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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问题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在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失误也有杰出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正确认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党探索知识分子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及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其重要思想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只有一部分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它与半无产阶级一样，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大革命时期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的新水平，有助于党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大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认识及其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把知识分子划为“最危险的敌人”，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因之出现了严重偏差，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毛泽东、周恩来等对这种排斥和否定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和抵制。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了毛泽东签署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十条专门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决定》指出：“知识分子在从事他们的非剥削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剧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这种对知识分子“劳动者”地位的明确肯定，在党史上尚属首次，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突破，对“左”倾盲目主义把知识分子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极“左”观念，也是一次大的冲击。
《决定》还指出：“知识分子，不能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早在1925年6月， 周恩来就指出：“知识阶级”的说法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一个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讲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正确意见，一直未能引起全党的普遍重视和采纳，“知识阶级”的不科学的提法仍常常被袭用。《决定》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在党的文件中还是首次，旨在从根本上澄清党内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模糊观念，统一全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党开始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作了进一步地阐述，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可以归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现代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有很大的革命性，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政治属性和政治态度的论述，为我们党重新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过，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大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也大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问题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肯定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在抗战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更是作了较为详尽地分析和评价。
第一，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着先锋队和桥梁的作用。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先锋队”的问题。他说：“陕北公学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1939年毛泽东又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对之进一步作了阐述，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常常起着先锋队和桥梁的作用；所谓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辛亥革命的留学生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毛泽东用“先锋队”和“桥梁”生动形象的比喻，有利于全党更好地认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应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二，知识分子是我们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因为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这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队伍看作是我们战胜敌人所不可缺少的两支军队之一。
第三，知识分子问题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毛泽东反复强调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8页）。毛泽东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毛泽东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了关系着革命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党中央正是据此确定了放手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理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走向了成熟。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全党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 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19页）。并把它作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在千头万绪中必须做好的八项工作之一。
三、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定之一。大力吸收和团结知识分子，是发展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1939 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一文中针对国民党与我们争夺青年的问题，指出：军队一定要吸收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引革命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后第一个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也是第一个专门阐述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央文件。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肯定了抗战爆发3 年来我党我军在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指出，在我们的军队里，学校里以及党内，还大量存在着不愿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作好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且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分子的意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在《1945年的任务》中又说，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正是在毛泽东关于尊重知识分子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思想上帮助、工作上重用、生活上关心、物质上优待等一系列具体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献身革命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涌入革命队伍，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壮大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党对知识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科学文化方面要实行“双百”方针
由于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而也是党的政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关系着中国革命事业的成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符合马克思主义时，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节节胜利；当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失误或偏差时，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误。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他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抵制和纠正大革命失败后“左”倾盲目主义者盲目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毛泽东1933年10月在《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的时候，应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党应实行利用旧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和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的政策。后来，毛泽东在1934年1 月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在抗战初期是“争取”、“团结”，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加入了“教育”、“改造”的内容，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形成了以“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按照“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安排了工作和职位，给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地组织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他们在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的东西，这不仅阻碍了他们进步，而且还影响着新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22—23页）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又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50 页）按此精神，人民政府自1951年秋至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200万知识分子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经过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思想上根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敌我界限，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开始了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伟大转变。
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开始全面建立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到来的历史转折关头，为了加快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于1956年及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早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写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秋，毛泽东指示办刊物的方针应是“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这一方针。他说：百花齐放，就是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不让其他花开放；百家争鸣，就是各种学术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让大家自由讨论，不要加以干涉。他主张在政治上分清敌我，在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不能在学术问题上对知识分子用行政的方法实行强制和专断，要通过他们的自由讨论、自由竞赛来推动我国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双百”方针的提出对前苏联在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的影响，对我们在科学文化领域内存在的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的错误倾向，曾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且这一方针提出后，在文艺界和科技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全国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五、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党应努力做好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毛泽东在充分肯定知识分子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问题。针对知识分子对艰苦奋斗缺乏准备，特别是有些人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瞧不起工农群众，不愿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弱点，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青年节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与工农相结合对知识分子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说，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只有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毛泽东还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559页）在这里，毛泽东为知识分子指明了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成长道路，并把是否与工农相结合作为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后来还提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作为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作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否则，“不管他们有多大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之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强自我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与工农相结合，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
毛泽东还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仅要与工农相结合，而且还要与实践相结合，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争做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那些从与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开来的学校里面出来的学生，具有的只是书本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这样的人是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完全，还缺乏实际经验。那么有什么办法使这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毛泽东指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 页）就可以成为一个适合革命事业发展需要的“完全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还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他认为，重视知识分子，就必须重视文化教育；只有重视文化教育才可能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而革命事业所需要的大量干部和人才，也有赖于文化教育的造就。他还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既使在军事斗争激烈、政治斗争复杂、经济条件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仍把教育明确规定为各抗日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要求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做好培育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毛泽东的提倡和关怀之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军政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工人运动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西北公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边区医药学校、纺织学校等20多所学校在延安相继开办，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部门的文化较低的工农干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各种优秀人才。1939年6月10日， 毛泽东曾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高兴地总结说：“两年来，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建立抗大、陕公、党校……”等17所学校，“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转引自《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1 期第10页）。在党的培育下，大量新型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仅在党政方面的中级干部中，就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大批工农干部也摘掉了文盲帽子，不少人成了专家。他们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毋庸讳言，自1955年以后，毛泽东在巨大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情绪，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左”倾思想发展起来，他错误地认为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实行长期改造，结果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重大失误。
总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数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正确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宝库。虽然毛泽东在后来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过严重失误，但我们决不能因此漠视甚至否定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曾作出过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