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境遇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话语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4)06-0009-03 新媒体是不同于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等传统四大媒体的“第五媒体”，它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撑，是数字化的传播媒体。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使得新媒体诸如网络、数字杂志、手机短信、触摸媒体等有了与传统媒体不一样的传播特性。这些新的传播特性对话语关系中的“说者”和“听者”带来了巨大影响，逐渐创设出新的“话语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话语表达的过程。在新媒体境遇下，思想政治教育应逐步实现内容的话语转换。 一、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及其创设的新的话语环境 当今社会，新媒体的“身影”已无处不在，基于计算机技术之上的新媒体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特性，这些特性使它为受众所“青睐”，成为改造话语环境的强大力量。 第一，新媒体具有“超时空”的传播特性。“超时空”即指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是指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几乎具有与事件发展同步的特点，新媒体的传播具有超强的即时性。以微博为例，微博用户可以通过微博即时报道发生在身边的任何事件，几乎达到与事件发展相同的速度，受众通过微博可以即时了解事件动态，并且通过微博转发及其他网络互动形式，使事件的扩散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超越空间是指信息的传播超越了地域的限制，不仅突破了国内地域的界线，也突破了国家与国家的界线，信息的流动已经没有了国界的束缚。新媒体“超时空”的传播特性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场，人们在新媒体境遇下倾听话语、编织话语、传播话语。 第二，新媒体具有“双向互动”的传播特性。如果新媒体较之于传统媒体只是在时空上有所超越，那么它还不能说是“革命性”的进步。新媒体的革命性的进步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媒体只能进行单向线性传播的束缚而带来了信息双向互动的可能。新媒体境遇下，每个受众都有机会成为“自媒体”，他们都有渠道表达自己对于传播内容的看法，同时他们也有能力制造话语、传播话语，改变了传统的狭隘的在传播者规定的渠道内回馈信息的状况。在新技术的支撑下，信息的流动呈现交互性，传播者传播的信息会受到受众的制约，信息的来源已不限于传统权威媒体，事件的解读也不限于权威的解读，受众制造的信息在某些时候甚至能影响话语方向，受众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制造，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不再是线性单向的，而是互动共生的。 第三，新媒体具有“多人参与”的传播特性。如果新媒体仅仅只限于单个个体与传播者的互动，那么新媒体所创造的世界就不会那么激动人心。新媒体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可以将人们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的团体、组织、社区，这种聚集尤其表现在人们对于某一公共事件表达观点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其中大批观点相似的人通过新媒体在虚拟空间聚集，通过各种渠道发表他们的观点，不断扩大的队伍发出日益响亮的声音，在一定时机下成为“社会舆论”。在虚拟世界的背后是现实世界个人的话语表达，虚拟世界的舆论成为影响现实世界的力量，成为制约权力的手段。正是新媒体这种“多人参与”的特性使得人们有了聚集的途径，也只有聚集才能真正产生有效的力量。 新媒体“超时空”、“双向互动”、“多人参与”的传播特性，使社会话语环境有了从“权威环境”向“博弈环境”发展的可能性。所谓“权威环境”，是指在话语关系中“说者”与“听者”的关系是自上而下、教育与被教育、“说”与“听”的关系，信息呈现的是一幅单向流动的画面。在这种环境中，“说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垄断媒介和知识，完全掌握话语权，“说者”在传播过程中仅只把“听者”当作一个个“容器”，或者把“听者”当作靶子，仿佛他们“中弹即倒”[1](P176)。但是在“博弈环境”中，“说者”和“听者”本身的界限业已模糊，“说者”也是“听者”，“听者”也是“说者”，“说者”和“听者”在同一个对话过程中是相互转换的。但是，在这个对话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交锋和斗争，事实上，对话的过程是比“权威环境”的话语形式复杂得多的博弈过程，其中的“说者”有自己的利益、原则、立场，“听者”也有自己的利益、原则、知识背景，“说者”不能动用强权使“听者”服从自己，“听者”也不可能轻易让“说者”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听者”和“说者”若想使对话进行和完成，只能是在碰撞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 二、新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话语表达的过程，一个“说话”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理解为“说者”，是将教育内容诉诸“听者”的过程。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同于其他“说话”过程的突出特征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说者”具有国家政治权力的保护，“说者”的内容具有意识形态性，教育的目的始终具有政治性。然而，并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说者”有了国家政治权力的保护，教育的内容就会被“听者”无条件地接受和吸收。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的“说话”过程既受到整个社会话语环境的制约，又要遵循话语表达自身的规律。新媒体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既体现在话语关系的改变上，又体现在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内容体系、话语输出理念和话语输出方式提出了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说者”与“听者”的话语关系产生了冲击。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话语关系中的“说者”是话语的制造者、传播者，是话语内容的主导者，具有绝对权威；“听者”是话语的接收者、传达者，是话语内容的吸收者，处于被引导地位。新媒体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正在逐渐改变这种状况。新媒体境遇下，“听者”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话语权，他们不仅能接触到不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内容的供过于求为“听者”掌握内容的选择权提供了可能，倒逼着内容要越来越符合“听者”的需求。同时，“听者”较之以往不仅有了说话的平台，而且由于“聚集”的能量使他能够得到一定的话语权，“听者”可以自己制造话语，逐渐改变着话语体系的权力结构，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关系逐渐向着互动、民主、合意、共识的方向发展。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话语内容的解读既不全然是“说者”的见解，也不全然是“听者”的见解，“说者”不再固执于自我的解释，而“听者”有了创造性的解读。 第二，新媒体环境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内容、话语输出理念提出了挑战。一是在话语内容上，“说者”在前所未有的开放的环境下面临着各种内容的激烈竞争，这些内容既有与“说者”价值观相符的部分，也有与“说者”价值观相背的部分。这些内容超越时空到达“听者”的注意范围内并有可能在与“听者”的互动中产生纵深的影响力。“说者”的话语，尤其是传统的权威话语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说者”的话语仿佛置身于言论的市场，只是等待各有所需的“听者”“买单”。二是在话语传输理念上，传统“说者”依靠自身不可动摇的对于媒介和知识的垄断权力，在话语传输上几乎采取了单一的“灌输”模式。灌输作为一种方法它有自己可以适用的领域，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灌输逐渐和强制、强力“挂钩”。在这样的模式下，知识是线性的而非立体的，传输的是“光秃秃”的观点而非逻辑推演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让“听者”丧失了理性思考和批判质疑的能力。这种传输理念显然在新媒体环境下会受到致命的冲击。新媒体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媒介垄断和知识垄断，“听者”越来越需求人性化的内容、人性化的表达和个性化的关怀，话语传输逐渐向着对话、互动、个性的方向发展。 第三，新媒体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表达方式转换形成了压力。新媒体在自身技术支撑下创造了新媒体环境，同时又由于新媒体环境中的话语运动逐渐创设出新的“话语环境”，话语环境正逐渐变为一个博弈的场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着从“权威范式”向“对话范式”转换，而在“对话范式”里，“说者”并不要求“听者”完全做出与自己意图相同的解读，“听者”也可以对“说者”的话语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和重构，二者在不断的互动中最终形成合意，达成共识。同时，为了适应受众的心理，“说者”也往往更多地使用与受众最为亲密的新媒体与他们对话。不过这里不能陷入一个误区，即认为只要把传统媒体上的内容简单复制到新媒体上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如果“说者”不尊重不同媒体的语体，不尊重不同媒体使用者的心理，不满足个性化的需要的话，这种简单的“复制”、“搬运”只能引起“听者”的反感。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话语转换 新媒体境遇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关系、话语内容、话语输出理念和话语表达方式面临挑战。纵观当今国际国内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表达在国与国之间、代与代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这几组情境当中各有特色，研究在这几组关系当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如何进行话语转换，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第一，在国际情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话语表达经历着从封锁到开放、从纯粹说理到事实论证的转换过程。话语的国际输出，就实质而言是一个抢夺国际话语权的问题，而话语权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在不发达、综合国力不强时，我们无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面对意识形态入侵时我们往往采取封锁的方式，一方面是极力不让西方话语传入，另一方面是极力宣传膨胀自己。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形成了较大的发展优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我们已经能够发出并且可以坚持自己的“声音”。新媒体的出现促进了频繁的国际交流，从技术层面上打破了封锁。故而，当今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越发成为是一个基于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基础之上的对话过程，是一个从封锁到开放的转换过程。在这个对话过程中，西方话语通过雄厚的发展实力、纷繁的学术流派、绚烂的文化产品、新鲜的新闻事实进入我国，而我国要与西方对话，就需要将自己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现实成就以事实可感的方式传达到西方。只有基于事实的对话才有基点。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转变以前从纯理论到纯理论的推论，侧重口号式宣传的斗争方式，将话语基于事实。同时我们应当明确，中西方对话，不是为了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而是在对话中达成共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只有秉持这种开放的对话心态，中西方才能相互学习，人类才能不断进步。 第二，在代际情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话语表达面临着从崇高叙事向生活叙事的转换。出生在市场经济兴起后的80后和出生在新媒体环境中的90后，有着明显不同于父辈们的话语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的价值观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故而80后的话语是多元话语。而处在新媒体环境下的90后更是将求新求变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与老一代经历的全然不同、瞬息变幻的世界”[2]，他们的观念一直处在流离和变动之中。在话语表达上，他们更喜欢“重构话语”或者“创造话语”，而不是在以往的话语体系里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求进行话语转换，尤其是要改变那种一贯的崇高叙事的倾向，这种叙事虽然“传送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和针对未来的希望感”[3]，但它的弊端在于看不到“人”，看不到“现实”，缺乏对于个人的关怀，缺乏对于人性的全面关照，缺乏对于当下问题的正面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走向“人”、走向“现实”，从崇高叙事转换到生活叙事。所谓生活叙事，就是从人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出发解答个人的困惑，在使人的生活得到合理解释的基础上使人建立起基于生活之上的价值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们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新技术的关系、人与生态的关系，进行有效的心理教育、公民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科技伦理教育、生态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区分不同层次的受教育者，区分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区分不同的话语情境，用受教育者最能听得进去的话语和他们交流。 第三，在精英与大众的话语情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话语表达面临着从一元到多元、从保守到开放的转变过程。精英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对知识和权力资源的占有居于优势地位，在话语关系中也处于强势。然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主体在各自扩大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又带来利益格局的进一步变动。普通大众尤其是草根阶层由于其弱势地位，不得不奋力抢夺话语权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显然新媒体境遇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正如上文已经提到，新媒体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话语平台，而且由于聚众效应，大众还可以在新媒体环境下掀起舆论波澜，有时甚至已然可以在某一事件上对主流媒体的话语起到某种牵引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让普通大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对于社会向着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我们应该保护普通大众的话语表达权力，疏通他们的表达渠道。所以，在精英与大众的话语情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原来的精英主导向多元主体共构发展，内容体系要进一步从保守走向开放。当然，面对当前普通大众特别是草根阶层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失范现象，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而应积极采取对策，优化新媒体环境，确保话语的真实可信和社会效果。 第四，在精英与精英的话语情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话语表达有一个从“无机话语”向“有机话语”的转化过程。精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主体，精英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科学性阐释、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任务。然而，知识分子并不具有同质性，从事实上来说，知识分子因为基于不同的学科专业背景和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具有异质性，故而他们往往站在不同的角度，代表不同的群体发出不同的“声音”。从积极方面来说，制造和传播出不同的话语是有利于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繁荣的。而反观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处于一种“无机”状态，这种“无机”状态既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异质性的客观现实，也不能回应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的实际问题。葛兰西曾表达过“有机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担负着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4]，“有机知识分子”应当通过自己发现的真理来开展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改造大众社会，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显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和话语表达所面临的挑战需要精英承担起相应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要勇于直面社会现实，保持自由独立之精神，在对话中碰撞思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从“无机”向“有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