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转型与中国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系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1-0058-06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和形成世界市场后的产物。随着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动，国际经济体系结构和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迁。换句话说，时代的更替影响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当今世界正处于有史以来最重大最深刻的大变革时代，而国际经济体系也相应地处在重大变革和明显的转型之中。
一、战后国际经济体系遭受严峻挑战
二百多年来，国际经济体系一直为资本主义所主宰。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消长，国际经济体系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美国通过经济和金融霸权，伙同其他发达国家构建了一整套正式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众多的经济交往的国际规制和行为准则以及一些非正式的国际惯例，从而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美国与苏联的两极对垒虽然使这一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受到某种制约，但并没有产生根本影响。而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范畴并强化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国际经济体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推动了国际经济体系走向变革和转型。
东西方对立的解构和“冷战”的结束，使“冷战”时代的产物——“西方”概念逐渐消解；市场经济的空前扩展、科技革命以及生产和资本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异军突起地转化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加上社会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使所谓“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力量迅猛增长，世界经济的规模、质量和财富都空前剧变，世界经济的力量格局也随之出现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此消彼长的变化，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独领风骚的神话开始破灭，一些具有综合实力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脱颖而出，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2003年10月，美国著名的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颇有代表性但稍显片面乐观的评论和预测报告——《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该报告创新复合了一个新名词“BRICs”，即组合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而成。这一四国组合，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潜力较强。该报告对这四国和美、日、德、英、法、意六强作了分析比较，预测“BRICs”在2038年左右将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上赶上六强，2050年将全面超越六强；届时，欧洲列强都被排斥在外，由这四国和美、日共列世界经济六大强国。①尽管“BRICs”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这一预测是建立在这四国今后几十年里在经济上保持理想化良性状态的持续高增长率的基础上的，故一时尚难令人信服，但这一预测判断也并非毫无根据。据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2005年年底表示，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已从1990年的13%上升到2005年的20%，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相应从18%上升到25%。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中所占比重已达43%。②按照这一后发赶超的经济发展趋势，可以设想，在21世纪前半期内，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增长率的持续差异，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内力量对比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发展态势也是有可能的。这是对“BRICs”这几个佼佼者乐观预测的大背景。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尤其是1995年以后，世界经济比国际政治更加清晰趋向多极化。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各区域遍地开花、蒸蒸日上，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美、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发展态势。达沃斯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认为，“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在世界水平上大规模重新配置经济的进程。到本世纪末，我们将进入美国、东亚和欧洲三者战略经济均势的时代”③。日本三极经济研究所所长斋藤进于2006年7月也撰文认为，“在21世纪中期，任何经济体都不具霸权地位，世界经济将彻底走向多极化”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虽然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反映，经济全球化为一些具有较好综合实力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挥后发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机遇，为若干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客观基础。这是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是其所始料不及的。
若干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使延续几百年的国际经济体系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预示国际经济体系发生重大而带根本性的变革，预示国际经济体系自诞生以来在力量结构及其性质上将会有前所未有的转型。世界经济的这一发展态势，不仅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而且也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杰弗里·加腾这样说：“我们正处于力量格局调整的巨大变化之中，这个格局正由新兴大市场所改写。就其含义而言，这是一场革命，与封建制度的瓦解、两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世界经济的增长以及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旧秩序的解体具有同等重大的历史意义。”⑤其实，国际经济体系正在酝酿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和转型的历史意义和巨大影响，远远超过以往几个里程碑，怎么估量也不为过。
二、七国集团主导地位趋于松动
国际经济体系自形成以来，其经济霸主虽有更替，但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绝对领导权，建构了有史以来最系统配套的组织架构，从经合组织(OECD)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再加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ECOSOC)，美国作为创建者和最大股权的拥有者，在这些机构组织中曾一度占据号令天下的霸主地位。随着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战后复兴，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稍趋均衡，但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未受到挑战，战后以来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GDP总额中所占比重始终都超过70%。
20世纪70年代中叶，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抱成一团，创设了所谓七国集团(G7)，其成员是美、英、德、法、意，加上日本和加拿大，欧共体／欧盟作为经济集团的代表也应邀与会。自1975年起，七国集团每年举行一次首脑峰会，再辅以外交部长或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联席会议，还不时依据形势需要召开七国各类专业部长（诸如商务、能源、内政、环境、农业、科技、劳工、教育、信息产业、司法和运输等）会议，首脑助理和专家工作组更是频繁磋商。七国集团的首脑峰会和部长会议议题逐步扩展，几乎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和安全各个领域。七国集团的会议活动按顺序由各成员国轮流做东道主，迄今循环轮值已有四轮。七国集团并非契约关系的产物，又一直未设常设机构，没有秘书处，只是采取制度化形式，其权威性不言而喻。然而从机制角度看，七国集团并不是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其决议和声明并无契约性强制约束力，这使得执行和落实都存在问题。就其性质而论，虽然在汉语中约定俗成译为“七国集团”，或称其为“富国俱乐部”，但严格意义还只是一个有权威性的交流对话式论坛，其定位为西方大国进行形势对策协调的一个制度化平台。由于1994年吸收俄罗斯参加，1997年第一次使用“八国首脑会议”提法；2006年，俄罗斯又取得首次担当峰会东道主职责，表明七国集团(G7)已正式演变成八国集团(G8)。然而，自俄罗斯加入以来的活动表明，俄罗斯还并非是完全平等的成员国，不仅时有再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言论，而且有关经济和金融事务的会议几乎都未邀俄罗斯参加，俄罗斯受到明显的不平等待遇。因此，尽管八国集团已正式确认，但七国集团仍作为平行机制继续独立存在，七国集团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仍在行使发达国家国际政策协调的职能。笔者认为，七国／八国集团(G7/G8)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载体和活动平台，两者不能等同，但前者是后者最关键的运作机制。
之所以说七国集团具有权威性，对国际经济体系的运作居主导地位，不仅依据其经济实力的强盛，更在于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还能操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协定／世贸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机构，至少在20世纪末以前是如此。这些组织和国际经济贸易、货币金融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各种事务和规章制度及行为准则的创制权、决策权和话语权，迄今主要掌握在七国集团手里，这是一时尚难以根本改变的客观现实。
七国集团自1975年成立以来，一直扮演了世界经济宏观形势和经济金融政策最权威的协调者的角色，在联合干预石油价格、稳定国际外汇市场、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应对缓解金融货币危机、处理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以及打击跨国犯罪和洗钱、对付艾滋病、改善生态环境等等方面取得了颇有成效的业绩。总的来说，七国集团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里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其调控协调效果逐步弱化，已难以有效掌控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经济矛盾日趋复杂，热点难题日益增多，使国际调控难度加大。由于形势复杂多变，七国集团越来越感到对形势的驾驭能力减弱，需要加强自身地位，重新进行功能定位，有些西方智囊机构谋求策划把七国／八国集团改造成机制完善的、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的“全球治理中心”，从而名正言顺地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正式“管理者”。这种议论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质疑，批评七国／八国集团缺乏合法代表性，认为只由发达国家组成、只考虑少数发达大国的利益而置广大发展中国家于不顾，不能取得全球治理的合法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七国／八国集团开始意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球化日益向深广发展，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要寻求有效的全球治理绝不可能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我们不再能够单靠西方的力量来担负各种世界问题的重担”⑥。因此，20世纪末，七国集团在讨论若干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涉及全球治理的重要问题时，不得不把发展中国家邀请到会议上共同磋商。从1999年开始，七国／八国集团的轮值东道主多次邀请亚、非、拉美若干发展中国家与会商讨相关的问题。2003年6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做东，正式邀请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首脑参加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举行非正式南北首脑对话会议。但平时更多的是邀请发展中国家参加部长级会议，进行对话和沟通。这样做既有利于提高七国／八国集团会议的代表性，增强七国／八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事务中的合法性地位，使讨论的事项能倾听到更多更实在的看法意见，并更有利于把探讨的事情抓到点子上，提高会议的形象、权威性和务实效率。从吸收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到不时邀请发展中国家参与相关问题的对话磋商，已经从一个侧面表明，七国集团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能、专断地协调处理重大国际事务。这无疑是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弱化和松动的一种迹象。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不断深化，使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互为依存的特征日益凸显。全球化呼唤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再也不能截然排斥发展中国家共同商议相关国际热点问题的全球治理的对策。进入21世纪以来，七国集团在讨论世界经济重大问题时，已经越来越难以排斥发展中国家而独自决断国际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重要事务。七国集团这样做，既有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磋商，同时也试图借此把发展中大国纳入到它们占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以便从战略上和制度上更好地维护其既得利益，并可以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大国肩负起稳定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来。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态度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在2005年年底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和印度已开始在八国集团中扮演角色，他“很难想象中印两国不以某种形式参加到未来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中来”⑦。前不久，布莱尔又撰文评论当前正在运作的国际体系，明确表示“迄今为止的国际准则将不再适用”，“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和全球机构间的不和谐越来越严重……人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在21世纪初的新时代对这个新的体系机构进行更新”。他还认为，“目前八国峰会通常都是以‘8+5’⑧的形式出现。这应当成为常规”⑨。面对国际经济体系这种发展态势，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家》作出语义清晰的评论：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世界”的富国始终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也许已经宣告结束”⑩。这一发展态势清楚地表明，国际经济体系正在加速变革和转型中。
三、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局已定
美国高盛公司创造出“BRICs”（即四个新兴大国）这个新词不是偶然和随意的，它代表非西方世界国家的一种发展趋势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特征——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把俄罗斯归于这一类国家有点不协调和勉强，但作为非西方国家，这一归类大体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复杂。在战后不同阶段，若干发展中国家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后发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深入，更使发展中国家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均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发展指标考察）先后加入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一现象在东南亚和拉美尤为明显。目前按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位于世界前40名的经济体除去发达国家外，几乎都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统计，非洲只有南非列入。以国内生产总值前20名计算，发达国家占13个，亚洲占4个（中国、印度、韩国、中国台湾），拉美占2个（巴西、墨西哥），再加上俄罗斯。当前谈论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组合概念除“BRICs”外，在实践中进一步考虑区域代表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组合：一是从“BRICs”演化为“BRICS”（中文译为“金砖五国”，即原来四国加上南非）；二是布莱尔偏爱并强调的2005年召开的“8+5”会议，即八国集团中俄罗斯外再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五国；三是1999年开会形成的所谓20国集团(G20)，即七国集团加上澳大利亚、欧盟和俄罗斯，再加上10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韩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根廷）。目前，20国集团在财长、央行行长这一级会议已形成类似七国集团专业事务对话机制，西方有些学者和领导人甚至提出想把20国财长会议提升为20国领导人(Leader20)之间对话机制，形成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或全球事务指导性论坛，但这涉及性质、职能作用更为复杂的问题，目前尚在议论中。
表1 “8+5”会议成员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美元）
数据出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国际金融统计》。
资料来源：日本《东洋经济月报》，2006年7月号。
注：根据表1，2005年，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列前8名中除中国位列第4外，都是七国集团成员，印度排第10，巴西排第11，墨西哥排第13，俄罗斯排第14，南非排第26。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与俄罗斯经济增长最快，印度也年年长进，巴西、墨西哥和南非近年来也有较快增长。
就实践而言，“8+5”一类峰会和20国财长会议，有较好区域和国家类型的代表性和应对全球化事务的客观需要，也有可操作性。而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大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对话和磋商，则是发展中国家总体崛起在国际关系上的反映。至于邀请新兴大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磋商，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折射，也是全球治理提上议事日程的一种探索形式，更是呼吁已久进行正式南北对话的过渡形式，同时也是在联合国以外应对全球化事务的一种较为合理而有效的补充。
“8+5”会议的成员国既多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的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国，又是各个区域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代表。表1列出了这13个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变化的发展趋势。
另据英国《经济学家》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估计2005年新兴经济体的总产值已增至全球的近一半。正是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才使世界经济形成三十年来范围最广泛、势头最强劲的生产和出口增长态势。(11)表1、表2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不太景气形成鲜明对照，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大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源，已起到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火车头作用。这一新的持续发展态势，震撼和动摇了已维持数百年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固有架构，对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和转型提供了契机。这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突出表现，也是经济全球化冲击下世界经济发生大变动的一个重大特征。它使发达国家面临无法回避并极其棘手的严峻挑战。
表2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表中2005年为估计数，2006、2007年为预测数。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实力的评估，绝不能单纯看GDP的增长，更应注重经济质量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考察；还应看到，金融资本已取代产业资本成为经济扩张和经济竞争的主导力量，并成为国际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力量基础；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激烈竞争，以及以文化为背景的制度竞争，都是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力量评估的重要依据。因此，国际经济体系内力量对比和经济格局的变迁，要比对GDP的一般比较分析复杂得多，真正全面深入的评估是项错综复杂、深刻细致并极其困难的系统工程。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一直在不断的变革，有否定和变更，也有创新、补充和完善，基本上尚在有效运作中。而自20世纪末至今，现行国际经济体系面临越来越繁多和严峻的挑战，客观要求加速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是事实。因此，新与旧的矛盾以及既得利益者与后发赶超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竞争和合作并存，为避免不必要的动荡和混乱，必须保持稳定，在稳定中加快推动符合客观需求的变革。
四、中国与21世纪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使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2005年，按GDP统计，中国已赶超了多个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经济第四大国，进出口贸易总值更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则是世界第一，许多指标也都名列前茅，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赶超效应取得成功的佼佼者。虽然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对现行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必须对中国经济作出正确的估量和定位，必须把握好中国对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正确态度和对策，它不仅有利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不论是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中国身份的定位，还是对中国影响和作用的衡量掌控，都应该准确精到地使用两点论、两分法，切忌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首先要辩证、全面和理性地看待与评估中国经济的发展、进步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和成就之大堪称世界奇迹，但提高中国经济质量、完成社会经济现代化建设以成为真正世界强国的任务还很艰巨，未知不确定因素还很多。经济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连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难解难分。尤其在经济方面，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已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与外界的关系和影响作用是相互的、互动的；中国能影响外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外界对中国的影响作用可能更大、更深入、更全面。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国对外经济、政治关系，绝非仅仅是外交、外贸事务，它事关中国生存发展的根本。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和戒备也在增大扩散中，某些发达国家要制衡中国、牵制和羁绊中国已成为其对华基本战略。中国必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处理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和战略对策。
其次，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经济发展正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并从这一经济体系中受益。据不完全统计，到1996年，中国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已有51个，加入非政府国际组织已有1079个。(12)这意味着，中国已是现行体系的一部分，必须承认该体系，尊重和遵守现行体系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需要也无能力充当现行体系的挑战者。但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已不能充分反映并适应客观变化的需求，正处在变革和转型中，这也是不可否认和忽视的客观现实。中国应当从维护自身基本权益和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立场出发，不是被动消极地做“体系的维护者”，而是做主动积极的参与者和顺势而为的推动者，发挥多边沟通的桥梁作用和建设性作用，推进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
再次，规划和处理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关键是做好身份定位。中国虽是蒸蒸日上的经济大国，但从全面综合考察来看，只能说是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因此，一定要坚守住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定位。参与国际事务时，既要发挥积极作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又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由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已是大势所趋，需要注意处理好稳定与变革的关系。特别应致力于尽可能缩小世界经济两极分化，增强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权益地位，逐步修订不合理和不适用的规章制度和游戏规则；提倡多边合作磋商，争取落实平等、公正的原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使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通过对话协商，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中逐步实现。
注释：
①Dominic Wilson & Roopa Purashothaman,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October2003.（宋玉华、汪振林：《新兴大国——历史性崛起的博弈与前景》，第2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环球时报》，2006-01-03。
③《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02-01。
④《中央公论》，2006(7)。
⑤转引自宋玉华、汪振林：《新兴大国——历史性崛起的博弈与前景》，第21页。
⑥《时代》周刊，2006-05-18。
⑦转引自《国际资料信息》，2006(2)。
⑧所谓“8+5”，指八国集团成员加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个发展中国家一起开会。
⑨《法兰克福汇报》，2006-05-30。
⑩《经济学家》周刊，2006-01-21。
(11)《经济学家》周刊，2006-01-21。
(12)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第5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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