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日科夫斯基历史小说及其个性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日论文,斯基论文,科夫论文,历史小说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史上，不论是就其文学成就还是宗教探索精神而言，梅列日科夫斯基都是一个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他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特殊性不只在于他以一种文学主张宣告了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的诞生，而是因为他以自己的小说创作、人物传记和文学批评阐述了他的新宗教精神和一系列神学思想。他认为只有一种文化是真实的，那就是寻求上帝的文化，其实这也是他象征主义宣言所标志的一种思想主张，因此他的象征主义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精神运动。
他以宗教精神探索为目的而进行的大量文学创作占有详实的史料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出乎意料的视角和大胆的论断，而并非单纯的“文人写作”，实际上搞的是“文人神学”。众所周知，所谓神学是关于上帝的文化，它充满了精神性的知识奥秘，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叙事和主观批评中溶进了大量的哲学－神学问题，可以说一部作品就是一部哲学或神学论著。如他的妻子所承认的那样，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一位“宗教作家”，但把他的作品称为“宗教小说”似乎不太合适，因为它不是反映宗教问题或宣扬一种教义，而是一种思想的反复论证；也又不能称为思想小说，因为其中有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富于思想的主人公多声部合唱，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主人公思想的矛盾冲突在作者的观念中是人类精神之路上的一个必然阶段，是通向伟大奥秘的阶梯和里程碑，是他意识中一种神学思想探索模式的体现。因此本人认为他的创作应该称为“宗教思想小说”比较合适。
他通过文学和哲学来努力论证的世界统一教会和第三约圣灵王国的理想其实是一种宗教乌托邦。
他游历欧洲，深入到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神秘时代和精神人物的内心，企图在其中找到人类存在的伟大秘密，他从史前文明乃至多神教时代的残迹中寻找对基督的期待、一种融合了多神教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未来统一宗教，他来自内心的精神发现都用小说和文化人类学述评的方式记载下来，（如《克里特岛上的图坦卡蒙》、《三的秘密：埃及和巴比伦》、《西方的秘密：大西洲——欧洲》），从人类精神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圣灵进驻人身上以及人类向圣灵王国艰难迈进的历程，他的《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的写作历时20年，从古罗马的多神教皇帝尤里安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再到俄国的彼得大帝，作者在小说中展示的是多神教精神和基督教精神、基督和反基督、精神和肉体、科学和真理、认知与信仰以及天与地等二元对立的因素之间的永恒斗争，而同时在这种斗争中暗示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密秘——在经历过圣父时代（前基督教时期）、圣子时代（基督教时代）之后，人类未来的统一宗教——圣灵教会的到来。因此有人称他的思想为三段论的、关于圣灵基督教的历史神学。他的《耶稣三部曲》（《不为人知的耶稣》、《来临者》、《死亡与复活》）是人类思想史上又一新约阐释学著作，它基于哲学和神学思想史文献，从希腊—罗马哲学、希腊－拉丁教父著述、中世纪经院神学到近现代神学和哲学有关基督的论述以及最新的新约研究文献出发，完成了只有哲学大家才能实现的、哲学和神学比较传统的注释写作，并且能够把注释写作变成小说叙事的恐怕只有梅氏一人。此外他还著有《野兽王国三部曲》（《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十二月十四日》），他为之作传的人物多是人类宗教史上的圣徒式的或重要的革新人物：路德、加尔文、圣方济各、保罗、奥古斯丁、圣女贞德等；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但丁、莱蒙托夫（称之为超人诗人）、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他的主观批评不是关注人物的生平命运，而是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作者在其中和他们展开对话，探讨和发现一些重要哲学问题的答案。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当时最大的社团——彼得堡宗教－哲学小组的发起人和核心人物。当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敏感预见到俄国社会面临的全面危机时，他于1901年末积极地组织了彼得堡宗教—哲学小组，请教会人士和知识分子一起探讨基督教在时代面前的使命，改变基督教的面貌，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首的知识分子主张基督教应该入世，希望从历史基督教中为未来基督教找到发展道路，即教会中的一切不能仅仅归结为来世的理想，揭开基督教中尘世隐秘真理的时刻已经来临，俄罗斯东正教会应该承担起建立普世教会的任务。这个小组的活动由于教会方面的不理解和不合作于1903年4月5日结束。
在同时代的哲学界他具有很大的影响，曾经不同程度地信奉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士是受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等人的影响而转向了宗教哲学，（注：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39页。）他们后来也成为后者的有力论敌和批评者，同时代人以及当今俄罗斯学术界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评价有很多，长期以来，赞成和反对、颂扬和批判……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他的大量优秀著述却没有得到充分客观的研究和评价；他具有重要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以及深刻思想性的大量著作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俄罗斯出版的数百卷作家作品文库甚至没有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作品收入在内，或许人们并没有把他的著作当作文学，而作为哲学－神学探索性的文献，但是他的圣经注释和阐释性研究著作远没有像法国人勒内的《耶稣的故事》或德国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那样成为传世之作而受到人们的关注、研究和引用。
梅列日科夫斯基现象是时代氛围的产物，是上个世纪之交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末世征兆对俄罗斯命运抉择的思考而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他是一个文化基督徒，没有教派立场，而是超乎其上，在世俗宗教革命的精神根源中寻找人类未来精神信仰的形态。不可否认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乌托邦思想仍与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任何政治倾向，相反，其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感伤情调。但是这个反对一切形式的神权政治和国家政权的新宗教思想者，在晚年时却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赞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遭受到世人谴责，这是一个遗憾，也是一个难解之谜。但这并不应该影响人们客观认识他的作品的艺术性。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表现在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孜孜以求上，作为宗教艺术思想的探索，他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小说又大都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线索，以宗教象征意义为灵魂，也就是说，是人物的心灵传记，心灵评传，从1891年的《叛教尤里安》到1937年的《但丁传》莫不如此。这种人物心灵传记的创作意识也扩展到了他的文学批评散文中，在《永恒的旅伴》中有所体现。在写作这些历史小说时，他会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小说人物生活和活动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追踪历史人物的足迹，例如，在写作《列奥那多·达·芬奇》时曾两次前往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写作《尤里安》时亲自到罗马拜谒帕特农神庙，感受历史上曾经可能发生的一切；为了完成《彼得和阿历克赛》深入到“俄国深处”去寻访分裂教派的长老们……他的作品不是书斋中想象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的废墟上想象的结果：他的伟大行动让历史借助他丰富的想象力得以复活，使它处处充满象征，成为梅列日科夫斯基艺术思想体系的形象表达。
基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大量的文化写作的宗教使命，他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一些极其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首先，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于用数字来揭示人类和宇宙的永恒真理情有独钟。在他那里，数字不但暗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着无穷的现实意义。数字的魔棒始终指引着他对宇宙、人类乃至艺术的哲学思考。尤其是“二”和“三”，更是他的思维离不开的数字。他喜欢把世界的一切事物都“二分”为一系列对立的命题，如最典型的天与地、精神与肉体、圣父与圣子、上面的深渊与下面的深渊、知识和信仰等等，并在二元对立中预见到某种永恒状态，而这种永恒状态则通过“三”这个数字来揭示。他在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但丁传》中明确地阐述道，“战争的象征数目是‘二’，”（注：Д.梅列日科夫斯基：《但丁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因为战争总是因存在对立的两极而发生，乃至无尽无休，而理想世界的象征数目是“三”，因为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是一切奇迹的始基。而人类社会，尤其是基督教社会在经历旧约的、父的时代和新约的、子的时代之后应该迎来第三约的圣灵的时代，未来的圣灵王国才是人类真正所期盼的世界。这样，他对未来的教会的要求也成为等待圣灵到来的普世教会，它可以把人类乃至宇宙世界都容纳进去。另外，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作品中，社会宗教思想的分裂和人物内心的分裂也是通过一种对立的思考模式来体现的。例如当作者考察人物内心的矛盾裂变时，会用基督和反基督、但丁和反但丁之类的说法来表达，在尤里安、达·芬奇和彼得身上都体现着反基督的存在。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梅列日科夫斯基离不开“反基督”，并指责他滥用“反基督”。（注：Н.别尔嘉耶夫：《创作文化艺术的哲学》，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385页。）
富于象征色彩的现代主义手法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作品《诸神和复活：列奥那多·达·芬奇》在法国的出版为作家赢得了声望，这部作品的情节和叙事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梅氏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例如女巫卡珊德拉和她的姑妈夜间在身上涂抹油膏，骑上黑山羊和掸子飞去赴巫魔狂欢夜会的描写借用了西欧民间神话传说中的主题形成一种对于不可言说的宗教真理的隐喻，巫魔会上的主人由黑山羊变成酒神狄俄尼索斯体现了作者企图穿行于人类诸种神秘信仰的文化之间寻求人类未来真正统一的宗教形式的渴望；而达·芬奇的学生乔万尼处于几种信仰之间，由于强烈的困惑和矛盾导致人格分裂，在他睡觉时看到老师的同貌人，这是知识的诱惑，反基督的诱惑；女巫卡珊德拉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后，变成白色魔鬼出现在乔万尼上吊自杀前的那个夜晚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营造了作品的神秘气氛，暗含着作者对于宗教思想的直觉和探索精神。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都是以欧洲历史文化为背景和考察对象，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潜文本和崭新独特的宗教神学思想，以至于同代的明斯基说他是打扮成希腊哲人或超人的迷信和宗教狂的复发。（注：Η.明斯基等：《赞成与反对：同时代人眼中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个性与创作》，圣彼得堡：俄罗斯基督教人文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而梅氏也自认为是最具有欧洲特征的人。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他赞同陀氏，认为欧洲之于俄罗斯人是第二个祖国。对欧洲文化的热情、关于欧洲从史前到近代文明的渊博知识以及他大量以欧洲精神人物和文化进程为素材的文学创作和思想阐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他爱俄国，也爱欧洲，并且他是把俄国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热爱的。正如他的妻子所说：“我知道他是多么热爱俄国，热爱真正的俄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为俄国而痛苦……但他热爱世界，俄国是它的一部分……”（注：Γ.梅列日科夫斯卡娅：《梅列日科夫斯基传》，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51页，第88页。）
他的新基督教，即圣灵基督教神学思想包含了人类，尤其是欧洲文化和文明的一切要素，因为他反对历史基督教的弃绝尘世的禁欲传统，他认为“教会中的一切不能仅仅归结为来世的理想，揭开基督教中有关尘世的真理的时刻已经来临”，（注：Γ.梅列日科夫斯卡娅：《梅列日科夫斯基传》，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51页，第88页。）他要到人类全部生活的历史中去寻找隐含着的未来必然显现和到来的精神信仰的伟大奥秘，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文化基督教”。在经过子的时代和父的时代之后，历经磨砺和寻神之苦的人类将迎来真正的宗教——普世的圣灵教会，并将由神圣女性，圣母实现全人类的拯救事业，因为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圣灵的位格是女性的，并且与圣母形象相吻合。在这样的思想之下，梅列日科夫斯墓叙事作品中的女性是从远古鸿荒走来的神秘启示者的象征。例如通过对克里特岛的远古居民向大母神（大地母亲的象征物）膜拜的描写，说明对母性神秘性的尊崇是人类原始记忆中就已经存在的，进而他认为，史前时代人类灵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圣灵之中。因此梅氏作品中的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神圣而神秘的，是综合了基督教的贞洁之美和异教的智慧之美的自由精神，在她们身上存在着未来之永在者的预言。例如《叛教者尤里安》中尤里安的情人——希腊少女阿尔西诺亚和《艺术大帝达·芬奇》中集古代诺斯替教的神秘启示、中世纪的巫魔形象和文艺复兴的认知之美于一身的卡珊德拉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未来基督教思想的预言者。基于为新基督教思想布道的使命和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梅氏历史小说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扁平、抽象的，是其哲学思维模式中的象征符号。他（她）们虽有清晰如天人的容貌却没有鲜明而典型的性格特征，有的只是灵魂的痛苦挣扎，因此这些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人物的心灵传记，只是这种传记是由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心灵所体会和言说的。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部历史小说构成他新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的肌体，而其中一致的象征意义和宗教观念是它们的灵魂。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缺乏深入性，概念表达也不够明确，别尔嘉耶夫曾指出过他逻辑上的诸多缺点。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以文学形式，尤其是象征的方式对人类精神世界终极真理的探索是不够成功的，因为作为一种宗教哲学思想，要求有严密确切的逻辑论证和概念界定，而他的象征主义文学创作是以模糊的意象去表达不可言说的直觉和假设，他的目的和方法恰恰是矛盾的。但是他大量的历史小说却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珍品，这也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一度拥有众多读者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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