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到模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自觉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整个理论界和教育界都倡导问题意识，强调“学会提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不例外。在这种倡导和强调中，“意识”意味着自觉，意味着自我，也即创造。这与“创新”成为时代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的社会氛围是一致的。因此，我将从创新过程中的理论自觉这个角度来参与这一场有关学科意识反思的讨论。我认为，在问题意识之中，包含了正确提问这个科学问题和通过模式形成回答这个学术问题，从问题到模式，正是克服无意识争论，进而建设中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基本道路。
一、提问与意识形态
从问题角度看，我们往往提出了问题，但却不能形成理论的创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此，海德格尔有过一个解释，在探询“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时，他强调，对于那些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和真理的人来说，在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但那些人仍然能够以某种方式跟着追问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与海德格尔所言逻辑上一致的例子绝不在少数，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目的论”——马克思生下来就是为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阿尔都塞对此曾有过精彩的分析，他将这种提问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提问——它提出的问题或提问方式不是自我意识②。
事实上，马克思在不少地方直接提到过有关提问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例如，在给约·巴·施韦泽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③。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蒲鲁东并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真正问题所在，而只是本能地按照意识形态发问。在《资本论》中对边沁的批评，以及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科学方法的解释中，这种评论原则都得到了清晰的说明④。
意识形态的提问是缺乏反思的本能辩护。由于这种缺乏真正的问题——也因此缺乏理论的自我意识——的提问方式的影响，从第二国际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类现象：“事后诸葛亮”和“漫画化地追随时尚”。第一类做法如拉卡托斯所言，只是为了适应已知事实才构造理论⑤。例如，为了维持永久不败的“科学”地位，我们追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变化(如伯恩斯坦)、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曾经十分流行的把“老三论”和“新三论”结合到自然辩证法中的做法)等等，本能地改写所谓规律和修订那本包罗万象的原理教科书。第二类则喜欢以“时代精神”的名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变色龙，例如，当后现代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披上反本质主义的外衣；当现实要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证时，马克思就成为资本的辩护者等等。
在当前，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创新成为从商业到理论实践都十分显著的趋势。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商业逻辑支配下，科学、艺术都不可避免地重复了创造广告差异——正是这种糖衣伪装维持着体面而有尊严的日常生活——的那种“创新”，理论生产亦没有幸免，许许多多论著都只是在纸浆——纸张——纸浆的循环中承担了催化剂的角色，虽然加速了商业利润循环效率，但并没有带来思想的增殖。这一点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或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学术过剩而思想贫瘠的时代诟病，问题意识成为思想生产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提倡问题意识，正是为了克服传统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的无意识缺陷(如教条主义、独断论、目的论等)，使研究回到真正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无须多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早已以事实予以证明：如果不提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条件下的革命问题，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邓小平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⑥ 他还以极为朴实的语言指出，正是直面问题，我们才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如果仅仅囿于马克思本人根据自己时代情况直接提出的那些问题，就是马克思在场，而我们则不在场。
那么，哪些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或者说，怎样提出才算是真正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关键。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少，在这些问题上也存在广泛的争论。暂且不说争论中出现的全部问题是否都是真问题，应该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不应该仅把经验作为唯一问题的所在，而应该照顾到理论是按照自己的轨迹来发展的。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备受注意。自从我们假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思想史上的最壮观革命，这个问题就始终纠缠着我们，并构成以马克思主义方式提出自己问题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产生了多种政治的和理论的提法。我们无法一一评估那些提法，只是强调评论的原则：在理论上，由于这是一场革命，我们就不能按照它所定称扬弃的旧哲学方式来回答，而只能按照自己开辟的方式来回答。在这里，我们似乎遭遇了一个致命的循环(为了回避这种在形式上逻辑上不可理喻的“死结”，许多人陷入了一个更大的不可能性之中——以非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反对的方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而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阿尔都塞给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因为，他断然强调：“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论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缺少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⑦
在今天，人们越来越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立场：只要坚持上述原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然而同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并由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向更广阔的空间敞开。在此，我们并不展开对那些理解的评论，而只是从反面提出一点防御性理解，以回应理论界的某些错误的趋向，并为如何定位问题提供局部例证。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以技术方式对世界做出回答的经验科学。虽然马克思提出了类似于终结哲学的设想，但马克思主义却维持了哲学的气质，成为对世界进行反思性干预的活动。从这一点出发，以生产力为例，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还原成劳动力、生产工具和生产原料等要素、并努力在这些要素之间做加法或乘法，以解决发展生产力的依据和手段问题。诚然，这样做是需要的，但它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而是服务于资本的现代科学做法，并且，与科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具有竞争力。事实上，虽然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赞美可能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但他从来都没有简单地断言，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能够直接解决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相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关心的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背景下，生产关系如何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桎梏。在他的理论中，生产力只是与生产关系依存的一种分析视角，它仅仅表明历史进步具有客观的基础，依赖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及人调节自身社会关系的客观能力。因此，当我们把问题的实质一味赌在生产力问题上的时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如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新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和谐而呈现破裂和隔阂，马克思主义就显得矛盾重重。显然我们不能从精确科学的角度来定位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因此要求它对未来提供准确的预言。从这一方面看，仅仅强调问题意识，并将之锁定在直接的功利实践要求我们作出回答的那类问题上，就没有走出波普尔的科学主义逻辑。然而，即使在精确科学内部，这种逻辑都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而受到责备(如拉卡托斯的批评)，更不必说它在社会研究方面遭遇到更重大的界限。因此，特别是当我们把问题意识定位在现代性上时，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承担精确科学的功能，那么，在工具理性的主宰下，不仅不能开启相反将闭塞未来的可能性，并与历史性背道而驰，把马克思主义贬低为扁平化的时尚技巧。
二、模式的意义
如果说，通过把知性科学之问题意识转换到马克思主义内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第一个步骤，那么，接下来仍然需要强调回答问题的路径。这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化背景下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如布迪厄所言，“必须要对有分歧的领域及解决分歧的方法有高度的一致，才可能会有真正的科学辩论，最终达到真正的科学共识，或真正的科学分歧”⑧。在直接的意义上，路径正是形成分歧而又可以达成共识的地方，而正确的路径在于模式。
关于模式的意义，我们可以参照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理论来认识。为了回避复杂的理论论证，仅仅强调这一点便足够了。如果说理论上的创新并非如某一系列商品之型号差异(例如，HP打印机之laser jct 4L/5L/6L)，即使不要求达及库恩所言“范式革命”，也应该具有明显的边界。在当代理论生产中，这似乎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然而，我们也得承认，许多争论多数都只体现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本能意识，而非理论自身的使命意识。在这样的争论中，真正的创新是很难形成的。这一点可以从对相关的国外成果的流行评论方式看出。直到今天，局部观点的争论、政治或价值立场的外在批判，而不是完整的理论逻辑审查——即从思想基础和理论逻辑角度把握其脉络，从而阐明其理论观点和方法的得失，仍然构成不少研究者评价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在内的相关的西方研究的显性思路。在这种评论中，不仅有益的东西得不到正确的肯定，同时，成问题的地方也没有被正确地批评。因此，一旦借鉴和挪用，便存在着对象误置和方法滥用的学术现象。
在这一组讨论中，张亮博士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所进行的省思，包括他的其他研究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尝试。如果说，从模式角度能够洞悉某种研究的问题所在，那么，反过来，自觉的模式建设恰恰是一种自觉接受批评的合理做法。因此，我将努力从正面角度来阐明模式的建设性价值。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解史来看，如果把前苏东官方意识形态、四方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以局部经验支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话语都视为一种重要学术经验，那么，正是从模式的角度，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一系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过程中具有基础意义的问题：诸如，“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样性的解释？”“在所有解释中，是否存在着唯一正解？”以及“我们如何保障自己解释的科学性或合理性？”等等。上述问题会把我们带到自己曾经疏于思考的有关解释学的元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庞大的文本群以及无与伦比的理论成果，应该并且能够在这一元理论的争论中占据显著的位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和创新不应当忽视这个问题。具体地说来：
第一，提出模式问题，首先意味着放弃那种包容所有可能解释模式的大全体系，转向一种特殊旨趣的合理解释的证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特别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根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的革命造成的，又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复杂历史情境直接相关，例如，欧洲革命、两位创始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等。在形式上，它包括两位创始人的文本差异、前后期文本的差异、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互文性，以及从创作角度在意义和价值上具有差别的文本形式等等。这些差异如此明显，并且它们之间相互牵制，以至于不正面处理就不可能断言自身解读的合法性。这些差异早已为人们所识，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任何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同时也是处理这些差异的一种主体理论框架⑩。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史上，任何产生影响的模式都以某种方式直接给出了上述问题的基本立场，并且形成一种具有边界的思想史叙事结构，而它们之间的对立也好像是那种叙事结构的对立。例如，前苏联有关马克思哲学发生史的线性叙事，以及由此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便以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取消了文本的异质性(11)。而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理论家、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则以相反的“作为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回避了同一问题。
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直接断言过全部哲学的革命，而且在实际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还留下了具有内在张力的多种文本，在全部马克思哲学理解过程中，这种张力始终成为不能通过某种主张来取消的事实。对于解释马克思的全部主观构架来说，无论是否对马克思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做法，它们都被这个无法逃避的“客体”——“自在之物”——所纠缠。反过来说，只要我们不将之作为“不可消化之残余”或“不可征服之彼岸”，那么，它对马克思的解释将担当决定性意义——既影响马克思的总体形象，又影响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结构的细部要素。例如，在其思想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明确地提出反体系构造的学术立场，但是，这种反体系又并非直接在反学科分工意义上说的，相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本中，以内在统一的方式处理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类现象。所以，它给后来从学科分工角度建构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法学等等带来某种诱惑，又直接留下严格的制约。这便产生了多种冲突，一方面，人们沿着列宁的步伐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又产生卢卡奇的路径，在这一路径看来，“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2)。这种对立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而任何一种模式也都是处理此类问题的基本框架。提出理解模式并从模式角度来理解现有的各种解释和评估它们的学术和理论价值，便是首先直接面对马克思哲学解释必须面对的那些基本问题，从而克服各种本能反应式的研究，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模式不仅仅是一组结论，更重要的是一组相关的推理假设，它完整地包括前提、方法等各种要素。对于这些要素，某种模式在发展它们的时候，大多数都依赖于不同的科学(认知)、价值和意识形态假设，并由此形成叙事结构。在这一点上，吕贝尔等人强调完整的和批评的马克思著作版本的重要性，是有巨大的理论意义的，因为，这是防止武断和任意解释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却不能从这个强调出发就直接断言他们相关结论的竞争力，因为，他们据以处理文本的那些基本假设，在逻辑上并没有超出同时期的其他研究。事实上，吕贝尔等人反对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的线性解释时，只是简单地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以“伦理”替换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焦点，而这一点恰恰是伯恩斯坦以降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思路。如果说，苏联的教条主义为了“科学”的目标，而对马克思的文本采取“目的论”的解释视角，在青年马克思身上找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影子，这样，马克思中学论文有关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豪言壮语便成为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萌芽”，那么“伦理”的视角则采取了“进化论”的立场，同一中学论文便成为了永远摆脱不掉的基因，而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则被想象成人道主义的产物。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对于两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清算自己世界观的痛苦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对于前者来说，似乎马克思一旦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无产阶级世界观便会自然发生；对于后者来说，无产阶级世界观问题本身就是恩格斯“炮制”出来的“神话”(13)，在他们看来，这种“神话”把先知马克思所预言的将要解放的全人类落实到具体的“选民”身上。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的文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包含着马克思思想的革命，这种对待异质的态度本身受到我们自己有关认知、价值和道德选择的影响。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选择不加思考不予证明，要达到对马克思的深度理解最多也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论口号罢了。
第三，模式具有时间的属性。这是模式研究最为重要的意义之一。特别是对于人文研究来说，合理性的模式较之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范式更复杂，因为，它的合理性支持中，除了逻辑方法具有形式普遍性外，伦理和道德选择恰恰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从而表现为偶然性和暂时性，这是社会行动的基本难题之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将之作为前提并欲以解决的历史难题之一。事实上，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中，苏联教科书、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等都是容易证伪的。正是从解读模式的角度看，把任何一种模式推崇到独断论的地位，其自身都会成为一种神话。在此，我们提出的根本性立场是，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放性，意识不到模式的时间性(暂时性)，我们就永远不能走出各种科学或意识形态神话。
总而言之，模式是处理异质性的主体理论框架，从模式角度进行研究，正是增强理论自觉性和提高解读水平的基本途径，也因此是形成一种有竞争力的独立解读模式的必要工作。
注释：
①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②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9页。
⑤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⑦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9页。
⑧布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⑨张亮：《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一个批判的评价》，《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张亮：《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
⑩张一兵对“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等三类不同文本进行了哲学评估，并由此提出马克思哲学解读的语境与主体构架问题(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张一兵：《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哲学的发生史》，《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7页。
(13)Joseph O' Malley & Keith Agozin ( eds.) ,Rubel On Karl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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