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赣方言史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史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客家方言，在广东称为“客家话”“客家语”，在广西称为“新民话”“麻介话”“
话”，在四川称为“土广东话”，在江西称为“广东话”“客籍话”“河源声”“怀远话”等。“麻介话”“话”是以客家方言的特殊代词来命名的；“客家话”“客籍话”“新民话”“怀远话”是以说这种话的移民的特殊性质来命名的；“广东话”“土广东话”“河源声”是以移民的策源地来命名的。这些名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客家方言的某种特性。现在，人们习惯统称为“客家话”或“客家方言”。
“客家话”这一名称应当是与“客家人”这一名称同时产生的。有了被称为“客家”的人，他们所说的话也就因之被称为“客家话”。“客家人”这个名称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一些地方志中。 如《广东通志》93卷《舆地》引《长宁县志》：“当地相传建县时，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又引《永安县志》：当地将“自江、闽、潮、惠迁至者名客家”。在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只不过不称为“客家”，而称为“广东人”“土广东”“新民”“棚民”“怀远籍”等等。由此可见，真正的“客家”是明末清初以闽、粤、赣3 省交界地、尤其是以粤东北为策源地的一股特殊移民的产物。而“客家话”这一名称，自然也就是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如道光《佛冈厅志·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时立籍者为土著，……国初（按：指清初）自惠、韶、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又，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67页注引广东通志馆民国十九年（1930年）乐昌征访卷云：“乐邑声音各区不同，……至客家语，是后世侨民相传而至，非吾邑古语也。”
“赣方言”这一名称的产生要迟得多。章太炎、黎锦熙乃至1934年赵元任在给汉语分区时，都还没有说到“赣方言”。李芳桂1937年有“赣客家”的提法。罗常培1940年在他的《临川音系》一书中论及“客赣方言”，认为它们是同系异派的方言。赵元任在1948年对他的原学说进行了修订，也提出了“客赣方言”的名称。以上学者都是倾向于客赣合一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分省新图》（第5 版）中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分为11个单位，首次将“赣语”和“客家话”分立；董同龢在50年代主张将“赣方言”和“客家话”分立；1955年，丁声树、李荣提出汉语8大方言区的理论， 也是将“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分立的。
赣方言原本分布在赣北与赣中，现在的赣方言分布格局，是唐未五代以后赣北、赣中向湖南东部、湖北东南、安徽南部以及福建西北移民的结果。客家方言原来也主要分布在赣南和紧邻赣南的闽西（以长汀为中心）、粤东（以梅州为中心）一带。现在却分布到江西、广东、福建、浙江、湖南、四川、广西、台湾、香港等省、地区约200个县市。 这种格局，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大迁徙形成的。由于客、赣方言原本连成一片，而客家先民的大多数是经由赣北、赣中逐步往南迁徙的。所以，要考察客赣方言的历史，必需考察江西的人文历史。
二
上文说到，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得名的时间都比较迟，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它们也就是在得名的时候才形成的。它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这里，我们先就江西居民简史特别是历代北方移民在江西的南迁作扼要的介绍。
经考古发现，在四五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栖息。迄今为止，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则已在江西发现了五六十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江西的生产开发区不断扩大，居民集中点增多。已经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约有200处，分布在江西省内40 多个县市之中。从新石器晚期开始，人类开始栽培水稻，商代中期则开始用犁耕作。这一时期的青铜农具，在全国其他地区仅发现41件，而江西新干商墓就发现有23件，加上斧、凿、锥等工具共120件。 这就充分说明当时江西农业的发展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的4 座龙窑及6座升焰式园窑、瑞昌铜岭遗址、 吴城青铜器生产作坊以及新干商墓的青铜器，令人信服地证明，商代江西的瓷业、铜矿开采及冶炼、铸造工艺完全可以和国内其他地区相媲美。
当时在这里生息的是什么族姓，现已无资料可考。不过：
1.新干商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和兵器，特别是大钺、双尾铜虎、怪形铜面具以及吴城出土的陶片上压印的笔划端正、风格与殷墟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等官方文字相一致的“臣”字，显示了当时的阶级压迫与权力的内容，表明这一带在那个时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阶段。
2.1976年新干出土铜鼎5件，形制和花纹相似，大小依次递减， 这就是文献所说的“列鼎”。按照西周的礼制，列鼎5件， 是大夫一级奴隶主贵族的待遇。这就不仅显示了西周宗法等级和丧葬用鼎制度，更说明那时的江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
3.1958年，余干县黄金埠出土“雁监甗”一件，内壁有铭文6 个。经郭沫若考证，为“雁监作宝尊彝”。“雁”即应国之“应”，“监”可能是周王朝派来的监国者。《周礼·天官·大宰》：“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郑玄注：“监谓公侯伯子男，各监一国。”许慎《说文解字》：“监，临下也。五等诸侯虽爵有尊卑，皆君临一国，故谓之监。”据李学勤研究，周公定东夷之后，曾在今江西余干地区置应国，设监。又，1981年陕西扶风县出土的铜饰件上有铭文曰：“艾监，叔赵父，作旅偁，其宝用。”李学勤认为“艾监”和“应监”一样，是西周王朝派往艾地的监国者。艾在今修水县境，《左传·哀公二十年》：“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勿听，出居于艾。”其中的“艾”即是今修水县龙冈坪。
4.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113 个原始文字符号，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发现130个原始文字符号。 而在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发现的原始文字符号竟有170个，数量之多引人瞩目。 这3个地方的原始符号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又存在一些差异， 说明它们相互联系而又各有自己的地域特征。在吴城遗址的原始文字符号中，又有一部分（如“田”“五”“十”“中”“祖”“甲”等）与殷墟甲骨文相类。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一带在商代就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奴隶制社会，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不会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
以往，人们往往把《山海经》传说中的“赣巨人”、《太平御览》所载的“干越人”、《战国策》所载“彭蠡”湖畔的“三苗”人等看作是先秦时期江西最古老的居民，并由此而想象当时的江西乃鸿蒙一片，荒莽蒙昧，直到秦始皇时代“50万”士卒下江南，才开始了江西文明史的第一页；甚至有人认为直到五胡乱华，北方汉民大量迁入江西，才给江西带来了正统的汉语，成为了客赣方言的源头。这些看法，与地下考古资料显然是很不相符的。今天，我们虽然还不能圆满地解释考古资料显示的文明与上述文献所载的那些种族的关系，但是，却完全可以说明江西自旧石器时代、特别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殷周时代就已有悠久的文明。自从那个时代以来，人们就已经在江西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且，这种江西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使尉屠睢发卒50万南下， “其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人间训》）。当时江西境内已经平定，这两支军队主要用来对付福建的东越与广东的南越，加之后来增派来为将士们作内勤的15000女子， 的确可以看作是秦代迁入江西的一次规模较大的中原移民。1976年，遂川县藻林乡左溪河岸发现秦始皇军队用过的兵器铜箭镞80余枚，铜戈、铜矛各1件。 戈上的铭文为“廿二年临汾守曋库系（？）工歍造”，是秦军南下至赣南的铁证。
据《南越笔记》卷2、《元和郡县志》卷28载，汉兴，因秦旧制， 派军队驻守大庾岭。而“大庾岭”一名，也是因汉将庾胜兄弟驻守于此而得。这些驻军的一部分可能就在此长住了下来。
到了东汉，豫章郡空前繁荣兴旺。根据公元2年和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当时全国总人口减少，但是豫章郡人口由公元2 年的351965人猛增至公元140年的1668906人，净增1316941人； 户数由公元2 年的67462户猛增至公元140年的400496户，净增333034户。 在当时全国100多个郡中，豫章郡的人口名次由53位跃居第4位。在扬州部的6个郡中，也由第5位跃居第1位。当时，扬州部总人口的五分之二都住在豫章郡，足见当时豫章郡的昌盛景象。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许多中原士民纷纷南下，江西接纳了不少移民。
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中原又大乱。当时江南相对安定， 许多中原士民渡江避难。正如《晋书·王导传》所说：“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统治者为安定民心，曾根据士族和民众的旧籍侨置州、郡、县，安排移民。据谭其骧在《燕京学报》15期发表的《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一文的考证，当时江苏接收的中原移民最多，其次为安徽，再次为湖北、四川、河南南部、陕西北部及山东北部。至于江西，谭君说：“江西、湖南二省处皖鄂之南，距中原已远。故流民之来者较少，且其地域仅限于北边一小部分。”许怀林《江西史稿》说：当时进入江西的流民主要在浔阳郡，“在浔阳郡内先后设置的侨郡有西阳郡、新蔡郡、安丰郡、松滋郡、弘农郡、太原郡等。”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过分夸大了这次移民对江西的影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唐代安史之乱期间，中原不得安居，又有不少中原士民南逃。据《元和郡县志》载，唐代后期全国户口普遍减少，唯独鄱阳湖地区、赣江中游地区户口大增。例如饶州在开元年间有14000户， 到元和年间猛增至70000户。洪、饶8州虽只增加45000户， 在全国总户数的比重却激增4倍。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江南西道原设观察使， 到至德年间升为节度使，恐怕也与战乱时期大量移民的迁入有关。
唐朝末年，朝政腐败。黄巢领导农民起义，转战南北。江西的中部和北部均为义军作战的地方。那时有不少难民逃往福建，也有一些逃到江西东部和南部。如《崇正同人系谱》萧氏条说：“三十世孙萧觉仕唐，值乱。举族出逃，分居湖广及江西泰和庐陵等县。”兴宁《吴氏族谱》引其上世《文福公实录》说：“吾祖宣公居蜀阆州，于后晋高祖天福年丙申合家渡江，徙今江西抚州临川县之石井。留二叔经公居此，又与父纶公、三叔绍公易居江西建昌府南丰县。时后汉乾祐元年戊申岁九月。”南昌梓溪《刘氏族谱》说：“本广陵人，七世孙会仕晋，为琅琊内史，从元帝渡江，居丹阳，后徙晋陵，徙睦州。唐僖宗时，避黄巢乱，乃徙信之玉山，后十世家豫章焉。”
有宋一代，是江西省的黄金时代，经济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在全国影响极大。但是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侵，钦宗、徽宗被虏，“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江西当时也成了抗金战场。金兵初时连陷江州、洪州、吉州，一直打到赣南，隆祐太后在虔州受困。偏安以后，江西为南宋重点经营之地，经济文化又有许多发展。到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文天祥等在江西中部、南部坚持抗元斗争，江西成为抗击元军的主战场。人民不能安居，纷纷往福建、广东逃亡。如广东《五华魏氏族谱》载：魏氏原居江西石城县，“时值宋末，天下大乱。……我祖兄弟只得移别处逃生。兄弟行经宁化，元公至惠州长乐，亨公迁福建汀州上杭，后迁惠州龙川县。”广东和平《徐氏族谱》载：其祖原居豫章之吉水，“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战而父子俱殁。德隆则随宋帝渡岭而南。……遂择龙川乌龙镇居之。”除了往东徙福建、粤东之外，难民也溯赣江而南，或再逾大庾岭到粤北。曾祥委等《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一书说到：“宋室南渡，难民大批越（大庾）岭入居南雄。现今珠江三角洲民族，多是这一批移民的后代。”如《新会乡土志》：“邑城尚书何坊族，因宋南渡，徙南雄。”《梁氏族谱序》：“宋南渡时中原多故，有祖讳学者流寓韶州南华寺，继迁南雄保昌沙水里珠玑巷。”这种迁徙，一直持续到元代。
明代初年，由于战乱初平，赣南人口流失严重，田土荒芜。而当时的赣中、赣北人口密度较大，所以在朝廷的奖助下，大量赣北、赣中居民迁往赣南。这种情况正如巡抚南赣的右副都御史周用所说：“南赣地方，田地山场坐落开旷，水稻竹木种植颇藩，利之所趋。吉安等府各县人民常年前来谋求生理，结党成群，日新月盛。”据地方志记载，当时的赣南中部诸县如上犹、南康、赣县、信丰、龙南等，有半数以上的人户是来自赣北与赣中。
另外，自唐末五代开始到明代前期，由于战乱等多种社会原因，江西中部、北部的许多居民向湖北南部、湖南东北、安徽南部以及福建东北部迁徙。今湖北东南各县，湖南湘阴、平江、岳阳、南县等地，安徽南部各县和闽西北邵武、建宁一带赣方言区的居民，基本上是这一段时间从江西迁来的。
明末清初，以广东嘉应州为中心的闽、粤、赣交界地发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他们向东迁至浙南山区及闽粤沿海，向南迁至广东中部腹地及珠江三角洲，向西迁至广西及湖南、四川，向北迁至赣南、赣中山区和赣西北山区。这次移民，形成了今天客家人和客家方言的分布格局。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1、江西居民历史悠久，客、 赣方言当然也就是历史悠久的；2、历代南迁移民是从江西北部、 中部逐渐南移的，这就形成了客、赣方言之间的密切联系。
三
我们在上文曾经谈到新、旧石器时代的江西居民，但我们却无法讨论那时江西的语言状况，因为实在缺乏资料。
就我们所知，有两种研究上古汉语和方言的意见值得一提。
一种是将古汉语、并进而将汉语方言分为南北两区的意见，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1976）、国内年轻学者邓晓华（1996）都持此说。例如邓晓华根据文化区域和语言区域的理论，认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有许多区域性的文化，“我们可以根据史前存在的南北两大文化区域的传统，根据南北汉语的不同语言特质，把汉语分成南北汉语二大区域。又可以在南方汉语中的各个文化小区中，如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南百越文化，划分南方汉语方言区域。”毫无疑问，根据这种理论，应当把客赣方言归入南方汉语区域之内。
另外一种意见是杨锡璋提出的，他从考古文化入手，探讨南方古印纹陶文化遗存与南方汉语分区的联系。南方古印纹陶萌芽于新石器时代，繁荣于商周至春秋时期，见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南方古印纹陶分布较广，所以除了其共同的特征之外，各地印纹陶还有较明显的地域特征。一般认为可分为7个区：宁镇皖南区，太湖区，赣鄱区， 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粤东闽南区。这7个区，分别与吴方言、 客赣方言（明清以后客家方言的播迁范围除外）、湘方言、粤方言、闽北闽南方言的分布区域大致相符。据此，邓晓华认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南方汉语方言分布的地理格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与北来移民的语言进行交流和融合，逐渐发展为现代的南方方言。”
这两种意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突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谱系树模型的影响，从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角度，把语言的历史特别是方言的历史看得更久远。事实上，汉语方言不仅现代有，中古、上古也有，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它们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各有自己的曲折的历史。它们与各个时期的共同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那种认为古代汉语方言在某一历史时期突然统一为一种什么语言，然后又在这棵语言树上不断生长出一些枝节并逐渐形成今天的复杂的汉语方言的理论，应该说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南方古印纹陶的分区来看，今江西全境都归赣鄱区，而与闽、粤、湘、吴相区别。今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含粤东北、闽西客家方言区），也就是在这个语言文化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一时期的江西方言，可称为“原始客赣方言。”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两代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了起来。秦始皇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但是，他对“言语异声”的现象却是无能为力的。西汉学者扬雄经过长期的搜集与整理，写出了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本方言专著——《方言》，首次集中地展示了当时汉语方言的面貌。限于当时的条件，扬雄的《方言》确实有不足的地方。但是，近几年来，有些研究者认为，扬雄的《方言》“独在今江西境内留下一片空白”。这又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的错误，大概源于林语堂先生在本世纪20年代发表的论文《前汉方言分区考》。 林语堂根据《方言》所引地名进行综合分析， 推定汉代方言可分为14个系36个小片，即秦晋、梁及楚之西部、赵魏自河以北（加燕代之南）、宋卫及魏之一部、郑韩周、齐鲁、燕代、燕代北鄙朝鲜冽水、东齐海岱之间淮泗（亦名青徐）、陈汝颍江淮（楚）、南楚、吴扬越、西秦、秦晋北鄙。不错，扬雄的确没有也不可能提到“江西方言”，更不可能提到“赣方言”或“客家方言”之类的名称，但他对“南楚”“南楚之南”“南楚之外”的方言的关注却是非常引人瞩目的。扬雄在书中所谓的“南楚”究竟指些什么地方？林氏说包括“沅、湘、湘潭、九疑、苍梧、湘源”等地。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因为比扬雄略早一点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论及当时的经济文化区时，恰巧也把“南楚”当作一个区域，并且具体地指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据查，汉代的豫章包括了今江西省大部。换言之，今江西省大部分地区都应当包括在西汉时期的“南楚”之中。对此，我们还可以拿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来作参证。《方言》卷10：“卉、莽，草也，南楚曰莽。”《说文解字·一下 部》：“莽，南昌谓犬善逐兔草中为莽。”可见“南昌”应属“南楚”无疑。
根据林语堂的统计，《方言》全书提到“南楚”85次，其中单言“南楚”、不并引其他地名42次，提到“南楚之外”“南楚之南”10次。其次数之多，在全书仅少于中原的“秦晋”。林氏说：“《方言》中言南楚极详，或因其语多异，或因子云个人经验所致。”因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汉代，包括今江西在内的南楚一带，已经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汉语方言，并引起了輶轩使者特别是引起了方言学家扬雄的高度重视。
不过，扬雄的“南楚”也包括了今湖南省大部。他没能对今江西、湖南两地方言作进一步的区分，使人们感到美中不足。证之上文所说的居民情况，至公元140年，豫章郡人口名列全国第4，居扬州部第1， 其经济文化的繁荣可想而知，其方言也一定已经形成。大概在扬雄听来，豫章方言与长沙方言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方言相比还是比较接近的，无须再分，可以统称为“南楚”方言吧。毋庸讳言，这支属于南楚方言的汉代豫章郡方言，就是客、赣方言的古代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古客赣方言”，尽管它当时的面貌还有待于进一步去描述。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三国时期战乱频繁，居民流动很大。特别是晋末永嘉之乱，大量南迁的北民，给古客赣方言带来北方话的影响。但是，移民的北方话并没有取代它。历经南朝数百年，豫章郡的原有方言虽然可能吸收了不少北方话的成分，但仍旧保留着自己固有的特色。这一点，从《南史·胡谐之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出来。
《南史·胡谐之传》云：“胡谐之，豫章南昌人也。……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
这则故事可以引出三个问题。
第一，这里所谓“正音”，指的是永嘉之乱以后，随着晋王室南迁至建业（今南京）的官宦家族在南朝数百年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有别于当地吴语的语言。因为它在政治上带有权威性，所以又被称为“正音”，也有人称之为南朝“通语”。
第二，这里所谓“傒音”，即当时南昌一带的方言语音，“傒语”即当时南昌一带的方言。虽然江西接纳了一些北来移民，但不像南京那样形成了一种以北方话为基础的“金陵话”，而是保留着南昌话的原有特征，与当时的“正音”有明显的区别。
第三，上文说到，南昌一带的方言在扬雄《方言》中虽然与湖南方言都被称为“南楚”方言，但江西话与湖南话毕竟不同。当时，对江南通语或吴人吴语而言，江西、湖南一带的人及他们的方言被称为“楚人”“楚语”。但仔细区分起来，又称两湖人为“伧”，称江西人为“傒”。《余学嘉论学杂著·释伧楚》指出：“永嘉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者。……其地多中原村鄙之民，与楚人杂处，谓之‘杂楚’。吴人薄之，亦呼‘伧楚’。别目九江、豫章诸楚人谓‘傒’。而于荆州之楚，以其与扬州唇齿，为上游重镇，独不受轻视，无所指目，非复如东渡以前，统骂楚人为伧矣。”也就是说，在当时，江西、两湖之人及他们的方言既可统称为楚人、楚语，又可再称江西人及其方言为傒人、傒语，称两湖人及其方言为伧人、伧语。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当时的赣方言已经和现在相差无几了。因为从唐末五代开始，南昌、吉安一带就向湖南东北的湘阴、宝庆、新化等地移民。宋、元两代和明代前期，赣北、赣中继续向湖南东北、湖北东南的江汉平原及鄂东山区、安徽南部的安庆、池州及巢湖平原、福建西北移民。这些移民将赣方言带到那些地区，并形成了今天赣方言的分布格局。
上文说到，客家方言区的居民，大都是经赣方言区逐步南迁的。所以，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应是同源的关系，彼此联系非常密切。对此，我们将另文作专门讨论。由于客家话处于赣、闽、粤三大方言的三角地带，因而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历代从赣方言区南迁的大量移民，都未能像湘东、皖南、鄂东南和闽西一样，以赣方言取代当地原有的方言。赣中、赣北移民在进入赣南之后，就逐渐将自己的方言改造成客家方言。这说明客家方言乃是相当稳定的。
收稿日期：199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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