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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商人是当今中国最具活力也是最会赚钱的人群。
非常浙商
知名的零点调查公司不久前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企业界人士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广东商人次之。
在上海，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你发展，我发财”。
下面这份不完全名单足可以说明浙商的实力和活力：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开创中国私营企业家出任省级领导的先例；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是国内第一位领衔全国性行业协会一把手的企业一线负责人；
在美国《财富》杂志的首次投票评选中，此前没有全国性知名度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荣登“2001中国商人”榜首。而在总共8人中，浙商就有2人；
资深企业家冯根生，是1988年第一届中国优秀企业家20位得主中，仍然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仅有的二人之一，并且越活越青春；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获选2000年《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成为50年来中国企业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而《福布斯》的富豪榜，浙江人更是常客：从“中国50首富”中的9位，到百富榜上占据17席。也许福布斯中国富人榜有争议，但国内官方的统计结果却比福布斯的估计更为乐观。
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
而在2000年，“500强”的“浙江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或者说”7家，因为第一名联想的总裁杨元庆，第七名上海复星的董事长郭广昌，都是浙江人。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然而，浙商厉害的主要不是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庞大的群体阵容。
2002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24.73万户，注册资本2515.43亿元，户均注册资金87.19万元。浙江现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334家，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3348户。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多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非常故事
浙商常常是各类排行榜的主角，但如果以此认为浙商有爱上镜的偏好，那很可能是一个不准确的结论。一般认为，浙商的形象并不“高大”，而是低调。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
营养米粉销量已经是亨氏两倍的杭州未来食品老板蒋敏德，在1998年全国抗洪救灾晚会上的那句自我介绍，至今让人印象深刻——捐出百万巨款，作为嘉宾被请到台上，可面对话筒，只说了一句话：“我是浙江富阳的一个个体户。”既不说自己是谁，也没有提企业的名字。多好的宣传机会啊，他放弃了。
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宣称，“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些特点在浙商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曾对浙商现象做过深入研究的前记者、现下海成为浙商中的一员的杨轶清对此作了生动的勾勒，赢得普通的赞同：
——刻意低调，公众知名度甚低。
浙商都不喜欢见记者，年销售几亿几十亿的大公司，老板没有一篇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其次，浙商们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一些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比如，企业的千万元捐赠仪式，他会派代表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赶回来陪同。再一点，不多报销售、利润，也是多数浙商的共同爱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浙江首富对《福布斯》说“不”，就是如此。2000年“中国50首富”排行榜，其中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但出人意料的是，其中至少有四位企业家表示“不会认可”排行榜。这个首富榜，即使高估，也是人家失误，并非自己有意的炒作。浙商的这种“对待荣誉有如对待批评”式的反应，与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统计“注水”夸大业绩吹牛皮的做法，形成强烈反差。
——讷于言而敏于行。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头。
浙商普遍不擅表达，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他们的专长。浙商重操作，理性化的东西比较少，要概括浙商的经营管理规律，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娃哈哈老总宗庆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个性：我这个人一向主张稳妥，我的原则是：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但是认准了的事，我这个人是不回头的，不管有什么困难，我始终信心很足，勇往直前，办不到，转个弯再走，一定要达到目的。
娃哈哈这十几年发展很快，但一直很稳。无论经销商策略、专业化定位还是组织结构、人事等变动甚少。但锲而不舍的娃哈哈做一个赚一个，现在，除了碳酸饮料略逊两乐，茶饮料还在追赶“统一”与“康师傅”外，其余产品都保持行业第一的市场占有率。
——政治上积极稳健。
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方面重实效而不赶时髦，浙江的私企党建是全国的典型。与地方政府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较开明。因此，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亏损少，失败率低。
在全国有影响的浙商破产案几乎没有，就是小企业破产比例也不高。在义乌的工商业集中的城镇，问起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有歇业停产的，好像没听说谁破产倒闭了。
——长寿企业家多。
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业二三十年以上的常青树，经营非常稳健。鲁冠球、白骅、吴少华、叶雪康等经营几十年竞能做到一年不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浙商中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给人印象深刻——肯吃苦。谨慎的冒险（谨慎度与企业大小成反比）。节俭。善学习。
更多的学习方式是在观察别人的言行而不是课堂。
埋头苦干的浙商，在障碍面前敢跨敢闯。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浙商的声音或脚步。从第一本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冯根生难题的破解，浙商们的创富之路走得很神气。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浙商的活力特别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赞誉有加，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他在去年南京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上演讲时指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已是举世公论，以浙江为代表的华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
非常悖论
细细分析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群落——浙商，研究者们惊讶地发现，这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浙商的实践有着许多经济学上的悖论：
——浙商侧重模仿，缺乏创新；
——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
——他们的产业大多属较低层次，他们的规模较小；
——他们多是家族制；
——浙商大多比较谨慎，趋于保守；
——他们把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
——他们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高新技术；
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然而，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与可口可乐不相上下；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销量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四倍。“三无”起步，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却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稳居第一。浙江民间经济极其活跃，企业家精神浓厚炽烈。
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以欧美企业管理体系为基础的MBA，自然也无法解释浙商们的实践。
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远远逊色的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却效率很高。
为什么会这样？
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就是两个字——“匹配”。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
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体系里，成熟的模式并不见得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
比如浙商的“小”。浙商的“个头”确实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鲜见百亿规模的企业，但是他们很敦实。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可以拿着走的东西。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他们就是有竞争力。就是这些“谁都能做的”小商品，谁也做不过温州人。
聪明的浙商显然明白，企业规模小和规模经济不是一回事。在这里，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大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避免大企业病。在浙江，实现这种规模经济，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域，极具竞争优势。
不好高骛远的浙商最实事求是，他们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管理模式。这就是“落后的、低级的”草根企业管理有时比跨国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比如一个典型的浙江民营企业，一双空手开始起步时，小企业，小商品，保守的决策，甚至家族化，都是最优的选择。因为这种制度的安排，是市场力量、民间意志和本土文化传统共同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自主自发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的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从而与周围的环境继续保持匹配。因此，并非草根们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最好的老师，不是GE，也不是韦尔奇。最好的老师就是他们自己。
就是他们这种“落后”的生产和组织，将一个个昔日的龙头老大拉下了马，在与跨国巨头的热身赛中抢得了先机。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庄启传的体会是，跨国公司带来的是管理模式，而不是管理精神。必须把管理精神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否则不能成功。
“不求最好，只求最配”的实用主义和“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商称雄中国的法宝，也是他们在与强大的跨国同行交手中不落下风的奥秘。
剖析浙商为什么厉害，最重要的是，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们最大众化，一则他们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二则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他们带来的是实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而且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颗启蒙的种子，这就是浙商对全国人民的贡献。换言之，这些财富榜样，就在你身边，他们的知识和资本，你也完全可能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