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戏的贡献不可抹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胡适《水浒传考证》以来，都认为《水浒传》的成书与元代的水浒戏有密切的关系。严敦易、高明阁先生认为对水浒戏的作用不要“过分夸大”，近来曲家源先生的《水浒传新论》更全面否定元代水浒杂剧是《水浒传》的来源之一的观点①。陈松柏先生更断言：“与元末明初水浒杂剧无涉。”②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最近又通读了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③，有了新的收获，现在把我的看法提出，就教于曲家源先生和学术界的朋友。
一、同生共长，相互影响
曲家源先生说，戏剧善于从话本和小说中取材，而话本、小说却不可能返回去袭用戏剧的内容。陈松柏先生也持这个观点，而且他们都提高到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高度。他们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不符合中国文艺发展情况的。在中国，小说和戏曲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宋金元时，说话和杂剧、南戏都在城市的瓦舍勾栏里演出，艺人大多组织在书会里，称为书会才人。因此，他们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有的人既是杂剧作家也是“说话”艺人，如杂剧作家陆显之也作“好儿赵正话”；人物的姓名、语言、装扮以致故事情节也相互通用。如押解林冲、卢俊义的是董超、薛霸，李行道《灰阑记》，押解张海棠的公人也叫董超、薛霸；在话本和杂剧里媒婆常叫王婆、丫鬟叫迎儿；关汉卿《窦娥冤》里的张驴儿要强娶窦娥，兴奋地说：“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这不是《水浒传》周通的小喽啰进桃花村娶妻唱的吗？“头带乾红凹面巾，身穿一领旧战袍，腰间红绢搭膊裹肚，脚下蹬一双乌皮皂靴，手执一把朴刀”，这是杂剧、话本里山大王的标准扮相；《水浒传》最令人反感的挖人心，吃人肉的描写，在话本、杂剧里也比比皆是，如杨显之《酷寒亭》里的宋彬要把奸夫高成“剔髓挑筋，摘胆挖心……”秦简夫《赵礼让肥》里的马武每一天要一副人的心肝做醒酒汤，而宋彬和马武都是英雄人物，虽然这时是暂时“落草为寇”。水浒戏里这类描写更多，如《鲁智深喜赏黄花峪》里鲁智深唱：“叵奈无徒歹禽兽，摘心肝扭下这驴头，与俺那梁山泊宋公明为案酒。”《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里写赵正到侯兴的人肉馒头店里的情节与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店里的情节十分相似；《西湖三塔记》里取人心肝的描写也与《水浒传》燕顺要取宋江的心肝做醒酒汤一样，可见在当时是艺人们传说的绿林好汉的“英雄行为”，究竟《水浒传》是受了话本还是杂剧的影响，还是直接吸收民间流传的故事是难以确证了。
相同的题材或作“说话”，或被编为杂剧，然后作家在吸收了“说话”和戏曲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吸收《三国志》等史著和《三国志平话》的成果，但也接受了元代《三国戏》的影响，“从现存的文本看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具体情节更多直接的受到三国戏的影响”，“《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采用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的情节”；《关张双赴西蜀梦》启发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梦见关羽阴魂的一段创造等。④《西游记》吸收了《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小说的成果，但也受南戏、杂剧等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如《陈光蕊江流和尚》《二郎收猪八戒》《西游记杂剧》等⑤。杨家将故事在南宋就广泛流传。据《醉翁谈录》记载，南宋话本中有《杨令公》《五郎为僧》。元杂剧中有《谢天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元明杂剧中有《八大王开诏救忠》《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焦光赞活捉萧天佑》。到了明代出了描写杨家将故事的长篇小说《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传》和《北宋志传》。《醉翁谈录》中的“新话说张（浚）韩（世忠）刘（琦）岳（飞）”，开始说岳飞故事，元明两代，岳飞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元杂剧有金仁杰的《秦太师东窗记》、无名氏的《宋大将岳飞精忠》等。明代传奇有无名氏的《精忠记》、陈衷脉的《金牌记》、汤子垂的《续精忠》、吴玉虹的《翻精忠》等。明代中叶以后则出现了几部以岳飞抗金为题材的小说，最早的是熊大木的《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其他如薛仁贵、赵匡胤、八仙的故事也都吸收了说话、戏曲的成果，然后才产生了《说唐薛家府传》《飞龙传》《八仙出处东游记传》等长篇小说。
在《金瓶梅》以前的长篇小说都是吸收了民间传说、史传、笔记、“说话”、戏曲等的成果，然后由作家写成长篇小说。过去习惯把它们称为“世代积累型”的小说，这个说法不很确切，因为对作家的创造有所忽视，肯定不够。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说到。
有的学者提出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也就是在相同题材的演变里，究竟是小说产生了戏剧，还是戏剧产生了小说？如果把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府演义》等称为“鸡”的话，那么，在长篇小说成书之前的“说话”、戏曲、传说等，既不是“鸡”也不是“蛋”，它们是在进化成“鸡”，即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几条关系密切的‘同源’染色体，一旦它们进化成“鸡”——相关题材的长篇小说成书定型之后，那么，所有的“蛋”——相关题材的戏剧，都是由“鸡”——长篇小说“生”的，即由它改编的。
二、南北融合，元杂剧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
从南宋起，宋江等人的故事即在北方和南方地区广泛流传，成为“说话”艺人喜爱的题材。龚开根据南宋宫廷画家李嵩所绘的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画像而写了《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李嵩生卒年不详，但肯定是南宋末年的画家，龚开(1222-1304)是宋末元初人，他们所赞的宋江故事是他青少年时代听到的，即南宋中后期流传的故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了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说话”名目，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英雄故事，属“小说”的范围。罗烨也是宋末元初人，所记的“说话”名目也是南宋时候流行的。《大宋宣和遗事》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主要描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三件事，出现了九天玄女的天书，天书上写着“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为宋江起义定下“忠义”的调子，末尾还提到张叔夜招安，宋江征方腊及封节度使等。这表明“水浒”故事从独立的短篇开始联缀成一体。“《宣和遗事》所收宋江三十六人故事还是一个简本，成书时间当在龚开之前。”⑥在南宋时，北方大部是金人统治，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宋和蒙古联合灭金，从此，进入蒙古与南宋对抗的局面，北方是蒙古人的天下。南宋苟延残喘，到1279年灭亡，元朝建立。关汉卿卒于元大德元年(1297)以后；李文蔚生卒年不详，但与白朴同时，白朴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还在世，可见李文蔚也是宋末元初人；高文秀、康进之也是元代前期杂剧作家。总而言之，高文秀、李文蔚、康进之这些元代水浒戏作家都是宋末元初人，他们的剧作与《宋江三十六人赞》《醉翁谈录》记载的“水浒”“说话”名目、《大宋宣和遗事》时间相差无几，充其量略晚一点。所以，不要把元代水浒戏看作“水浒话本”之后的一个阶段，应该如孙楷第先生《〈水浒传〉旧本考》所说：“水浒故事，当宋金之际盛传于南北。南有宋江之《水浒》故事，北有金之《水浒》故事。其伎艺人之所敷演，虽不必尽同，亦不致全异其趣……及元平金，宋，南北混同。其时梁山故事之在南北，当亦因政治之统一而渐成混合之象。南人说梁山泺故事，可受北人影响。北人说梁山泺故事，可受南人影响。故《水浒》故事源于北宋，分演于南宋、金、元，而集大成于元。”⑦从现存的资料看，南方之水浒故事当以《宋江三十六人赞》《醉翁谈录》记载的“水浒”“说话”名目、《大宋宣和遗事》为代表，作者南方人；北方当以元代水浒戏和相关的元杂剧为代表，作者都是北方人⑧。
元代水浒戏现存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以上为元代）、无名氏《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以上是元明间或明初）。有些剧本虽然已佚，但从字面可以看出与水浒有关，如《双献头武松大报仇》《折担儿武松打虎》《黑旋风乔断案》《小李广大闹元宵夜》《燕青射雁》《张顺水里报冤》等。还有间接提到水浒故事的如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第三折云：“比及拿‘王矮虎’，先缠住‘一丈青’。”《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有这么四句：“高筑座宫和寨，斜搠面杏黄旗，梁山泊贼相似，与蓼儿洼争甚的？”无名氏《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主角风流王焕，后来是“十节度”之一，出现于《水浒传》七十八回“十节度议取梁山泊”里。还有延安府“老种经略”这个角色，出现在《水浒传》王进、鲁达的故事里。旦角贺怜怜云：“俺娘拳手大，枷棒重”，“他狠毒恰似两头蛇，乖劣呵浑如双尾蝎”等等。南戏有《宣和遗事》只存佚曲4支，与《大宋宣和遗事》“徽宗易服游金环巷”一节的情节相似。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元杂剧，特别是水浒戏与《水浒传》的关系。
1.构建了一个高挂“替天行道”杏黄旗的水浒寨
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幼年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致伤了人命，被官军捕盗，捉拿的某紧，我自首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去。因打此梁山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押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喽啰，威镇粱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达天庭，聚三十六员英雄将。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
（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的描写基本相同。
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好汉集会的地方是“聚义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元曲选》本作“忠义堂”。脉望馆本结尾一段文字差异较大，没有写到“忠义堂”。《争报恩三虎下山》里是“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水浒戏里的这些描写，学者最注意的是《大宋宣和遗事》里宋江义军活动的地点是太行山（或太行山梁山泺），而水浒戏创造了山东的梁山泊，描写了它的宏伟气势；“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等，以说明水浒戏对《水浒传》的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无法否定的。但我更注意的是“寨名水浒，泊号梁山”；“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聚义堂”和“忠义堂”。这都是水浒戏之前的《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赞》和流传下来的宋元话本里所没有的。
《水浒传》的书名前辈时贤引经据典作了许多解释⑨。但是都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水浒”二字是从哪里来的？首先出现在水浒戏里。“寨名水浒，泊号梁山”，《水浒传》的“传”字是指“叙述历史故事的作品”，《水浒传》就是讲水浒山寨里梁山好汉的故事。“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这是梁山泊好汉们的政治纲领，贪官污吏、恶霸地痞横行，而朝廷官府不管或相互勾结，于是水浒山寨里的好汉就为百姓抱打不平，伸张正义，“替天行道”。
《水浒传》的作者是文人，他深知“聚义”“忠义”含义的不同，梁山泊上的议事厅，或称“聚义堂”或为“忠义堂”，这启发了他，所以就有了晁盖死后，宋江马上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情节（《水浒传》第60回），成为从前半部以“逼上梁山”，聚义造反为主，转向后半部书以受招安，征辽、平方腊为主，更强烈地歌颂忠义思想的转折点。
2.表现惩恶除霸，“替天行道”的主题
《大宋宣和遗事》里太学生陈东上书诉“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的罪状，高俅、杨戬不在“六贼”之内。他们只是以帮闲的角色出现，陪宋徽宗去逛妓院。到了元代，“六贼”变为四大奸臣。如杨显之《潇湘夜雨》杂剧谏议大夫张天觉就把高俅、杨戬、童贯、蔡京列为“苦害黎庶”的四大奸臣，尤其是高俅在奸臣里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与《水浒传》是一致的。高俅虽然不是流氓出身，但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录》说他是以蹴鞠而受到赵佶的赏识，到赵佶当了皇帝，他就爬上高位。这为人们所不耻，他就成为元杂剧和《水浒传》里的头号奸臣了。元代水浒戏主要是惩恶除霸，反对奸臣、表现忠奸斗争的内容不突出，现存元代水浒戏都没有受招安的情节，这是元代水浒戏与明代水浒戏的重大区别。元代水浒戏（包括元杂剧中同类题材的作品）都是写恶霸横行霸道，迫害百姓，“花花太岁”是他们的绰号，所以《水浒传》里的高衙内也被京师人叫做“花花太岁”。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说，林冲、高俅故事是《水浒传》作者的杰出创造⑩，但元杂剧里高俅作为奸臣地位的突出，“花花太岁”们杀夫夺妻故事，以及《鲁斋郎》里小官吏张珪软弱性格等对《水浒传》作者有一定的启发恐怕也是不能否定的吧。
元代水浒戏里恶霸多是地方官吏，他们为非作歹，欺负百姓。受迫害的人要求伸冤，但或告状无门，或判官就是这些为非作歹的衙内，于是百姓就去梁山告状，梁山好汉就“替天行道”惩恶除霸。这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水浒传》，“替天行道”成为梁山泊的政治纲领。不过，《水浒传》有了很大的提高，恶霸多是朝廷的大官僚、大奸臣，他们是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迫害善良的人们。于是朝廷就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表现“乱自上作”“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部分是《水浒传》的精华。
3.塑造了李逵等人物形象
《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赞》和流传下来的宋元话本里虽有李逵其人，但并不突出，而从现存的元和元明间的水浒戏存目来看，以李逵为主角的水浒戏却占三分之一。李逵在《水浒传》的38回才出场，在其后的62回的回目中【以100回本计】，标出李逵的达10次以上，是除宋江外最重要的人物，李逵形象是吸收了元杂剧成果而创作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李逵负荆》与《水浒传》73回的情节最为相似，先从它说起吧。曲家源先生为了否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列举了两个理由。一是杂剧里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水浒传》是在李逵“元夜闹东京”之后，是李逵革命性格的发展；二是《李逵负荆》中的人物除宋江、李逵名字与《水浒传》相同外，其余的都不同，而让鲁智深这个和尚去为宋江保媒极不合理。第一点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杂剧是一个单独的故事，而《水浒传》是一部长篇小说。关于第二点，必须指出《李逵负荆》的核心内容是李逵以为宋江强娶民女，冲上山去，怒斥宋江、鲁智深，砍倒杏黄旗，充分表现李逵视梁山事业为生命，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而又鲁莽的性格，真相大白之后，又勇于承认错误。同时也表明梁山泊宋江等人是英雄豪杰，不是残害百姓的恶霸流氓。这个核心内容和情节与《水浒传》相同，这是本质，其他如两个流氓的名字不同等则是枝节问题。《水浒传》作者正是看到这些细节不太合理，于是把鲁智深换成了燕青等。如果这样的细节都不会改变，使之更为完善，那么，《水浒传》的作者就不是伟大作家而是文抄公了。
有的学者以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为例，说李逵性格中有很精细的一面，说明他与《水浒传》里的李逵无关。其实，在水浒戏里李逵相貌丑陋，勇猛、鲁莽，扮演喜剧角色等基本的性格特征和《水浒传》是一样的。“将我这夹钢斧绰清泉，触白石嗤嗤的新磨净，放心也，我和那合死的官军拼”；“我喝一声骨都都江海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一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黑旋风双献功》】他的形象与《水浒传》里的一样，是个相貌奇丑的黑大汉，以致孙孔目吓坏了，说“是人也那是鬼！”《黑旋风双献功》，特别是《李逵负荆》，李逵喜剧色彩突出。当然，他有细心、机敏的一面，作家把粗鲁和精细和谐地统一在李逵身上，使其性格更丰富。《水浒传》在李逵身上则强化他的粗鲁的一面，以便他与其他“粗豪”的人物如鲁智深、武松等区别开来。为保留和突出他的喜剧性格，也写了他耍小聪明而狼狈不堪的可笑的故事，如被罗真人、戴宗作弄等。
宋江形象也有拓展，如李致远《还牢末》当中宋江关于“我结义哥哥晁盖，知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宋江首次有了“及时雨”这个绰号。这是宋江性格的重要特征，是天下好汉拥戴宋江的原因。
除了李逵之外，正如涂秀虹在《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一文中指出的“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水浒传》的相关情节沿用了水浒戏的情节模式。与戏中的搽旦一样，这些女子形象有着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具有美丽的外貌，二是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成就外情，她们已被异化为“性”的恶魔。她们因淫而惨死的结局基本来自于戏曲中搽旦的结局：割下头颅，或者剖腹剜心。甚至小说直接采用了水浒戏中搽旦的语言，比如第二十三回潘金莲所说：“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噹噹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几乎完全出自《燕青博鱼》第三折王腊梅之言。”(11)
无可讳言，现存水浒戏里的一些人物如关胜、刘唐等与《水浒传》里的人物性格有很大的差距，故事也不相同。这是不奇怪的，《水浒传》作者面对了各种各样的传说、话本、杂剧，他选择、吸收、改造、创新，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天才的创造而成就了《水浒传》这部经典名著。
曲家源先生等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见到的不可信，没见到的却深信不疑。水浒戏里的人物与《水浒传》不一样，于是水浒戏就与《水浒传》无关，那么话本“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里的人物就和《水浒传》里的人物一样吗？说《水浒传》作者舍弃了一些“游离于情节之外又与既定的人物性格不相一致的事件……这就是大多数水浒杂剧的内容……”你根据什么说“说话”里的水浒人物都与既定的人物性格相一致，故事都没有游离于情节之外？
宋江故事在民间广泛传播，在传说、说话，杂剧、南戏里都有创作，《水浒传》一方面选择、吸收、舍弃、改造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发挥他的艺术才能，独立地创作了一些故事和人物，如林冲故事。
为什么会有否定水浒戏对《水浒传》成书的影响的看法，我以为如沈伯俊先生所说是“强调了早期长篇小说‘世代累积’的过程和‘集体创作’的性质，无形中却忽视甚至贬低了小说写定者在作品成书定型中的天才创造以及使其成为文学经典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三国》、《水浒》、《西游记》等长篇杰作与其雏形相比，后者只是以娱乐听众和读者为主要目的的通俗化传奇故事，前者则真正成为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广泛的社会意义、突出的艺术成就的典范性作品。在这个质变的过程中，小说写定者觉不仅仅是承袭已有的创作基础，进行一点文字的梳理和枝枝叶叶的加工，而是进行了天才的创造，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2)
总之，《水浒传》是作家在吸收了传说、说话、杂剧的成果后，天才地、独立地创作的伟大作品。
注释：
①曲家源《水浒传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347页。
②陈松柏《水浒传源流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185页。
③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我以下所引元杂剧都据此书。它有详细的校记，我引用时注意了版本问题。
④参看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1-93页。
⑤参考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⑥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⑦《水浒传旧本考》、《孙楷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⑧李嵩钱塘人，龚开是淮阴人；《醉翁谈录》《大宋宣和遗事》作者不知道是那里人，但长期生活在南方是无疑问的；高文秀、康进之是山东人，李文蔚是河北人。
⑨参看张锦池《金本水浒传思想性质小议》，《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石昌渝《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1)《北方论丛》2005年5期。
(12)沈伯俊《“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商兑》，《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标签：宋朝论文; 水浒传论文; 文学论文; 李逵负荆论文; 大宋宣和遗事论文; 宋江起义论文; 李逵论文; 读书论文; 醉翁谈录论文; 宋江论文; 元杂剧论文; 四大名著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