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就业机制、模式、观念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观念论文,机制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奥肯定律的变异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0-2000年中国GDP翻两番的计划已提前实现，2000年的GDP首次跨越1万亿美元的台阶，为经济社会从小康逐步向现代化过渡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失业、“下岗”、就业与再就业成为第一位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2000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3.5%，大于“八五”期间的2-2.5%，“九五”前4年的2.3-2.9%（注：参见《中国经济年鉴》1996年，2000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这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正进入在深刻性与广泛性上都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过剩型失业、转型期的体制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纵横交错与叠加。由于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真实失业率同样具有二元性，据权威统计资料与专家测算的失业状况极为严峻：1998-2000年，新增下岗职工每年达 300-400万人，历年累计下岗职工2000万人（其中至少600万人未再就业，仅辽宁省就有146万人“下岗”未就业）；仅大中型工业企业富余职工达3000万人；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也达1.2亿人。专家测算揭示的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平均为9%。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劳动部的联合调查认为，城镇综合隐蔽失业率为18.8%。这一数值基本上等于国内各权威部门对城镇隐性失业率的估算均值。有关部门所估算的结果分别为：国家计委和体改委25%；国家研究机关20-25%；国家统计局20%；国家劳动部10-12%（注：参见王诚《中国就业转型：从隐蔽失业、就业不足到效率型就业》，《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1999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李耀华《试论未来1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7年第1期。）。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上述数字是惊人的。其引起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心理震荡已为人们深切地感受。
奥肯定律发生重大变异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在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以市场机制调节、实现各种资源的配置，从而导致了长期潜伏于企事业单位和农业生产中的隐性失业逐渐显露出来。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九五”期间平均年增长8.3%）与为适应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迎接加入WTO的挑战而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使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已经由原先的“短缺经济”向“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转变。社会的开放与劳动力流动壁垒的减弱，使每年流向大中城市的“农民工”数量高达6000万之多，城镇劳动就业矛盾于是更为突出。显然，中国劳动力的供大于求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2002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将达最高峰。
在加入WTO的新的背景条件下，中国仍将继续加大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改革的力度，力争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必然迫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将更多的富余人员推向社会，事业单位与国家机关的“分流”人员也将加入这一大军，从而加剧新经济崛起，WTO挑战所形成的劳动力结构的空前大调整。因此，隐性失业显性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量继续攀升的态势十分明显，预计在2004年底前取消“下岗”制度纳入失业口径前，“下岗”累计总量将达3000万人。
中国农村就业形势比城镇更为严峻，这为不少学者与决策者所忽视。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5.8亿人，其中有劳动能力者5.4亿人，如按每人种10亩左右土地的水平，农村土地只能容纳1.8亿左右的劳动力，乡镇企业与多种经营吸收了大约1.4亿劳动力，加上跨地区流动的找到工作岗位的农村劳动力，农村目前还剩余1.5亿的劳动力。农村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还由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吸纳力进入下降通道。9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增长放缓，亏损面不断扩大，其出路在改革与创新，这意味着要实行减员增效，淘汰冗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寄托于乡镇企业也行不通。中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分离问题，在21世纪前20年将在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艰难地、逐渐地得以解决。未来20年又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及现代化进程基本完成的时期，因而很具典型意义。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对2001-2020年劳动力总供给状况进行测算，见下页表：
假设劳动力参与率在2001-2010年间平均维持在84.1%的水平，在2011-2020年间平均维持在83.2%的水平，这样头10年劳动力自然供给为6.52- 7.12亿人，增加0.60亿人，后10年劳动力自然供给为7.12-7.16亿人，增加0.04亿人。
表1
劳动力供给情况
年份
总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 男(16—59) 女(16—54)
2000
12.72亿
7.75亿4.10亿
3.65亿
2010
13.65亿
8.52亿4.57亿
3.95亿
2020
14.43亿
8.60亿4.65亿
3.95亿
据此对2001-2020年劳动力总供给状况进行测算，见表2
表2
劳动力供给情况
注：存量劳动力排挤主要由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等因素造成。
这样，自然增量和释放存量相加得出劳动力总供给，2001-2020年间总供给增加2.00亿人；其中前10年增加1.25亿人，后10年增加0.75亿人。
专家系统对中国GDP在2001-2020年的走势进行了高速(A)、偏高速(B)、中速(C)、偏低速(D)、低速(E)5种方案的预测，分别为8.0%、7.5%、7.0%、6.5%、6.0%。
假设在长时期内保持适度的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较低的通货胀率(3-4%)，并根据世界银行采用的就业弹性的系数方法计算，设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229，则2001-2020年就业增长预测为：
表3
就业增长弹性与就业机会增长
注：滚存就业压力主要由于体制转换因素造成。
E方案经济增长速度低(6.0%)，就业机会增长少（1.77亿个），不能全部消化新供给劳动力，更不可能消化2000年滚存的国有单位富余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D方案经济增长速度偏低(6.5%)，就业机会增长较少(2.02亿个），只能全部消化新供给劳动力。 C方案经济增长速度适中(7.0%)，就业机会增长较多（2.30亿个），除全部消化新供给劳动力外，还能消化滚存劳动力0.30亿。B方案经济增长速度偏高(7.5%)，就业机会增长较多（2.60亿个），除全部消化新供给劳动力外，还能消化滚存的劳动力0.60亿。 A方案经济增长速度高(8.0%)，就业机会增长较多（2.93亿个），除全部消化新供给劳动力外，还能消化滚存的劳动力0.93亿。
同时，随着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建立和社会保障市场化建设，特别是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与落实，中国社会对失业的承受力也会逐步增强。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变异基于：这一模型隐含3个重要前提。(1)发达的单一市场体制；(2)相对稀缺的劳动资源；(3)失业的公开化存在形式。同这3个前提形成显明对照，中国的转型期具有3个截然不同的特征，即：(1)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体制；(2)二元经济中相对过剩的劳动资源；(3)传统公有部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这些前提条件的巨大差异改变着定律的作用形式。
奥肯定律的变异仅限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随着转轨进程的结束，显化隐蔽失业，失业率统计口径同国际的接轨，可以预言，失业与经济增长的反函数关系，即失业率上升将导致实际产出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下降推动经济增长的规律将发挥作用。
二、就业机制、模式的选择与变革：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在创造了经济持续增长率居全球首位的奇迹的同时，失业率高企，其根源离不开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总量过剩型失业和体制性隐性失业，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显性化，要解决这个具有独立研究价值的失业与经济增长背离问题，只有打持久战。
第一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并不是说它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中国的根本出路（包括解决失业、“下岗”问题），乃是改革与发展，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与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
据测算，中国以7%的年增长率为临界点，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直接拉动400万个工作岗位。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基本总战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无疑是最大的再就业工程。中国城市化率以1949年的10.6%上升到2000年的34.5%，进入国际公认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30%为临界线）。随着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十五”期间，中国将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将年均增长1-1.4%，这必将有力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最广阔的就业空间。
发展是硬道理。解决就业问题的硬道理需要就业机制、模式这些软件的建设。“下岗”是一种非市场化失业状态，这种失业方式的过渡性决定目前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体制的过渡性。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竞争公平、运行有序、调控有力、服务完善的现代劳动力市场。这一目标指向，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包括我国的香港特区，都有不少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通过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全面深化劳动、培训、工资、社会保障各项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劳动体制，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机制保障。
从就业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到2020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城镇劳动力的比重将从55%下降到30%。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达到70%，其中城镇集体企业（包括县镇和街道集体企业）从业人员达到40%，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达到20%，其他所有制单位（包括合资和外资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0%；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达到55%，其中乡镇集体企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达35%，个体从业人员达到15%，私营企业达到5%。这就是说，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主要靠非公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模型中横轴表示城市部门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工资率。左下角点O为国有部门正式工的就业量及工资率原点，右上角O'为新生部门非正式工的就业量及工资率原点，DD'为两部门共同的初始劳动需求曲线，L*pL'p为国有部门正式工的劳动供给曲线。由此决定，国有部门初始均衡就业量为OL*p，均衡工资为OW[,0]。另一部分城市劳动力O'L'p在新生部门实现就业，其工资率为O'W'[,0]。由于新生部门为劳动力市场主导部门，在中国二元经济大背景下其劳动供给曲线近乎有无限弹性，因此新生部门劳动供给曲线W'W'[,0]对可视作一条水平直线。这样E点就成为城市两部门劳动力供求的共同初始均衡点。
图1 国有部门与新生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模型
当国有部门劳动力需求曲线由DD'左移到D[,1]D'[,1]时，如果国有部门采取第二种分流方式（即辞退劳动边际生产力低于工资的正式职工），将使(OL*p-OL*m)数量的隐性失业显性化，这一部分正式工劳动力由于受特定的制度性特征所约束，其流动比非正式工更加复杂和困难。而且，如果他们不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顺利实现部门转移，其必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要实现国有部门过剩劳动力转移需要满足以下3个必要条件；第一，新生部门对劳动力需求须由 DD'增至D[,1]D'[,1]（从新生部门就业量及工资率原点O'方向看），即新生部门在生产规模和经济运行质量上要有进一步提高。第二，由于城市国有部门与新生部门存在着行业差异以及职工在具体转换中存在着岗位变化，因而国有部门职工在进入新生部门前需要进行有关转业培训。第三，国有部门职工要割断同企业的计划权利和义务关系，由正式职工转变为非正式职工。以上三个条件的满足需要企业、政府、个人及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同时要辅之以相关的宏观配套政策。
从就业结构模式来看，主要靠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来吸纳大量劳动力。假设2001-2020年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4%，经济增长速度为7%左右，2000年城市化率为34.5%，2010年城市化率为43.7%，2020年城市化率为51.5%，2000年就业分布为：第一产业占45.6%，第二产业占25.2%，第三产业占29.2%；到2005年为第一产业44%、第二产业23%、第三产业33%；到2010年为：第一产业占36.1%、第二产业占29.4%、第三产业占34.5%；到2020年就业分布为：第一产业占28.2%、第二产业占34.5%、第三产业占37.3%。
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在容量上为第二产业不可比拟。一项由北大、清华与美国南卡罗莱那大学的中美联合调研结果表明，有41万个国内就业机会来自可口可乐这个饮料品牌。1998年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总产值的影响系数约为2.66，即可口可乐罐装系统每购 买1元钱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品，就会给其他部门带来2.66元的最终需求。可口可乐公司目前在中国有30个生产厂，企业的绝大多数管理人员和员工为中国人。其中直接录用工人1.4万人；独立供应商聘用35万人；独立销售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用工达5万人。另据统计，中国第三产业1999年新增就业岗位 571万个，占全部新增岗位的69%。
当然，发展即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的硬道理，但围绕这个硬道理，除实施培育、发展现代劳动力市场与建立现代劳动制度，实施再就业工程与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实施反收入政策（对低收入者实行贴补、救济等负所得税的政策）、人力资源投资政策与社会保障市场化（例如出售国有股份转为社会保障基金）等大思路外，还应有新思路。发展社区、家政服务业、休闲、旅游、文化、体育、会展、园林产业，发展民营经济，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探讨弹性就业、阶段就业制、一工分做制、减少工作时间等可能性，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本质不同，旨在让大家都保持了一份工作和自尊，它可能成为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而且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巨大：仅对20%的有效岗位实行弹性工作制，就可以安排2000万职工重新上岗；如果尝试妇女分阶段就业制（生育期、哺乳期退出就业岗位，但保留劳动关系），职工男女性别比大致为1，则也可创造出近200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妇女实行分阶段就业制，20%的男性职工实行弹性工作制，则可望增加近30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做法，分享经济增长的福祉，乃是硬道理管软道理，大道理管小管理。
三、就业观念的变革同样重要与刻不容缓
“中国特色”的传统就业观念植根于计划经济的土壤，其特征是：被动就业、固定就业或贵族式就业。一旦“下岗”、失业，就常常出现“等、依、靠”的心态，许多“下岗”、失业职工一方面迫切希望重新上岗就业，另一方面又消极被动地等待安置，把“再就业”希望过多地寄托在政府部门与“单位”，同时，受国企“身份收益”与低效率、“大锅饭”的传统束缚，不愿进私营企业、干个体，做快节奏或“脏累差”的活。有些“下岗”失业者也不积极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继续学习、终身教育适应新的时代的就业与岗位。显然，没有一个就业观念的变革，适应或超前于就业机制、就业模式与变革，那么，就业机制、就业模式变革的推进是不可能的。
在就业问题上，政府安置是有限的。因为政府安置并不能完全调动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反而会滋生一种依赖心理；相反，市场创新可以通过利益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潜力是难以估量的。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家政服务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前一段时间急剧滑落的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可能部分回升，经济增长中的就业容量将有所增加。这也说明，市场创新是无限的。
因此，在显化隐性失业，政府转变观念的同时，要倡导劳动者就业观念的变革。只要能取得合法报酬的劳动就是就业，这种观念应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全民观念。目前不少劳动者仍存有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工作才算就业的陈旧观念，而到私营企业，特别是到私营的小企业工作，或干“个体”工作就不算“就业”；长期乃至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工作是就业，短期或季节性临时性、弹性地在一个单位工作就不算“就业”，这些陈旧观念还有很大影响。靠自己谋生路、到市场找活干、只要能取得劳动报酬就是就业的新观念的树立非常重要。社会就业岗位十分宽广，“下岗”、失业者只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走出一步，海阔天空。
以上海为例，2000年，上海市政府承诺：净增10万就业岗位。政府对此作理念导入，倡导上海人就业观念的转变，因为这些就业岗位主要是社区服务、保安、护理等新工种，这是上海人以往”不屑为”的工作。在提供这些技术含量低的岗位的同时，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还将加强对年轻群体的培训，使其能在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信息型的尖端产业上崭露头角。
新世纪的就业新观念，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把就业者自己作为一种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是需要投资的，这就需要终身的学习、教育与培训，以提高人力资源的科技、文化含量。
经济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及中国加入WTO后融入全球经济所导致的从低层次产业结构向高层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劳动者文化程度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正在崛起的以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经济或知识经济需要一支从体力劳动型向知识型转变的高素质的劳动队伍。然而中国目前还处在工业经济发展阶段。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差距使中国的经济形态呈现相当复杂的情况。从中国劳动者文化程度平均值来看，中国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大就大在劳动者受高等教育比例太小，文盲比例太大。
在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其总体文化程度偏低，缺乏从事知识含量高的岗位的劳动技能，是一个不必讳言的事实。统计表明，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下岗”人员占全部下岗人员的61.64%，“下岗”比例是11.27%；高中、职校、技校“下岗”人员占全部“下岗”人员的29.04%，“下岗”比例是8.12%；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占全部“下岗”人员的比例只有0.67%，“下岗”比例只有0.69%；硕士以上为 0。
世界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矛盾现象充分证明树立这一新观念的必要性。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新经济的崛起封杀了一些传统岗位的生存发展机会，例如，高楼墙面清洗工是个危险的体力工种，但名为”壁虎”的机器人的问世，将使这种工种消亡。而另一方面，新技术、新经济又创造了大量新的岗位。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年创造的6500万个就业机会，95%同知识产业有关。其中美国1993年以来新提供的1500万个就业机会中，2/3集中在金融服务、医疗卫生、电脑及会计服务业。IT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紧缺。欧美都缺数以百万计，仅上海市，2001年的缺口就达1万多人。显然，国家的“科教兴国”政策固然重要，但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在职培训、上岗培训与终身学习同样重要。以前有句口头禅：“靠一双勤劳的手，不愁没饭吃”；在21世纪，必须加上“靠一双勤劳的手，更要靠有知识的头脑，才不愁找不到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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