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与人民币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货币论文,人民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经济将再次面临重大更替
过去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不可能恒久不变。自15世纪以来,主导世界经济的国家一般是各领风骚100年:从葡萄牙(1450~1520年)、西班牙(1530~1640年)、荷兰(1640~1720年)、法国(1720~1815年)到英国(1815~1920年),几乎没有出现过例外。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始于20世纪20年代,如果遵循过去几百年的规律,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也可能标志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开端。当然,这个下降只是相对而言。危机过去后,美国仍然可能保持强劲的竞争力。当前的美国经济明显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当前的问题集中在金融部门,除汽车行业以外,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旦有效地解决了金融危机的问题,美国的实际经济部门应该可以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
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加速的趋势。经济增长潜力提高,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进步加快,计算机技术的普遍应用提高了各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日益严重的过度消费和持续扩张的经常账户赤字。但这种靠过度举债支撑的增长模式是难以长期持续的,这次危机出现其实就是多年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如果金融危机过去之后美国经济成功转型,那么储蓄率可能上升而经常账户赤字则可能下降。美国经济也许能恢复稳定增长,但增长率很可能将低于过去十几年的水平。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将会保持高速增长,导致美国经济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一些经济学家预言,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指标来衡量,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最主要的原因,则可能是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美联储和美国金融系统的信心下降。蒙代尔教授一度竭力鼓吹全球单一货币制,其主要理由是单一货币或固定汇率可以消除预期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对新兴市场经济来说直接钉住美元更是最佳选择,因为这样可以以世界上最好的货币即美元替代本国货币,以世界上最好的中央银行即美联储替代本国的中央银行。这两条理由现在恐怕很难让新兴市场国家接受了。
当然,货币时代的谢幕一般要明显滞后于经济主导地位的丧失。20世纪初,美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英镑依然占到各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目前还很难预测美元的谢幕演出将持续多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世界货币出现的速度,现在尚不清楚什么货币将最终替代美元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欧元似乎是最可能取代美元的货币。从1999年到2007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70.9%下降到63.9%,而欧元的比重却由17.9%增加到26.5%。但是,欧元区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决策的质量,是欧元成为世界货币的主要障碍。
亚洲除了日元,现在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候选货币。毫无疑问,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货币,但频繁而不透明的汇率干预和无法自由兑换令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受到严重制约。而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自身难保,也令日元的前景变得十分黯淡。现在一些专家呼吁亚洲应该步欧洲的后尘,建立亚元。但亚洲统一货币的难度可能比欧洲要大很多。
后美元时代很可能出现群雄称霸,而最可能的局面则是“三分天下”。美元也许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位居最为强大的“曹魏”,欧元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亚洲货币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居于相对弱小的“蜀汉”地位。日元可能在近期内发挥储备货币的作用,以后则可能或者被人民币或者被印度卢比或者被亚元替代。当然“三分天下”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系统,最终必定走向“三分归晋”,而谁将成为“西晋”一统天下?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
二、客观评价当前美国的货币扩张政策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长期维持过低的利率水平,导致国内需求过度膨胀、经常账户巨额赤字和流动性全面泛滥,最终酿成了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因此联储政策受到广泛的批评,令其近百年建立起来的良好信用几乎全面破产。不过最近联储新的货币扩张政策又受到广泛指责,似乎联储的做法就是以破坏国际金融体系为代价来拯救美国国内经济,让全世界埋单。但这样的批评不够客观。
引起争议的焦点,是联储在2009年3月18日决定在以后的六个月内购买不超过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同时增购7500亿美元以房产做抵押的证券。这一决策的本质含义就是开启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政策利率降到接近零之后,中央银行对短期利率已经无计可施。但是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增加市场上的流动性,购买国债就是直接把钱借给财政部;二是通过压低长期利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当前而言,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住户按揭再融资的成本,从而阻止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跌。另外直接购买“有毒”资产,可以让金融市场尽快地找到一个底部,打破资产价格下跌、金融机构亏损和去杠杆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从而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对联储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现在大量印钱来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无异于重演信息产业泡沫破灭时再造房地产泡沫的旧戏。普遍的预期是美国定量扩张的货币政策很快将演变成新的通货膨胀,从而令全球经济再次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第二,联储大量增发货币,必定导致美元贬值,从而祸害所有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美元资产平均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过去一年来这一比例不降反升,这主要是得益于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金融危机期间尤其如此。比如在中国新增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到四分之三以上。
上述批评显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美国的经济决策者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控制金融风险进一步恶化,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即使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结论也应该是一样的,任何有利于美国较快地结束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都应该对世界经济是有益的。
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联储定量扩张的货币政策其实对于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非常重要。流动性过多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一点没有错。但美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风险却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会破坏宏观经济稳定,通货紧缩同样不利于经济发展。增加流动性,正是防止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是未来的风险,只有当金融危机稳定、实体经济复苏,通货膨胀的压力才有可能抬头。为了防范未来的问题而无视今天的风险,这恐怕不是合格的中央银行应该做的。
即使等到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也不见得就成为最主要的风险。美联储会犯各种各样的政策错误,但它一般不会重复刚刚犯过的错误。尤其是现在全球指责美国将吹起一个新的更大的资产泡沫,联储的正常反应将会是十分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未来将面对的最大的风险恰恰是联储反应过度,货币政策紧缩过快,从而遏制经济复苏。
联储增加货币供应,可能会导致美元贬值的压力,这是正常的经济学逻辑。但假设美国不采取定量扩张的政策,美元就能保持稳定吗?更不可能。如果美国真的像大萧条时期或者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出现长期经济衰退,美元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糟糕。只有尽快地使美国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才是支持美元长期稳定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加货币供应恰恰是为了支持相对稳定的美元。
定量扩张的货币政策确实不是常规的经济政策,但美国经济目前并非处于一个常规时期。用常规的经济关系来分析非常规的经济问题,结论就容易出现偏差。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新阶段
不管美联储现在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否是最佳选择,美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这样一个事实已经很难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与世界货币决策者之间的角色差异,尽管这两者之间的决策并不一定是相背离的。美联储成立于1915年,自从1944年国际社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联储其实承担了调节全球货币与流动性状况的功能,直到最近,这一地位并未受到严重挑战。
但现在不同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无论是美元还是联储都很难再恢复到危机以前的地位。也许美国经济会很快复苏,美国金融市场也会重新有效运转,但国际投资者和各国政府对美元和联储的信心已经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美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金融危机结束以后,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将会发生改变。不过国际经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美元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
美元很难被彻底替代,只是被迫放弃独霸天下的地位。美国经济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同时仍然是世界经济技术的领导者。即使中国在未来10~20年内超过美国经济的总规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很长时期内都将明显落后于美国,科学技术方面差距也会长期存在。也许美国不可能再像过去二十年那样独霸世界,但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
另一个美元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是还没有出现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过去一个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也使得世界货币的形成更加困难。美元之前,西班牙元、荷兰盾和英镑都曾经是全世界公认的储备货币,当时所有的货币都与一定数量的贵金属(比如西班牙元时代的白银和美元时代早期的黄金)挂钩。1944年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时,美元的价值依然是以黄金作后盾的。到1971年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将世界货币体系建立在了美联储的信誉之上。现在,一个后起国家要建立这样的信誉绝非易事。
但是世界货币体系需要改革,已经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周小川行长最近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思路,使得国际社会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活跃。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通常储备货币的内在矛盾,即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很难有效调整本国国际收支失衡。其实,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自从世界货币体系脱离银本位、金本位以后,创立新的与主权挂钩的储备货币变得越来越困难。
周行长的建议是逐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设立的特别提款权(SDR)的功能以最终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并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步骤,包括建立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推动SDR在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计价、创立以SDR计值的资产、完善SDR的定价和发行。目前SDR只是一个计价单位,要发展成全功能的储备货币,任重而道远。
尽管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并非全新的思路,但确实令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跳出了原有的框框,既有利于克服主权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也解决了未来单个货币和单个国家无法建立全球性信誉的困难。但其中一个最大难题是未来世界中央银行的制度问题。如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础上扩建新的中央银行,它的权力基础是什么?最终向谁负责?迄今为止的货币和中央银行体系都必须是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未来的货币体系是否能够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
无论如何,创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是一个长期改革的思路。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内,则有可能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而最可能的格局则是三分天下: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开始的时候,美元还是会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但美元与其他储备货币之间的相对关系会逐步变化。更长远地看,三足鼎立也可能最后又走向一统天下的局面。
值得关注的是亚洲货币的未来格局。今天所有亚洲货币中能够跻身于世界储备货币行列的只有日元。但日元没有替代美元的潜力,而且日元能否长期保持储备货币的地位本身也是未知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经济未来的走势和经济改革的力度,看日本有没有能力最终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
从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来看,亚洲应该能在三分天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一席之地,但代表亚洲的将是日元、人民币、印度卢比还是亚元,却是一个未知数。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日元的前途受到日本经济与制度的制约。印度卢比在短期内很难成为强有力的候选货币。亚元的难度也许更大。过去几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些高级官员一直推动“亚元单位”的发展,不过进展比较小。
亚元单位的思路当然不错,就是先建立一个共同的计值度量,可以为各国的汇率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正式创立亚元。这实际也是借鉴欧元建立的思路。不过亚洲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使得统一货币的难度增加许多。首先是政治、历史的障碍。今日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都有历史矛盾,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和印度也有历史性问题。而且不像在欧洲,亚洲的这些历史矛盾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货币融合很可能沦为空谈。
其次,创立欧元时的大多数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也比较类似。亚洲就不同,有些国家如日本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但有些国家如老挝处于非常不发达的水平。再比如,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一旦统一了货币,那么亚元该升值还是贬值?即使在欧元区,冷热不均也已经是欧洲中央银行难以调和的一个矛盾。
最后,区内各经济体之间差距悬殊,也给货币体系整合带来困难。通常解决一篮子货币权重的办法是根据各个经济体的规模,但现在有的经济体多年没有增长,有的日新月异,各自的权重几乎每天都在变化。比如,在亚洲一篮子货币中,究竟是以GDP做标准,还是以外汇储备为参照?是以日元为主呢,还是以人民币为主?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无非是些技术性问题,但这些技术性问题的解决恰恰是背后的政治因素。
当然,创立统一货币比较困难,并不意味着亚洲不能或者不要进行金融与货币政策合作。不过,亚洲货币融合可能不会走欧洲平等成员谈判的老路,最可能的模式是“以大带小”。大国经济成了世界经济领导者,小国货币必然会自动靠拢。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一些货币的汇率与日元的汇率紧密相关,只是最近十年才开始逐步脱钩。与此同时,亚洲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密切地关注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如果这样的趋势保持下去,最终也可能会实现宽松形式的货币统一,当然,核心货币可能是日元,也可能是人民币,甚至可能是印度卢比,这完全取决于这些主要经济体未来的发展和汇率政策框架。
四、加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正面结果之一,可能是中国的决策者将人民币国际化提上了议事日程。人民币最终将走向国际化,这在国际、国内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却存在很大的争议。中国在1996年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以后,一再拖延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主要是担心国内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
但是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时刻。第一,随着美元地位下降,世界将进入储备货币多样化,这意味着与过去相比,汇率总体的不确定性将大大提高。这不仅会增加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也会给国际投资、贸易等活动带来新的风险。如果人民币能够国际化,那么起码一部分对外经济活动将以人民币结算,减少汇率风险,必要的外汇储备规模也可以降低。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其实也是中国对世界货币体系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贡献,起码可以为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投资者提供除了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以外的另一种储备货币选择。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执行保守的汇率政策,人民币被持续低估,造成了严重的宏观经济风险。余永定教授最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逻辑严谨而又一针见血的分析。汇率扭曲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既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又令流动性过剩,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要消除宏观经济的风险,便绕不过深入改革汇率这一关。
第三,中国30年经济改革已经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基本的条件。2002年以来的改革已经令国内的银行业彻底改观,无论是资本充足率还是不良贷款比例都已经有很大的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已经日益松动,即使是资本市场的短期投资,政府也已经引入了QFII和QDII推动资本的双向流动。而且现在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对比较健康,财政状况良好,经常账户盈余庞大,外汇储备充裕,同时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压力。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最后,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已经大为增强,这一点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人民币在一些周边经济体如香港等地事实上已经在流通,其他一些国家如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已经接受人民币作为清算和支付的货币。中国台湾、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地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另外中国目前已与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周边8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
可以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是促进资本流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改善风险管理能力,也有利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一般对货币自由兑换最大的担忧与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有关,国际投资者往往根据个人情绪或谣言决定投资,造成资本短期内的大起大落,可能反而不利于改善资本利用效率。在一些国内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还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不可否认,任何改革措施都有两面性。一般的担心是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引起人民币汇率和国内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但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外汇储备,因此,如果需要,央行有很强的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过去几年在外资不多的情况下,国内资产价格波动已经远远超过任何国际市场。因此,即使引入更多的外资,情形也不至于更糟糕吧?
关于人民币政策改革有必要消除一些误解。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取消大部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资本账户管制。即使在欧美,限制资本流动的做法也还是存在的。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让汇率体制尤其是货币政策决策变得更加透明,但这并不一定等同于汇率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可以自由浮动,也可以有管制地浮动,甚至可以固定不动。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一些最基本的条件,但条件和改革也可以是相互促进的,如果被动地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也许永远无法改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是个过程,并不要求一蹴而就,不过这个过程也不应拖得过长。
真正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会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重点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要成为储备货币,最终必须走向自由浮动汇率,不过作为过渡,可以首先落实真正的有管制的浮动体制。2005年7月汇改以后,央行宣布开始实行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的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体系。但对随后市场数据的分析表明,执行过程中的随机性非常明显,有的时候似乎是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有的时候又回归到主要以美元为参照。政策的随机性给市场发展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真正落实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的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体制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新加坡的汇率制度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样板。
第二是资本账户改革。过去几十年的政策方针是“宽进严出”、“宽直接投资严短期资本”。最近几年政策有所松动,由于担心热钱过多,对流入的管制严了一些,同时开始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另外也开通了一些短期资本流动的渠道。同样地,这些改革也具有较大的随机性。比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政府逐个批准,这样容易给外国政府造成中国有计划实施海外投资的印象,容易令商业投资政治化。别有用心的政客只要告诉公众中国政府派来的共产党员将成为新的董事会成员,就足以引起巨大的担忧和疑虑。但如果是全面性的开放,效果就会不一样。另外,股市、债市的双向投资也应该逐步开放。
第三是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将中央银行从政府的体系中独立出来。在先行的体制下,货币政策决策权归国务院没有问题。但如果想要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甚至世界货币,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是必需的。否则,如果继续给货币政策赋予许多派生的功能,比如帮助一些行业或者团体,既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干扰实现货币政策主体目标,即价格水平(包括汇率)的稳定;同时也给投资者造成附加的风险,从而降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
第四是一些基本条件的改革。最主要的条件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体系,央行应该放弃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干预,转向通过再贷款利率、贴现率或存款保证金比例等政策工具影响拆借市场利率、银行存贷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等市场利率。银行间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的发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只有建立了市场决定的利率,才能讨论市场决定的汇率。
五、中国应对策略选择
国际经济局势风云变幻,对各国决策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次金融危机更是直接把中国从国际经济决策的后台推到了前台。美国一些专家建议由美国和中国组成两国集团(G2)来共同处置、解决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当然是对中国过去30年改革成果的肯定。
但组成G2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地坐上世界经济领导者的位置,其实对中国反而是弊大于利。仅仅中、美两国很难有效地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经济失衡、气候变化、汇率矛盾、贸易保护主义和直接投资等问题。同时在G2的框架下,中、美之间也容易形成直接对抗,而中国还不具备直接对抗美国的条件和实力,反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不参与G2,并不是说中、美不需要加强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不仅对双边关系而且对世界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最佳途径应该是多边框架,尤其是20国集团(G20)。参与的国家多,往往更具代表性,当然也容易降低效率。但事实上现在没有更好的机制,而且国际经济改革也只能是循序渐进。但中国起码可以通过与其他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员一起协作,防范美国单边行动,遏制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等的不良倾向。这次金融危机也表明,全球日益融合以后,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转变成世界性的风险。因此通过多边框架来增强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包括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是最佳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加强亚洲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同样十分重要。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经济基本面、降低国际收支危机风险。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地区合作,如清迈倡议。这些努力使得亚洲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远胜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一些地区性货币如韩元、新台币、印度卢比和印尼卢比仍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但从外汇储备抵御汇率风险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因素。一是原来普遍认为非常充裕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持投资者的信心,因为原来单纯考虑了短期外债和经常账户,但近几年资本市场开放,在国内积累了可流动的外资,形成外汇市场的潜在风险。二是尽管亚洲外汇储备总量已经从十年前不到5000亿美元增加到35000亿美元,但各国外汇储备充裕程度不一,有一些薄弱环节,地区货币合作机制规模又太小。这可能是今后几年亚洲国家需要着重改善的地方。
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中国似乎没有必要浪费很多宝贵时间在创立地区性货币上面,这既十分困难也不见得对中国长期有利。政策重点应该放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现在既有必要也有条件。改革应该首先集中在真正落实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体制、开放大部分资本流动、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透明度和独立性以及改善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上,主要是真正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体系。人民币国际化,既能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效率,也是中国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佳贡献。未来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完全可以留给未来去决定。
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也给外汇储备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美元开始走下坡路,表明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的风险直接增加,因此分散投资是自然的选择。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条好途径,但是目前有管制的对外直接投资容易引起其他国家不必要的疑虑,将商业问题政治化,还不如把对外投资决策透明化。另外,一旦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因为要考虑到在国内新的可流动外资,最佳外汇储备的规模就会增加。这是最近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教训所证明的。
总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中国再想继续保持低调的作风已经不太可能。那样也容易让其他国家觉得中国想置身度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既是责任也是利益所在。不过目前中国似乎不应落入G2的框架,中国还没有充分准备好以领导者的身份解决世界经济难题,过早地陷入与美国双边对立也完全没有必要。因此无论是对地区性事务还是对全球性事务,多边框架应该是最佳选择。但中国的政策重点仍然应该放在自身的改革,与国际货币体系相关的改革便是尽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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