,D.C.,P29—30。）
贫困农民为了求得温饱，不仅自己要付出艰巨的劳动，而且往往需要得到自己尚未成年的子女的帮助，以增加家庭收入。雷山县的农村女孩子，是洗衣、做饭、打猪草、喂鸡鸭、放牛羊、带弟妹等家务劳动和辅助劳动的承担者。女童随着年龄的增加，往往只上一二年学，到可以做繁重的家务和农活时，就离开学校了。
（二）学校布局不合理
贵州省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山地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7%。人口居住分散。贵州省黔东南的剑河县全县有700多个自然村寨， 但小学包括教学点只有366所，学校覆盖率只有55.5%。 （注：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第56页。）其中有177个教学点只开设1—3年级的课程， 这些教学点距离中心校近则几公里远则几十里路。这个现象不仅在黔东南具有普遍性，在幅员辽阔、人迹稀少的西北山区，更为突出。（注：任玉贵：《青海省女童教育试验学校一年研究报告》，《北京大学第二届妇女问题国际研讨会》，北京，1993年11月。青海省每平方里约1人，学生上学时常要到40 公里远的地方，每月放一天假回家。）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雷山县《1993年农村儿童入学情况调查报告》得出儿童与就读学校平均距离只有0.87公里。（注：雷山县农村儿童入学情况调查组：《农村儿童入学情况调查报告》，1993年11月。）然而全县的平均数掩盖了边远山区学生上学的真相。边远山区的方祥乡有12个村寨，只有毛平及平祥两个村寨有完小，其他村寨的教学点只有1—3年级。多数的学童到小学3 年级以后不能在本村读高小。近的村寨如水寨、陡寨往返亦需步行一个半小时，且是崎岖难行的山路。陡寨接受滋根基金会资助上学的女童每天早上上学，中午回家吃午饭，晚上再到学校上晚自习。每天三次的往返要花费长达约5 小时的时间，回家后还要做家务。这对年方10～11岁的女童是否负担过重了？
远的村寨如格头、雀鸟的学童就要自带粮食、柴火、棉被，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几十里路外的方祥中心小学寄宿。 许多家长不放心才8～9岁的孩子，尤其是女童到几十里外读书，只好让他们在附近的教学点低年级重读。所谓的寄宿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方祥中心校的寝室没有玻璃窗，黑暗又潮湿，残缺的木板床，每床睡二人。至于吃饭完全是学生自炊，学生自己找柴找水，一个个小孩蹲在小炉边，小锅中只有洋芋，是饭也是菜。（注：笔者亲自调查，这个现象不仅在雷山县，在笔者所采访的贵州省的其它县及山西省、内蒙古、云南等地都是如此。）对经济条件恶劣的农民来说，学生住宿又进一步加重家庭的负担，他们因此短少一个或半个劳动力，并带走家中已经不足的粮食及被褥。这些细微的小事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关系着学童能否继续上学。
村子里没有学校，这对于女孩上学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根据世界银行80年代在第三世界的调查提出，“提高女孩入学率的基本措施就是增加学校数量， 就近上学”。 （注：A World Bank Policy Paper,Enhanc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1994,Washington,DC.在非洲摩洛哥新铺一条公路能增加女童上学的机率近40%，第34—35页。）而这正是中国早在70年代就提出的，在“读小学不出队，读初中不出社”的口号下，并达到“村村有完小，乡乡有初中”的普及教育模式。
所谓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就是强迫教育，意即政府有责任提供有利于儿童入学的各种条件及机会。强迫学生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来上学，是一种不尽合理的做法。
（三）师资和办学条件
贫困农村的学校设备简陋，条件太差，许多方面是不适于学生学习的。1989年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学校基本实现了“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椅），在全国范围办学条件逐步改善，逐渐趋向规范化。但贫困地区仍存在着校舍不足、危房，缺乏图书仪器、文本器材及活动场所。笔者于1995年8月在雷山县方祥乡雀鸟苗寨的村小调查， 雀鸟村小是一栋年久失修的两层木建筑楼房，走在楼上地板也晃动，非常危险。因为屋顶漏雨，学生上课把课桌椅摆在不滴雨的地方听课。方祥乡陡寨村小则是一间弃置的木房，又小又暗，教室的能见度很差，严重影响学生的视力。方祥乡的乌忙小学甚至没有校舍，只好借用民宅上课。在丹江镇白岩村的教学点，学校位于山口的小土坪上，教室没有可以挡风的玻璃，到冬天时用白牛皮纸糊窗。学校里除了黑板、课桌椅外，没有任何其他设备。一群学生下课后，去丢掷追逐着一只死老鼠玩。如此简陋的教学设施，恶劣的教学环境，我们怎能要求孩子读好书？如何让没有上学的孩子憧憬读书？
教师是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施加教育影响的关键人物。山区生活贫困艰难，不易找到好的教师安心在贫困山区落户。目前在农村教师匮乏的情况下，国家培养的公办教师不到贫困的乡村去任教，连当地培养的定向师范生都想方设法的离开岗位、远离农村，贫困农村只好通过聘请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的办法来补充教师的不足。据统计，在小学教师中，民办教师占41%，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村，民办教师的比例高达70%。（注：《共和国的基础工程——中国基础教育问题谈》，《光明日报》，1993年3月24日。 ）调查显示未经培训和不合格的教师比例过高。截至1995年底，小学教师学历不合格为11.1%，初中为30.9%，高中为45.8%。（注：国家教委：《关于199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1996年4月19日。）1994 年雷山县方祥乡中心校的小学合格教师仅有60%，而中学仅有25%。（注：《方祥乡1993—1994学年度滋根工作总结》。）学生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许多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村村小就是由这些“不合格”的民办及代理教师担任。民办及代课老师的工资太低，一般在50元上下。在条件好的乡，尚可以按期拿到工资，在贫困地区拖欠民办教师工资最长的达六年之久。（注：《共和国的基础工程——中国基础教育问题谈》，《光明日报》，1993年3月24日。）目前全国有近200万民办教师，贫困地区的单人校、教学点几乎全部靠他们在支持，既是校长、教务主任，又是语文、数学教师，还要耕种责任田。（注：1995年7月25日笔者采访雷山县乌冬村，在村小教师住处的门口发现这样一副对联“教学家务双管齐下，校长老婆两面夹攻”横批“左右为难”，生动地刻划了农村教师的真实生活。）但正是这些所谓“不合格”的教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数十年如一日支撑着祖国边远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事业。所以才有国内教育界学者的大声疾呼：“国家应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民办教师的工作、生活问题，否则，在中国农村普及基础教育，将是一句空话。”（注：国家教委：《关于199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1996年4月19日。）
此外，女教师的缺乏也是造成女童上学的障碍之一。女教师一方面可以对女童上学起辅导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女童读书的前途示范。整个方祥乡仅有一个女教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在升学成为贫困地区子弟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时，能进入师范的农村女生将远远比男生少。
（四）教育内容与农村生活脱节
根据国家教委普及义务教育的规划，到2000年在全国85%的人口覆盖地区普及初等教育，在10%的人口地区普及小学四年教育，在5 %左右特别贫困的地区普及小学四年级教育。据推算，目前全国贫困地区的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不足50%，这意味着每年有一半以上的小学毕业生或辍学生不能继续接受中学教育。而目前的小学教学内容脱离当地的生产劳动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回乡学生花钱花时间所学到的知识不适用于农村生产劳动的需要。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以脱离农村为前提的教育体制成为学校教育的机制与目标。这些城市化的课程不仅不能适应大多数农村青年的学习和生活需要，而且引进的教育模式是使最聪明的、有很强学习动机的儿童脱离他们的农村环境，而不是促使他们留在农村发展自己的社区。（注：菲力蒲·孔布斯著：《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页。）这些以城市学生为对象的教材，对农村来说不但不适用，而且内容太难，不能结合实际，很难引起学生兴趣。不但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帮助，反而阻碍了他们学习农业技术的兴趣及机会。
1984年雷山民族中学全校157名初中女生， 农村户口的女生仅有48人，高中70名女生中仅有17人来自农村。（注：杨明兰：《黔东南州女儿童入学情况调查》，贵州省教育科学所，贵州省少数民族教研究会编，《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资料集》第2卷，1985年，第419—430页。）她们即使升入高中，绝大多数也将被现行的升学制度所淘汰，最后还是回家生产劳动。（注：李灵敏是方祥乡少数获得初中毕业生学历的女学生，初中毕业后，她想留在家乡当一名人民教师，然而她三番两次被拒绝在师范的录取门外，她只能回家与文盲的姐妹们一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她不仅无力改变家乡的面貌，甚至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在目前的“应试教育”下，学校教育只是为升学服务，严重脱离农村实际，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很难学到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农村学生是“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无术”。学生回农村后“种地不如老子，担担不如妹子，管家不如嫂子”，这种状况往往严重地影响农民送子女上学。
此外，语言的差异及障碍对苗族儿童吸收文化知识和技术也非常不利。1994年方祥中心校的小学二年级语文统考，人均分数仅39分，数学58.7分，思想品德52.5分，小学六年级语文38分，数学30.8分（注：《方祥乡1993—1994学年度滋根工作总结》）。如此之差的成绩，造成学生学习情绪低落，老师家长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
（五）民族文化因素
此外，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除了上述的共同点外，还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和困难，即在现代化的浪潮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苗族有着丰富的优秀的文化，苗族人民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有芦笙舞、铜鼓舞、飞歌、酒歌、别福歌（苗族叙事歌）等等，然而当前苗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越来越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
来自黔东南州的少数民族学者宇晓表示，部分苗族的研究者并不同意从西方与汉族价值观的角度看待苗族女童入学问题。他们认为苗族社区有一套自己社会化的教育制度，（注：《共和国的基础工程——中国基础教育问题谈》，《光明日报》，1993年3月24日。 ）女童入学受教育后，反而成为不能干的人，无助于她们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除非离开苗族社区生活。在上学女童中，确实发现如下的现象：女孩子上学后就没有时间学习刺绣，也不会唱歌或对歌，因而影响她们融入本民族社会。
基础教育的内容必须拓宽，使之与女童的生活环境更加适应。教育旨在改善人们对基本的学习和生活技能的掌握，同时又要使教育更适应农村的生活，强调保健、个人卫生及实用技术等引起妇女兴趣的课程。
小结
教育为妇女打开了就业、社会参与及政治参与机会之门，并给她们以选择。教育是克服那些将女童和妇女视为“二等公民”的陋习和传统的关键之所在。
教育中的性别差异是导致社会生活中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教育是经济独立、职业流动的基本工具，那么在教育上的性别差异说明了妇女在社会与经济上严重不如男性的现实。总之，女子教育的不利状况是妇女问题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综合反映。
很多文章指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在于“发展经济”及“克服传统封建思想”。（注：广西教委覃志成：《少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的策略》，《来自女童教育第一线的报告》，第77页。）但是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思想的克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贫困地区要靠当地经济发展来解决教育问题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推诿了国家应负的责任。
教育在扭转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及性别不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家应对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履行职责。国内教育界的学者对此也提出呼吁：“目前，国家对城市中小学的拨款远远高于农村，在条件最差的农村，把基础教育完全甩给了当地，这种做法是值得考虑的。”（注：广西教委覃志成：《少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的策略》，《来自女童教育第一线的报告》，第77页。）国家对贫困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不足的情况，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城乡及性别的差距。这种不平等的教育机制，对贫困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妇女的发展造成长期不利的影响。
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目前中央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会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人民日报》，1993年2月27日。）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对教育经费的增长与投入带来了契机，在发达地区可以依赖地方财政拨款及当地税收、社会集资等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但是贫困地区地方财政经费十分有限，教育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因此教育投资体制主要还是应该依赖国家财政拨款或专门用于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
解决贫困地区女童就学的关键是对她们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使不利的人群受初等教育的基本权益得以保障，维护《义务教育法》的公平性，进一步缩小男童和女童、城市和农村、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其他地区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差距。
目前中国大陆对贫困儿童的失学问题很大程度上仰赖希望工程及春蕾计划。这些活动虽然用意良佳，但是关系到国家及全民族发展的“百年大计”，不应该通过社会慈善活动的方法来解决。
在现阶段，政府应通过立法（注：1995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明确提出我国妇女教育的发展目标，1996年4月国家教委又制定了《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 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及性别差距。1996年7 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又下了《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工作的十条意见》，是对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及实行倾斜政策来支持贫困地区儿童特别是女童教育。国家应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负最起码的责任——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应有特殊政策，给予专款补助，至少书杂费全免。一个民间组织在雷山县支持女童入学六年的经验证明了：在中国的贫困农村，教育投资所需并不多，花很少的钱可以做很多的事。一个小学生一年的书杂费不超过80元人民币。它印证了“对女童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注：萨默斯著：《投资于全民——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教育问题》，第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