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论研究枝繁叶茂——50年来“五路大军”不断壮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枝繁叶茂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大军论文,上海论文,五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报记者述评 （记者史煦光 通讯员石久）共和国走过了五十年光辉的历程，随着新中国的步伐，上海理论界也留下了探索、成长和发展的足迹。5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理论工作“五路大军”不断壮大，理论研究机构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健全，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形成网络，理论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广大理论工作者以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探索精神，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对我国尤其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和宣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特别是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从建国初期到以后的十几年间，上海的理论学术界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实际问题，为迅速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为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有益的贡献。
上海理论界是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开始形成的。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上海理论界围绕着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开展理论探讨。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积累与分配问题等这一时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探讨，并结合总结“大跃进”、“反右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见解，对分清理论是非、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带来的思想混乱起了积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发表的关于生产力问题的多篇论文，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提出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属于生产力范畴等观点是很有见解的，在当时存在“左”的偏差的情况下，特别难能可贵。这个时期上海理论界还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探讨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些探讨，对繁荣学术研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上海理论界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旗帜鲜明地投入了这场斗争。此后，在学习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在开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中，上海的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参与、有所作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此，上海理论界步入了发展繁荣的新时期。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上海理论工作者积极撰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驳“两个凡是”的错误论调。如《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与解放思想》等论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面拨乱反正中，上海理论界人士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砸碎“左”的思想枷锁，就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如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总结我国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经验教训。这些研究，对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五大这一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中，上海理论界围绕我国特别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出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上海理论界研究的问题涉及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其中，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体系、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海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影响。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体系的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上海率先建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李君如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提出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为一体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构想，是由其独特的观念、制度与实现途径等多重形态综合构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该文获中宣部第一届“五个一工程”好文章奖。曹建明在1986年发表的《外商利用土地与经营房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为利用外资开辟了新的路子，给予土地批租的实践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此间，上海理论工作者紧密联系经济改革和发展实际，加强应用性、对策性和操作性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对策，实现了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农村“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的政策建议，被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所吸纳；再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开拓上海证券市场研究》的成果，直接推动了上海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又如区域经济研究中提出的上海发展战略、浦东开发开放及长江经济带等政策建议为党中央及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决策的依据。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上海理论界在上海经济的振兴和起飞中积极开展对策研究，为两个文明发展献计献策，努力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成为市委和市府领导信得过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上海理论界围绕“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部署，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十五大以后，上海理论界紧紧把握十五大的主题，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大量服务。许多成果富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本市理论工作者编撰的《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比较完整、准确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了相关领域的发展问题和社会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第一辑获中宣部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好书奖。十五大以后市委宣传部组织本市理论工作者撰写的《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丛书》（22本），是全国第一套系统阐述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的新成果的丛书，不仅在本市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再如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好文章奖的夏禹龙、李君如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赵修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施芝鸿的《贯穿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四个“搞清楚”》、奚洁人的《试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胡伟的《从政治上把握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重大问题》、邵煜栋等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走出浦东开发创新之路》、曹建明的《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等论文，都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决策咨询研究方面，上海理论工作者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硕果累累。1990年以来，已有279项成果获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
改革开放20年来，上海理论界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107 项，涉及15个学科，其中有10项“六五”至“八五”期间的课题成果在首届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奖；共承担国家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20项，涉及21个学科。这些成果既有应用研究，又有基础研究， 还有不少是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
上海历届市委、市府领导一直十分重视理论工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市委领导更加重视发挥理论工作者在两个文明建设和科学决策中的作用。江泽民同志任市委书记期间和以后，市委主要领导通过理论界“双月”、“季度”座谈会，共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事，促进理论的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