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制度与收入不平等
程 强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不平等问题。运用50个国家2004—2015年的数据，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制度以及收入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SEM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这种机制的影响路径是通过完善市场化制度来实现的；通过使用清廉指数做替代变量提升了结论的稳健性。分样本回归的扩展分析表明：对于原生型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完善市场化制度的作用更显著；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非OECD国家，市场化制度建设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效应更显著。因此，以实现减少不平等为发展目标，需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下，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
关键词 ：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制度；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
引 言
收入不平等问题从马克思开始就受到广泛关注。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框架中，由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替代劳动会增加，因此形成广大的“产业后备军”，带来“相对贫困”。皮凯蒂(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中，为了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三条基本法则，其中较为重要的是r >g ，即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结果是资本所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富差距拉大，以至于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经济增长逐渐缩小的倒U形Kuznets曲线。
Acemoglu等(2015)批判了《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首先根据三种不同的方法估算了OECD国家的r -g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其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并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随后以南非和瑞典两个例子证明了制度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南非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在Mandela为黑人争取权利之前，白人劳动者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收入更高；在黑人获得了权利以后，黑人与白人劳动者获得了相等的参与劳动的机会，拉低了工资水平，反而致使前1%人群获得的收入份额提高。这些例子表明制度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在研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时，必须要考虑内生的制度变迁，《21世纪资本论》恰恰忽视了制度因素。
2) 该结构下的发电机组，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切换发电机组，使发电机可分时段间歇运行，缩短发电机组的运行时间，以达到对发电机的保护。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增长会影响收入不平等，机理包括劳动力的城乡迁移(Kuznets，1955)、资本积累的涓滴效应(Aghion et al，1997)、人力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Glomm et al，1998)等；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内生制度变迁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制度会导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差异，从而带来分配资源方式的多样化(Acemoglu et al，2002)。
军民融合式军需智慧仓储主要是通过整合军地标准，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无线传感、RFID射频等识别定位技术作为物资信息与智能控制的处理器，构建信息化智能决策与控制平台，实现物资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单一存储向综合服务、人工决策向智能决策转变。
模型中关注的3个核心变量是基尼系数、经济自由度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分别用来度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市场化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方程(1)是收入不平等方程，主要评估市场化制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控制变量包括幼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平减指数和消费率。方程(2)是市场化制度方程，主要评估经济发展水平对制度的影响，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以及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这些控制变量分别从资本流入的便利程度、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发展程度以及贸易开放程度等几个角度控制了经济结构因素对市场制度形成的影响。
一 、文献综述与假说
国内外很多学者在寻找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方面做了大量研究。Lindert(1986)从禀赋差距出发解释不平等的源泉，他基于英国的历史发展特点，认为土地要素会在收入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发展初期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收入较高，因此土地占有的不均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土地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下降会促使收入不平等下降。Ljungqvist(1993)指出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影响的重要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市场的缺失是不平等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在不可以为教育借贷的情况下，低水平劳动力减少当期消费并通过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未来回报不足以弥补当期效用的减少，因此选择减少当期教育投资，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收入差距持续存在的结果。Aghion(1997)提出了“涓滴机制”，在资本积累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上层人的利益会传递给较低阶层的人，从而让不平等收敛到一种状态，这时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依然有效，可以实现福利改进。Mookherjee 等(2002)从职业选择的角度分析不平等产生的原因，认为人们在教育投资和遗产之间随机分配资产，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工资增速加快，特别是当出现职业分化，一些人的工资会逐渐超过利率，由此会形成收入不平等。
方程(3)是经济发展水平方程，因为SEM方法旨在于解决内生性问题，所以我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水平也作为内生变量出现，这里主要评估核心因变量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形成率、信用发展程度、储蓄率、工业化程度以及经济增长率。本文的变量集合如表1所示。
Acemoglu等(2001, 2002, 2008)针对制度对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差别的角度都给出了对不平等变迁的解释。在针对《21世纪资本论》主要观点的批判中，Acemoglu等(2015)提出了从内生制度变迁角度分析不平等问题的基本框架：盛行的政治制度在一定时间内决定了合法政治权力的分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权力共同决定了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权力分配的稳定性，而这些因素再通过影响工资水平、技术进步、税收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在分析国家间的不平等时，为了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越来越富有，而有的国家越来越贫困，阿西莫格鲁等(2015)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① 参见阿西莫格鲁等(2015)《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一书中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的概念，并且选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制度在解释国家间发展水平差距时的重要作用。受此启发，如果一国的制度是更具包容性的或者说经济自由度更高，那么其产权保护、市场机制、劳动力流动等会更加完善，这有助于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收入不平等问题会减弱；相反，如果一国的制度更加偏向掠夺性或者说经济自由度更低，那么会产生很多因为垄断、市场专卖权、政治特权等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甚至会出现腐败、寻租等行为，这些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李双燕 等，2018；吴一平 等，2013)。因此我们得到待验证的假说1。
假说1：国家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包容性制度越强，收入不平等问题越小。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促进了多样化制度的形成？虽然制度的变迁受到政治博弈、群体信念、文化基因等多方面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始终存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良好的制度、更自由的经济体制会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较高的收入水平也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人的温饱问题、小康问题逐渐解决以后，会有更大的倾向和动机参与社会治理，促进建立一套良好的市场制度来实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价值观的产生，从而促进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巩固，这种机制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带来的职业转变和政治成熟来实现(韩冬临，2011)。本文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市场制度会趋于完善，经济自由度会逐渐提升。因此我们得到待验证的假说2。
在收入不平等问题提出之初，很多学者就在关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化走势如何进行。可以追溯的经典研究是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的倒U形假说。其首先根据美国、德国和英国的统计数据发现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现缩小趋势，然后在讨论抵消财富集中效应和城乡人口分布等因素之后，解释了在人口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时，如果城镇低收入人口占比较低的情况下会出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在与欠发达国家的对比中，Kuznets(1955)发现这些国家往往更加不平等，而且趋势可能还在扩大。虽然Kuznets(1955)在当时只是进行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并没有直接提出欠发达国家在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如何随时间变化，然而基于Kuznets(1955)的这些推测分析，从欠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扩大开始，经过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特别是伴随着城镇化过程，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可能逐渐缩小，这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被发展经济学归结为倒U形曲线假说。
2）设备经常处于闲置状态。看似设备就在身边，教师和学生可以随时认知和操作，其实所谓的随时应该是有教学计划的，不是即兴发挥。对于一个模块或者一项工作任务，对照设备需要操作技能训练之前，教师要讲解工作原理、常见故障、操作流程、注意事项、安全条例等内容，需要有计划地安排一定的时间讲授。此时，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假说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市场制度会趋于完善，经济自由度会逐渐提升。
然而在实证研究中，Kuznets(1955)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假说并不具备广泛的普适性，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证据也并不是一致的，主要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方面，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收入不平等的时间变化趋势如何？研究发现倒U形曲线的规律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特例，例如美国呈现正U形的曲线，而韩国、日本的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减小。《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石油危机以后，大多数国家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都在扩大。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作用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比如美国在大萧条以后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技术进步出现了技能偏向型特点，增加了技能工资和职业经理人的收入，从而拉开了贫富差距(Acemoglu，2010)。但这一特点就不适用于日本，由于日本较好的再分配调节机制，1962—2014年间再分配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警戒线的下方，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滞后其基尼系数也没有明显的大幅上升(李晓，2018)。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是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差异，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呈现一定规律？这一方面的证据相对来说一致性更强，但是也不符合库兹涅茨的经典假说。从世界银行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来看，北欧国家一直是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拉美国家、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一直是收入分配较为不平等的国家。似乎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入不平等问题越小的规律。当然也有特例，比如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贫富差距问题也一直较为严重；中东国家人均GDP也较高，但收入分配也比较不均。
从回归结果看出，人均GDP的对数值显著影响经济自由度，人均GDP每提高1%，经济自由度指数上升0.273；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又显著降低了基尼系数，以十分制计算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每提高1分，将降低以百分制计算的基尼系数4.686；同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不平等问题越严重，反过来会制约经济发展，导致人均GDP水平更低。需要指出的是，人均GDP的对数值提高通过经济自由度提升显著降低了基尼系数，但是这并不能直接得出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会一直下降的结论。正如本文假说3的分析中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本文的回归结果说明在2004—2015年，主要代表性的转轨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有助于减少基尼系数，而这种影响的路径是通过提升经济自由度来实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未来能否出现持续的下降，需要观察这一传导路径能否在未来持续发挥作用。
通过分析发现韩国与我国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些相同之处：①在课程设置的整体分类上基本类似，可以概括为通识类课程、基础类课程、专业课程以及教育类课程；②在课程设置中都涉及了心理学、教育学、教学设计方面的课程；③在课程中都根据不同的方向做了调整，不同的方向涉及的课程也有所区别。
假说3：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有助于形成更包容性和自由化的市场制度，从而减小收入不平等。
二 、计量模型与数据
在研究因果关系的问题上，结构方程模型(SEM)被广泛使用。钞小静等(2014)运用SEM的方法，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制约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本文采用SEM方法研究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市场化制度影响收入不平等问题，回归模型如下：
(1)
(2)
(3)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经济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即经济增长会有助于形成市场化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减少寻租、腐败等负面因素，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本文使用50个国家2004—2015年的数据，采取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性。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两点：第一，目前实证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文献较少考虑市场化制度因素(张川川，2015；董志强 等，2012；杨俊 等，2008)，一些文献虽然考虑了市场化制度因素，但缺少对经济发展、市场制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因果关系的详细分析(吴一平 等，2013)，本文弥补了这一不足；第二，国外文献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往往基于数学模型推导(Acemoglu et al，2008)，或者是用实证的方法证明制度对国家间发展差异即国家间不平等的影响(Acemoglu et al, 2001)，本文聚焦到制度对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影响不平等的诸多因素中，不可忽视的是制度因素。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逐渐扩大，这与我们鼓励竞争、承认按要素分配的合法性以及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变迁具有较大的关系(李实 等，1998；程永宏，2007)。东欧转轨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包含了丰富的研究案例，Nee(1989)的市场转型论认为市场化改革促进控制资源和占有经济剩余的权力从党政官员转移到了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升值和政治资本贬值。沿着这一研究框架，Szelenyi等(1996)提出了市场渗透论分析东欧的转轨进程，在转轨初期，政治资本升值，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随着市场化的渗透，官僚系统内也出现了分化，具有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官僚逐渐成为上层，而能力平庸的官员被边缘化了，当前者成为社会上层的一部分后，人力资本的升值更为突出，收入分配差距再次扩大。
表 1变量说明
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数值区间为1～10，数值越大，经济自由度越高。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在扩展分析中选用清廉指数代替经济自由度指数进行回归分析，清廉指数的数据来自于透明国际的调查，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基尼系数和其他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选取了50个国家③ 50个国家具体包括：阿根廷、亚美尼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哈萨克斯坦、科索沃、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摩尔多瓦、挪威、巴拿马、葡萄牙、巴拉圭、秘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泰国、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 2004—2015年的数据。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进行分析，主要考虑了四个因素。首先，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市场化制度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问题，因此，需要选择一些具备一定市场化转轨特征的国家。其次，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广泛适用，需要保证样本在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大洲之间具有一定的分布分散性。再次，横纵向可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的可获得性，因此，统一选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数据库(WDI)中数据缺失较少的国家，这50个国家组成的样本包括欧洲国家31个、美洲国家13个和亚洲国家6个④ 土耳其隶属于欧洲还是亚洲存在争议，虽然国土领域大部分处于亚洲，但是政治经济制度偏向欧洲，因此本文将其视为欧洲国家。 ，其中以欧洲国家居多，占到样本量的62%，包括的OECD国家23个，占样本数的46%，占OECD国家总数的65.7%，基本满足了前述的要求。最后，在本文的样本中，并没有中国、美国这种面积较大、民族较多的大国，除了在数据可获得性上的限制，还因为这些大国区划众多，不同地区的制度不甚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异较大。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推进的过程是渐进性的，直到现在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差异仍然很大，东部地区往往更加开放，而西部地区相对更加保守和落后；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政策，甚至执行不同的法律。这些大国在分析中难以视为单一个体。因此，本文将这些大国排除在样本之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结论的稳健性。
三 、计量结果分析
把样本按照不同大洲和是否为OECD国家分为5个子集，按照历年平均值重点关注本文中的3个内生变量：基尼系数、经济自由度指数和人均GDP的对数值。美洲的基尼系数比较高，平均达到了48.98，相应的其经济自由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欧洲和OECD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应的其经济自由度较高，基尼系数也较低，收入不平等问题相对较轻。
为了观察在国家间的平均意义上，基尼系数、经济自由度指数、人均GDP对数值2004—2015年的变动趋势，我们以2004年的值为基期值，定义为100，将之后年份的值与基期相比作指数化处理，可以发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经济自由度指数也在提升，市场化制度逐渐建立的结果是基尼系数有所下降，收不不平等问题相对改善。
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收入不平等问题较小这一规律在近几年是成立的② 从本文第四部分描述性统计分析中的图1和图2也可以看出这一规律。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抽离出这些复杂的实证数据，探索其背后的因果机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制度，通过更加包容性和自由化的制度安排，遏制寻租、腐败以及垄断特权等行为，以此减少收入不平等。这种机制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将制度因素引入分析，结合前两个假说，得到假说3。
图1 按照不同州和是否为OECD国家分类的主要内生变量历年平均值
图2 主要内生变量平均值随时间变化趋势
按照本文的方程(1)～(3)，运用SEM模型对样本数据回归分析，具体方法上选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因为在扰动项满足相应假设下，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是最优GMM估计。同时根据一般文献的通常做法，以所有外生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结果如表2(见下页)所示。
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已经认识到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并试图建立许多预算管理机制。切实的到企业中运营和实施，而预算管理不仅对预算本身有着很高的需求，而且还需要有完善的监管机制来实现有效管理。在预算管理机制实施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主要关注预算工作的细节和内容，对预算管理的监督体系缺乏了解，使得企业预算管理不可能实现全面有效的落实。
除了连续的声学模型，sphinxtrain还可以训练半连续高斯混合模型[11]。这些模型接受了梅尔频率倒谱矢量的训练。在默认情况下，sphinxtrain与HTK相似，由13倒谱系数、13个变量增量和13个加速系数组成。进一步的特征提取参数如表3所示。此外，本文利用线性判别分析，最大似然线性变换（LDA+MLLT）来减少特征维数。
为了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用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代替经济自由度指数进行SEM回归。回归结果在表2的右侧三列，结果依然稳健。清廉指数相比经济自由度指数更侧重反映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假说1～假说3的逻辑推论。可以看出，人均GDP每提高1%，以十分制计算的清廉指数将提高2.012，清廉指数每提高1分，将促进以百分制计算的基尼系数下降0.578。在本文理论部分的论证中，认为促进基尼系数下降的原因是市场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清廉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系数0.578低于以经济自由度作为解释变量的系数4.686，原因在于清廉指数更多地是仅从腐败程度这一个视角描述制度因素，所以系数相对更小，而经济自由度指数从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及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等多个方面刻画了制度因素的情况，相对来说变量的代表性更广泛。当然，两者统计计算方法的差异也是系数差异的重要原因，然而不管用哪个变量分析，模型解释力基本在1%的水平下显著⑤ 只有清廉指数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其余都在1%水平下显著。 。
四 、扩展讨论
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影响制度建设进而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逻辑关系，把样本分为欧洲和非欧洲、OECD和非OECD国家两个可对比子集，再进行SEM回归。由于本文的重要解释变量是制度，所以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类。厉以宁(2004)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从封建制度的刚性体制和
王祥在L市里无亲无故，也没个人给他当个导游，去当铺，他害怕像电视里的大头鬼一样被骗了。去商场，他又估摸着那里只有东西买，没有地方卖。他想来想去突然想起电视里播过城里专门有古玩交易市场，于是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看了看，一看之下王祥大吃一惊。
泸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红介绍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高新区引进智能终端龙头企业30家，总投资130亿元；依托华为四川大数据中心、北斗四川分中心、软通动力等龙头企业，集聚大数据企业20多家。
表 2主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差
弹性体制出发，将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大部分欧洲国家属于原生型资本主义，是在西欧封建刚性制度下，在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权力中心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亚洲、美洲国家大部分属于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各国发展路径各异。因此我们第一个分类标准是按照欧洲和非欧洲进行。OECD的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0年加拿大和美国与其签订公约成立OECD，后来不断扩大吸纳新国家加入，目前由35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一般认为OECD国家市场化程度更高，相关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更完善，因此按照是否为OECD国家的标准我们进行了第二个分类。
扩展分析的结果对主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形成了丰富和补充。欧洲和非欧洲国家都表现出显著的随着经济自由度提升而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效应，系数相差不大，但是欧洲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市场化制度完善的效应更加显著，原因在于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经济越发展越强化原生的市场化制度，然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制度更多是因为贫穷落后而在外生冲击下建立的，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并不呈现出对这种制度的路径依赖，反而是对这种制度产生内在的排斥。在OECD和非OECD国家的分样本回归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显著提升了经济自由度，但是非OECD国家，经济自由度提升对收入不平等的减少作用更显著，原因在于OECD国家的市场化制度相对更高，制度改进的边际作用没有像市场化制度欠缺的非OECD国家那么突出。
表 3扩展分析
注：***、**、*分别表示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差
五 、结 论
本文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制度以及收入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SEM模型，运用50个国家2004—2015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形成市场化制度，而在这种包容性制度下，收入不平等问题越小。在市场化制度的代理变量选择上，我们分别用经济自由度指数和清廉指数进行回归分析，提升了结论的稳健性。
在扩展分析中，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分析。对于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市场化制度均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但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促进完善市场化制度的影响机制更显著，这源于原生型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制度差异。对于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均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制度越完善的特点，然而非OECD国家受益于这一过程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效果更显著，这源于非OECD国家市场化制度相对欠缺导致的边际改善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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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Market System and Income Inequality
CHENG 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nequal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rket system and income inequality using data from 50 countries in 2004-2015.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SEM model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elps to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impact of this mechanism is achieved by improving the market-oriented system. The robustness of the conclusion is improved by using 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as an alternative variable. The expanded analysis of the subsample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system in the indigenous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market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non-OECD countries with low marketiz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ducing inequality, it is a must to accelerate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while maintaining stead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 Economic Development；Market System；Income Inequality；Gini Coefficient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16LZUJBWZX006)
作者简介 ：程强(1988—)，男，天津人，博士研究生，经济师，主要从事收入分配和资本市场改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19)02-0118-08
收稿日期： 2018-07-19
(编校：延河)
标签：经济发展水平论文; 市场化制度论文; 收入不平等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