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性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多尔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普遍从属于交换规律，‘等量换等量’的平衡计算规律，确确实实达到无一例外的程度。交换，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时间限制的现象，比率和数学运算也一样，在它们的纯形式中排斥时间因素。因此，具体的时间从工业生产的领域中消失，现在它对于积累的经验没有什么用处。”（注：阿多尔诺：《整理往昔有什么意义》，转引自施密特《历史与结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后，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的社会运动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生活逻辑中，体现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特征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都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既定的、超历史的永恒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归根结底是持一种反历史的立场的。这种反历史的立场，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无法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科学的阐释，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理解。因此，是否具有历史性视角，成为马克思批判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入口。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当他从人本主义出发实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时，尽管他的批判是极其敏锐的，但在理论逻辑上，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恰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经过1845年春天的变革，马克思才真正地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理解。在马克思的科学哲学视界中，历史这个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在这里马克思是要回答历史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概念主要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阅张一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哲学研究》1998年第9期。）。 历史概念的另一个含义指历史地理解问题，即历史性问题，这具有社会认识论的方法论意味，历史是什么只有在这一方法论视角中才有可能得到科学的界定。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搞》、《资本论》等著作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视角。历史性地阐释社会生活的方法，在马克思科学哲学视域中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理性史观的现实还原、从生产方式出发的社会生活主导阐释模式和关于历史情境的辩证法思考。
一、理性史观的现实还原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带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化，即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型也逐渐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以笛卡尔为发端的大陆唯理主义，其理论建构的一个主要理想是使哲学达到数学理性的层面。在这样的研究视界中，历史本身的研究或者是没有意义的（笛卡尔就是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从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对此的反思才有了维柯《新科学》中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强调。维柯认为，人们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注：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4页。）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维柯尽管意识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且通过诗性智慧一词强调历史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但当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并以这三个时代的循环交替来解释历史时，他实际上是开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先河，即以一种逻辑先导性来界说历史。这恰恰是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狄尔泰关于人文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同维柯的理论视界是一致的。因此，当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论主题与研究方法，以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时，在理论的实际运用中，两者正好走到了一起。这表明，如何制定科学的历史概念，达到科学的历史视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理解马克思历史性视角的理论意义，先要提出的一个深层问题是：为什么当维柯等这样一批哲学家意识到要研究历史、并且提出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历史研究方法时，他们并不能真正地达到对现实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解？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作了明确的回答：“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理论与现实的割裂，使得过去的理性史观尽管想研究历史，但却无法真正地从历史本身出发，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理解，使历史研究本身成为历史编纂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进一步揭示出理性史观不能历史地理解社会生活的原因。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时指出：理性史观的产生主要有三个环节，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这是使思想脱离具体存在的关键一步，只有经过这一步，思想才能获得独立性的外观，成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第二，为了使各种思想不至于互相矛盾，必须“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这就形成了界说现实历史生活的思想体系，这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最高体现。实际上这些概念是由理论家、玄想家和哲学家创造出来的。第三，具体存在的社会生活成为“某个人物”或“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的制造物。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些思想只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要历史性地理解社会生活，首先是要走出理性史观的意识形态幻想，实现理性向现实生活的还原，从现实生活本身出发，而理性史观本身只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01 —102、72、73页。）
在这一基础上，再来透视哲学的思考，就会发现，当维柯等人提出要以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历史，但他们又只能实现对社会历史的非历史性理解时，这恰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逻辑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运转，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是一个将时间割裂开来，从而使时间显得无关紧要的过程，因此对社会生活的非历史性理解，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逻辑每天都要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质上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注：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0页。），任何仅从思想层面来界说历史都是非法的，当代解释学的理论困境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任何理解中都有着一个前视域在发生作用，理解的过程是一个当下视域同前视域的视域融合过程，前视域（偏见）对于人们认识当前事物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解释学的这一观点表明，在认识过程中，一种认识反思、认识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在对前视域进行反思时，认识主体又受制于前视域的作用，这造成了主体自我反思时的两难困境。当代解释学的这一思考，倒是揭示出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以来哲学研究基础的脆弱，哲学如果仅从理性、意识层面进行自我反思，哲学的真理性是无法满足的，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还原也不能实现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因为先验的现象学还原如果不深入到社会生活中，这种纯粹意识本身恰恰得不到说明。马克思历史观的创立，首先是对哲学基础的置换，将哲学的研究置于社会历史生活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活的内在逻辑中，来实现对哲学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 ）因此要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理解，不仅需要从学理的层面进行哲学的反思，更需要将理论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实现理论的社会历史定位。
从这一基本立足点来看，当青年卢卡奇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置于物质生活层面进行论述，强调从社会物质生活出发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哲学批判时，他的出发点是可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当代的文化批判中也的确是十分需要的。但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却又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射，他们关于意识形态批判中先验主体的界定，体现的恰恰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理想主体的设想。“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即这种展现是从一种假定中获得力量的，这个假定便是在某种先前的历史阶段中，主体仍然是相对完整和自足的。然而那种心理观念和个人主义——即那种被他们确诊为后期资本主义的原子化主体的东西——却阻碍了任何从资产阶级文明社会返归某种前个人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去的幻想，因为他正是先前构成资产阶级主体所必需的东西。因而，法兰克福学派不可避免地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获取一种自足主体的规范，在这个阶段里，资产阶级自身仍是一个上升的、进步的阶级”（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7页。）。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际遇表明， 意识形态批判如果不是作为达到科学历史概念的理论切入点，而变成理论自身的目的，极易走向自己的反面。在马克思历史概念的制定中，通过对理性史观的现实还原，达到社会历史视界，并通过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从中透视哲学逻辑的现实定位，才能实现意识形态批判本身的社会历史性规定。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后来在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历史定位中，再一次得到体现。
二、社会历史阐释的主导模式
只有实现了从理性向现实生活的回归，我们才能追问社会生活本身的逻辑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模式才能进行科学的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的研究思路时指出：经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2、100页。 ）从经济生活中的生产方式出发构成了马克思阐释社会历史的主导模式，这一对历史本身的本体性说明，也是历史性视角得以成立的现实根据。
但长期以来，对马克思阐释历史的这一主导模式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变成了一种线性历史观。这当然是理论上的误释。为了凸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内涵，恩格斯晚年对此做了反复说明。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从经济生活出发，以生产方式来理解社会历史生活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态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晚年恩格斯还具体论述了意识形态、国家因素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的形式。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是侧重于通过恩格斯的论述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相互作用，这当然是恩格斯原文中的应有之意，但如果停留于这一理论层面，我们就无法理解恩格斯论述这一问题的深层寓意。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归根到底”，实际上是强调从经济生活、从生产方式出发阐释历史的优先性，但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具体分析中，并不排斥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的阐释方法。关于这一点，引用一下杰姆逊的一些看法是有所裨益的。杰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在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模式，如结构主义解释模式、历史主义解释模式、符号学解释模式等，他们都有自己的主导性阐释方法，“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一个主导符码，但是这个主导符码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学或者是狭义上的生产论，或者是作为局部事态／事件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标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146、147页。）这才是从生产方式出发来阐释社会生活的意义所在。
马克思的这一以生产方式阐释社会历史生活的优先性原则，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得到了心理学的确证，而早期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则从微观层面进行了哲学上的说明。在发生认识论研究中，皮亚杰既不同意认识论中的经验反映论，即心理学层次对应的刺激理论，也不同意逻辑主义的先验论，他通过对儿童智力发展水平的考察，指出儿童智力的产生有其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的基础是变动中的感知运动，人的先验逻辑运演是通过感知运动格局、前逻辑的实体演算到数学——逻辑的形式化、运算中发展起来的，是基于感知运动的主客体同构过程。因此是儿童的社会生活模式决定着他们的心理发展，个人的社会活动模式在阐释个人的心理发展中具有元解释的作用。而在早期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解释学中，个人是通过上手状态来领悟与认识世界的，通过“世内上手的东西——向某种东西开放；那种东西的先行开展不是别的，恰是对世界之领会。而此在作为存在者总已经在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中。”（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 第106页。）通俗地说，人是在劳动中使世界显现出来，并在劳动显现世界的同时，具有着对世界的领悟，这才是解释学所讲的前视域的初始发生地，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其他的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从经济生活出发，以生产方式作为阐释社会历史的主导模式，是整合其他解释模式的基础，这实际上也是实现马克思哲学同当代西方哲学对话的理论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对具体的社会生活的说明中，既要考虑到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到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这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经济因素还比较明显的话，在后工业时期，特别是随着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到来、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在社会生活的显性层面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些符号体系，这时经济生活、生产模式的作用反而很难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从生产模式出发阐释社会历史生活，才是我们认清各种社会历史阐释模式真相的前提。
三、历史情境与辩证法
要历史地理解社会生活，必须实现从理性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以现实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但是从现实出发是否就必然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理解呢？回答却又是否定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现实。当一般唯物主义者从感觉出发，把现实当作具体的物质实体时，他是无法达到对现实的科学理解的，胡塞尔关于经验主义与心理主义的批判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古典经济学从社会生活出发时，仍然无法达到对现实的科学说明。因此，如果马克思是从现实出发，那么马克思对现实的理解同旧哲学、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才真正显示出历史性视角在社会生活阐释中的重要地位。
古典经济学将经验论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生活领域，从经济现象出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创立之前用唯物主义来说明社会历史生活的最高成果。当古典经济学持唯物主义观点时，它所面对的“物质”已不是可见的实体，而是无形的社会生活结构，而它所寻求的规律，恰恰是这种无形的社会生活结构的规律，并且形成了说明这种规律的劳动价值论。应该说，同马克思后来一样，从经济生活出发来阐释历史，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主题。但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阐释是超历史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当成人类历史上自始至终的存在，并认为这种社会形态才是自然的社会形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共同特征。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指出的那样：“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6—537页。 ）这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思考问题时总是要受制于现实生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做出历史性的说明，这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但是这种历史性的说明，并不是从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视角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形成过程，“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成过程的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后就变成了其生产关系存在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因素在新的社会结构运动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458页。）。 因此马克思必然是鲜明地拒斥古典经济学的经验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他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把这些形式归于统一，从一种具体的总体性入手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与运动。“我们应该注意历史在这里起作用的方式：不是作为内容丰富的可叙述的历史，而是作为被构成的概念。前者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不可缺少的视界，但决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构成这种研究的主题。”（注：施密特：《历史与结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提供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但是以“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形式提供的，“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严格科学性的方法论基础”（注：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这种历史的概念并不是自然史意义上的概念。当从历史性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置于同一个视域中，正如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一样，是从具体的总体性中来理解历史生活过程的。
以这一历史性视角来分析现实时，它所强调的具体的总体性，实际上是强调在分析现实问题时要充分意识到历史事件得以发生的历史情境。历史情境指的是历史事件发生时多重因素的现实聚焦，构成了历史事件得以发生的场域，在对这个场域的分析中，既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直接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效应。恩格斯晚年强调的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有在这一立足点上才能真正地理解。历史情境所表达的各种因素的现实聚焦，马克思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将之概括为“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536页。）。这既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现实历史情境， 也强调的是在分析这一社会时，任何概念的运用都要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注：参阅拙文《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视界》，《哲学研究》1997年第8期。），这是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批判蒲鲁东的基本立场。 在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充分发挥了历史情境的思想，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展示了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特定历史情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路易·波拿巴的计划才得以实现。
从历史情境的批判性意味来看，它同辩证法是相一致的，“它在辩护的、即维护现存制度的派别同社会批判的、在其倾向上是革命的派别之间的政治论争中，加强了攻击者的地位”（注：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是对现实的批判性研究，在黑格尔那里，对现实的批判性研究是在思维中完成的，概念的时间展开是以空间展开为依据的，这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使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终是非历史的，他从辩证法出发对社会的批判，是一种外在之光的投射。早期马克思从人本异化史观出发所构建的哲学批判理论，在其理论逻辑上与黑格尔哲学具有同质性。而从历史情境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的批判就不再是外在的价值批判，而是社会的自我批判，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本身的辩证法批判。历史性的暂时性的东西都有其存在的根据，但这个根据总是“一定的”，事物的发展总是要突破原有的界限，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要突破原有社会存在状态，达到新的层次，这决定了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都会转向它的反面，成为非法的存在。因此，现实事物的发展本身就要求以辩证法的眼光去看待它，当经验主义的分析研究方法将每一因素当作永恒的实在时，它既不能真实地接近事物，也不能科学地进行哲学批判，这与马克思的历史情境思想恰恰是相背离的。这也说明了当代英美实证主义传统无法理解辩证法的原因。
马克思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的历史情境思想，成为杰姆逊评论当代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与后现代思潮的理论起点。杰姆逊将马克思哲学划分为三项构架：即政治的（直接的历史事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和经济的（生产方式），但他在分析每一文本时，都是从这三项构架在具体历史情境的交互作用中加以理解，“我们面临的不再是个人主体对过去的冥思苦想，而是一个现在的客观境遇，与一个过去的客观境遇之间的关系问题”（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172页。）。他认为从历史情境出发才能体现出辩证法的思维。 “辩证思维便这样证明，它是思维矫正自身的时刻，其中心灵突然退缩回来，将自身含纳于其拓展了的新领悟里，在对现实的一种新的瞥视中，加倍恢复其前此的观念，并为这些观念重新找到基础：首先，逐步认识我们的概念工具本身如何决定所取得的结果的形态和局限（黑格尔式辩证法）；尔后，在其次的、更具体的、作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反映运动中，在对我们自己既是历史产物又是生产者意识中，在对我们社会经济境况深刻历史性质的意识中，来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境况既提供了解决办法，又提出了问题，而它们又同样地引发出解决办法和问题。”（注：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位之所以得到普遍的关注，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从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情境中，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社会历史逻辑，实现了马克思哲学同当代哲学的批判对话。这实际上表明，马克思的从生产方式出发的历史情境思想，对于我们从马克思哲学的立场来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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