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活研究
北京话和普通话
蒋绍愚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提 要 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但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普通话要进一步提高，成为一种充分体现汉语特点的、全民都能使用的、富有表达力的、优美的语言，这就要以雅俗共赏的北京话为基础，恰当地吸收方言、古语、外语的成分。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关键词 北京话；普通话；方言；古语；外语
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汉语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但以往对这个时期的汉语，研究汉语史的很少涉及，研究现代汉语的也很少关注，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现在，研究汉语史的往下走，研究现代汉语的往上走，把这一段的汉语研究衔接起来，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发展趋势。北京话在明清直至现代的汉语发展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清末民初的北京话的研究是关系到整个汉语研究的大事。本文要讨论的是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
一、什么是普通话？
普通话和北京话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不断发展的。研究普通话和研究北京话都要有历史的、发展的观念。
“普通话”原称“国语”，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为国语运动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普通话”这个名称当时就有，黎锦熙（1934：13～15）说：
民国以来，普通话的主张，已经演成三派：
第一派是民国二十一年以前所谓“国音国语”……
第二派是民国六七年间新文学运动初期所谓“白话”。这种白话，是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的，已经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这些“活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一声呐喊，全国的学士大夫自然而然都不学而能地写得出从来没写过的“白话文”来……
第三派便是新文学运动以后到现在逐渐流行的“欧化的语体文”……
开展体验式学习时借助网络环境，为学生创设一个虚拟的学习情境，让学生在虚拟现实中去体验、感悟，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在学习《生活和生产中的流程》中“时序”概念时，为了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时序有可颠倒和不可颠倒之分，教师借助网络中的“3D拆积木”小游戏，让学生借助手机分小组尝试拆解1-2个的积木，并与大家分享游戏心得。这时，学生在轻松的体验中理解概念，积极参与率明显提高，这是传统的说教所不能比拟的。
还有的方言词如果通用范围很广，可以和普通话的词并存，不必因为是方言词就一律去掉。如上海的小学课本上把“外婆”改为“姥姥”，引起很大争议，后来又改了回来。改回来是对的。正如“耗子药”不必全都改为“老鼠药”一样。
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是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平的方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的定义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其中（1）语音的标准很清楚。虽然很多人的语音不大规范，但都是应该努力加以纠正的。（2）语法：“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其一，“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用的是什么样的语法？其二，和北京话的语法是什么关系？（3）词汇：《现代汉语词典》标出〈口〉〈方〉〈书〉〈古〉，哪些类的词语适合用于普通话？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怎样写出来的？
“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至少在1860年前后就已经如此。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说：
“官话”这个词出现在明代。明清时期有一种通行全国的“通语”，不同方言区的人在一起就用它交谈，即所谓“官话”。“官话”不像普通话那样有明确的语言规范，不同地区的人讲“官话”，都会掺杂自己的方言成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些著名作家，像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等都是如此。叶圣陶的作品后来再版时有些改动，主要是把一些吴语的词语改为普通话词语。同时，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外来语的成分。可见，早期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不可能是纯粹的北京话。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哪些是官话，哪些是方言成分，哪些是外来语成分；他们早期的作品和后期的作品有无变化。这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
大学生毕业实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层次的学校和不同专业面临的问题还不尽相同。但是“实习经费少”几乎是大部分学校及专业的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极少数单位可以开出比较高的实习工资，但是绝大部分单位是不会给实习工资的。理由很简单：学生是来学习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难以给单位带来效益，而且还有可能影响正常的工作。学生是交了学费的，一般不会自己再来承担实习费用，但是校方的实习经费又是有限的，并且大部分学校的实习经费是比较低的。有些学校提供的实习经费甚至难以解决学生到实习单位的路费，住宿是更大的难题，很多好的实习单位本可以提供实习机会但就是因以上问题的存在而无法实现合作。
三、北京话和官话的关系
白话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早在1898年，就有了《无锡白话报》，此后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很多“白话报”，很多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清末民初的京味儿小说和时评被收集到2018年出版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这套丛书中。①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丛书，总主编为王洪君、郭锐、刘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8月出版。 不仅如此，如黎锦熙所说，白话文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七八百年以前的《水浒传》《西游记》。但是，“五四”前后的作家是不是熟读了《水浒传》《西游记》就能“不学而能地”写出白话文来？事实并非如此。1902年梁启超打算翻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夏晓虹2013）可见，以《水浒传》《西游记》为范本写白话文，和以《左传》《史记》为范本写文言文一样，都是要有一定的学习、练习的过程的。当然，对于清末民初的作家来说，白话文和文言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文言文和他们口中说的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法词汇系统，而《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作品和他们口中说的话是同一个语法词汇系统，他们以《水浒传》《西游记》为范本写白话文，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写文言文要容易得多。但这有一个前提：那些清末民初的作家必须会说官话。一个人写文章，可以完全模仿一种和他口语无关的语言，明清时期文人写文言文就是这样，这是要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练习的。也可以是基本上照他的口语写，如果他说的是方言，那么写出来的就是像《海上花列传》，就是方言文学；如果他是北京人，写出来的就是京味儿小说，像《小额》那样。如果说的是北京话或官话，要参照《水浒传》《红楼梦》来写会比较容易。如果说的是方言，却要照《水浒传》《红楼梦》的体裁来写，那不可能“不学而能”，而会有点“戛戛乎难哉”，梁启超就是这样。梁启超开始是只会说粤语的，所以他的演讲很多人听不懂，后来才学会说西南官话。夏晓虹说：梁启超用白话写作感到困难，一方面是由于写作习惯，“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各人的方言背景”。这是说得很对的。梁启超后来写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语体文就写得很纯熟了，这可能和他的写作习惯和他对官话的熟练程度都有关系。
早在1925年，周作人和钱玄同在通信时就说到了“理想的国语”。
这里主要说的是语音，但不仅仅是语音，也应该包括语法和词汇。说“北京话……在汉口和在京师一样地被理解”，这应该包括北京话的语法和词汇在汉口也能被理解。
二是抓好重点岗位人员廉洁从业教育。外部项目重点岗位人员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容易受到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注重源头防范，在组织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廉政宣誓、廉政承诺、廉政合同签定等基础上，还要及时了解项目管理人员廉政建设情况，并在外部项目中设立临时纪检员和党风廉政监督员，定期收集情况，及时反馈信息。促使项目管理人员时刻自重自律，经得起考验、挡得住诱惑、守得住底线。
但官话不等于北京话。威妥玛所说的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他的老师、仆人可能说的是北京话，而那些“政府主要官员”说的话却未必是标准的北京话，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所讲的“官话”。“官话”的范围很广，下江官话、西南官话都是官话。而且，北京话也不是一个样子，正如《创造〈京话报〉章程》所说：“须知京话也有数种，各不相同，譬如南城与北城，汉人与旗人，文士与平民，所说之话，声调字眼，皆大有区别……本报馆……务取其京中通行，而雅俗共赏者，始为定稿。”（转引自夏晓虹2013）清末民初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要推广的普通话，也并不是北京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特别是写作，更不是完全按照北京的口语写，除非是写小说。如果要逼真地摹写北京某个地区、某个阶层的人物的声口，那当然要用地道的“京腔”，即可以使用北京特有的，而北京以外的读者不容易懂得的词汇和语法（比如：“那种样子的毛窝，多了去了。”）。那么，普通话的书面语，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理想的国语”。
廖：大凡某种学问成了体系，也就有了述史钩沉者.中国远古之文明可谓早已斑斓纷呈.三代以降，除匠作农桑之技外，更有天地玄黄之理、物化医算之明.但在大多数文人墨士眼中、看到与想到的只是驭民安邦之策、翰墨文华之流.故修史立典者，莫不以帝王政事为先、择儒林吏业为要.天文星象、河川地理、矿冶衣食，大多是系挂在这一核心之上.这些知识仅仅是在长期的积累与发展中，形成了最广义之“科学”——学问、体系化知所应具备的面貌与要素，以及丰富的内容，但并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概念.因而当然也不可能有自成体系的科学史.
四、“理想的国语”
北京话（Pekingese）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我见过一位译员，他确实精通北京话，他在汉口和在京师一样地被理解……
钱玄同《理想的国语》（原载1925年9月6日《国语周刊》第13期，收入《钱玄同文集》第3卷）是钱玄同给周作人的回信，写于1925年9月3日，其中说（钱玄同1999：221～233）：
国语应该用一种语言做主干……用了北京话做主干，再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自由加入……我认为国语应该有三个美点：活泼、自由、丰富。采用活语，方能活泼（作主干的北京话，加入的方言跟外国语，这三种都是活语，唯有古语是死语；但它的本质虽是死的，只要善于使用，自能化腐臭为神奇，变成活泼泼地……）；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么都采，所以丰富。
抛开对理论的评价、对未来的预测，直接透视时下知名的“新零售”项目，其实，衡量零售模式先进与否的标准很简单，无非就是成本、效率和体验。
有许多词句，普通会话中虽不大用它，但表示较深奥、曲折、细致的意思时便须用到的，近来新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所谓欧化的文章中，尤其是诗歌中，到处遇着它。这本也是白话，那般爱凿四方眼儿的人们往往要认它为“文言”——就是古语——因而非难它，排斥它，这是非常地错误，不可不纠正的。
周作人的信（1925年7月26日）：
（1）北京话
竹溪街在火车站附近。坐在竹溪街就能听到火车进站的声音。从他家里出来，十分钟就到了火车站。滨湖站是大站，也是老站，据说是一九二二年修建的。小时候，他觉得这广场老大老大的，广场上见不到几个人，现在看这广场太小了，尤其是火车进站，车站出口，人就起了堆，要想找人，只能在人缝中瞅来瞅去，盯着一个个人看。何牦坐在一块水泥板上，那块水泥板刚好对着滨湖车站的出口，不管南来也好，北往也好，只要有火车进站，只要有人出站，神经就高度紧张，怕错过时机，接不到欧阳橘红。
他们说“理想的国语”应该是以北京话为主干，加入古语、方言、外国语，这个看法是对的。他们的看法，直到今天还值得重视。虽然现在“民众”的水平已比1925年大大提高，但今天的书面语仍不能等同于一般群众的口语；如果等同于一般群众的口语，将会使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表达力显得贫弱。普通话的书面语应该基于口语，高于口语。前面引用的黎锦熙所说的关于“普通话”的三派，反映了当时的从事“国语运动”的人士对“普通话”的看法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国音国语”，这是强调普通话的书面语要按北京话来写；有的侧重于《水浒传》《西游记》等的“白话”，实际上是主张普通话可以包括某些古语和方言的成分；有的侧重“欧化的语体文”，这是主张普通话可以有一些欧化的成分。实际上，这3个方面都是普通话所需要的，这三派的主张，可以和钱玄同、周作人的意见统一起来看。
普通话的语法、词汇要以北京话的语法词汇为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不必多加论述。同时，普通话确实吸收了不少方言、古语、外语的成分，这在下面简单地加以论述。
一系列制酸转化2#阀烟道原设计进2#转化器烟道位置处离2#转化器入口较近，冷烟气与热烟气未混热均匀就进入转化器内反应，没有达到混热均匀，造成2#转化器入口烟气温度偏高。且无法承受高浓度的 SO2烟气［5］。
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他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倘能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标准来规定国语的方针，用字造句以未受过国民教育的人所能了解的程度为准，这不但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到，也只使国语更为贫弱，于文化前途了无好处。
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正如《创造〈京话报〉章程》所说，北京话有不同的层次。一些北京“土语”（如：“砍大山”“归包堆儿”）未必能进入普通话，进入普通话的应该是北京话中那些“雅俗共赏”的句法和词语。
（2）方言
普通话吸收了不少方言词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粤语词进入普通话，如：买单、收银台、靓丽等。吸收有表达力的方言词语，对普通话是有好处的，不能因为是方言词而加以排斥。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二郎腿：坐的时候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的姿势。”第6版把“搁”改成了“放”，理由为“搁”是方言词。其实，“放”的意义比较泛，“搁”意义比较具体。“把两只脚搁在桌上，人往后仰，双手托住后脑勺。”“她坐稳当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这两个句子里的“搁”能换成“放”吗？
书中又说（黎锦熙1934：16）：
方言词和通语（普通话）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从历史上看，现在一些普通话的词原先是“江淮型”的词语（见岩田礼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有些词现在还是方言词，但已经开始进入普通话。如“拎（一桶水）”见于《上海方言词典》，但《现代汉语词典》也收，而且未标〈方〉；随着“拎包入住”等商业广告的宣传，在普通话中的使用频率可能会提高。而《北京土语辞典》里的“提溜（liu）”这个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也收，但在普通话里很少用。
数学学习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我们应发挥其自身的魅力，通过理解算理、探索算法感受数学带来的乐趣，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基于此，我们设计一些生活情境让学生真正理解算理，由算理向算法过渡。
2）职教体系建设的试点和推广。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成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先行者，天津市于2005年8月与教育部正式签订了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的协议，提出要在天津试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模式”；同月，国务院出台国发〔2005〕35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把构建“灵活开放、自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发展目标。2006年3月，国家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在天津开展试点，并把“借鉴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试验的重点之一。
知识创新是在知识应用环节更高层次的提炼知识资源的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企业通过知识保护、知识评价等辅助手段，保证认证机构对受审核企业的企业绩效最大程度的发挥影响作用。认证企业知识创新为企业价值的提升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普通话的句法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但也受一些方言的影响。如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用“给”表被动，是北京话固有的，还是受南方方言（特别是粤方言）的影响？从语料的统计来看，在京籍作家的作品中用“给”的被动句确实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增加很快，应该说是和改革开放后香港片的影响有关的。一些句法原来南北有别，现在普通话中这种差别开始消失。原来北京话说“VP +去”（《小额》中全是“VP +去”，共45例），南方话通常说“去+ VP”（《海上花列传》中“去吃酒”13例，“吃酒去”7例）；现在普通话中两者皆可，以“去+ VP”为主（在CCL中“吃饭去”160条，“去吃饭”698条）。原来北京话中的“V着”只表示静态的持续，普通话中“V着”表示静态和动态都可以。
（3）古语
近年来因为强调传统文化，不少古语也进入了普通话。如“砥砺前行”，如果在5年前用这个词，肯定会认为是文言词；这确实是文言词，但现在日常口语中也已经用得很多。“鸿鹄之志”也是古语，但因为有人读错了字，反而使这个词语普及了。一些文言的句式，也用得不少，如“唯利是图”“唯你是问”，一般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说，也都能明白其意，虽然不一定明白其结构关系。
不过，古语要用得正确，用得得当。用“七月流火”来表示天气炎热，显然是用错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七月流火】指夏去秋来，天气转凉。现也用来形容天气炎热（因人们误把“七月”理解为公历7月、把“火”理解为火热）。”这样错误的用法，是否可以认为是“积非成是”而加以肯定？“罄竹难书”用作正面的事物是否可以？这些都要慎重对待。
近年来有些高考作文用文言写，得了高分，媒体也大加宣扬。当然，高中生如果文言写得好，是值得赞许的，但用文言写作不是我们提倡的方向。而且，如果用文言写，就要像文言的样子。有些得高分的文言作文，其实写得不像文言文，是不应该作为样板的。
（4）外语
在普通话中有不少外来词（如“粉丝”“吸血虫”），近来又有不少字母词（如GDP、5G）。外来词有些很明显，有些要仔细考察。如“猫腻”一词，通常都认为是老北京话。元丁《“猫匿”是外来词》（1998）引了几部北京话词典，说明“猫腻”是外来词。其中陈刚《北京方言词典》（1985）：“猫儿匿”，释作“内情，多指私弊”以及“搞鬼，使假招子”，并指出此词来源于波斯语ma’ni（含义）。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1990）：“猫儿腻”，释作“琐细的事故”，并注云：“据说是阿拉伯语——回语‘玛尔腻’或译音‘马儿密’的变音，原义是‘意义、内容、事故’，也可写作‘猫儿溺’。”贺阳《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1990）：“码儿妮”，释作“隐情、阴谋”，指出此词来源于波斯语ma‘ene（意义、意思）。（转引自元丁 1998）
语法方面，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用专章谈了“欧化的语法”，主张“以历史的眼光去看欧化的语法，把它和中国原有的语法分别清楚。《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的语法和现代书报上的语法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是值得咱们仔细研究的”。这种研究至今还没有深入地做过。王力《汉语史稿》（1958）又专列了一节“五四以来新兴的语法”，说的是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新语法，所举的例子都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包括老舍；王力先生认为这些新兴语法可以使汉语的表达更严密。但是吸收欧化语法要适度，有些欧化的句式是不足为法的，如：“他永远站在人民的身边，忠实地，固执地。”（《马拉的死》，《巴金文集》第9卷）巴金自己说过：“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谈我的散文》，《巴金文集》第14卷）（转引自王金柱1987）
有些新兴语法，不但在作家笔下出现，就是在一般民众嘴里也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934：15）：“我曾雇一车夫，他常问我一句话：‘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这真是‘欧化的大众语’了，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这样的句式，确实是《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没用的，但既然一般百姓都这么说，大概我们已经不觉得它是欧化句法了。
总之，普通话（特别是普通话的书面语）要进一步提高，它应该成为一种充分体现汉语特点的、全民都能使用的、富有表达力的、优美的语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如何选择雅俗共赏的北京话，如何恰当地吸收方言、古语、外来语等方面，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2.2 两组机械性静脉炎发生时间比较 治疗组共9例患儿发生机械性静脉炎，发生静脉炎的时间中位数分布在49～72 h内，发生时间(67.85±5.83)h；对照组共24例患儿发生静脉炎，时间中位数分布在25～48 h内，发生时间(39.67±3.96)h。治疗组静脉炎发生时间晚于对照组(t=26.219，P<0.01)。
参考文献
黎锦熙 1934/2011 《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钱玄同 1925 《理想的国语》，《国语周刊》第13期。
钱玄同 1999 《钱玄同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金柱 1987 《巴金小说中的欧化句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
王 力 1943/1985 《中国现代语法》，载《王力文集》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 力 1958/1988 《汉语史稿》，载《王力文集》第9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威妥玛 1886/2002 《语言自迩集》，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夏晓虹 2013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白话报刊白话文》，载冯胜利主编《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元 丁 1998 《“猫匿”是外来词》，《汉字文化》第4期。
Beijing Speech and Putonghua
Jiang Shaoyu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icularly a review of previous efforts in de fi n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by linguists and writer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 number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I argue that Beijing speech is the base for Putonghua， but it is not equal to Putonghua. I also argue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Putonghua to improve. An ideal Putonghua should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and be acceptable to speakers of Chinese from all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It should be a beautiful language that has rich means in expression. For Putonghua to develop like this， it should base on Beijing speech for its both re fi ned and popular tastes and should also absorb elements from Chinese dialects， classical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To achieve this， it requires common endeavours from all those concerned.
Key words Beijing speech; Putonghua; dialect; classical language; foreign language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6-0065-06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606
作者简介： 蒋绍愚，男，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汉语历史词汇学。电子邮箱：jiangshy@pku.edu.cn。
责任编辑：魏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