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若干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1)02-011-005
社会主义在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面貌以后，在20世纪末，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严重曲折，而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则又使社会主义事业重新焕发出了生机。然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这样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究竟是由什么原因所引起的？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外国资本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人们也有疑虑；在21世纪里，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人们更加迫切地要求得到回答。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思考和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为人们解疑释惑，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问题之一，建设了70多年社会主义的原苏联，怎么会在20世纪末顷刻解体？
原苏联的解体虽然是在1991年顷刻间发生的，但又是经历了一个相当的酝酿时期，这种解体虽然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军事、外交等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却又是以体制方面和党的领导方面的原因为关键性因素。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一种适应于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主题的战备模式。在那样的背景下，它曾经有效地调动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例如，它使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由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上升为占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使苏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希特勒的疯狂侵略，并有力地支持了二战以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发展，支持了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运动等等。但与此同时，苏联模式在所实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又包含有一系列的缺陷和弊端；更严重的是，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把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苏联模式加以绝对化和凝固化，拒不适应于形势的变化对它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致在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由1951～1955年间的11.5%不断下降为1981～1985年间的3.1%，从1983～1984年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美国，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中所占份额由1970年的15.9%下降为1980年11.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借助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自我调整，使其经济在较长时期内获得比较快的发展。
在这种严峻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曾先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目的，原本是为了重新焕发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但由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原苏共领导打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号，一方面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丑化、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又从排除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到鼓吹同资本主义“一体化”，同时还用“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去把反共势力召唤出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把原苏联一步一步地引向剧变解体。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把戈尔巴乔夫采取的这些举措看成是像庸医那样，给患了病的苏联模式治错了病、开错了药方，但据捷克报刊《对话》1999年第146期的报道，戈尔巴乔夫在某大学的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在于：“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在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同时又以亚洲的共产主义还没有被消灭为遗憾，他扬言“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世界在走向和平与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
问题之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些什么影响？
1989～1991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之由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引发反共浪潮后开始的低潮，进一步滑到了谷底：苏联东欧地区原来的九个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分化组合成不再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27个国家，使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由15个缩减为5个；西欧地区的共产党有的解散消失，有的改变性质和名称，有的出现党员退党的现象，使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由30多个缩减为20来个；党员总数由200多万缩减为不足100万；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妇女、和平等社会运动，或者宣布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同共产党拉开距离；非洲地区一些原来按苏联模式搞建设的民族独立国家，也纷纷易旗改帜，宣布要搞私有化、多党制和议会政治。这些现象使西方资产阶级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说什么苏东剧变解体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正急切地期盼着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的崩塌下一个将轮到中国。
然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却踏碎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痴心梦想，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有另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说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它使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导致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大力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通往富裕和繁荣的道路。苏东剧变解体，一方面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严峻考验，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使我们能够在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理论上系统地初步回答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的基本问题。一家外国通讯社曾经评论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的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的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回答”，它“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也特别巨大和深远，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除中国之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曲折中站稳脚跟以后，也采取了一系列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重大措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在总结苏东剧变解体教训的基础上，正摸索着在新的形势下复兴社会主义的道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则在经历了苏东剧变解体的冲击波以后，进行着各个方面的调整，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等失误，在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重新活跃起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争取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总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从苏东剧变解体中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以后，正从谷底中走出来，继续向前发展。
问题之三，为什么苏东国家的改革以剧变解体告终，中国的改革却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样两种不同的结局，是由改革在苏东国家和在中国具有着不同的性质、方向和轨道所决定的。
在20世纪50～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曾经相继对它们的经济体制进行过不同类型的改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却毕竟在不同的程度上取得过一些成就。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面对着苏联经济不断滑坡的形势，曾先后提出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和“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因种种原因遭到挫败以后，他就把苏联模式的缺陷和弊端、改革遭到失败的原因，统统挂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账上，把它说成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机制，叫嚷着“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转到社会民主党摧毁共产主义的方向和轨道上去。应当说，这就是促成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反之，邓小平所倡导的我国的改革，却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既区别开来又统一起来的一种改革。就这种改革要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言，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这种改革并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和运行机制的彻底转变而言，就这种改革虽然从经济体制入手，但随着改革的全面推开和不断深化，必然要涉及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言，它又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由于在这场为了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改革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意见作为衡量判断改革成功与否、改革措施正确与否、改革方法可行与否的标准，从而使改革不仅得到了亿万人民的衷心拥护，而且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由于我们党在改革中既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坚持从实际出发、循序前进的原则，这才使我国的改革成为走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通过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体系，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78～1998年的20年中，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近5倍，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9.7%，比同时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出近7个百分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15倍多，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1998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达14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目前，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这些实践成果雄辩地说明，只要我们坚持和拓展由邓小平所开创的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就能在21世纪用更加辉煌的成就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问题之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是怎样的？
概括地说来，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实现理论创新的关系。这种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一系列环节的把握上：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推动着人们通过社会革命去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而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而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理论，则在指出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又适应于世界主题的转换，把发展生产力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这就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使它获得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指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邓小平则在继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之后，又强调在实际生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首先是高度集中和集权的具体体制，为此，就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坚决对这些具体体制进行改革，以解放生产力，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道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再三强调，在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东西。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则把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同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直接联系起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与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就指出了一个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未来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一贯要求从事实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邓小平则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不顾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本国情而在建设中再三遭到挫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则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从而解开了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个20世纪的世纪性难题。
邓小平在开创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同时，又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他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陈规；他既没有丢老祖宗，又不断说出一些老祖宗所没有说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的新话来。而这些新话的典型当首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还很不完善，呈现出有严重破坏后果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等弊端，因而他们就倾向于把市场机制连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一起加以否定，设想在未来社会里，最终将走向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将随之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但现实生活的发展，却不断地冲击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在进入国家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计划的形式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现象大大加强，对此，恩格斯在晚年已有所觉察，列宁也说“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把消灭商品市场经济的思想付诸实践以后，计划经济本身管得过死、难以调动基层和群众积极性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难以解决物资匮乏和消费品不足等问题。从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和一些经济学家，都曾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但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牢牢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除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强调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从而也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问题之五，社会主义怎样通过市场经济去实现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
事实说明，在资源配置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这些，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有其固有缺陷和消极方面，这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为弥补市场经济的缺欠，就必须把它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制度、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
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结合，说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更好地发挥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的长处，把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这是因为，仅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转，是难以避免周期性危机，难以实现长期经济稳定，难以应付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重大挑战的，所以还必须有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计划调控，来干预市场的运行，以克服市场调节本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说的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中，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仅限于资源配置方式，只是在经济运行机制的层次上推行，它并不意味着、也不能追求私有化，否则就不仅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还会遭致社会混乱、经济下降，乃至迷失方向等严重后果。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说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要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去防止和克服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和自发性诱使人们采用种种手段去损害他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引导人们对社会、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问题之六，社会主义国家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会不会导致和资本主义制度相“趋同”？
“趋同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和流行起来的一种预测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趋势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那些在实现工业化以前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方面很不相同的社会，将形成共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也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除、趋向同一并最终融成一体。
社会主义国家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既不是、也不会导致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同”。其成因在于这是属于不同层次上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我们虽然主张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但是，在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上，却并不认为要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好得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我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的层次。我们所说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是指的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所以是在这个层次上的问题。在这里，问题也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上提出来的。事实证明，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又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这里所说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东西，一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它是没有阶级性的；二是指某些经营管理形式，它既可为资本主义、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三是指市场经济，传统观念给它烙上了资本主义印记，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方法，其性质取决于为谁服务；四是指外国资本，本来它从性质到作用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当它到社会主义国家来独资或合资经营企业的情况下，在作用上却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吸收资本主义的这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仅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去，就是说不会在社会制度上、在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上与资本主义制度趋同，而且还恰恰是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第三个层次是影响的层次。当社会主义国家为吸取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而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积极的影响显然是主要的，但也有消极的影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消极因素、腐朽东西也必定会跟着一起涌进来，要是听任其自由蔓延，那倒确实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具有使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危险性。然而，只要我们保持务必消除它们的清醒的头脑和采取有效手段，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方针，我们就能克服和杜绝让资本主义腐朽东西蔓延开来，冲击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踏碎西方敌对势力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痴心梦想。
问题之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来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精神，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我们继续坚持这样做。邓小平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这是因为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始终是我们团结和凝聚人民力量的精神支柱。要把人民的力量团结和凝聚起来，为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目标进行奋斗，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反之，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人的因素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一些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我们之所以需要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是因为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极其重要的环节，这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由之路，这是在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观念，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滋长蔓延的必由之路，更是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既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神，又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时所必须掌握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同时又要从实际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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