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具转型危机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赶超过程以及“四小龙”所展示的“亚洲奇迹”有类似之处。像其它亚洲国家一样，中国是一个国家干预很强的混合型经济，与西方理想的纯粹市场经济甚不相同。但是，由于中国继承共产主义的模式，因此也是一个转型经济。与其它转型经济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仅成功地避免了严重的转型危机，而且明显化转型为增长的源泉。
就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存在几种不同的解释方法。有人说这不过是建立在有政治倾向的统计基础上的统计，加上系统化低估的通货膨胀。又有人宣称这只是因为家庭生产向面向市场的生产的转移被纳入国内生产总值。一些分析家以对自然资源的空前开发利用为根据，另外一些则强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尽管创造亚洲奇迹(World Bank 1993)的那些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后失去了部分吸引力，大多数分析家可能还是强调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类似之处。虽然所有这些观点的确都有正确之处，但是我们认为他们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增长这一现象的关键，对此理解很不透彻。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一至第五部分阐述自己的解释。
中国开始面临增长不均、通货紧缩以及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末期感染的危险；因此，中国是否确实能够避免转型危机这一问题随之而生。许多至关重要的转型问题都围绕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状态。这些问题的解决被一再拖延，它们会导致晚期转型危机吗？排除其它金融危机的可能起因，如人民币急剧贬值或来自亚洲的外部冲击(Schlotthauer 1999,Rieger 1998,Gurtner 1999)，我们的结论是，如果遵循适当的政策，中国不会出现转型危机；但是，即使转型成功，高速增长也许还是放慢，从而造成失业。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第六部分加以探讨。
1998年，为了克服经济中通货紧缩的倾向，中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避免象日本最近那样陷入经济萧条。在本文的第七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措施的适当性。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
自1978～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纪录给人印象深刻（注：据中国官方数据，1978～1996年之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9%。不过，运用的紧缩因素可能夸大了实际增长。世界银行估计这段时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9%（World Bank 1997a，第3页）。）。增长过程带有周期性高涨，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和1992～1994年。改革的头几年农业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动力，后来制造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则高得多。（注：1984～1993年之间，农业平均增长率为4.7%，工业13.3%，制造业12.7%，劳务12%（World Bank 1996，第5页）。）1979年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30%，而今则在18%左右(World Bank 1996,bfai 1999)。
通货膨胀也具有周期性。1988～1989年和1993～1994年达到高峰，在20%左右。中国政府虽然每次都能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反通货膨胀的成功付出了增长上的代价。1989年和1990年的增长率分别降为4.1%和3.8%。1993年之后尽管着陆变软，但是增长却没有过去恢复得那么快，反而有下降趋势。1995～1996年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中国目前正处于潜在的持久通货紧缩的刀口上。
经济增长滞缓和通货紧缩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紧要关头。与其它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方面成绩显著。所有中、东欧转型国家都不得不承受深重的、在某些情况下持久的萧条，而且货币体制也常常受到侵蚀(Herr,Tober 1999)。在这一节我们将探讨中国为何在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生产水平上如此成功。此类问题的解答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为增长动力能否得以保持提供依据。
我们的主要论点是，高投资需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由1979年的38.9增长到1994年的159.4。同一时期内国内总投资增长更快，由40.8增到172.6（表1）。投资需求不仅高速增长，而且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很高。在有些年里，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投资比例）达30%之多（表2）。在经济大国中，中国的投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在小国中，只有香港和新加坡有类似或更高的比例。其结果是，私人消费和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公共收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明显下降，这体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长远趋势。以国际标准衡量，国营部门支出在中国相对而言不重要。投资高速增长，而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高，这两点解释为何投资需求是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命脉。
表1
国民核算指标(1990=100)
19791994
1979～1994平均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38.9159.49.8%
国内总投资 40.8172.610.0%
非政府消费 38.8150.09.4%
一般政府消费48.9174.38.8%
资料来源：World Bank 1996
表2 投资和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例(%)
固定资本形成总值私人消费
一般政府消费
1980
29.251.3
14.5
1985
29.551.1
13.2
1990
25.549.1
12.1
1995
34.645.6
11.8
资料来源：IMF 1997
二、高国内投资
有几个因素对理解中国显著的投资业债非常重要。第一，中国实行了“双轨制”，即两种管制不同的所有制并存。第一种体制由国有企业组成。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大多数国有企业仍然至少部分服从强制性计划体制。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信贷计划至今仍然存在。该信贷计划的目标之一是为国家投资计划筹资。这些所谓的政策性贷款取代了直接的数量计划，使其作用逐渐弱化。据世界银行估计（1996，第28页），1994年总投资的三分之一直接来自政策性贷款。这类贷款的来源一般是中央银行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这些银行是在对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的单一银行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另外，1994年成立三家特殊政策性银行。主要目的是清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全部政策性贷款，把它们集中在这些政策性银行里。）提供的特别贷款。这些银行将来自中央银行的资金再贷给中央政府挑选的首要部门。另外，直到最近，地方政府对四大国有银行发放地方信贷施加了极大影响。有关这些政策性贷款的资料难以获悉，据Lardy（1998，第86页）计算，1991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的信贷总额中40%以上属于政策性贷款。如果考虑到1998年四大银行仍然拥有中国金融体系全部公布贷款的76%，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Peoples Bank of China 1999)。
政策性贷款的存在表明，投资结构及其累计数量的大部分是受国家控制的。这至少能部分解释投资为何如此之高，尤其是投资为何在紧缩经济政策阶段过后恢复得如此之快（注：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紧缩经济政策的时期过后，即使利率降低，也总是存在投资需求仍然不活跃的危险。）。要理解中国经济现状，必须清楚数量计划已不复存在，而且政策性贷款近几年也明显减少。
除了政策性贷款以外，中国的国有企业体现一种“投资饥渴”。这是计划经济企业众所周知的特征。在计划经济下，盈利不重要。因此，不管盈利状况如何，企业总希望尽可能多投资。其原因之一在于衡量计划取消后也在国有企业中得以沿袭，表明中国很多投资没有面向未来盈利。再者，直到最近从未出现投资溃乏。当然，并非所有投资都被有效使用，但是，对低效的评判不应忽视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看来它弥补了资源配置的扭曲。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在双轨制下，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受到削弱，投资决策已遵循较为面向市场的逻辑。这一点有益于资源配置，但有损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的改善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更高的增长；相反，如果总需求过低，这会导致资源不能得以充分利用，特别是导致失业。
双轨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慢慢“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Naughton 1994)。在国有企业没有占领的市场空缺中应当成立新企业。在传统上属于国有企业、多少受它们垄断的领域中应当迫使它们正视来自新企业的竞争。按照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至少应当在所有战略性行业中建立强大的国有部门；但是这些企业应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营，成为高效益企业。这个目标仅仅部分得以实现。八十年代成立了为数居多的集体所有企业。在新的双轨制下，这些企业是最有活力的动力之一。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从而给其它企业带来许多扩张机会。由于存在获取高盈利机会，集体所有企业也有很高的投资需求。
八十年代新企业的成立更加繁多，出现了在此之前法律尚不允许的无数合资和私人企业。传统上受国有企业主宰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中，非国有企业逐渐成为成功的竞争者。集体所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无需为社会保障系统融资，即无需提供住房、老年退休金、医院和学校，而且能够触雇职工。1998年，国有企业创造了不到14%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8.5%的工业产值。这样看来，削弱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目标是达到了；但是，国有部门并未变成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部门，却成了中国决策者近年来最大的课题之一。
三、外国直接投资
1998年10月，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估计达2,580亿美元(Reddies 1998)。直至1991年，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小，从未超过45亿美元。1992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开始上升，从而在1996年至1998年间达到每年超过450亿美元的水平。1996年，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3,150亿美元，中国是排在美国之后的第二最大接受国。尽管中国人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处于中等水平，它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却大大高出中、东欧国家（Rriewe 1997，第238页）。
1994年年底，中国有206,000户合资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这些企业雇佣1,800万人员，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2.5%(Reddies 1998)。九十年代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中国放宽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政策、允许成立外商独资企业的结果。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行业。
1996年，外国直接投资的48.8%来自香港，3.1%来自澳门，8.2%来自台湾，而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仅占8.2%。大约80%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其它亚洲国家的中国公司（Schlotthauer 1999，第126页），可见相当一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可能是首先流向香港、然后返回中国的国内资本。这当中可能包括受外国直接投资享有的各种优惠吸引的非法资本外流。因此，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部分是人为的统计数据。
八十年代外国直接投资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约为国内总投资的6%。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直到九十年代早期，几乎所有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品面向出口。外商投资企业不外乎是外国公司剥削廉价中国劳动力的工作台，与中国经济的其它部分没有密切联系。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部件，将其加工出口。这种“加工出口”占199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90%（Naughton 1996，第298页）。外商投资大多集中在邻近香港的广东（注：直到九十年代，1/3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广东（Naughton 1996，第278页）。）、面对台湾的福建，投资人是海外华人。但是，八十年代，从整体上看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细微。
这种情况在九十年代早期外国直接投资开始猛涨时发生了变化。到1997年，外国直接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1%、总固定投资的14.4%。后者以国际标准衡量是高比重。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投资的34%，但是，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数字在10%以下（Priewe 1997，第239页）。（注：应当考虑进去的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大部分来自中国本身。）尽管如此，中国持久的高投资比例并非主要来自外国直接投资（表2）。中国不乏国内储蓄、无需以外国储蓄为投资融资。原则上说，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遭受物力财力资源的困扰。例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出现高失业和资本外逃。这说明，投资不受低居民储蓄的限制。中国储蓄倾向尤其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国内投资需求。高投资鼓励创造高收入，而高收入又带来高居民储蓄。
人们通常以高居民储蓄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例如Lardy 1998，第9页）。我们认为高投资需求是资本积累的驱动力。如果考虑储蓄倾向，那么投资带动创造收入，从而创造足够的储蓄来保持净投资和储蓄的平衡。高居民储蓄能够防止高投资阶段出现通货膨胀和开工率过高。但是，高居民储蓄在开工率低的情况可能降低增长。最近几年中国就是这样。目前中国遭受需求不足的困扰，部分是高居民储蓄造成的。
以上所言并非意味着我们否认九十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是说其主要影响不在于高水平的投资，而在于某些结构因素。
首先，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为工业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作出了贡献。1980～1997年平均每个就业人员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9%（我们以1998/99世界开发报告所作计算）。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控制，中国显然有效地引导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先进技术和以出口或进口替代为导向的生产(Fan 1993)。尽管如此，没有确凿的实证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成功的技术转让规模如何。另外，技术转让并非只能借助外国直接投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但在技术发展上很成功。该国主要依赖模仿外国技术，在个别情况下购买了专利。
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外贸的繁荣。1996年，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占外贸总额的47.3%（占出口的40.7%、进口的54.5%）。尽管中国政府努力确保外商投资公司维持外汇交易平衡，但是1996年的进口还是超过出口23%(Delegation 1997)。这一点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和其它）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引发的进口上升趋势。尽管大多数外商去中国投资是为了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但是中国的政策却强有力地鼓励他们出口。其结果是，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巨额流入，中国还是成功地避免了经常项目赤字。中国的出口比例（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就经济大国而言这是相当高的，这使国家在外界冲击下容易受伤。高出口比例透露出中国经济的矛盾性：其成功来自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强大联系；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中欠发达的部分被排除在外，国民经济面临区域分解的威胁。
第三，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产生了变化。九十年代初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加工出口”失去原有的重要性。尽管外商投资企业在很多情况下仍以出口为导向，但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企业增加。这是国有企业绩效低的主要原因：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削弱市场中原有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性保护。它们是比集体所有企业还强硬的竞争者，且后者以小型和中型企业为主。
第四，由于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沿海省份，它的流入激化了区域差别(Urban 1996)。假如地区辐射影响推动内地发展，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可能减弱。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加重现代和传统部门的经济二重性趋于根深蒂固的危险。
商品和非要素劳务的出口增长显著（表1）。从这点来看，似乎出口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尽管出口为此作出了贡献，基于出口结构和“加工出口”的作用，这种贡献比宏观经济数字显示的要小。比出口业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防止了严重的、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而且避免了货币危机。这两点与限制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性有关，也与仍然高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有关。与中、东欧国家相比，向中国出口消费品很困难。西方企业不能仅仅出口产品，而被迫在中国投资。
四、投资资金筹借
投资需要资金。中国仍然存在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信贷计划，仅仅逐步得以放松。信贷计划限制银行体系的信贷总量，并且规定存贷利率（注：过去，信贷计划通常覆盖金融体系的所有贷款。当今，它覆盖控制中国银行体系的四大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存在巨大投资饥渴，加上其它企业的信贷需求也很高，因此，需求总是大于供应。中国金融体系以信贷分配为特点，依现行利率，一些潜在借款人的信贷需求不能得以满足。另外，低名义利率促进信贷需求。在类似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的阶段中，贷款利率比通货膨胀率低得多。这样，低利率、有时是负的实际利率刺激了投资（World Bank 1996，第99页），从而刺激了各类企业的信贷需求。
国有企业享受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的特殊待遇。与此相反，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与国有银行接近的途径有限，必须筹借其它资金来快速积累资本。
就金融体系而言，信贷分配有两种影响：第一是极大的非正规信贷市场的存在，1986年农村地区非正规信贷超过正规信贷，估计非正规信贷达到正规银行信贷的一半(Naughton 1998)。第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例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TICs目的在于绕过官方信贷市场，甚至国有银行也成立此类机构，以便绕过政府规制。在某些阶段信贷比计划扩张得快，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给货币政策带来诸多问题。1988～1989年和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阶段，问题尤为严重。在这两个阶段，货币主管当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采取了果敢措施，如1993年多功能银行制度被取消，以便更易监督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必须关闭或出集它们的(1)TICs，而且不再允许持股(Feng,Cao 1999)。
中国的银行体系状况不佳。虽然预算赤字相对较低，但是银行必须承担准财政赤字，特别是要为亏损国有企业筹资。这些企业不仅普遍生产率低，而且背着社会保障系统的包袱。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银行信贷具有取代政府补贴的作用，如表3列出了世界银行估测的巨额准财政赤字，有关最近几年准财政赤字的估计很难获得。不过，国家给企业的直接补贴似乎进一步下降，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亏损增加，准财政赤字似乎也随之增加。
表3 国有企业补贴（以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示）
*包括价格补贴
资料来源：World Bank 1996
银行体系还面临另外一个负担：即使在最佳时期，银行的利率差额也小，在有些阶段，某些特定到期的存款率高于贷款率。尤其是在通货膨胀阶段，政府不愿将紧缩货币政策的全部代价转嫁于企业，因此它不是使用利率，而是使用信贷分配进行反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政府不得不提高存款率，以便防止居民提取存款和（非法）资本外逃。为了保证居民有正的实际存款率，特别将长期居民存款作了含蓄调整。在最为极端的时候，长期存款与贷款利率的差额是负的，达十五个百分点。重组阶段，由于地方政府强迫银行挽救企业，所以银行一再核销资产（Naughton 1998，第9页）。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体系不得不背负大量坏账，出现负的净值就不足为奇了。
五、国有企业的结构与不足
如上文所言，国有企业在“双轨制”转型中逐渐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中国政府对私有化保持距离，而是扶持来自集团企业的竞争、新成立的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央计划指令减少，日益被国营企业自主权的增加所取代，而且价格几乎完全放开（尽管一些行业中仍然存在价格控制，例如煤炭业和其它能源行业），纳税取代了生产指标。不过，由于各省享有一定限度的自主权，中国的集中程度一向比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低。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成就（Raiser 1995,Feldmann和Opper 1998,Zengxian 1997,Parker和Pan 1996）：(1)到1998年，国有企业在生产中所占比重下降，而集体和私有企业所占比重增加。(2)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产值增加，尽管变化速度比竞争性企业要低，但是一些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了提高。不过，有关商品市场垄断程度和其它竞争限制的资料很少。(3)税收制度产生了变化。现今主要以增值税为主，只是在很小程度上依赖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税。
尽管如此，脱离计划经济仅仅取得了局部成功。一些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有竞争优势的盈利企业，已具备私有化的成熟条件。但是，许多企业只走了漫漫长途的头几步，大部分企业可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决大多数国有企业受以下不利因素的影响：
(1)金融部门的“软”预算约束普遍占主导地位（软贷款，高度营业资本贷款，低利率），政府补贴（尽管正在下降），商品市场竞争受到限制，破产立法（和实施）不严造成的退出壁垒。
(2)国有企业仍然履行国家福利职能，如住房、医疗和失业保险、学校和养老金计划等。劳动力从属“单位”，就业不灵活，结果是超员和隐性失业(Opper 1997)。随着合同工的增加，解雇保护的减少，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逐渐进入国有企业。以奖金提高工资的现象频繁出现，与生产率毫无联系，以致降低盈利水平，或者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3)重组水平低，资本和技术流入太小，企业忙于扩大产能。对许多国有企业而言，由社会主义的生产单位变为完全自力和独立的、带有管理层、市场营销职能和财务责任的资本主义企业，一心一意为所有人追求盈利，这种转变还有万里长征。另外，许多国有企业太小，无法利用规模效益。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出口水平低，与高水平的固定投资形成鲜明对照。
(4)缺乏企业督管，存在各种所有者与经营者冲突(Qian 1996)。一方面，国家没有履行其所有者职能，因此管理层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新近获得的自主权滥用于个人或其它非资本主义目标，例如谋取私利，侵吞企业资产，保护就业和正式职工等等。另一方面，国家干预企业，维护软预算约束和低竞争，以便避免裁员。其结果是，管理层的自主权受到过度限制，无力彻底重组。
(5)以上提及的不足之处的最终结果是许多国家企业财务业绩低劣：银行贷款是唯一的资金来源，所以它们自有资产太少；软预算约束造成亏损积累，而且企业积压巨额坏账(World Bank 1996,1997)。除了现有亏损以外，原计划体制遗产也导致自有资本短缺。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和银行都不需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所要求的盈利或自有资本，结果，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衡量，许多企业资本化明显过低。即使这些企业的绩效前景表明它们有活力，其生存还是受到威胁。在软预算约束之下，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并非必然导致破产，而国有银行被催迫继续给予贷款，从而自己也陷入过度负债的旋涡。这样一来，银行和国有企业以及政府负责机构滋生一致的自利原则，拖延和积累债务。因此，债务积累变成定时炸弹，国有企业可能成为导致金融崩溃和冲减债务的通货膨胀的无底洞。坏账问题既是采用渐进转型方法的代价，也是避免无望亏损企业退出的代价。
直至1996年末，仅仅5,800户国有企业实行了公司化。公司化是企业脱离国家过程的关键一步，而经理们由于担心受制于市场机制和更激烈的竞争，不敢迈出这一步。在实践中，主要是绩效好的国有企业决定公司化。从另一方面来看，无望继续得到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的小型企业出现了事实上私有化的浪潮，新主人以内部职工为主。由于售价低，而居民储蓄高，所以这类企业资产容易出售，但买方必须承担企业旧债。另外一种变相的部分私有化形式是在国内股市上出售少数股份，这种形式涉及到了600多个国家企业。
六、国有企业会导致转型危机吗？
国有企业渐进转型的核心有三个方面（这并非中国特有）：(1)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涉及广泛的结构和技术变革，要求对无法重组和无利的固定资本进行贬值和报废。如果施延退出，问题会积压成山，最终结果是大批关闭。渐进转型给予企业利用过渡时间进行重组和机会，但是到一定程度上，亏损和债务会继续上升。(2)如果资本贬值一再受到拖延，关闭企业对就业的最终影响将更强大、更猛烈。(3)国营企业的坏帐问题有可能递增，影响金融部门的稳定。如果旧债务人确实无力清偿债务，那么其他人必须替他们还债。如果信贷链条断裂，以致银行和其它企业流动紧缺，而中央银行拒绝承担最后贷款者的职能，那就会出现严重的晚期转型危机。
就中国而言，还必须补充第四个问题：由于国有企业在资本积累中所占比例高得惊人，它们的投资崩溃会导致投资比例的下降，以及生产资料需求的萎缩。国有和私有生产资料工业的开工率都会下降。如果生产资料需求增长率下降，不能被新引发的私有投资需求弥补，那么这种需求的下降会具有持久性。众所周知，中国居民储蓄很高，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引发同等数量的企业投资；相反，它有可能减少消费，带来增长下降。另外，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劳动率可能不会下降，反而提高，特别是来自解雇的提高，这样一来失业将大幅度上升。
转型危机将会摧毁陈旧而无利的资本，弥补拖延的解雇，补偿或甚至剥夺债权人，淘汰亏损国有企业以及亏损银行，结果是资本金充足的盈利企业和银行得以生存，其它部分则关门歇业。（注：在大多数转型国家中，盈利企业部门的产生早于盈利金融部门。一般先在企业执行“硬”预算约束，而对银行则实行逐渐硬化的预算约束。其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在外流对宏观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可能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者职能发生冲突。）但是，与任何宏观经济危机一样，转型危机也会超越目标，特别是银行倒闭的情况下，会削弱其它盈利企业的绩效，危害它们的生存。在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危险是，增长受滞后效果和消极长期预期的抑制。
这种最坏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没有人能够担保推后的转型危机最终不会爆发。撇开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有关的外部冲击不言，三种因素可能触发这种危机。
第一，现有亏损和坏账的真实数据比目前的统计数据恐怕要高。不良贷款的比例不仅取决于定义（如包括企业间的拖欠），而且取决于银行继续提供新贷款、利率和宏观经济的增长。通货紧缩期间实际利率上升，过度负债的银行有很强的动机扩大给予不良债权人的贷款。另外，弱的竞争掩盖亏损，造成准垄断定价。官方统计报告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盈利业绩良好，在某种程序上是这些因素造成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国有企业亏损的减少（从199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10.5%的高峰到1995年的7.0%）表明情况有所改善（World Bank 1996，第11页）。
第二，如果继续拖延国有企业重组，或保持甚至软化软预算约束，或债务升级，那么长期债务积累的危险，包括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在内，将会增加。这里重要的是区分以债权存量和以目前信贷流量为对象的软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和银行）财务纪律的严格化主要必须与流量问题挂钩。要想避免有生命力的企业倒闭，在很多情况下不宜对债权存量实行硬预算约束。
第三，如果货币、财政和工业政策出现急转变，对国有企业实行健全的市场经济所实行的硬预算约束，其结果无疑会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失业急剧上升、投资减少以及金融体系重大冲击。如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突然面临对它们的旧债存量和新信贷流量的硬预算约束，银行体系的清偿力可能会蒙受危害，特别是中央银行利用高利率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坏账负担将会增加。假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准备不足，以致商品市场突然面临强烈竞争，这样也可能出现较大政策冲击。如果大批私有化导致找不到私人投资者的亏损企业纷纷倒闭，那可能出现另一种政策冲击。
尽管如此，较为乐观的景象看来是有可能的。如果渐进转型所“创造”的时间被果断用于推动重组，那么资本和贷款的销毁和贬值可以延续较长时期。硬预算约束必须作为渐进式战略的组成部分来实行：国有企业积存的坏帐必须转给银行或政府（或两者），新贷款必须严格加以控制。如果如官方数据所示，不良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问题不比其它许多转型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严重（注：仅供参照：1997年坏账在银行信贷总额中占的比例在斯洛伐克为33%，阿尔巴尼亚49%，罗马尼亚57%(EBRD 1998)。1998年俄联邦的有关数字估计超过40%(iwd 1999)。）；尽管日本的债务危机是根本不同的因素造成的，其数目看来类似。如果旧债务全部转给国家预算，而利率在5%～10%之间，那么应付利息可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为此增税政治上可能有难度，但是不会形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假如国家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很低，清偿债务的确可行。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都急需自有资本，既需要资金配备，又需要债务免除。但是，国有企业和银行有盈利的时候，它们可以将盈利化为自有资本。另外还可以吸引居民或非银行机构去国有企业和银行投资，其前提条件是至少局部允许私有化。如果持续增长，增长率高于利率，那么就不存在预算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偏高的问题，而国有企业和银行赤字的影响也不会蔓延扩散、以致削弱持续性财政政策。
无论如何都应当减少现有国有企业亏损，对扭亏无望的企业，有必要强化重组和破产。随着对银行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逐渐严格化，失业会上升；除非私有企业扩大投资，否则投资倾向会受到抑制。乐观景象面临的正是以下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迈一大步，过去二十年主要受早期资本主义逻辑驱动的高固定投资能持续下去吗？坏账问题看来可以解决，但是硬预算约束可能影响投资，从而大大压抑未来增长率。清楚的一点是，就面临严格财务纪律的企业而言，获利能力的严格计算会将投资推向低得多的轨道。
增长略微下降甚至就有可能引发极为不良的失业后果和与此相连的政治后果。由于中国劳动力每年增长1,500万，加上劳动生产率高（尽管受到大量控制的压抑），因此，7%～8%的增长速度被看作是重要的政治目标。随着国有企业原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消失，失业工人落入旧体系和尚未健全的新社会福利体系的缺口。中国转型战略带来严峻的政治紧张局势，看来这是它的另一弱点。
七、以财政政策维持高增长？
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滞缓，尽管贯彻了大量财政扩张的措施，增长率可能还是降到7.8%。到目前为止未能防止明显的通货紧缩。但是，由于仅仅是增长率的下降，所以它并非以产值水平下降为特征的传统通货紧缩。增长下降原因何在、与中国存在的转型问题有何联系？
以下四个因素阻碍增长、压抑价格水平：
(1)经过数年高速增长，出口遭受明显的下降的困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采取汇率不变的政策，两者的结合造成亚洲国家需求下降、人民币实际升值。由于一些亚洲国家货币贬值80%之多，升值冲击对中国影响极大。进口价格下跌，引发降价竞争，这是关税急剧减少带来的结果之一。看来通货紧缩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贬值。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增加并不能弥补出口上的损失，但是，由于国内需求下降，进口减少，所以贸易平衡的恶化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出口下降极大程度地控制了国内消费和投资。
(2)投资减少。这是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实行硬预算约束、实际利率上升、投资膨胀过后产能过剩增加的结果。投资膨胀既涉及国有企业，也涉及它们的私有部门的竞争者。这些因素都造成盈利幅度降低。此外，投资人的预期降低，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萧条的蔓延效果、人民币即将贬值的可能。不确定性的增加使许多企业对投资采取等待观望态度；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尚未受到影响，这部分上是由于政府增加了优惠政策。
(3)名义工资，特别是与盈利挂钩的奖金面临向下的压力。这是城市失业上升、商品需求不旺盛以及通货坚缩带来的结果。基于多少僵硬的货币工资，通货紧缩通常倾向于抬高实际工资；但是，由于工会力量薄弱，与盈利挂钩的报酬频繁出现，结果名义工资在中国过于灵活。
(4)居民储蓄比重高导致私人消费增长下降。这既是因为他们担心工作无保障、未来无把握，也是因为收入分配越来越偏爱收入高但消费倾向低的社会团体。就业上升缓慢，影响消费。
为了抵抗通货紧缩带来的增长滞缓的威胁，中国政府选择了传统的凯恩斯财政扩张政策。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战略，但是前者自身也是严格限制的对象：利率过低，或者大量信贷分配给商业银行，两者都削弱对国有银行和企业实行预算纪律的效果。基于通货紧缩，实际利率事实上很高；由于产能普遍过剩，私有和国有企业都不作投资；无望在萧条的亚洲环境中推动出口；贬值有可能诱发又一次亚洲动荡浪潮，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强烈的财政刺激无疑是正确的策略。之所以采取这种激烈措施也可能是因为担心跟上日本的脚步，这种担心有理可言。还要提及的是，中国没有通货膨胀压力的迹象，预算赤字低（1997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注：1998年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World Bank 1996)。如果将国有企业现有亏损（占7.0%）纳入预算赤字，1995年累计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7%（World Bank 1996，第11页）。但是，这个指数将人引入歧途，因为企业的亏损必须与它们的投资相抵。）基础设施极为薄弱（世界银行对此一再指出），资本控制阻碍从中国提取资本。
1998年，通过商业银行分配信贷的其它开支达2,000亿元，或国内生产总值的2.5%(Reddies 1998,Landeranalyse 1998)。这些基础设施规划要持续到1999～2000年。促进投资规划的目的在于支助私有和国有企业投资。覆盖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作了修改，因此，1998～2000年总固定投资估计每年增长15%。其它措施包括发行价值350亿美元的长期国库券，以便为四大国有银行再融资；政府部门裁员一半；裁减50万军事人员（等于16.5%）。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确保1999年和此后有8%的增长率。
财政扩张能实现其伟大目标吗？毫无疑问，扩张对需求会有短期影响，抵抗通货紧缩，而不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未来是否有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行为，而这是难以预言的。如果短期预期的改善有利于推动中期和长期预期，那么仅仅几年的短期财政刺激就能带来持续效果。除了减少不确定因素以外，财政政策也带来供应方面的改善：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将会减少，生产潜力得以扩大。以这种方式，财政政策能够为国内重组（原则上指国有企业投资模式的变化）和亚洲危机的外部冲击所造成的转型差距搭梁架桥。尽管财政政策的需求刺激有限，从长远看它却能保持多少是高水平的增长。增长轨道不会象以往那么陡，却足以维护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如果企业和居民预期这个未来增长轨道能得以实现，那么这将是一完美的理性预期，而不是欺骗或短期非理性预期。（注：对未来税款和储蓄增加有理性预期，经济个体就不会使贷款融资的财政政策无效。政府以财政手段克服需求不足，居民和企业知道他们将来能够进入带来更高收入的更高的增长轨道（Tobin 1980，第91页）。）当然，任何人都无把握断言政策措施的结果会如此之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宏观经济业绩在很大程序上依赖于分散的私人预期。
对以上相当乐观的判断有必要作一个补充：有人可能认为扩张财政政策替代了国有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的严格化（涉及信贷流量）。一些评论家就作此宣称，认为这是政治上优先的变动。假如果真如此，那么这就等于经济倒退，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投资膨胀会复发，坏账问题也会恶化。突然硬化预算必然导致金融崩溃，而走避免变革的软路将给未来带来更为严重的债务清偿问题。无论如何，只能遵循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道路。
收稿日期：20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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