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范畴的科学定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范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德意志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理解模式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交往范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正在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这些学者共同认为，交往范畴拥有广泛得多的内涵和外延，生产关系仅仅是诸多物质交往关系中的最根本的、基始性的一种。从这一点出发，有的论者认为，应把社会交往作为介于生产关系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第五个社会层次；[①]有的论者则从交往这个特定视点出发，重新审视了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认为交往是唯物史观中最重要的范畴；[②]有的论者则希望在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统一的基础上达成对西方当代思潮的对话与批评。[③]
综观《形态》全文，马克思恩格斯既在日常语义层面上大量使用交往一词，从而形成了诸如人际交往、商业交往、战争交往等等一般性的用法（传统模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在严格的哲学历史观意义上审慎地使用交往范畴。就哲学历史观而言，作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关系，[④]如果不是指那种物质性的、基始性的、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合的关系，还能是什么呢？对传统模式提出异议的上述论者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认为交往范畴就是形成中的生产关系概念，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这两个范畴应当是不能共存的。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大量使用生产关系范畴的中后期经济学著作及手稿中，交往范畴（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也是同样使用的。新的研究还表明，生产关系范畴在《形态》中也已经明确确立了。[⑤]由此可见，传统模式的立论也是难以成立的。
通常以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普遍原因（阿多尔诺因此而指责马克思，说他想把世界变为一个大工厂[⑥]）。因为如此，人类社会历史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里蕴含一个极深的误解。[⑦]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整个人类历史都是一个似自然的历史过程，仅仅是私有制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历史是一个似自然的历史过程；社会经济形态是特指排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外的、私有制社会的诸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矛盾不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仅仅是私有制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形态》与《费尔巴哈》中，即马克思恩格斯唯一的建构历史哲学的尝试中，他们实际上是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
在新版《费尔巴哈》问世之前，人们都以为它是一部完整的著作。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由五篇手稿组成的一部未完成手稿。那么，《费尔巴哈》何以是未完成的呢？——这不是一句无聊的闲话，而是涉及到讨论能否深入下去的关键。
传统解释认为，由于《形态》是直接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因此它的出版受到多家同情支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出版商的拒绝，以致只能是让“老鼠的牙齿批判”了。这仅仅解释了《形态》何以未能出版，而并未说明《费尔巴哈》何以是未完成的。
张一兵教授的近作《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科学批判理论的新基点》一文较为圆满地解答了这个问题。[⑧]张教授实际认为，《费尔巴哈》是注定不可能完成的。在1846年8月1日致出版商凯列斯的信中，马克思告诉对方：在发表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同时马克思还很自信地告诉凯列斯，这部著作（《形态》）在11月底之前将能够付印出版。[⑨]而实际情况是，被恩格斯称为“应首先发表”的《形态》之哲学部分、即《费尔巴哈》的创作在同年12月之后已经进入了一种再无进展的停滞之中。
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大体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并在此之上初步拟定了异质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新的批判思路。但是，在如何再在科学的基点上引出现实批判的结合点上，并未完成理论缺环上的最终联结。在1846年12月间，马克思批判地阅读了蒲鲁东的新作《经济矛盾的体系，贫困的哲学》，这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中最后一个重大突破的催化剂。1946年12月28日至安年柯夫的信表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新哲学应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它的合法存在应仅仅作为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引导，并以一种隐性的方法发生在实证研究的功能运转之中。一切体系化的旧哲学必须终结。（因此，当有的论者企图以社会交往去补充、重新整合历史唯物主义时，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旧是一种体系化的旧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这时已经放弃了建构一个历史哲学体系的打算，作为这个体系的实现者的《费尔巴哈》也就自然地丧失了再继续进行创作的必要性了。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很快就传递给了恩格斯。我们看到，在1847年3月，原本积极要求出版《形态》的恩格斯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1847年3月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说：“如果我们的手稿（《形态》）的出版会影响你的那本书（《哲学的贫困》）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的多。”[⑩]
为什么《哲学的贫困》会比《形态》重要的多呢？这是因为，对于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实证的经济学研究要比反思性的哲学论证更富于实际的建设性和走向社会变革的现实性。
熟悉《费尔巴哈》文本的人都知道，在该章第一手稿的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三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人、抽象的自然和抽象的直观）之后，首次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然后在第三手稿中，通过对历史的回顾，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必然要灭亡；最后在第五手稿中，还是在对所有制历史描述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总结。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的结论。可是在《费尔巴哈》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直接表述过，他们总是在泛谈历史的基础上一般性地肯定，任何社会形态都会灭亡，社会主义作为现实运动的结果必然会实现。只有当后来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后，社会主义才真正从假设变为科学（列宁语）。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费尔巴哈》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只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哲学结论。
当年恩格斯是否也是因此而否定了《形态》的出版价值的呢？可以再讨论。
上文已经说过，在1846年11月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希望《形态》能够出版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揭开了哲学革命的序幕，初步消解了人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可是，他们仍旧需要批判。——如果不批判现实，还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由于经济学研究的局限，致使他们当时还不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批判理论——经济学批判，还只能是诉诸哲学，以哲学的批判去对抗哲学的批判。
海德格尔曾认为，不谈人的哲学是非法的。这或许太绝对了。但可以绝对肯定的是，任何哲学批判都一定是主体性的。人本主义如此，作为哲学的（《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在《费尔巴哈》中，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以批判性的分工理论为中介，通过交往范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当传统理解模式把交往范畴等同于实证性的生产关系范畴时，它忽略了这一范畴的人本主义逻辑渊源。我以为，是费尔巴哈第一个把交往术语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费尔巴哈认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类，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然。所谓类就是交往中的个体们。费尔巴哈不排除物质性交往关系的存在，但是他所理解的类关系主要是指精神性的交往关系。赫斯继承了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并使之更加唯物主义化。他把被费尔巴哈隐匿起来的物质性交往关系凸现出来，将之作为一切交往的基础和人的本质。在《金钱的本质》中，赫斯具体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思想，并通过该文强烈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不能直接以交往而是以吸收了交往于其内的一般性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但是，整个手稿的批判张力依然是落实在交往范畴上的。——所谓“四重异化”归根到底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非人化吗？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因为异化劳动（私有制下畸化了的交往关系）的非人化，而被人本主义者宣布了死刑、取消了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形态》中的交往当然不再是一个人本主义范畴了，但是它保持了人本主义交往范畴的一个特性，即对主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并以此生发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否定。
在人本主义体系中，交往首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才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原型。而在《费尔巴哈》中，交往首先是一个经验事实。在《费尔巴哈》之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三个抽象概念（抽象的人、抽象的自然和抽象的直观）之后，集中批判了他的隐性唯心史观。他们认为，一切抽象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譬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德意志的哲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而此二者首先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现实的统一。（11）费尔巴哈不明白，只有那连续不断的、创造性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才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是物质生活生产和生命生产的统一。由于经济学理论的局限，他们当时仅仅是从生命生产出发，指出生产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3），生产总是以主体间的交往为前提和条件的。他们由此得到的结论是，经验事实“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14）。
这种“受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基始性物质联系就是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生产关系的交往范畴。任何一个非教条地阅读《费尔巴哈》的人很快都会发现，并非《费尔巴哈》中所有的交往术语都具有这种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也并非总是以范畴的形式出现。
在紧接着有关意识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引入了至关重要的分工范畴。因为有分工，人们之间才产生了交往的需要。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形成自然分工。（15）分工蕴含着矛盾，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了私有制，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6）。——批判的话语就要出现了。
在强调了分工和交往的矛盾性之后，（17）马克思恩格斯迅速转向了对私有制的批判。他们指出，“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在非自愿分工条件下，“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8）这种物质力量所指的就是硬化了的交往形式。
我以为，虽然《费尔巴哈》并没有明确界定过交往范畴，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图还是明白的。他们实际上是以分工的意愿性为尺度，区分出了两类交往形式：与自发分工相联系的奴役主体自身的交往形式，及与自愿分工相联系的作为主体实现自身的条件的交往形式。作为生产的要素的交往形式是永远不可能被废止的，《费尔巴哈》全文所要消灭的只能是交往形式的奴役性或奴役人的交往形式。接下来的文本很快就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在自发分工基础之上的交往形式在交往中的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19）。这种奴役就是异化。交往形式对主体的“不堪忍受”的奴役必将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世界交往”和“普遍交往”的建立而被消灭。（20）（非人本主义的）异化的消灭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生产的。”（21）
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力图科学地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学的实证科学的论据，他们还只能是在哲学批判中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现实性。传统模式认为，在1845年春天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抛弃了人本主义哲学话语，而且还抛弃了对主体生存状态的关注。这是非常错误的。现在看来，在《费尔巴哈》中，那条被传统模式所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不仅存在，而且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传统模式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起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看，《费尔巴哈》里有关交往范畴的理论内容在第一手稿中都表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将看到，这些内容在第三手稿中又再一次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似乎在选择合适的方式以清晰地、有力地阐明自己的历史理论。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说过，交往范畴的批判性是建立在批判性的分工理论基础之上的。在第一手稿中，分工的强烈思辨色彩无疑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它具有的实证性。而在第三手稿中，他们则大大强化了分工的实证内涵。
在第三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批判了由强制分工形成的交往形式对人的奴役。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22）。这里的“劳动”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劳动中形成的交往形式。在此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用了10页的篇幅详细回顾了分工、私有制及交往的历史，以增强论说的力度。（23）
历史回顾结束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划了一道横线，引入了自己的结论。他们认为，历史表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他们进而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4）在隔了两页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合乎逻辑地从历史回顾转向了对未来的展望，他们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25）“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26）
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认为，第四、第五手稿仅仅是有关导言的两份不同的誊写稿。现在看来这过于简单化了。（27）依我之见，在第五手稿和前四个手稿之间存在一条不明显却又很重要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似乎要否定前四个手稿的创作思路！
前四个手稿的共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在历时性向度上展开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他们力图创造一套历蕳理论，以说明过去、批判现实和展望未来。而在第五手稿的第二部分，他们则转而进行了共时性向度的尝试，从而在物质生产、交往形式和精神意识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决定与被决定的结构。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也是整个《费尔巴哈》章的结尾，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否定了建立历史哲学的可行性，“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种非独立性的哲学只能是功能性的方法，它“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28）。如此看来，前面所提之结构就更多地具有了历史认识图式的意义。
从历史哲学到历史认识图式，这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如果继续前四个手稿的思路，那就只能是空谈历史；如果要真实地谈论历史，就必须放弃所谓的历史哲学，转而进行实证的历史学研究。在前四个手稿和第五个手稿之间如何选择？马克思陷入了沉思。僵局因为《贫困的哲学》的介入而被打破，马克思最终选择了第五手稿的思路。我以为，这正是《费尔巴哈》历时几近一年（1845年11月至1846年8月）而仍未完成的真实原因。
对于阿多尔诺的责难，我们现在可以做如下回答：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之后，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历史哲学，他不会再回答“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类抽象的问题；在《费尔巴哈》前四个手稿中，马克思实际上是把作为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的交往形式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29）而决不是将奴役人的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对人的奴役终将被消灭，而人类的物质生产及其交往形式将永世长存。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形态》中的交往范畴有着特定的理论指向（而与当今诸多论者的理解有着极大差异），它与主体生存状况密切相关，有着极强的思辨色彩。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以后的研究具体社会问题的著作中较少使用这一范畴。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抛弃了交往范畴，因为交往活动毕竟是社会生活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规定。如果今天有人想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那么，这种发展只能是合理地存在于实证的历史学或实证的社会学之中。任何一种以交往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向旧哲学的倒退。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的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因为他企图以所谓的“交往合理化”来标榜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哈贝马斯实际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从物质性交往转向以语言符号为中介的主观交往，这种新的主体交往已经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基始性环节。因此，必须以主观的符号交往取代马克思的物质交往，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构”当然是向唯心主义的后退，但是，它有着极其真实的生活背景，不是简单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统一”所能一下子否定掉的。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我们将在以后适当的专题中加以讨论。
注释：
[①]宫敬才：《简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范畴》，《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
[②]林剑：《交往范畴与唯物史观》，《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
[③]范进：《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④](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76、77、80、81、82、84、84—85、85、85—86、86、87、104、105—115、115、118—119、122、73—74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420、42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122页。
[⑥]参见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⑧]张一兵：《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科学批判理论的新基点》，《江汉论坛》1997年第2期。
[⑦]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章第1节。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3—475、92页。
(27)张一兵：《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初始地平》，《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29)关于《形态》中的自主活动范畴，可以参见拙作《自主活动与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长白论丛》1997年第1期。
标签：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恩格斯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的贫困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