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社会史的革新——热拉尔#183;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探析论文,法国论文,历史学论文,拉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界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新流派。它们的出现拓展了西方史学的研究范畴，推动了史学方法论的诸多创新。各种新流派尽管在研究对象、方法或视野上大异其趣，但却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共性：均把20世纪中期盛行的社会史，尤其是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确立的史学范式作为批评对象。史学新流派的层出及其汉译作品的不断出现，固然能让我们对西方史学发展的整体趋势有所把握，但也有可能因此产生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让中国学者形成新文化史、新政治史、表征史躬逢其盛而社会史已然没落的印象，进而对前者趋之若鹜，而对后者弃如敝履。 笔者聚焦当代法国史学名家热拉尔·努瓦利耶(Gérard Noiriel)的“社会历史学”(sociohistoire)，旨在引起国内学界重新关注近年来我们总在批评却很少给予真正关注的法国社会史的最新进展。对中国学者来说，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导论》中译本已让我们对其史学思想略知一二。①他属于“68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其人生经历、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都受到了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因此，对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努氏的史学观念，也可以管窥当代法国社会史艰难转型背后的智识环境。 一、法国经典社会史的基本特征及其挑战 由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年鉴学派等思潮的流行，社会史(histoire sociale)在战后法国风行30年，并涌现了一批以研究社会史见长的史学名家。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对18世纪末物价的研究蜚声世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对无套裤汉的分析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经典，而年鉴学派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史学革命。② 然而，什么是社会史?它涵盖的内容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对之作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定义。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吕西安·费弗尔宣称：“从定义的角度来说，一切历史皆是社会的。”③年鉴史学的集大成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对社会史的定义也很含糊，仅仅将之界定为与政治史相对的领域，“历史只承认两种普遍的领域：一是政治，二是社会。”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基本上沿袭了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的做法，并未刻意追求社会史的精确定义。 尽管社会史的涵义相当模糊，其内容可以包罗万象，但自命为或被称为社会史的作品还是具备一些公认的特征。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概言，社会史通常指向三种不尽相同但又彼此重叠的史学类型。首先，它指涉穷人或社会底层的历史，以及他们为改善自身命运的社会斗争史；其次，它可以指代普通大众的社会活动，囊括除政治以外的各个社会领域，如礼仪、习俗、日常生活等(此种维度的社会史和布罗代尔眼里的社会史相差无几)；最后，它特指在法国和德国流行的“经济与社会史”，如拉布鲁斯的社会经济史研究。⑤法国著名政治史家莫里斯·阿居隆在纪念拉布鲁斯的一篇文章中也曾指出，满足“社会史家”(historien social)标签的人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要做工人和革命的代言人；二是要认同集体，反对个人，至少要将个人的命运和其所属的社会团体或阶级相联系。⑥ 拉布鲁斯的史学研究是经典社会史研究的范本。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18世纪法国物价的研究以及对团队研究的倡导，奠定了其在法国史学界的不朽名声。年鉴学派的几代领军人物，如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在不同程度上亦是此种社会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对上述立场的坚持正是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确立的“经典社会史”能够在战后法国辉煌30年的关键因素。⑦ 法国经典社会史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自身存在的重大缺陷。譬如，机械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导致社会史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窄，逐渐局限于布罗代尔所设定的社会史，并顽固地把政治史、文化史排除在外。同时，计量史学的局限日益突出，以致日后《年鉴》主编勒佩蒂(Bernard Lepetit)也不得不承认“计量史学不再时髦”。⑧ 然而，经典社会史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源于其方法论的局限，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冲击。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法国国内外形势的风云突变以及由此在思想界引发的地震，给经典社会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法国知识分子纷纷告别左翼思潮，以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巴黎俨然成了“欧洲反动的首都”。⑨法国历史学家也竞相跟风，某些历史学家还充当了极权主义批判的急先锋。弗朗索瓦·孚雷即是一个典型个案。他早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师从拉布鲁斯研究旧制度的社会结构。后来，他宣布脱离法国共产党，并对传统革命史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⑩他主张另辟蹊径，倡导与经典社会史大相径庭的政治概念史研究。(11)法国历史学家开始对经典社会史进行尖锐批判，力图从各方面突破拉布鲁斯—布罗代尔范式的束缚。以研究对象而言，曾经遭受冷遇的政治史、文化史、表征史强劲复苏，风头已然盖过社会史。从研究视角来看，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逐渐让位于自下而上的微观分析，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成为法国学者竞相追捧的对象。在叙述手法方面，计量化、系列化的史学遭到抵制，叙事史学卷土重来。从此以后，年鉴学派的独领风骚变成了百家争鸣，“叙事转向”、“文化转向”、“政治转向”或者“语言学转向”等新提法涌现，让人目不暇接。在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下，少数人走得更远，开始质疑“真理”、“客观性”等概念，质疑科学史学的可能性。如保罗·维内(Paul Veyne)曾表示，“只存在真实的叙述”，“不存在历史”、“没有事实，只有阴谋”等论调。(12) 在各史学流派竞相绽放的当代法国史学界，社会史似乎成了唯一的输家。因为法国历史学家在放弃激进政治的同时，也逐渐放弃了对与革命运动相关的众多课题(如工资、物价、经济危机、革命等)的研究。某些社会史学家(孚雷和阿居隆)的华丽转身(13)以及长期耕耘政治史或文化史学者的功成名就，(14)似乎进一步证实社会史已日薄西山。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是显学的社会史也一度门庭冷落，原本不证自明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法也招致了诸多批评。 然而，激进史学的消亡，并不表明社会史在法国就此沉沦。事实上，法国社会史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19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为社会史的新生开辟了广阔天地。妇女、同性恋、族群、移民、罪犯、乞丐以及其他群体开始成为法国历史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只不过，绝大多数作者不再以社会史家自居，他们竞相批判年鉴学派，宣称要与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的史学范式决裂，并试图创建新的史学流派，如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私人生活史、同性恋史、后殖民主义史。可是，谁又能够否认，其研究对象仍属于经典社会史所关注的“社会”范畴呢? 显而易见，伴随着年鉴学派的衰落，法国社会史家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才能满足新式研究的需要。在矢志革新社会史的众多学者当中，努瓦利耶是一个佼佼者。努瓦利耶凭借对移民史、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以及在历史学方法论上的深邃思考，在法国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努瓦利耶的移民史研究 努瓦利耶的人生经历、学术道路与1968年以来法国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存在惊人的契合。 1950年，努瓦利耶出生于孚日的一个贫困家庭。母亲是马格里布后裔，但其家族自19世纪起便定居孚日。她原先以刺绣为生，破产后到巴黎从事女佣工作。父亲是“地道的法国人”，(15)是一名报务员，收入微薄，而且酗酒成性，经常对妻子和子女拳脚相加。作为长子，努瓦利耶很早就承担起“拯救”家庭的责任，并在抵制父亲暴力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了反叛的性格。后来，努瓦利耶一家迁往阿尔萨斯，其北非移民的体貌特征受到当地孩童的嘲弄。(16)无疑，童年的受辱记忆是他日后选择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贫困，努瓦利耶被迫选择免费的孚日师范学校，后者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由于不愿成为小学教师，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到南锡文学院继续深造。在此期间，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努瓦利耶加入“法国共产党学生联合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学说。毕业后，他到非洲刚果服了两年兵役，随后来到洛林的隆维(Longwy)地区，担任中学教师。1979年，由于经济危机以及调整产业布局的需要，法国政府决定关闭洛林地区的冶金企业，结果引发了战后法国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努瓦利耶积极投身这场罢工，还和一位摩洛哥裔工会领袖合作，撰写了其平生第一本著作，旨在为工人提供“斗争武器”。(17)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密特朗总统的上台及其在1983年放弃社会主义改革的决定，努瓦利耶对共产党、社会党、总工会等左翼组织日渐失望，并最终告别了激进的政治运动。与很多同龄的法国激进分子(如罗桑瓦隆、马塞尔·戈歇)一样，努瓦利耶开始弃政从学。他师从法国人权同盟前主席、饶勒斯研究专家玛德莱娜·雷贝利乌(Madelaine Rebébrioux)。不过，以学术为业的努瓦利耶并没有因此蜕变成一个蜗居象牙塔的学者。其博士论文《两次大战期间隆维盆地的冶金和钢铁工人》(18)及《19—20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工人》(19)等著作的相继发表，充分表明努瓦利耶依然在坚持社会批判，依然在关心法国工人的历史命运。但自此以后，他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移民群体。 努瓦利耶学术兴趣的转移与极端民族主义在法国的复活密切相关。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法国经济长期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急剧下降。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右翼势力在法国开始抬头，让-玛丽·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更是从默默无闻的小团体发展成为法国政坛的第三大势力。在勒庞等人的煽动下，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日渐坐大。这让在1968年五月风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努瓦利耶始料不及，因为其所属的一代人曾认为两次大战的阵痛已经让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欧洲彻底失去了生长的土壤。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死灰复燃，让他觉得探讨其中的深层原因并找到遏制的办法，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20) 努瓦利耶之所以转向移民史研究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其马格里布移民后裔的身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21)他早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也与此密切关联，“为数众多的第二代移民之所以支持法国共产党，不仅因为经济或职业的考虑，也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在推动他们融入法国社会方面厥功至伟”。(22)努瓦利耶表示，法国共产党对他个人而言还具有一种特别意义，因为通过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激进政治运动和集体学习活动，他宣泄了由来已久的家庭压力，获得内心极度渴望的社会认同。因此，面对法国共产党的衰落，努瓦利耶的心情比孚雷、罗桑瓦隆等人更加复杂。(23)他不禁哀叹：“创建于工业革命初期的各种独立组织主要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如今，它们丧失了绝大多数追随者和选民。激进的媒体已经消亡。由于连锁反应，这些组织在19世纪末以来创建的各种社会交往形式也荡然无存，而且没有形成任何替代形式。”(24)自从法国共产党衰落以后，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致力于推动外国移民融入法国的大党。或许，这也是移民群体在当代法国处于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在法国历史学家纷纷抛弃社会史，转向心态史、政治史、文化史或表征史之际，努瓦利耶没有放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批判。只不过，其研究对象不再是拉布鲁斯等人关注的工人或农民，而变成了与其自身命运息息相关的移民群体。由于移民大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并遭受沉重剥削，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范畴，所以努瓦利耶的研究和经典社会史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关心社会底层命运、坚持社会批判的立场上，更是与之一脉相承。(25) 然而，努瓦利耶在转向移民史后，很快认识到该领域研究的薄弱与苍白。他为此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有些愤怒。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出版的各类史学著作当中，移民史占据的比重微乎其微。譬如，乔治·杜比的《法国通史》和皮埃尔·肖奴的《法国》对移民问题几乎是一笔带过。(26)皮埃尔·诺拉的《记忆的场所》在法国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记忆史的热潮，但该书的第一、二卷对移民问题只字不提，后五卷虽稍有涉及，但篇幅也极为有限。(27)有鉴于此，努瓦利耶将其移民史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法国熔炉》的第一章针锋相对地命名为“记忆的不在场”(non-lieu de mémoire)。(28) 为什么在一个移民大国，移民史会成为学术研究的“盲点”，与美国构成鲜明的对比?(29)在《法国熔炉》第一章里，努瓦利耶专门分析了移民在法国集体记忆中“不在场”的原因。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法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模式不同于美国。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外来移民不断涌入并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美国人在谈及自身的历史时，从不避讳各个外来族群的贡献。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在外国移民大量涌入之前，民族国家早已形成。民族国家建构先于移民浪潮的情形很容易导致法国人形成民族的“起源神话”，(30)忘记法兰西民族的成分已经由于19世纪中期以后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的大量出生而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 第二，法国共和主义民族观的影响。在法国共和主义者当中，认为法兰西民族拥有某种“集体人格”的观点源远流长。19世纪中叶，米什莱就曾指出法国的“民族性格或民族人格最接近于个体的人格”，“假如英国是一个帝国，德国是一个地区或一个种族，那么，法国就是一个人”。(31)20世纪60年代，皮埃尔·肖奴的论调如出一辙，“法国就是一个人；集体人格的秘密并不比基于生理基础的个人秘密更为深奥。”20世纪80年代，诺拉还在老调重弹，认为法兰西民族具备“自我认知”、“自我恢复”、“自我发现”等多种能力。(32)努瓦利耶表示，共和主义的人格化民族概念让法国人认为法兰西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并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把外国移民视为他者的观念。 第三，法国社会学家对移民问题较不关心。在美国，社会学家是移民问题和移民史研究的拓荒者。反观法国，社会学家，尤其是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等社会学的奠基人尽量避免介入移民问题。涂尔干等人的漠视立场可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实证主义的理论传统让他们不愿意介入聚讼纷纭、难有定论的热点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犹太人的身份让涂尔干、莫斯对移民问题研究有所顾忌，因为作为“被同化的犹太人”，生活在法国的最佳选择或许就是在反犹主义甚嚣尘上之际，不参与讨论这个会让他们感到尴尬的问题。(33) 第四，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观照不足。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难以让移民史成为科学史学的研究对象。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自然气候、土壤成分、河流山川等静止的要素属于“长时段”范畴，它们主导着历史的发展脉络；经济、社会、文明等因素属于“中时段”的范畴，其影响仅次于长时段；第三部分则是属于“短时段”的个人史、事件史和政治史，它们虽然“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但也是“最危险的历史”。(34)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移民问题的出现属于不值得深究的短时段范畴。对于理解法国当代史而言，布罗代尔史学模式的局限性不容辩驳。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也承认，布罗代尔“没有为理解当代史建构出一种严肃的方法论”。(35)努瓦利耶分析说，布罗代尔之所以不能为移民史研究创造出“必要的工具”，正是因为其历史学方法论的局限。(36) 因此，在努瓦利耶看来，如果想要让移民史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并有所突破，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方面，要批判法国共和主义的人格化民族观念。为此，努瓦利耶从民族、民族性、政治难民等概念入手，通过剖析它们在形成、演变和传播过程中的偶然性及其充斥的权力斗争，(37)戳破法兰西民族的“起源神话”，指出法国共和主义民族观念的荒谬性。另一方面，要批判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传统。也就是说，要摒弃经典社会学和年鉴史学对当代史的轻视立场，在方法论上捍卫移民史研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努瓦利耶把自己在研究法国移民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学方法论，称为“社会历史学”。 三、社会历史学的诞生 努瓦利耶的史学研究独树一帜，并在法国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与他倡导的“社会历史学”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说，努瓦利耶移民史研究的创新也有赖于此。 在论述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之前，我们需要介绍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法国史学界对拉布鲁斯—布罗代尔史学模式的批评。尽管经典社会史在战后法国独大，但对它持批评意见的人始终存在。这些批评不仅见证了战后法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也为努瓦利耶等新一代历史学家革新社会史研究作了铺垫。 早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史家夏尔勒-埃德蒙·普塔(Charles-Edmond Pouthas)、国际关系专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以及人口学家路易·舍瓦利埃(Louis Chevalier)就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把经济决定论推向极端的悖谬。(38)但是，他们对拉布鲁斯—布罗代尔模式的批评在当时史学界的影响有限。不过，其努力并没有白费，最终在年鉴学派趋于衰落的80年代末结出了果实。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勒内·雷蒙(勒努万的学生)成为政治史复兴的领军人物，并在1998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布鲁斯阵营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拉布鲁斯曾经把许多学生派到指定的省份从事经济社会史研究。此举尽管催生了一批优秀论著，但也充分凸显了系列化、计量化研究方法的局限。如被派到瓦尔省的莫里斯·阿居隆就发现，他根本无法用社会、经济或阶级的因素去解释当地农民为何成为激进共和派的现象。他最终得出一个与社会经济决定论截然不同的结论：异常活跃、数目众多的互助社、行会、兄弟会以及社团导致当地民众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平等的“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é)，从而有利于共和主义在当地的传播和扎根。(39)被派到利穆赞省的阿兰·科尔班也放弃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转而探讨人的“感知性”(sensibilité)(如嗅觉、听觉等)在西方历史中的变化。(40)阿居隆表示，拉布鲁斯倡导的分省研究原本是要创设“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实验室”，却出乎意料地导致其弟子抛弃经济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走向了经典社会史所轻视的“日常生活”和“小历史”。(41)弗朗索瓦·孚雷更是义无反顾地拥抱拉布鲁斯轻视的政治史，成为“政治概念史”的开山鼻祖。 阿居隆对“社会交往性”的研究以及科尔班对“感知性”的研究清楚表明，经典社会史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或表征的划分过于机械。然而，阿居隆、科尔班在微观层面上的经验分析并没有让他们像意大利的卡尔洛·金兹伯格等人那样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论思考。(42)与此同时，他们在实践层面的重要突破也因为被归入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阵营，被贴上“心态史”的标签而令人遗憾地被遮蔽。(43) 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学界对经典社会史方法论的批判日趋激烈。一个重要标志是法国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叙事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米歇尔·德·塞尔多的《历史的书写》，(44)尤其是保罗·维内颇具争议的《如何书写历史：认知论》(45)在法国史学界掀起一股讨论历史认知论的热潮，他们开始思考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并使曾经长期遭受冷遇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史无前例的活力。另一个标志就是有关外国史学流派的译介不断增多。如介绍叙事史学、微观史学和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就是新生的《争鸣》的一个重头戏。(46)前高等社会科学院院长雅克·雷维尔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法国推介意大利的微观史学，(47)后者和阿居隆、科尔班的经验研究共同证明了法国史学界正在兴起的一种新风尚——“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48)最后，弗朗索瓦·多斯在1987年出版了《碎片化的历史学》，(49)对年鉴史学进行了批评，并认为它是当代法国史学危机的罪魁祸首。 面对批判，年鉴学派并没有熟视无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年鉴史学家就在思考如何让社会史研究走出困境。1974年，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主编出版《从事历史》，试图从“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上突破拉布鲁斯—布罗代尔范式的藩篱。(50)1988年，《年鉴》更是刊发专文，呼吁法国历史学家反思史学正在经历的“一场关键转折”。《年鉴》承认结构主义和计量研究范式已经“过时”，认为和社会科学结盟的法国史学也因此遭受牵连，出现了多斯所批评的“历史的碎片化”，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性主导的时代”。它表示，单纯地批判年鉴学派，简单地重返叙事、事件、政治或传记，乃是一些“懒惰的办法”，并不足以克服当代法国史学的危机。为此，它号召法国史学家群策群力，共同参与讨论变革社会史的新方法和新同盟(即建立新的跨学科模式)。(51)总体而言，这篇文章更像是年鉴学派的一份自我辩护，而非谋求变革的纲领。由此也不难理解，《年鉴》的“官方”立场为何会在法国史学界招致众多批评。(52) 《年鉴》将法国史学危机归咎于社会科学的诊断并没有得到多少赞同。夏蒂埃强烈反对“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危机”的提法，认为结构主义的衰落并不表明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处于危机中。他指出，法国社会史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的危机”，而是年鉴史学本身出了问题，因为它把社会机械地划分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夸大了地理、气候、经济和社会的决定作用，却忽视了对个体性、特殊性的研究，从而偏离了“理解的原则”(principes d’intelligibilité)。夏蒂埃对经典社会史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如果不能立足于个体事实的集合，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获得普遍性呢?”(53) 努瓦利耶没有明确否认《年鉴》的结论，但其保留态度可以从其关于加强史学和社会学之间联系的主张上得以窥见。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长期的门户之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严重阻碍了法国史学的革新。具体而言，由于涂尔干、西米昂等社会学家始终强调历史学不是科学，(54)法国史学家长期纠结于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在追求科学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只重视可计量化和系列化的历史，却忽略了本应给予高度重视的历史行动者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长时段”观念的影响下，法国史学家对社会学尤其是“主体主义”(subjectiviste)社会学所取得的进展缺乏足够的关注或者干脆对之置若罔闻。“主体主义”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和诺贝特·埃利亚斯，他们注重个体性和亲身经历，与鼓吹普遍性、排斥特殊性的法国经典社会学大相径庭。(55) 经典社会史的顽疾在于忽视对主体性、个体性、特殊性的认知和研究，这是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对经典社会史作出的相同诊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研究旨趣与英国的新社会史(E.P.汤普森为代表)、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德国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以及阿居隆、科尔班等人的微观研究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在注重考察社会行动者在微观层面的行动与互动的同时，并不主张抛弃经典社会史所推崇的宏观分析。 然而，如何才能够实现经典社会史的结构分析和微观史学的人际交往分析之间的有机融合，并灵活地将之运用到经验的历史研究之中呢?长期为结构主义和年鉴学派所忽视的社会学传统，尤其是埃利亚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是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共同借鉴的理论资源。 20世纪80年代，埃利亚斯的著作在法国广泛传播，(56)布尔迪厄在法国知识界声誉日隆。(57)因此，任何试图克服法国社会科学界当中存在的一种对立——即推崇结构、等级、立场和客观关系的宏观研究方法与注重社会主体、个人以及人际关系的微观分析方法之间的对立——的学者都不能无视其学说。(58)在埃利亚斯和布尔迪厄的眼里，处在某个独特“场域”(champs)或“社会配置”(configuration social)里的个人，虽然不能摆脱来自国家或外部世界的统治、法律、文化以及市场的影响，但绝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它们，而是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使它们服务于自身的立场、利益与情感，进而不知不觉地将之“内化”(intériorisation)。(59)所以，他们在批判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时共同使用的概念——“惯习”(habitus)或“社会惯习”(habitus social)，有助于消解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社会—个人、结构—意图以及宏观—微观等二元建构体系的对立。(60)在相当程度上，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各自作出的方法论思考皆建立在对埃利亚斯、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的学习、吸收和改造之上。 夏蒂埃和布尔迪厄过从甚密，双方的对话与交流对彼此的学术生涯皆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人在“法国文化电台”的深入访谈——《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即是其思想火花碰撞后的产物。(61)埃利亚斯最初是被作为心态史、表征史或文化史的同盟者，而不是作为韦伯社会学的传人介绍到法国的。(62)所以，乔治·杜比、孚雷尤其是夏蒂埃等历史学家最先成为埃利亚斯在法国的热心传播者并非偶然。夏蒂埃本人不仅发表多篇论文，专门介绍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63)还为《宫廷社会》、《个人社会》、《介入与距离：论认知社会学》以及《运动和文明：被约束的暴力》等法文版译作撰写序言。(64) 埃利亚斯、布尔迪厄对夏蒂埃历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可以在后者对“文化”的独特定义上得到体现：“文化并不凌驾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上，也不可与之等量齐观。它也不是一种可以摆脱各种表征——个人会利用这些表征建构自身存在的意义，而此种意义通常寄寓在各种词汇、姿势和仪式里——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应当把规范社会运行的机制、支配个人关系的结构理解为各种对立世界观之间不稳定且互有冲突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把组织经济活动、维系个人关系的各种实践归结为物质性的目标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一切实践皆是‘文化的’，因为它们把人们赋予其世界以意义的多元方式都变成了行为。所以，任何历史，无论它自称经济史、社会史或宗教史，都要求人们对一些表征体系及其产生的行为作出研究。由此看来，任何历史皆是文化史。”(65) 从夏蒂埃对“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他摒弃了经典社会史对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机械划分，认为文化涵盖了其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所涉及的全部世界(物质、表征与内心)。在这个意义上，诚如他所言，“任何历史皆是文化史”。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由于夏蒂埃的文化史研究能够揭示隐藏在各种文化表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归入社会史研究的范畴。正因此，夏蒂埃拒绝将其研究称为“文化史”或“思想史”，而更愿意将之叫作“社会文化史”(histoire socio-culturelle)。(66) 布尔迪厄和埃利亚斯之于努瓦利耶的影响绝不亚于夏蒂埃。在其自传《思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一位历史学家的历程》里，努瓦利耶列举了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如布尔迪厄、埃利亚斯、伍尔夫、理查·罗蒂、米歇尔·福柯、马克斯·韦伯、弗朗索瓦·西米昂、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罗杰·夏蒂埃等人。相对而言，努瓦利耶对前二者的偏爱更多一些，有关布尔迪厄章节的副标题是“向布尔迪厄致敬”，他论述埃利亚斯的口吻更是特别，字里行间洋溢着钦佩之情，鲜有批评的字眼。努瓦利耶之所以在自传里对二人“礼遇有加”，主要是因为在其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中，他们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初，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思考，使努瓦利耶确立了新的人生方向，决定投身学术研究，因为前者使之相信科学研究也能推动社会的解放，“为了帮助弱者，只需发现和诉说真理即可”。(67)如果说布尔迪厄是努瓦利耶学术人生的指路明灯，那么埃利亚斯则为其研究法国民族史和移民史提供了“一个工具箱”，(68)埃氏的“民族惯习”(l’habitus national)概念对他研究“民族认同问题”极具启发意义。(69) 布尔迪厄、埃利亚斯对努瓦利耶的深刻影响远不止于此。他们让努瓦利耶重拾涂尔干、韦伯、莫斯等社会学家思考的经典命题，即：“双元革命(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如何让欧洲从传统的共同体变成了现代的社会?”(70)埃利亚斯对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涂尔干、韦伯等人思考较少的民族国家概念置于其理论思考的重心，借鉴并创造性拓展了韦伯的“惯习”概念，将“国家的社会发生学”(une sociogenèse de l’Etat)和“个人的心理发生学”(une psychogenèse de l’individu)有机结合起来，(71)对民族国家的诞生及其对西欧国家的影响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比较研究。(72)然而，埃利亚斯对民族国家的研究仅限于其诞生阶段，即限于18世纪末以前西欧历史的考察，而很少论及它在19世纪以来在西欧的发展及其影响。依笔者管见，这正是努瓦利耶研究的着力点和创新之处。 法国何时并且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贯穿努瓦利耶整个学术生涯的核心问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尤金·韦伯在《农民变成法国人：1870—1914年期间乡村法国的现代化》里做过类似研究，他从现代化或工业革命的角度，指出学校、公路、铁路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法国农民在第一次大战爆发前融入第三共和国的关键因素，他们最终接受了自己首先是法国人而不是布列塔尼人、诺曼底人、普罗旺斯人或勃艮第人的观念。(73)尤金·韦伯的著作对努瓦利耶的影响不容置疑，后者表示，其移民史著作《法国熔炉》更为恰如其分的书名应当是“移民变成法国人”(Immigrants into Frenchmen)。(74)与这位美国学者一样，努瓦利耶认为工业革命及其创造的货币、公路、铁路、电报等“远距离关系”(relations à distance)为法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的民主革命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政治民主化及其社会影响的重视，使得努瓦利耶得出了一个和尤金·韦伯不同的结论：19世纪末，法国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努瓦利耶表示，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法国作为民族国家在法律层面的建构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个重要标志是1889年国籍法以及一系列针对外国移民法律的颁布。(75)他表示，它们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188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背景下“双元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对经济危机下日益恶化的就业市场，法国公民利用第三共和国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而赋予他们的选举权以及不断壮大的工人运动，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限制、禁止乃至驱逐外国工人，保护本国公民的工作权利。 面对民众的压力，第三共和国开始驱逐外国工人，严格控制法国边境，并颁布一系列严格监督、管理甚至歧视外国移民的法律。譬如，“1888年10月2日条例”在法国历史上破天荒地要求外国人向当地市政府递交住址等信息；1893年8月9日出台法律，完善了外国人登记制度，要求外国人必须在抵达法国48小时内完成登记手续。与此同时，第三共和国对法国公民身份的界定也日趋严格，1889年国籍法对成为法国人的资格进行了明确限定，(76)并且还歧视性地规定，归化的法国人十年之内不得当选国家议员。对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而言，对法国公民身份的认定和对外国移民的排挤并行不悖。 努瓦利耶得出结论，认为当代法国管理移民问题的基本原则主要承袭了第三共和国在19世纪颁布的这些法律，而未有过实质性的断裂。他进一步指出，第三共和国的移民法律以及管理犹太人时留下的档案为维希政权的反犹政策提供了不少便利。(77)同样，希特勒消灭犹太人、墨索里尼镇压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许多政策法规也不是出自他们的创造。(78)有鉴于此，努瓦利耶认为，法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共和主义整合模式。因为各个时期的法国政府通常都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选举政治的实际需要，对外国移民的管理作出或松或紧的调整。努瓦利耶的结论并非无的放矢。他列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1884年、1929年和19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法国都出现过民族主义高涨而排挤移民的浪潮。(79)民族主义的起伏、移民政策的松紧和法国经济的走势间存在惊人耦合。努瓦利耶的结论或许会让一些法国共和主义者感到不快，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法国移民史的解读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接受。 努瓦利耶在研究法国移民史的实际过程中，借鉴了不少社会学的工具、概念和问题意识，将之用于指导具体的历史研究，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学方法论——“社会历史学”。“社会历史学”的精髓在于综合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长处。努瓦利耶这样定义其“社会历史学”：“通过援引历史学家对经验工作的定义，依赖档案研究，致力于理解而不是评判人类活动，社会历史学限定了自身的活动领域。与此同时，它又从社会学家那里借鉴了他们确定的目标，即研究权力关系以及把个人维系在一起的远距离关系。”(80)为了强调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对于革新社会史的意义，努瓦利耶抛弃了曾经使用过的“社会史”概念，将其研究命名为“社会历史学”。(81)另外，率先把社会学理论运用到文化史研究，并将之命名为“社会文化史”的夏蒂埃，也对努瓦利耶提出“社会历史学”概念有重要影响。(82) 夏蒂埃的“社会文化史”和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表明，当代法国史学的革新仍然与经典社会史一样，有赖于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只不过，新时代的法国史学不再推崇科学化、计量化和系列化的研究，而更加注重社会行动者在既定历史场域中的活动。在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对历史学方法论的反思中，埃利亚斯、布尔迪厄代表的社会学理论举足轻重。 四、实践的社会历史学 纵观努瓦利耶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着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及其历史的研究。与米歇尔·维诺克、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等人的著作(83)相比，努瓦利耶的知识分子史独具特色。努瓦利耶没有拘泥于梳理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政治立场、人际交往及其社会影响，而是侧重于总结、归纳和批判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各种模式，(84)试图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历史学家介入社会提供新的模式。 对努瓦利耶而言，知识分子不包括记者和政治家，特指“大学人士”(universitaires)。他们在大学和学术机构里进行专业研究的同时，又心系社会，热忱参与公共事务，希望帮助消除世界上的饥饿、贫困和不平等。很明显，知识分子兼具学者和公民双重身份。然而，在学者和公民这一双重身份之间，并非没有张力。知识分子概念本身的出现，即充分说明了它的模棱两可性。它以否定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反德雷福斯派笔下，后者用来批判德雷福斯派的学者，批评他们背离学术独立的原则，介入了本不属于他们的政治领域。(85) 鉴于学者和公民之间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张力，知识分子在介入社会时，总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自我辩护。 萨特一直捍卫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正当性。在《为知识分子辩护》中，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很大程度上是与介入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就是介入与己无关的事务的人，他们以人和社会的整体观念——如今，此种观念已经不再可能，似乎显得抽象而荒谬——的名义，挑战一切现有的真理以及受其影响的行为”。在他眼里，投身学术研究和参与政治活动并不矛盾。萨特本人不仅从事哲学研究和小说戏剧的创作，还积极参加“与己无关的事务”，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热衷于追求个人解放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萨特的哲学、小说和戏剧直接服务于普通民众的解放斗争。并且，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连的必要性：“只有在民众阶级身上，并且唯有借助于它，(知识分子——笔者注)才能洞悉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通过抛弃改良主义的幻想，他可以激进化，变成革命分子，并借此认识到：人民群众除了会打破压迫他们的偶像外，不会再做别的事情。”(86) 萨特的激进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法国并非个案，哲学家阿尔都塞及其信徒也在宣扬类似学说。在他们的熏陶下，法国青年学生当中流行起一种到工厂、农村学习，帮助工人和农民认识异化、反对压迫的风潮。然而，在出身贫寒的努瓦利耶看来，此种革命浪漫主义“虽然值得称道，但却荒谬至极”。(87)毫无疑问，萨特鼓吹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观并没有得到其认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革命运动的偃旗息鼓、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法国知识分子纷纷脱离左翼阵营。萨特也由此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开始倡导新型知识分子观。 福柯曾是萨特的崇拜者，但1968年五月风暴让他走向了批判萨特的立场。福柯表示，在革命希望已经彻底落空的年代，知识分子不能再盲从萨特。福柯不无嘲讽地说：“知识分子在过去宣称，他们要向那些不懂真理的人诉说真理，要为不能诉说真理的人宣扬良心和优雅。然而，最近的事情让他们开始恍然大悟，民众在认知时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民众比他们知道得更完善，更清楚，也更好；民众同样能够铿锵有力地诉说真理。只不过，有一种体系在禁锢、阻碍和否定他们的知识和话语。……事实上，知识分子就是此种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他们自命为良心和民众话语之代理人的观念也是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88)福柯宣称萨特代表的“普世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universal)已经过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再是革命斗争，而是对权力—知识的批判。有鉴于此，福柯全身心投入监狱史、疯癫史、性史、知识考古学以及生物政治学的研究，深入批判家庭、两性、学校、监狱甚至人脑里存在的所谓的真理和体系，揭露其压迫的本质，试图为普通民众提供专业的知识工具。这就是福柯提出的“专业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spécifique)的职责所在。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的压迫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还存在于知识、思想、文化或者如其所说的“象征资本”中。进一步而言，“象征资本”的压迫还因社会大众不知不觉地将之内化为“惯习”而变得异常隐蔽。作为福柯的朋友，布尔迪厄也赞同其“专业知识分子”的提法。不过，他表示，知识分子的单打独斗无法击溃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因此，在“专业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集体知识分子”(intellectuet collectif)概念，因为唯有“集体知识分子”才可能创造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的社会条件”。(89) 福柯和布尔迪厄的立场表明，知识分子在革命消亡后仍有介入社会的可能和必要，即通过自身的专业研究，为弱势社会群体提供批判武器，为他们的反抗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与试图在无产阶级身上追求真理的萨特相比，他们更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和科学研究的自律。他们的知识分子观在法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历史学家也纷纷在福柯和布尔迪厄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历史学家如何在新的时代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如皮埃尔·诺拉在伽利马出版社创办的《争鸣》杂志，即是法国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体思考的产物。在《争鸣》创刊号上，诺拉再次提出了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从未停止思考的问题：“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诺拉对80年代法国思想界的诊断和福柯在70年代中期的结论如出一辙。“先知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oracle)已经逝去，萨特的时代悄然终结，而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和雷蒙·阿隆成为新的偶像；相应地，文学和作家的辉煌也开始让位于人文学科和专业知识分子的严谨。(90)诺拉创办《争鸣》的初衷，就是要为专业知识分子创造公共平台。尽管诺拉反复宣称要坚持科学独立，反对政治干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争鸣》总是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纠缠不清。在极权主义批判、人权运动以及当代法国的民主改革等重大问题上，诺拉及其朋友就经常举办圆桌会议，并把相关发言发表在《争鸣》上。 努瓦利耶不愿以诺拉为榜样，而是要做和福柯、布尔迪厄一样的专业知识分子或“介入的研究者”，(91)立足科学研究，又矢志于社会批判。努瓦利耶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移民史研究，就是因为他相信移民问题的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法国民众消除对移民群体的偏见，使“右派理论彻底失去吸引力”，从而建立“多元的法国”，(92)最终改善所有移民群体在法国的处境。不过，他并不满足于做福柯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分子”，还致力于在历史学领域内推动形成布尔迪厄所说的“集体知识分子”。具体而言，其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诊断法国史学危机，捍卫历史学的自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宣称法国史学陷入“危机”的声音不绝于耳。弗朗索瓦·多斯(93)和弗朗索瓦·贝达里达(94)等人都谈论过法国的史学危机，并作出了各自的诊断。努瓦利耶并不否认当代法国史学面临着历史学教席数量的削减、大学功能的衰落、学术著作出版的困难以及集体合作的消亡等诸多问题，但他反对法国史学深陷危机的提法，因为在当代法国社会舆论中，它的声誉是“前所未有的卓著”。(95)尽管如此，努瓦利耶强调不能对史学危机论调的泛滥掉以轻心，因为它们有可能让历史学家的共同体陷入混乱甚至分裂。 努瓦利耶认为，批判年鉴学派的各种史学新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史学危机论调泛滥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史学新流派的不断涌现，并不是历史学繁荣的标志，而是一种危机的症状，因为它们为取代经典社会史而鼓吹的理论范式不过是一些“自说自话的预言”(prophéties autoréalisantes)。(96)他特别批评了“语言学转向”和《年鉴》的“关键转向”。尽管鼓吹语言学转向的美国历史学家或者倡导“关键转向”的年鉴学派拥有良好的意图，试图援引相邻学科的理论推动史学创新，但“把哲学的狼引入历史学的羊圈”，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徒劳地让历史学家卷入谁也无法获得胜利的认识论纷争，历史学也可能因此丧失其学科认同的危险。(97)他表示，历史学家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应当以马克·布洛赫为榜样，因为后者知道如何利用历史学家熟悉的语言，把社会学、地理学和哲学的成果“翻译”(traduire)到历史学，并最终促成了一场伟大的史学革命——年鉴学派的诞生。(98)努瓦利耶对“语言学转向”和“关键转向”的批评，大致反映了崇尚经验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面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立场，但招致了美国女权主义史学家乔安·斯科特的辛辣批评。(99) 与此同时，努瓦利耶认为某些在名利场中春风得意的历史学家，也应当为当代法国史学界的混乱局面负责。在他看来，勒内·雷蒙、孚雷等“政府型知识分子”和政界、出版界过从甚密，甘于充当权力的谋士和记者的顾问，而丧失了对政治话语或公共舆论的应有批判。(100)他并不反对历史学家介入社会，但强调应当捍卫“学者的世界相对于媒体和政界的独立，因为捍卫此种独立，就是加强科学工作的集体认同。”努瓦利耶表示，真正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当能够‘翻译’媒体与政界的常识问题，将之问题化(problematiser)，从而揭示充斥我们周围的众多话语背后的压迫形式和社会痛苦”。(101) 其次，推动历史学家集体地介入社会。由于青年时期有过参加学生运动和罢工的经历，努瓦利耶深知集体行动对于历史学家介入社会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唯有诉诸集体行动，历史学家才能摆脱学院的个人主义，克服知识和政治之间的鸿沟。(102)因此，无论从事学术研究，抑或参与公共事务，努瓦利耶总是试图搭建共同行动的平台和组织，尽可能地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为了探索法国社会史的革新，他参与创办《新生》(Genèses)杂志，并在贝兰(Belin)出版社组织出版“社会历史学”丛书。为了消除法国社会对移民群体的偏见，强化移民研究在集体记忆中的分量，他推动创建法国国家移民史博物馆(CNHI，2007年正式开放)。为了探索传播史学研究成果的新路径，他还和剧作家们合作，创作旨在消除社会公众对移民偏见的戏剧。(103)最后，为了抗议2005年2月23日出台的法律，(104)为了反对前总统萨科齐创建“移民与民族认同部”，他宣布退出法国国家移民史博物馆的科学委员会，并牵头创建“历史学之公共用途警觉委员会”(CVUH)，强调历史学家捍卫其科学知识的迫切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公共空间中捍卫自己生产的知识类型，没有人会替我们去做这件事”。(105) 对努瓦利耶而言，捍卫历史学的自律和集体地介入社会是历史学家转变成“集体知识分子”的两个关键要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化，不仅颠覆了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信仰，也对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的经典社会史产生了冲击，经济决定论、长时段历史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挑战，政治史、文化史、表征史开始复苏并占据突出位置。 有鉴于此，年鉴史学家开始为法国社会史研究寻求脱困之道，然而无论在经验研究，抑或理论反思方面，他们的努力均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这可能是因为年鉴学派昔日的盛名和成就在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倡导“关键转向”的新一代年鉴学者没有深入反思年鉴史学自身的局限，反而把当代法国的史学危机归咎于社会科学，归咎于后者出现了“普遍的危机”。 相反，努瓦利耶却没有任何包袱。他早年投身激进政治，在地处偏远的孚日和南锡接受教育，随后又师从饶勒斯主义者玛德莱娜·雷贝利乌教授，因而无需也不会受到年鉴学派僵化信条的束缚。在从事工人史、移民史和知识分子史研究时，他往往能够秉持实用主义的立场，灵活借鉴和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与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埃利亚斯、福柯、布尔迪厄以及马克·布洛赫等风格迥异的思想家，均是其“社会历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经过努瓦利耶的孜孜耕耘和积极倡导，移民史如今已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身份证史、护照史、政治流亡史等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尽管努瓦利耶在法国学界的声势不能与勒内·雷蒙、孚雷、夏蒂埃、罗桑瓦隆等人相提并论，但谁也无法否认，他已经切实地推动了法国社会史的革新。依笔者管见，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相对于经典社会史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在继承了经典社会史的批判立场的同时，摒弃了僵化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把移民史、工人史和知识分子史置于权力关系的框架下考察，这样既能从宏观角度揭示民族国家的形成之于移民群体的重大影响，也给考察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性、能动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二，在弘扬跨学科传统的同时，又坚持实用主义的原则，(106)从其他人文学科中选取有用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并运用历史学家所熟悉的语言，将之翻译到历史学界，从而避免走向“语言学转向”等新学流派否定史学根基的困境。 第三，捍卫历史学家介入社会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史学自律的原则，坚决抵制历史知识工具化的危险，为在历史学领域推动“集体知识分子”的形成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努瓦利耶倡导的“社会历史学”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领域。当代法国知名政治学家米歇尔·奥弗莱(Michel Offerlé)不但和努瓦利耶共同创办了《新生》杂志，还竭力主张把“社会历史学”运用到政治学研究，特别强调社会学理论之于选举、政党、利益集团和雇主协会的研究的不可或缺性。(107)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学者的方法论与努瓦利耶、奥弗莱的“社会历史学”相差无几，但他们却倾向于使用另一个概念——“政治的历史社会学”。(108)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历史学”在政治学领域内取得的成功远甚于历史学领域。(109) 总而言之，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及其在法国学界的广泛影响表明，我们不能再停留于年鉴史学批判的阶段，法国社会史的革新及其取得的显著成就已经不容小觑。对于努氏的史学贡献，以批判年鉴史学而声名大噪的弗朗索瓦·多斯可能看得更为清楚，其结论也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努瓦利耶的史学研究“告别了机械的决定论，能够严肃对待行动者，是范式转换中的经典个案”。(110)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社会历史学”的提出，与努氏本人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经历密切相关。至于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否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取得突破，则有待未来经验研究的检验。 注释： ①热拉尔·努瓦利耶：《社会历史学导论》，王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彼得·柏克：《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Lucien Febvre,“Propos d'initiation:vivre l'Histoire,”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no.3,1943,p.6. ④Fernand Braudel,“Sur une conception de 1'Histoire sociale,”Ann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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