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趋势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摩擦论文,应采取论文,对策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金泽虎(1997)、杨莉(1999)、刘芹(2001)、方虹(2002)、雷达(2004)、湛柏明(2004)、于铁流和李秉祥(2004)等对两国间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但两国间贸易摩擦的加剧是暂时的？还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国内学者还没有涉及。如果摩擦是暂时的，我们就不必为中美贸易出现的这些问题而担心；如果摩擦长期存在，我国就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中美贸易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贸易不平衡与中美贸易摩擦
自中美1979年签订贸易协定以来，双方的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263.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7.1％，中美贸易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遗憾的是，随着两国间贸易差额的不断加大，贸易不平衡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据美方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至1982年的头4年里美方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3年逆差达到1239.6亿美元，在1993至2003年期间，逆差年平均增长15.9％。中方的统计数据表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国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出现顺差，2003年顺差为586.1亿美元，在1993至2003年期间，顺差年平均增长率9.0％。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逐年加大的。根据国际收支理论，贸易赤字的增加通过对外贸易乘数的作用导致美国国民收入的下降，国民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国内失业增加，如此就会产生两国间贸易的摩擦。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为；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了。
根据中方的统计数据，中美贸易差额与我国GDP的比值由1993年的1.04％上升到2002年的3.45％，其中在1998年之后两者的比值才超过1.5％。美方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两国间的贸易差额与我国GDP的比值从1993的3.79％上升到2002年的8.33％(从1993年计算起)。双方的统计数据都表明，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已达到足够引起摩擦频繁发生的程度。从过去一段时间的实际情况来看，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确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还不是很明显，甚至按中方的统计数据，美方还有少量顺差，这个时期两国间贸易摩擦也比较少，摩擦主要发生在农产品、纺织品以及对华的歧视政策等方面，贸易摩擦的程度是有限的。在1990～1997年期间，贸易摩擦的数量逐渐增多，1993年后两国统计都表明中方开始顺差，并且顺差额在逐年增加，这一时期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开始扩展到知识产权、最惠国待遇、机电产品等领域。1998年之后，贸易差额与我国GDP的比值已经超过1.5％，贸易不平衡问题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2002年为例，美国当年对中国实施了12次反倾销、2次特别保障措施。
二、对美出口的增加与贸易摩擦的未来趋势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长速度，在1979～2003年期间，对美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1％，而从美进口年增长率为17.6％，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下去，中美贸易不平衡将继续扩大，而且贸易摩擦还可能由经济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如果说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贸易不平衡，而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对美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进口的增长速度的话，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内，对美出口的增长还将直接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
1.对美总出口有可能继续增加 由于中美要素禀赋的不同，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湛柏明，2004)，中国对美出口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此类产品对美出口继续增加，也就意味着未来对美总出口会增加。据美中商务(CHINAUS.NET)2003年统计的资料，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前20项产品中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鞋类等。据1999年的统计资料，虽然中美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差10.9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23.8倍、服务业相差8.6倍、工业相差4.5倍，如果我们用中美人均收入代替中美工资的话(中国人均收入大约1000美元，美国人均收入30000多美元)，中美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大约是30倍，相对工资的差距足以抵消相对劳动率的差距。根据扩展的李嘉图模型，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有竞争优势，对美出口必然多属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学习曲线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下，生产函数即产品的生产成本随产量(或经验)的增加而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更加明显，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对美出口还会增加。
2.对美总出口的增加会继续加剧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美国向中国出口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以美中商务(CHINAUS.NET)2003年的统计资料为例，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前20位产品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航行器、电信设备等。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美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决定美国在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品对中国出口还会增加。由于中国主要对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总的出口需求应该是富有弹性的，在需求偏好不变的条件下，随着美国国民收入的提高，我国的商品在美国市场则更显得便宜，从而这些商品对美出口还会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出口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总的出口需求弹性较小，即价格的大量下降才会导致需求的大幅度上升，虽然我国国民收入会有所增加，但这类产品的需求不会大幅度增加，同时，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限制，也使得美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不会有较大的增长，这样，中国对美国总出口增长速度显然会超过中国从美国总进口的增长速度，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国间贸易不平衡还会加大。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必然随着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而加剧，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而且摩擦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2003年，美国制造业协会在《对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的报告中披露，有64％的制造业受访人士认为中国出口大户是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全美纺织工业协会也在《中国的威胁有多大》的行业分析报告中认为，“中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中国人民币的价值低估了大约40％，这导致中国具有巨大的人为成本优势”，政府必须向中国施加压力，改变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报告不仅掩盖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根源，而且还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防范心态加重。这样，贸易不平衡就成了引发两国间贸易摩擦的催化剂。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快速增加，美国一些夕阳产业受到冲击后，将导致这些产业的工人失业。同时，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受到学习曲线和规模效益的作用，出口的供给会超过美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出口价格反而会下降，这会给美国对我国这类行业采用反倾销和特别保障措施提供借口。
三、中国对美国出口与总出口的因果检验
如果贸易不平衡不解决，摩擦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还会随着贸易差额的扩大而更趋激烈；而贸易不平衡又根基于对美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因此，对美出口的增长是贸易摩擦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剧的关键。郭利红和李斌(2004)实证分析了出口的增长会带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带动出口增长，由此推论，如果总出口增长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原因，那么，在从美国进口不变或者即使增加也没有对美国出口快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扩大，中美贸易摩擦就会随之而增加。本文把总出口和对美国出口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求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因果检验之前必须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防止出现“伪回归”(显著性水平为指定5％)。
(表1) 1979～2003年期间对外贸易总出口
单位：10亿美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总出口
13.66
18.12
22.01
22.32
22.23
26.14
27.35
30.94
39.44
47.52
52.54
62.09
71.84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总出口
84.94
91.74
121.01
148.78
151.05
182.79
183.71
194.93
249.2
266.15
325.57
438.37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对美出口的数据见表1。
(表2) ADF或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C，T，N) ADF检验
比较大小
5％的临界值
DW值
LEX1 (1，1，2) 1.139
＞ -3.633
1.95
D(EX1，1) (1，1，2) -2.6326
＞ -3.6454
1.928
D(EX1，2) (1，1，1) -5.308
＜ -3.655
2.168
LEX2 (1，1，1) 2.697
＞ -3.622
1.77
D(EX2，1) (1，0，0) -0.3949
＞ -2.9969
2.1134
D(EX2，2) (1，0，0) -5.602
＜ -3.003
1.828
注：本结果由EVIEW3.0得出，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单位根方程常数项、时间序列和滞后项。EX1表示对美国的出口，EX2表示我国的总出口。
由表2结果可知，变量LEX1和LEX2的水平时间序列的ADF值都大于5％临界值，它们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D(EX1，1)和D(EX2，1)的ADF值都大于5％临界值，它们都是非平稳的；而二阶差分D(EX1，2)和D(EX2，2)的检验形式都小于5％的临界值，可以拒绝原假设，得出序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它们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都是I(0)序列，我们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由于EX1和EX2是同阶求积的，它们将驾驭相同的波长，回归残差的估计值就可能是前者的线性组合，因此，对残差的估计值可以采用恩格尔-葛兰杰(AEG)检验。
从表3结果可知，残差的AEG统计量小于5％临界值，处于平稳的状态，那么LEX1和LEX2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是长期稳定的。因此，可以对EX1和EX2进行Granger检验。
(表3) 协整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EG统计量
大小比较
5％
D.W
残差 (0，0，1)
-3.097 ＜
-1.957
1.87
表4中两栏的经济意义分别是：(1)第一栏F统计量的P值小于5％的临界值水平，意味着对美国出口是中方的总出口的原因；(2)第二栏中的P值也小于5％，意味着总出口是对美总出口的原因。上述因果检验证实，由于经济增长和总出口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总出口增长又和中方对美方出口存在因果关系，那么，经济增长必定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在从美方进口没有对美方出口增长快的条件下，中美贸易不平衡必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产物，贸易不平衡的扩大必然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并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将长期存在。
(表4) Granger因果检验
原假设
观察变量
F统计值
P值
E1不是E2的原因
22
4.70994
0.01648
E2不是E1的原因8.04520
0.00198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是由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的，那么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进行调整。众所周知，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主要依靠增加投入、扩大厂房、更新设备、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等，使得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同时也使我国对外贸易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冲击到那些工资水平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主要是产业间贸易，这种贸易是基于相对价格变动的比较优势，但价格变动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一个国家里并非人人都能获得现实的利益，那些利益受损的集团就有动力去游说政府，对我国产品采取限制措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所遭受到的反倾销案件来自美国的最多，大约占了一半。这是我国粗放型发展战略的累积效应，长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对美国出口的激增必然导致我国企业间相互杀价，倾销现象屡禁不止。一些企业不得已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销售，很容易提高美国对我国产品反倾销的成功率，进而使美国对中国产品更频繁的采用反倾销(杨仕辉，2000)，最终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长期来看，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在于转变我国的增长方式，走上集约型的发展道路。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从短期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在短期内还会存在，甚至还会有所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近期内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我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避免摩擦无限制的扩大。一是可以扩大从美国的进口，重点放在能够消除贸易摩擦的产品的进口。在实施具体的进口计划之前，我们有必要聘请华府公关公司替我们设计一套采购清单，这样能分化对华敌视的利益集团，使其联合对付中国的努力难以成功；二是采取自愿出口限制(VER)，在自愿出口限制的情况下，贸易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三是分散出口的对象国，政府应引导企业向美国以外的国家出口，可以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四是尽快促使美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产品在美国受到不公平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并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美国对来自我国的产品进行倾销调查时，采用的都是印度、新加坡等替代国的产品价格作为参考目标，结果导致众多的中国产品被判倾销成立。
转变增长的方式，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改变出口结构单一、低附加值的现状，有利于最终解决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1994年后，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主要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的稳定必然会带来人民币的稳定，而人民币的稳定又为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外部基础，同时盯住美元，使人民币和美元保持固定的比率，扩大对美出口就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经常与中国发生激烈的冲突。由于我国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人民币币值必须保持稳定，一旦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出口的价格优势荡然无存。但从长远看，人民币汇率改革势在必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可以实现内部均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而且可以实现外部均衡，减少中美贸易摩擦，从而最终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