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建国到“文革”前的“文化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D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0）03—0028—10
一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先提出“文化革命”概念的是列宁。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明确提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此项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首先，列宁的“文化革命”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指狭义的文化，即“纯粹文化方面”，一是指广义的文化，即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其次，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革命”，均指的是建设工作，尤其是人民群众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最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文化革命”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建设任务，对其中的困难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他曾特别告诫，文化工作上的急躁冒进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提出和使用过“文化革命”的概念，不过其含义与列宁的迥然不同。它主要是相对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言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明确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2] 具体地讲，就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之间的斗争，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来取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
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入全面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实施工业化的时期。此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极端落后，文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8%以上，农村的比例更高。因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便成为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前提。正是由此出发， 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任务。 195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援引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的有关论述，指出：“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扫除文盲。”1956年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刘少奇、陈毅在这一时期的报告和讲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些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无疑都是对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观点的运用，它主要指的是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而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表述的“文化革命”概念不同。原因很清楚，此时的中国与20年代初的苏联情况甚为相似：一样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一样要进行合作化和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因而一样有“文化革命”的要求。何况，学习苏联、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又是当时举国上下的共识。
但是，直到1958年“大跃进”之前，关于“文化革命”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集中、系统的阐述，在实践中也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二
“大跃进”开始后，“文化革命”被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并得到空前广泛的宣传，理论上逐渐充实、变化，并形成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一）理论上的发展与嬗变
在“大跃进”三年中，“文化革命”的表述、内涵及其强调重点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特点是离列宁的原意愈来愈远。其中有发展，又有偏离和变异。
1958年5月，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文化革命”就是要“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几天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则进一步指出：“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从这些论述及同期的其他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主要指的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工作。这与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及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有关提法是一致的。
同年6月份，“文化革命”又有了新的提法， 这就是“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对此，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有一段最具代表性的表述，他说：“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就是使我国工农群众知识化，同时使我国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既消灭工农群众缺乏文化的现象，也消灭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3]这样， “文化革命”的内容便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二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和思想改造。“文化革命”内涵上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党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大跃进”气氛下对该方面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反映了当时党内外较普遍地存在着的急于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反右派”斗争后仍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认识的影响，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劳动的狭隘理解，即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真正劳动。
1960年，“文化革命”的内涵再次发生变化。6月1日，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传达中央指示，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4] 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迎接新的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亦强调：“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文化革命的基本核心。”显然，此时“文化革命”的内涵不仅与列宁的原意大相径庭，而且与“大跃进”初期的提法亦大为不同。它突出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而该内容无论在列宁那里，还是在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均未列入“文化革命”的范畴内，而是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即属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这时对于“文化革命”中所包含的文化普及和提高工作，或者“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仍持肯定态度，但其地位已由核心趋向边缘。“文化革命”涵义的这种嬗变，是与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认识和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严重脱离实际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形势，“文化革命”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二）作为实际运动的“文化革命”
“大跃进”期间的“文化革命”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呈现出得失并存的复杂状况。
1.“文化革命”运动的实际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普及或“工农群众知识化”。这是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在1960年以前，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它既包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文化知识，也包括群众文艺创作和理论学习活动。前者如扫盲，创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工农业余学校等，后者如创作新民歌、撰写革命回忆录与“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工农兵学哲学等。由于党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提倡和组织，群众文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许多农村青壮年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通群众的文化学习甚至理论学习兴趣与信心空前提高，业余文化生活空前活跃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民歌、革命回忆录等群众文化产品。但是，另一方面，受大气候的影响，“左”的倾向也是严重存在的。这突出表现在：群众文化产品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他“左”的思想和实践的颂扬占了很大的比重，有些甚至构成其主要内容；其次是脱离实际的浮夸风盛行，盲目追求数量、一哄而起，忽视质量，忽视量力而行的原则。从而导致许多作品粗制滥造，许多设施徒具形式，缺乏生命力，难于巩固和深入。
第二，“知识分子劳动化”。从在校青年学生到各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均实行经常性地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切身感受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才能具备工农业生产直接需要的劳动技能和实际知识，才能改造世界观，真正从思想到感情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并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知识分子应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应该参加社会实践的一般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劳动化”的要求含有合理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口号又是简单化的，浸透着“左”的指导思想，蕴含着对知识分子状况的错误估计，蕴含着对劳动的狭隘理解和对体力劳动意义的片面夸大，蕴含着对文化知识的简单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蕴含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力图限制并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空想因素。
第三，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这一工作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面向全社会，通过新闻媒介，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坚定全体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与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的形势密切相关。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和批评，针对某些地区解散公共食堂、甚至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出要批判和反击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对全民尤其是人民公社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认清方向，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在专业文化领域内，开展“兴无灭资”的思想批判和学术批判，要求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并密切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来审视文化、学术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批判成为“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形式。批判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化领域。批判的特点：一是以“一边倒”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代替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和艺术争鸣；一是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世界观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动辄将学术、艺术问题上升为世界观问题和政治问题，冠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甚至是“反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批判的结果，是使一大批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遭到错误的否定，一大批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以及在“双百方针”时期崭露头角的文化新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2.“文化革命”的运作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走群众路线。这主要体现在群众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方面。就该方面的工作来讲，这种指导思想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人民群众文化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事业，不充分发动群众参与，满足群众的知识需求，便谈不上“文化革命”。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号召和帮助，群众性的文化学习和创作出现了高潮。它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扩大文化参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问题。这就是由强调走群众路线出发，过高地估计了群众接受文化知识和进行文艺创作的能力，迷信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忽视文化知识传播与创造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同时，以为只有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才能真正体现群众路线，才能在短时期内完成群众文化普及与提高工作，而忽视了文化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
二是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文化革命”也要“多快好省”，也要“大跃进”。在扫盲和群众文艺创作等活动中，提出三五年内或者一两年内甚至几个月内消灭文盲，普及中等教育、大学教育等；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口号，大搞赛诗会、诗歌擂台，要建设“诗歌乡”、“诗歌村”，“每县出一个郭沫若”等。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兴无灭资”的思想批判方面，也同样要求实现“跃进”，打所谓“歼灭战”。这些做法无疑是违背文化传播与创造的规律、违背思想政治工作的固有特点和要求的。它必然会导致粗制滥造、形式主义、简单粗暴等倾向的发生，导致以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取代踏实的巩固的文化工作，以群众性的一边倒的大批判取代平等的争鸣与争论、取代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总之，“大跃进”时期的“文化革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运作方式，对此需要进行全面而客观的分析，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科学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文化革命”之所以在“大跃进”期间得到集中阐述、大力宣传并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与当时整个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很清楚，既然“大跃进”将使中国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发展经济，中国将很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建成社会主义，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为了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发展，文化建设尤其是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便很自然地凸现出来。社会主义建设是全方位的，不能设想在文化落后甚至存在大量文盲的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当时流行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便典型地反映着这种认识。既然经济建设能够打破常规，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获得高速度的发展，那么文化建设为什么不可以也来个“大跃进”呢？这就是“文化革命”提出和实施的前提，这也是为什么“文化革命”之初特别强调扫盲和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原因；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几乎被提到“文化革命”的中心地位上来，因为它以通俗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讴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能极大地唤起大规模群众运动所需要的热情；随着能够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指日可待，“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日益响亮起来，因为这是消灭体脑差别的重要途径；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被突出出来，于是意识形态领域内谁胜谁负的斗争被置于“文化革命”的核心地位上，因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最重要的问题。由此可见，“文化革命”的具体进程是随着“大跃进”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服务于“大跃进”，受支配于“大跃进”。
三
基本上从1961年开始，随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纠“左”，具有鲜明“大跃进”特色的“文化革命”口号便很少被提及了，作为实际的运动几乎亦偃旗息鼓。但从1963年开始，特别是进入1964年以后，“文化革命”重又被提起并形成一场大规模的运动。1964年7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具体领导“文化革命”运动。
这个时期的“文化革命”概念，从内涵上讲主要是指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对“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5] 这时虽也偶然提及“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但只是一带而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上渐渐淡出了“文化革命”的范畴，或者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文化革命”就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就是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其主战场是专业文化领域。
“文化革命”内涵和任务的这种界定和认识，与党在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对阶级斗争问题日趋“左”倾的认识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密切相关。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性。因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此同时，由所谓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事件出发，毛泽东提出：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一论断突出了意识形态作为阶级夺权先声阵地的极端重要性。正是由此出发，许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文章提出，反革命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以便散播反动思想，从思想上为复辟准备条件。认为思想战线没有空白地带，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要去占领。新中国由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既不掌握政权又没有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里还有某种优势；他们自认为还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和无产阶级较量。”[6]
在突出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同时，对文化事业状况的估计又严重脱离实际。1963年后，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文化界尤其是文艺界，认为文化部不管文化，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12月12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认为：各种文艺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27日， 毛泽东又写下了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认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0月16日，毛泽东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又说：我国的文化界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建国15年来文化建设的成就。
与此同时，对于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的认识亦日趋“左”倾。如果说，50年代后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主要还是着眼于世界观问题的话，那么在1963年以后则越来越突出他们所具有的所谓政治危险性和曾经工作于国民党政府下的历史。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担忧——所谓“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即反革命团体。1964年8月25日、9月4日、10月16日，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几次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无论那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文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国的文化界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966年3月17日， 毛泽东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日趋“左”倾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两者合在一起，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成为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导致了将“文化革命”的主战场移到专业文化领域内，将文化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将大批判当作“文化革命”最有效、最重要的内容和形式，而这种批判基本上都是从政治高度，同现实政治斗争、党内斗争联系起来进行。“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被定为思想文化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批判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尤其是文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如果说50年代的文化批判，尚着重于清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历史影响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中期，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批判的重点则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成果和学术观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显微镜下，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文艺作品，尤其是那些对现实问题、对“左”的理论与实践有着较深入思考的文化作品均被冠以“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如果说，50年代的批判对象主要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有影响的学者的话，那么到“文革”前，批判的重点正逐渐移向党自己队伍中的理论家或文化工作者，如对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剧作家田汉，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哲学家杨献珍、冯定，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人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大，它似乎进一步证明了文化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文化革命”除了“破”或“批判”的一面外，还有“立”的一面，即所谓“文化革命是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7] “破”的一面已如前述，那么“立”呢？简言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新文化”，没有人进行集中而系统的说明。从当时的报刊文章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举措来看，主要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颂扬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突出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红线”。“立”在文艺界的体现较为突出，1963年2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认为只有反映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文艺界“大演革命现代剧”，更被视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样板；社会科学领域也在积极探索“为革命”而学术。本来，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应注意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和解答是无可厚非的，但强行规定题材甚至形式，无疑是违反文化发展规律的。而且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和氛围下，“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取得的成果，大多是为“左”的理论与实践盲目唱赞歌的政治化、概念化、口号式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不可能借此建立起来的。
当然，“文化革命”中“立”与“破”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实际上二者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外，在二者的关系当中，“破”是主要的，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因为注重“破”，所以文化大批判是“文化革命”的核心，是最为人注目的内容。这与当时基于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性的认识因而特别强调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日甚一日的文化批判运动中，负责“文化革命”的机构和一些领导人，也曾力图对此予以一定的限制，因而提出运动中要抓大是大非，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争论中，“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学术问题要鼓励自由探讨、独立思考，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要反对和防止思想僵化[8]。学术界任何人， “只要不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理论和学术问题上犯一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9]然而， 这些正确的意见和认识在日趋极左的，严重混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界限的“文化革命”大潮中只能是一种难见回应的微弱呼声，而且很快遭到严厉的批判和抛弃。
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日益深入和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被挖出、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发现，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断。同时在城乡部分地区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发现1／3的政权掌握在阶级异己分子手中，从地方到中央都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在此情况下，没有一场彻底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就会有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既然意识形态是阶级夺权的先声阵地，既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重问题已经被发现，且阶级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那么选择文化界为突破口，由“文化革命”长入“文化大革命”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依靠在“文化革命”中“偶尔露峥嵘”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诸“功臣”，来发动和推进“文化大革命”亦是情理中事了。由此不难看出，6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同“文革”之间存在着的历史与逻辑上的联系。
四
综观建国后尤其是1958年到“文革”开始前的有关“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由文化建设到文化批判的嬗变过程，或者说由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到在文化领域里进行阶级斗争的转变过程。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与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当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时候，或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事业的时候，“文化革命”所要表达的便是文化的普及与提高工作，而当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出现曲折的时候，尤其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左”的认识的时候，“文化革命”便转而成为文化领域内“兴无灭资”斗争的代名词。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整体，文化建设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要顺利发展，必须由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作保证。
其次，就“文化革命”这一用语来讲，它反映了刚刚结束后不久的革命战争年代惯常用语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以之表达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不确切的。而且“文化革命”的实际进程也表明，它很容易使人们将之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与破除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从而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建设目的。
最后，无论“文化革命”所要表达的是文化建设，还是思想领域内除旧布新的革命性举措，它都必须建立在遵循文化发展特有规律的基础上，必须对文化自身结构的复杂性、相对独立性、共性和阶级性、改造和建设的长期性等问题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必须谨慎地处理文化问题、世界观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复杂关系，不能将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忽视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将文化机械地分成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两个对立的部分，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忽视继承性；并且试图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短期内解决问题，这是建国后尤其是1958年以后“文化革命”给我们留下的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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