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驿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6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729(2010)05-0058-09
邮驿是国家与社会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和工具，也是历代政府施行有效统治的工具之一和我国古代交通运输方式之一，因此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邮驿的发展历程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众多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特别是近30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邮驿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史学成果，其主要涉及通史性邮驿史研究、断代性邮驿史研究和区域性邮驿史研究三方面内容。这些成果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邮驿发展的诸多方面；另一方面也为后人对其总结和反思提供了条件。本文拟对相关史学成果作系统梳理、归纳总结，以便更好地向人们展示中国邮驿兴衰历程，继而促进邮驿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通史性邮驿史的研究
一切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邮驿也不例外，邮驿的兴衰是由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具体上说，邮驿的兴衰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联系、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1.邮驿发展的通史性概述
《中国邮驿发展简史》[1]展示了中国3 000多年邮驿通信制度文明发展史：殷商时期的邮驿是我国最早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有组织的邮驿制度；周朝时期邮驿制度开始发展，体现在邮驿组织和驿递方式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突出成就是邮驿网络设施的基本建成；秦朝时期政府通过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有效地促进了邮驿的发展，并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邮驿法——《秦邮律》；汉代时邮驿制度明确统一称“驿”，“丝绸之路”也确立起中外邮路；魏晋南北朝时期，《邮驿令》颁行，邮、驿二字并用是邮驿史的首创；隋时健全了邮驿典制规章，恢复汉驿制度，改善邮驿交通；唐朝时期邮驿规模空前，管理严格有序，突出了官办的邮驿性质；宋沿袭唐制，又创设了昼夜兼程的急递铺，有专门的邮驿法典《嘉祐驿令》；元朝因袭宋制，急递铺变为办理中央官衙文书传递的常设机构；明朝的邮驿制度趋于完备，《大明律》中有专门关于邮驿的详细规定，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商办民用的民信局；清代集历代邮驿之大成，融交通与通信为一体，克服了前代邮驿制的种种弊端；晚清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原有的邮驿旧制被打破，形成了驿站、民信局和近代邮政并存的局面，后裁驿归邮，近代邮政完全取代传统邮驿。该文献的可贵之处在于，经过分析中国邮驿发展过程，得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和进步，促使邮驿进步乃至过渡到近代邮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是改变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重要动力”这一结论。
《我国邮电沿革之浅见》[2]将各代邮驿发展划分为四个主要时期，即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初期为萌芽期、周代为初兴时期、唐代为发达时期、元代为鼎盛时期。其论述了各时期邮驿的特点、职能、经费开支、作用，提出古代邮驿只是“官邮”和“军邮”；另外，阐述了近代邮电产生的原因、表现、发展历程、演变规律和积极作用，同时指出了近代邮电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漫话古代邮驿》[3]大致回顾了中国古代邮驿在各时期的主要发展历程，较详细地论述了邮驿的种类及各自特点、驿站的工作性质和分类。《中国古代邮驿沿革》[4]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而且进一步将各时期之间的邮驿发展进行了比较。
除了上述文献以外，《中国邮驿发达史》[5]、《中国古代邮驿史》[6]、《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7]、《中国邮史通览》[8]、《中国邮电百科全书》[9]、《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10]、《中国近代邮电史》[11]等文献也对中国邮驿的发展作了详尽论述。
2.邮驿自身要素的通史性论述
邮驿的正常运转需要法律政策、人员和经费上的保障，也需要一定的管理措施，同时，邮驿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并对其他事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努力丰富通史性邮驿史的研究成果。
邮驿功能的正常发挥需要依靠严格有效的管理。《古代邮驿的管理》[12]分析了古代各时期中央政府对邮驿的管理情况：周代邮驿管理的官职；秦代《行书律》通信管理的具体严格规定；汉代邮驿主管部门；东汉到隋代，邮驿管理在各割据政权里出现了新特点；唐代邮驿法律更加完善，管理部门分工细化；宋代邮驿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和专门性的邮驿法规；元代邮驿以路为中心，路的提点官负责检查驿务，管理驿站的官员，北方设驿令，南方设提领；明代用严刑峻法来管理邮驿；清代在中央和地方所设的管理驿务的部门和官员，《大清律例》中邮驿律的各项规定。指出各时期的邮驿管理一代比一代严格细致。
《略谈古代驿站的功能》[13]谈到，驿站作为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往来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配置齐全。宋时，驿站的军事功能有所增强；元代的驿站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明代的驿站有货物运输的功能；清代的驿站在前代的基础上兼具各项功能。
相关法规法令的出台让邮驿的运行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也有利于规范邮驿的发展。《古代的邮驿法规法令》[14]就以我国最早的邮驿法规《秦邮律》和在《秦邮律》基础上对宋以前历代王朝有关邮递法规加以总结写成的《金玉新书》以及宋仁宗时颁布的《嘉驿令》为例，论述了秦朝和宋朝政府对邮驿各方面的法律规定。
邮驿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对其他事物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古代邮驿制度与传播》[15]论述了邮驿的传播作用：政治信息的传播，军事信息的传播，经济信息的传播，社会信息的传播。
《古代邮驿与水事活动》[16]以明代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报汛制度和明清两代在运河两岸建立的邮驿制度为例，说明从事水事活动均需通过邮驿进行，从而指出古代邮驿与水事活动关系十分密切。
《论中国古代驿站和邮传对旅游业的影响》[17]从古代驿站和邮传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古代旅游交通设施、旅游饭店的建设，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中国古代驿站和邮传的发展丰富了古代旅游资源，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驿站与古代旅游形式相结合，有利于现代旅游新线路的开发三方面介绍了邮驿的发展对旅游业的影响。
《中国古都与邮驿》[18]则指出了邮驿对于保卫国都，促进国都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回顾了从商周邮驿的产生、秦汉邮驿的成形、魏晋南北朝邮驿的发展、隋唐邮驿的进一步完善、宋元邮驿的发达、明清邮驿的由盛转衰到近代邮政的建立，这一中国邮驿的发展史，并且将这一主题引申，论述了邮驿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邮驿的发展演变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一个具体体现。
二、断代性邮驿史的研究
中国邮驿的发展迄今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而邮驿的发展在不同朝代或时期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邮驿初步成形时期
中国的邮驿虽然早在商周时期已经产生，但直到秦汉时期才初步成形。
《秦汉邮传制度考》[19]从秦汉邮传机构名称辨析、邮站里程设置的规定、邮传工具与传递方式、传车种类与乘传人身份、邮传中的通行凭证、邮书的传递与相应管理措施、邮传制度的人事管理和邮传经费管理八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秦汉的邮传制度。
《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20]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在邮驿初步成形的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对邮驿的管理措施。该文指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完善的邮驿管理系统：丞相府(尚书台)总领全国邮驿事务，典属国(大鸿胪)负有实际管理的责任，地方邮驿事务寓于行政系统之中，各地邮驿组织均接受所在郡县政府的管理，在边塞地区实行郡府、侯官、部、燧的分级管理体制。符传制度是秦汉邮驿管理的重要内容。
《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21]从道路桥梁与邮亭馆舍的建造维修、邮驿车马的配备、车辆的维护保养、马牛的草料供应及其出入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秦汉邮驿交通与后勤保障有了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从而保证了整个邮驿系统的顺利运转。
另外，《简牍所见西汉马政》[22]用考古实物“简牍”对西汉的马政进行了论证。马政作为邮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统治者重视，汉廷对厩马食粟有统一的规定，对马厩有较严格的管理。汉代在全国各地设传置以传递邮件，因此各传置都设有马厩养马备用，在传置中的马根据其高度而分别使用。
2.邮驿发展完善时期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邮驿也逐渐走出了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低谷状态，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唐代官员使用馆驿的管理制度》[23]从馆驿使用的条件、使用的凭证、使用的规格和监督四个方面论证了唐代政府对官员使用馆驿的管理严格细密、等级分明、秩序井然。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滥给符券加重了馆驿负担，使者要求超额供给，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为维持馆驿的正常运转需要巨额的经费。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当官员恪守制度、监察官员用人得当、严于执法时，上述制度就会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从而可以降低行政费用，减少财政支出和减轻人民负担。
《论唐代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24]谈到兵部管理驿站，定型了中国古代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具体论述了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的内容、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确立的原因、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的意义。最后指出，唐代驿站的军事化管理，对今天中国的军事交通管理体制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邮驿高度发达时期
宋元时期，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央集权不断加强，邮驿也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的驿馆和邮传》[25]对宋代邮驿的发展作了论述。宋代的驿传网络由驿与递铺构成，采用接力传递方式。另外还阐述了宋代的驿子、驿吏、递卒充役、驿的功能和作用、使用驿马的凭证、驿馆的费用开支等。
《宋代公文邮驿制度研究》[26]以公文邮驿制度为研究对象，重点从组织管理、传递方式、传递人员、传递过程及公文邮驿律等方面对宋代公文邮驿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同时指出，宋代公文邮驿制度是在继承隋唐时期公文邮驿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显示出了新特点。
《蒙元邮驿研究》[27]对元代驿站的各种职能作了详尽的叙述，对元代驿站使用的规章制度、使用中的突出问题、部分驿站路线作了系统归纳，对急递铺传递公文中的几个问题做了讨论，澄清了一些对元代邮驿模糊、似是而非的认识。
《漫谈元代戏曲中的邮驿》[28]则从元代戏曲中寻找元代邮驿发展的踪迹，并指出邮驿与元代戏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元代戏曲反映了元代邮驿的种类、建制、功能以及驿吏的生活等种种状况，驿站对于元代戏曲创作，特别是情节的开展、矛盾冲突的激化、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有重要作用。
4.邮驿由盛转衰时期
明清两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均达到了极致，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自然经济和专制王权受到了挑战和冲击，传统邮驿的发展在经过了高度总结和完善之后，也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日趋衰落。
《明代急递铺的研究》[29]从明代急递铺研究着手，系统论述了其分布、日常运转、铺兵以及铺舍等问题，总结了明代急递铺在整个驿传系统中的作用。
《明代驿传与经济的发展》[30]分别对明代驿路交通网络的构建及其对商品流通的影响、驿路交通与市镇的发展、驿传与边疆地区的开发、驿路与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四个方面，论述了明代驿传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浅析驿站在明代官方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31]指出，驿站在邸报下传和密疏上达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驿站在我国古代交通运输与信息传递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巨大作用。
封建邮驿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论明代驿传之役》[32]指出，驿传是明代最繁重的徭役，虽然明初政府吸取了元代驿传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之教训，建立永充、轮充制度，实行计财佥差的制役原则，将邮驿划归为驿站、急递铺、递运所三大部分，并对乘驿作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官僚体制的腐朽，乘驿限制失去了功效，滥用乘驿的现象给驿夫带来沉重负担，引发百姓的不满和骚动。驿递作为单独征派的赋役，成为诸驿之中最重最难者，驿站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繁重的力差。虽然明中期张居正对驿传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驿传中的腐败现象，但改革失败后，驿传之役变本加厉。
《清代邮驿制度概述》[33]阐述了清前期邮驿的发展：清代在全国普设驿站，并在兵部设车驾清吏司，掌全国邮驿。邮驿的经费由户部拨付，驿员的选派有严格的标准和任期，军机处的邮递有特别规定。各地依据地理位置设驿、站、塘、台等。驿站内有驿夫、驿马、驿车和驿船。另外，为了妥善管理庞杂而又繁忙的驿传事务，清政府又对官员乘驿、兵役乘驿及邮驿路线、期限、传递公文的保管等作了具体规定；同时也指出了百姓邮驿之役的繁重、乘驿官役的腐化等弊端。
《论清代驿站的组织和管理》[34]对清代如何有效地保证邮驿的正常运行进行了阐述，指出清代的驿站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清代的邮驿，在中央隶属兵部，由车驾清吏司掌握，地方上各省驿传归按察使司按察使管理，驿丞是主管驿站的官吏。驿站内设驿夫、驿马、驿车和驿船等，按地方的冲僻、差使的繁简而设，各省均有一定数额，并绝对为驿站服务。清代驿站的经费一般随地粮税征收，各省设驿道库为驿站的经费专库，由按察使管理，驿站的支出要造册上报。同时也看到了清后期邮驿变成了病国、病官、病民的工具，滋生出克扣饱私等诸多腐败，并指出自然经济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形成这一制度的重要原因，近现代邮政代替古老的驿站是历史的必然。
《清代的邮驿立法》[35]从法律层面观察邮驿的发展。文中简要分析了清代邮驿立法的作用和演变的原因。依据《大清律集解附例》和《大清律例》中的邮驿律阐述了清代的法律在邮驿的职能、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严格规定。指出清代这一整套立法成果对于今天邮政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5.邮驿近代转型时期
晚清时期，传统邮驿已经弊病丛生。伴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先进邮政的传入，中国邮驿的发展有了新变化，传统的邮驿制度逐渐衰落并最终被近代先进的新邮政所取代，从而完成了由邮驿到邮政的艰难转型。
《古邮驿的衰落与近代邮政的兴办》[36]谈到了清末古邮驿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内在的矛盾，直接原因为邮驿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弊端。同时论述了近代邮政取代传统邮驿的艰难历程。
《晚清中国邮政的近代化》[37]以近代邮政的产生——客邮、海关邮政、大清邮政官局的开办；组织管理——邮政机构的设置、人事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为主题内容，简要阐述了晚清邮政事业的建立、发展、演变。其最大的特点是，更多地从西方先进邮政制度对中国近代邮政事业所产生的进步性方面研究中国邮政的近代化过程和管理制度形式。认为近代邮政有巨大的优越性，即国家邮政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日常联系和交流；新式邮政的出现也在经济上促进了各地商品交流和市场扩大；新邮政的创办也开通了整个社会风气和开发了民智，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近代化。
《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38]谈到，中国近代邮政是在对古代邮政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邮政的长处，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壮大的，驳斥了“清代国家邮政建立前，中国只有邮驿而无邮政”的观点；同时指出近代邮政取代传统邮驿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结果。
《论清末的裁驿》[39]指出，驿站在晚清时期交通通讯迅速发展的情形下，出现了生存危机。裁驿问题的提出引发了各界的大讨论，尤其是引起了邮传部和陆军部的争持，这些争论的背后则是利益的争夺，这种利益的纷争才是制约裁驿进程的关键因素。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40]以中俄、中日、中德、中英、中法等邮权交涉为例，介绍了邮传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清末交通利权回收的情况。
同样是以邮传部为研究对象，《邮传部与清末电政事业的近代化》[41]阐述了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职能部门邮传部，通过健全章程、整顿与改良、增费与减费及其他措施促进了以各地电线的发展和电政局的进步为突出发展表现的电政事业的近代化。
《晚清中外海底电报述评》[42]从列强在华设立海底电报的要求与行动、晚清海底电报交涉原则的确立与海底电报主权的丧失、海底电报登陆问题三大方面论述了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与交涉的过程及结果，进而说明了由于缺乏领海意识，清政府在列强入侵与西方电信势力的冲击下，失去了海底电报的登陆控制权。
《“裁驿设邮”的转化》[43]特别提到，长期以来，人们对“汰驿置邮”的原因，侧重于驿弊丛生，忽略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对信息传递手段的直接影响，虽然把“汰驿”和“置邮”视为推陈出新的革命性转变，却未看到古老邮驿向近代邮政转型过程中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上述之外，还有文献专题分析人事[44]、民信局[45]、电报局[46]、邮政储金汇业局[47]、邮政储蓄[48]等主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各时期邮驿发展的特点。邮驿制度在历代不但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而且历代中央政府对其进行完善和补充，以期更好地巩固自身统治。邮驿在近代时期，内部腐化，外来施压，导致传统邮驿制度的衰落。近代邮政的建立，这一转型过程虽然一波三折，但最终邮驿完成了蜕变，以电报、邮局为代表的近代邮政体系在中国建立并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
三、区域性邮驿史的研究
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决定了邮驿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并呈现出多样的地方性特色。
1.东部地区
《论清代东北驿站功能的发展》[49]详细阐述了清代东北驿站的设置、发展状况、基础功能和功能的发展，并特别指出，东北的驿站是在防御沙俄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逐渐在经济开发中扮演基地角色，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略论清代吉林的驿路交通及其对边疆地区开发的贡献》[50]谈到，清政府对吉林驿路交通的开发和建设，加强了中央王朝与吉林地方的联系，在抵御沙俄侵略、维护边疆安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边疆村屯、市镇的建立和土地的开发，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
《清代黑龙江驿站的特点》[51]则详细论述了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设立的原因、驿站的行政管理、站丁的来源、风俗等方面的一些独有特点。
《清代山东邮驿制度考略》[52]针对清代山东邮驿的设置与变迁、邮驿的管理、邮驿的作用、邮驿的衰落和近代转型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七七事变前河北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述略》[53]阐述了“七七”事变之前河北邮电通讯事业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发展的原因。
《清代三峡地区邮驿的设置、管理与功用》[54]从三峡地区邮驿设置与特点、三峡地区邮驿管理的表现、邮驿的功用三方面阐述了三峡地区邮驿发展状况。特别指出，虽然清政府主观上是为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施统治，确保各种物资的运输及巨额关税的征收，但客观上大力开发了三峡水上交通，促进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发展。
《秦汉时期湘江洞庭水路邮驿的初步考察——以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视窗》[55]从先秦水上航路、里耶秦简水驿资料、张家山汉简水驿资料等方面考证了湘江洞庭水路邮驿在秦汉的设置、管理、发展程度及作用。
《晚清湖南邮政述论》[56]则从晚清湖南邮传组织的运行、近代邮政的设置和近代邮政的发展三方面作了阐述。
《清代福建邮驿制度考略》[57]从驿递、铺递、塘递，以及三者各自的设置、功用、管理和特点等方面，论述了清代福建邮驿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其种种弊端。
《福建邮驿路政考》[58]阐述了自唐代以来，宋、元、明、清各时期福建邮驿路政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并指出了明清时期邮驿路政的一些弊病。《客邮对福建邮政的影响》[59]主要阐释了客邮对福建当地邮政的影响。
《古代广东的驿道交通与市镇商业的发展》[60]将日本学者加藤繁关于驿道交通与市镇发展的理论应用到广东历史上路与镇关系的研究，以宋代广东驿道交通与镇的兴起、明清时期广东的驿道与镇的分布为例，阐述了古代广东驿道交通与镇的关系。《民国时期广州邮政业述略》[61]主要叙述了民国时期广州邮政业的发展状况及原因。
2.西部地区
《清代甘肃的驿传制度》[62]详细论述了清代甘肃地区驿站的设置、分布及管理，强调了甘肃地区驿传制度在清代得到了较大发展和完善；同时，甘肃地区的驿传对清朝边疆的巩固、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青海古代邮驿考述》[63]则论述了古代青海地区邮驿的发展：西汉时期邮亭的设置标志着青海邮驿的产生，该时期邮传急递的高效率以及以烽火台为主的声光通信系统手段的运用；隋代时安定的政治环境保证了完备驿传系统的建立；唐代时期，邮驿成为吐蕃与唐朝、汉藏两族之间联络的重要途径；宋时这里建立了急递铺；元代时期还特别建立了为驿传系统服务的乌拉制度；明代该地区邮驿发展的重要表现则是出现了纵横交错的多条邮驿线；清代时期邮驿的规模得到了扩充，费用也全部实行官府供给。
《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述论》[64]从清代云贵地区驿站线路及其发展、清代云贵驿传体系的特点、清代云贵地区驿传体系的运行等方面，介绍了清代云贵地区邮驿发展的情况。
《论清代贵州传统邮驿的历史变革》[65]从变革的社会背景、近代邮政取代传统邮驿的因素、近代邮政对传统邮驿的取代三方面阐述了清代贵州传统邮驿历史变革的原因、条件、过程、结果及其影响。
《清代入藏驿站及西藏地方内部驿站考》[66]阐述了清朝西藏地区的邮驿制度发展情况。清政府在西藏也实行一整套严格的邮驿制度和管理方法：驻藏大臣有“具折奏事兵备驿站等务”的使命，清中央政府中的理藩院全权负责，并协同兵部共同治理；同时也分析了清政府设驿的主导思想和特点，西藏驿站传递的种类和西藏驿道。此外《论近代中国藏区邮电事业的发展》[67]阐述了近代西藏邮电事业的发展状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各地区邮驿发展演变的不同特点，这种区域性的特色也是中国邮驿发展史的一大特点，通过比较各地区的邮驿有诸多相似之处：邮驿的发展加强了区域内的联系，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密切了各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当然，各地区在驿站数目、管理、人员配置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也表现出邮驿发展的多元性。
四、中国邮驿史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中国邮驿史通史性研究、断代性研究、区域性研究三方面的史学成果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邮驿史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较长、研究面较广，几乎涵盖了邮驿各个方面的要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这些都是邮驿史研究成果的进步性。
然而，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邮驿史研究仍存在着较大局限性。
其一，邮驿史研究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和不协调。从时间上看，虽然时间跨度较长，但不少学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秦汉、唐宋、元明清和民国等历史阶段，而对于诸如先秦、魏晋南北朝、五代等时期的研究较少；从空间上看，全国各省市多有所涉及，但研究偏重于诸如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而像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等地的邮驿史研究论述较少。另外，时间和空间上不能相互协调和密切配合，这里主要指以断代性地区研究居多，而通史性地区研究较少，无法把握一个地区邮驿发展的整个脉络。
其二，邮驿史研究缺乏联系与比较，这种比较主要是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比较。就空间上而言，各地区邮驿史的发展缺乏比较性研究，给人以地方割据、一盘散沙之感；就时间上而论，各时期的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割裂、独立的状态，即便是通史性研究，仍缺乏各时期之间有效的链接。由于缺乏这种联系和比较，导致人们很难从整体上认知到中国邮驿史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之处，降低了人们对邮驿史研究的关注度。
其三，邮驿史研究着重于叙述，轻于归纳。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史料的考证、整理和分析，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指导现实的实践。邮驿史的研究在提取线索、归纳规律、总结经验教训这一方面做的不到位。例如，《古代邮驿的管理》[12]虽然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古代历朝中央政府对邮驿制度的管理，但没有发现邮驿管理严格完善与否的制约因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弱、吏治的清浊、疆域的大小、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人口流动等，因此无法为当今通信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借鉴。再如《明代邮驿制度的弊端》[68]仅指出了明代邮驿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却未分析弊端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弊端的具体措施。由于这些史学成果缺乏独到深刻的认识，就降低了它的价值。
其四，邮驿史研究的一些细节问题仍需要考证和斟酌。历史研究要坚持求真原则，征引的史料须真实，行文的逻辑须严谨，得出的史论须科学。综观邮驿史研究，一些细节上的纰漏仍然存在。地方邮驿史的研究成果仍带有乡土情、地域观等主观色彩，一些学者对有关史料的理解有待商榷。
针对以上局限性，本文建议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第一，研究内容需要扩充和均衡。邮驿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强、系统性高的学术工程，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需要进一步在纵向上伸长时间，在横向上拓宽空间，并且使时间和空间保持和谐统一；另外，邮驿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空白之处需要填补，因此不仅要在宏观上把握，更要于微观处探寻，不能放任研究空白。
第二，研究需要深入追寻和剖析。邮驿史的研究不应只是史实的陈述、史料的罗列以及现象的简单描述，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杂的现象中提取其线索和规律所在，从而为当今的邮政发展服务；邮驿史的研究应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步从低层次的史料整理归纳向高层次的史论提取总结发展。
第三，研究思维需要创新。邮驿史研究应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重关系进行研究，必须打破陈旧的、单一型的思维模式，革新研究思路，大胆地从各个方面提出设想，继而通过科学论证得出新结论，产生新成果[69]。
总而言之，只要不断地丰富和创新研究理论，深入挖掘和整理有关史料，革新研究思维，以虔诚的史学态度、批判的史学眼光和崭新的史学思维，去进行新一轮的邮驿史研究，中国邮驿史的研究才会走上不断进步、不断提升、不断超越的良性发展轨道，邮驿史的研究才会在不远的将来达到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