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兹的资本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1924—）试图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状况与社会危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讨当代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
高兹肯定物质生产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必要性，但又声称物质生产起主导、决定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主张消除经济的首要地位，建立由经济之外的要求所控制的社会，独立实现个人的完善。高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生产力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将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不可能滋生出社会主义”。但他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合理性。在高兹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内容并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越发显示出现实意义。高兹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求和工作程度时，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文化范畴。……更多并不就是更好。“[1](pp.111—112) 高兹赞扬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原则与‘计算与核算’、效率至上、越多越好的原则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认为经济理性的突出特征是计算。“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开始，经济理性就开始启动了，……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顾及兴趣和爱好”。[1](pp.109—110) “在经济理性下，生产必然仅仅被商品交换所支配”、“经济理性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也不是生活品质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的方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这种标准和尺度是不由任何权威、规范、价值观念来确认的。……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1](p.113) 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危害性的分析对当代人有警示作用，马克思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一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二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后果，……劳动不再是创造性的，……劳动者失去了人性”。[1](pp.19—20) 高兹把马克思设计的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理解为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少”与“更好”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当人们发现更多未必更好，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未必是更好的生活，发现还有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时，也就脱离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可以量化，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1](p.116) 他还认为马克思把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劳动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思路无懈可击，超越经济理性不仅意味着让闲暇时间压倒劳动时间，而且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自主性的行为。高兹指出，当今人类要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从马克思关于克服经济理性的论述中获得启示。
高兹认为，唯一能让人透过表面现象看清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他着重阐述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冲突的，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确保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自己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而是花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的交换价值。”[2](p.5) “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产也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过度积累的危机被再生产危机加剧，再生产危机最终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1](pp.20—27) “资本家即使从事环保工作，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固定资产、资本投入剧烈增加，从而也是产品成本剧烈增加的同时，两者必居其一：或下降利润率或提高产品价格”，“价格上升幅度超过工资上涨势头，购买力就下降，也就是说，控制污染的费用减少了消费者的个人收入。”[2](p.6) 他提醒人们不要被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保工作所迷惑，除了要看到这是不得已而为并十分有限的之外，更要看到这些企业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发展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像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遵从同样的赢利规则。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将环保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寻求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甚至发展高赢利的生态商业，采取不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可循环的工业品。但从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扩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范围，增加资本增殖，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向，甚至会带来生态技术的法西斯主义，加剧不平等，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高兹关于资本主义正从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得益的警告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资本主义从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利违背了生态学的初衷，没有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本国的生态危机，但对落后国家的生态掠夺从未停止，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面前，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牺牲本国的环境和资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高兹深刻地看到“对每个人都一样好的东西没有价值，你必须有着若干东西好于他人才能受到尊敬”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价值观念，不断制造出新的需求，维护不平等，控制人们。经济增长是被不平等制度刺激起来的综合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被不平等所拉动的，资本主义无休止地制造稀缺，资本主义使未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超过它所能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借助于经济增长满足了一部分需求，与此同时它又在制造新的需求，而且前者的速度永远低于后者。高兹正确地提出要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树立如下新观念：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对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在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会是贫穷的；宁愿过较多快乐和较少富裕的生活，也不要过较多富裕和较少快乐的生活等。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产和出卖自己并非绝对需要的东西，如化妆品、保健品、电子玩意儿、私人小汽车、带私人游泳池的豪宅等，他主张限制那些不必要的消费换来更多的自主活动的空间，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并给人以启发。但是，高兹把快乐与富裕对立起来，否定富裕的物质是快乐的基础，认为消除了特权等于消除了贫困，则是片面的。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其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而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生态理性无法取代经济理性，生态运动要健康发展必须冲破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必须给现代化划定界限。所谓划定界限，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确立追求生态保护的动机，排除追求利润的动机，而不是笼统地否定现代化。“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选择性的、片面的理性，即工业化的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非理性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这种界限只有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1](pp.1—2) 高兹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生态非理性的角度阐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出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矛盾。生态理性是人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对比，意识到人的活动应有一个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危及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动机是生态保护、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人类劳动交换关系体现的经济理性无法兼顾更高层面的生态平衡，“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判然有别。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反之，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资本的增殖。结果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加剧。从生态观点看是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用经济眼光看则是增长之源，……从生态观点看是节俭的措施，用经济眼光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未能充分利用资源。”[3](pp.32—33) 按照“生产得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原则，就要减少、限制经济理性和商业交换适用的范围，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使经济理性服务于对创造性劳动的激发，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健全的生态理性要求人们在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注重提高生活质量，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而且要注重精神生活，学会从创造性的非异化劳动获得幸福，从而保证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内在统一。高兹把从消费领域还是在生产领域获得满足概括为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区别，认为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过程也是人们不断从生产而不是从消费领域获得满足的过程，经济理性属工具理性，生态理性属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相容的。“经济理性作为一种认识—工具理性，……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异化和支离破碎。……哈贝马斯曾用认识—工具理性作为科技、经济和管理方法的统一。”[1](pp.107—108) “经济理性和认识—工具理性的共同根源在于思维的形式化，思维被编入技术的程序，孤立于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孤立于活生生的体验。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形式化与核算化的关系使活生生的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却成了陌路人……与威力无比的技术发明相伴的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1]( pp.124)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最大化，以尽可能高的利润、最大化的效率生产尽可能大量的物品，进行最大量的销售。这种经济效率最大化在总体上区别于资源保护的生态最大化，在个别企业水平上对生产率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增加经济总量的浪费，要求消费和需要的最大化，从而促进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加快产品的更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扩大化了的消费，表现为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矛盾的。
二、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生态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天灾背后蕴藏着人祸。生态政治学因人与自然不和谐并由此引发人与社会不和谐的生态危机而产生。高兹从全球范围看待生态问题，主张生态学只有与政治学结合起来，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才有实践意义。否则，生态学只能是一门抽象的纯理论科学；同样政治学也只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生态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政治学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而生态学只有与政治学结合才是对社会、人与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兹的注意力转向当时刚刚兴起的生态政治学和后工业社会，他以存在主义理论为基础，始终坚持存在主义的个人主权（主体性），把生态学、生态危机、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提出生态政治学理论，把生态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分析当代生态运动和新科技革命所蕴含的政治潜力，从生态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阐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高兹指出，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出路是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改变使用不可再生能源为可再生能源。高兹认为，生态危机既可以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解决又可以按照独裁资本主义方向解决，关键在于使用哪种能源技术。利用何种能源，不仅涉及生态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问题。高兹把现代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资本主义逻辑为标志的高度集中的核技术，它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有利于对人民和自然的控制，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隐藏着巨大的安全危机（如雇员的破坏、偷窃放射性原料、恐怖主义袭击等），不可能有最起码的自治；另一种是后工业社会的权力分散的技术，建立在个人间以及同自然的合作上，尊重人和自然的韵律，利用日光、潮汐、风力等可再生能源，服从于大众的控制而能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民主和潜在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因此，人们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做出选择：一种是建立在独裁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另一种是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促进了个人自主及与自然的协调。[2](p.120) 高兹选择的是后者，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主张后工业社会在生态上应是健全发展的。高兹区分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能源，主张尽量使用前者，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把核技术等同于独裁，把应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等同于民主，又有其片面性。
“后工业社会主义”是高兹借用后工业社会和生态学理论而提出的一种后工业社会革命理论或乌托邦共产主义方案。他认为，为了避免生态灾难，必须停止经济增长，节俭地使用和再循环自然资源，乡村采用有机耕种方式扭转过度城市化局面，建立自由的大众运输体系，使人能迅速到任何地方去，大大减少由大量生产私人汽车而引起的空气污染，建立一种以民主的技术为基础、能全面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综合症，促进个人自主及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社会。这种新社会是一个“二元社会”，即保持中央—地方、自主—他主和自由—必然的二重性，把社会分为个人自主领域和受外界支配的领域，其中个人自主领域居优先地位。受外界支配的领域保证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的生产，花费最少的资源与人力去达到最高的效率；个人自主领域保证个人能在市场之外自主地或与他人自由合作地按自己的兴趣或想象去生产非必需品和非物质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样，个人不再是社会的消极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个人在实现自己的创造性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高兹把工人自治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克服由对劳动的经营管理和执行二者分割所产生的异化。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目标是扩展个人自主的领域而限制经济政治的必然领域，实现时间的解放和劳动的废除，创造出大量的自由时间，让个人自主活动，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文化融合到日常生活中，技术的发明必须为生态重建和理性服务。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结构将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机构，其作用是通过为个人提供最适宜的条件、睦邻、共同性，发展自我—信赖的和主动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集团来消除国家。高兹承认国家或类似的组织在经济与社会管理中的必要性，但国家的作用应缩小到最小程度，自主的领域扩大到最大限度，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国家消亡。未来理想社会虽然是民主、非集中的，但不可能完全是分散的、地方自治的。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基层民主和参与民主是重要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发挥社会生活管理的作用。高兹强调，个人主权的确立不是建立在人们的消费欲望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扩大人的松弛和闲暇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远离经济目标、完全自主活动的基础上，高兹用“生活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消费”、“劳动的废除意味着时间的解放”、“如果人们消费得好些，就得劳动得少些”、“只有扩充人的自主活动的领域，才能增加个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来说明劳动解放的重要性。“消费得好些”即用能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质好而经久耐用的产品，“劳动得少些”即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至于如何实现劳动的解放，使人在劳动中获取快乐，他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劳动同消遣是一回事”，一定要使劳动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必须尽量减少当下的、单纯为了物质生活资料的异化劳动并使之与那种能使人获得快乐的、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区别开来。高兹把劳动的解放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时间的解放、创建新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真知灼见，为处于迷惘中的现代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高兹还把“真正的生活始于劳动之外”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的思想，说自己只是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关于以经济为目标的劳动应当为扩大个人自主领域即个人自由时间活动服务的思想，在马克思理论中早已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确实很重视个人闲暇、自由时间，甚至提出过可以用闲暇活动时间的多少来衡量人的解放的程度；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的核心不仅仅在于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活动时间，更在于使劳动本身成为目的和消遣。
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是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方面。高兹主张“从一个以唯生产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时间解放了的社会转折，在这一社会中文化被赋予比经济更大的重要性”，[1](p.183) 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在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生态的矛盾基础上产生的，它使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协调起来，它将继续坚持经济效率，但要尽可能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社会的生态理性，在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理性的目标，用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生产出高使用价值的产品（如实用的不易损坏的物品、易于修理可长期使用的机器、长期不会过时的服饰等）。当人们都享用广泛的集体共有的服务设施时，对易损坏的、昂贵的和浪费能源的物品的需求将会消失。高兹认为社会主义能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统一起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异化劳动相联系，最终会走向它的反面，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合理。为此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以生态原则为规范、指导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缩小被资本主义经济控制的范围，增加不为经济服务的投资，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动和通过自我约束来减少消费，改善生活质量，“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3](pp.31—32)，走向基于自我约束、更节俭、生态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达到真正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与消费更少的社会。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90年代社会主义的挫折后，高兹特别关注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系，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高兹试图论证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社会理性是一个整体，健全的生态理性涉及每个人的需求和自由解放，是人类获得自由的唯一道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不过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变种，同样存在不自由、异化、生态失衡的问题，从整体角度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实现人与社会、自我、自然的历史性统一的社会。高兹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生态发展的逻辑必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精辟的见解，但他对社会主义的具体阐述有不确切之处，如他对市场的完全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含义和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个人从这样一些领域中解放出来，市场、竞争和利润的逻辑正阻碍着个人获得独立与自我实现。……经济理性借助于市场的逻辑肆无忌惮地显示自己。”[3](pp.38—39)
高兹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说明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提出生态重建与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高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危机和前途。他认为，西方是冷战的赢家，东方现存的社会主义已经崩溃。高兹指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相对的、部分的长处是它的多样性和改造、质疑自己的能力，但资本主义也不断产生新的冲突，没有给社会带来方向和希望，必须进行生态重建，生态重建要求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高兹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不仅是一个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变种的崩溃，而且是由社会主义奠基人所定义的“权威性的”社会主义概念（共产主义）的崩溃。在工业化经济条件下，一个前现代类型的一元化的公有社会是不可能的，这种忽视个人、否定商品关系和市场前提、能“计划”的社会既有前现代社会的缺点，又有工业资本主义的毛病，但又不具备二者的长处。苏联社会主义奉行的也是经济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只要受制于经济理性，不管是用计划还是用市场进行调节，都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存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把社会当作一架集中化的工业机器，要人们面对这架机器的命令。人们的生活被完全理性化，即被官僚—工业的强大机器完全有组织地功能化。倘若对抗这种功能化……则被谴责为小资产阶级和低级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否定”。[3](pp.38—39) 高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扩展到自主的人的活动领域，增强个体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新的理性的生态现代化、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从新的生产目的出发，实现整个生产方式的更新，在生态理性的基础上保证经济理性，从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出发，杜绝经济总体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劳动的异化。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把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合而为一，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减少经济理性和商业交换适用的范围，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以更少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扩展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使自由基于自我约束、节俭、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未来社会主义使劳动成为自主的行为，“超越经济理性之日，也是社会主义实现之时”，未来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超越信奉“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真正追求生活意义。未来社会主义追求适可而止的消费，充满着平等，社会主义社会重建更少与更好之间的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将回到“够了就行”和知足而乐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将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
高兹从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社会理性三个方面，为我们从整体角度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大的理论空间，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有启迪意义。但是，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为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标签：生态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