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利建设论文,唐代论文,重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2)04－0062－08
水利事业是交通、城市、商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一般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后南方不少地区出现了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建设的重心移到了南方，而且对唐代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①。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事实是否如此？这需要我们作细致的分析。本文以两浙地区作为南方的代表，以河南、河东地区作为北方的代表，来分析南北水利建设的发展与走势。本文所指的浙东是指唐代的浙东观察使辖境，约今浙江省的大部；浙西是指唐代的浙西观察使，约今江苏省苏南地区和浙江西北地区。河南是指唐河南道的一部分，约今河南省地区；河东是指唐河东道，约今山西省。
一 浙东、浙西地区的主要水利建设
唐朝以前，浙东地区已建有一些重要水利工程，数量虽不算很多，但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婺州有白沙堰等三十六堰、处州松阳和遂昌县交界处的通济堰、睦州分水县的长林堰等。至唐代，浙东地区各州兴修水利工程的数量明显比前代增多。
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越州山阴县北30里的越王山堰，由观察使皇甫政通过“凿山以畜泄水利”。宝历二年(826)县令金尧恭在上虞县西北27里围成了任屿湖，溉田200顷。上虞县两北40里的夏盖湖，“唐长庆二年开以溉田。湖周一百五里”，“又有三十六沟，为引水灌田之道”。明州奉化县北25里有赵河，“唐元和十二年令赵察开置，引溪流溉田八百余顷”。县东30里有白杜河，也是赵察所开，溉田400余顷。县东南5里有新河，“唐陆明允导大溪水……接奉化江，灌田至数十万”[1]卷92《宁波府》：4251。慈溪县东南10里有花屿湖，刺史任桐修筑，“周十七顷有奇，溉田六千余亩”。天宝二载(743)，鄮县令陆南金修筑了西湖(又称东钱湖)，周回80里，“溉田五百顷”[2]卷41《地理志五》：1061。仲夏堰在鄮县西南40里，元和六年(811)刺史于季友“于四明山下开凿河渠，引山水流入诸港，置堰蓄之，溉田数千顷”[3]卷2《渠堰二》：4884。县西南50里的它山堰，是明州最为重要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和七年(833)县令王元纬修筑，“叠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4]卷12《水》：5153。它山堰既供鄞西平原七乡万余顷农田灌溉，同时又向明州城供应生活用水。
婺州有多个水利工程兴建于唐后期。如《正德永唐县志》卷4《名宦》云：“顾德藩，大中间领邑事，拳拳以养民为务，尝作三堰以防旱潦。”东阳县的都督堰，“长七百余丈，灌田百余顷，唐容州刺史厉文才所创。”武义县的长安堰：“分而为三：(山)上堰、中堰、曹堰。唐光化元年乡民任留创筑，溉田万余亩”[5]卷59《水利八》：496,500衢州城东50里，唐开元中“堰涧成塘，溉田二百顷”[6]卷43《衢州府》：1038。丽水县东15里左右有绿苗堰和好溪堰，段成式任处州刺史时修筑。段成式任刺史在宣宗大中九年以后，两堰能灌田数万亩[5]卷61，《水利十》，第520册：536。唐德宗贞元年间，温州刺史路应曾经“筑堤乐成、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7]卷563《路公神道碑铭》：5692。武宗会昌四年(844)，刺史韦庸开浚了会昌湖。此工程筑于州城西南35里，将瞿溪、雄溪和郭溪之水蓄积起来，湖分南湖、西湖。在浦口还疏浚湖道修筑了堤坝，后人称为韦公堤[8]卷2《山川》：4A－4B。《明一统志》卷48谈到韦庸时说：“庸筑堤堰，凿湖十里溉田。”不但筑堤造堰，而且还疏浚了周长为10里的湖泊。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浙西成了全国重要的农业区，必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永泰间(765－766)，韦损为润州刺史，恢复了练湖，“增理故塘，缭而合之”，作斗门以通灌溉，湖面扩大为周长80余里，给运河补充了丰富寓的水源，“自是河漕不涸”，“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7]卷871，《复练塘奏状》：9116。直至唐末，这段运河始终依靠练湖水来确保通航。绛岩湖在句容、上元二县境内，大历十二年(777)润州句容令王昕修筑，湖面百顷，“置两斗门用以为节……开田万顷，赡户九乡”[7]卷445《绛岩胡记》：4540。绛岩湖工程的修复使九乡万顷农田受益。丹徒县南的南、北谢塘，刘元超修筑，灌田达千余顷。紧邻的常州也有不少水利工程。代宗水泰年间(765－766)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7]卷316《常州刺史厅壁记》：3207。元和八年(813)，孟简任常州刺史，在武进县西因故渠开凿长41里，“得沃壤四千余顷”[9]卷89《疏凿利人》：1621。孟简同时在无锡开泰伯渎，利用旧水道开凿，长87里，溉田达千顷[10]卷19，第22册：148。苏州的浙西海塘，始筑于汉代，唐代加以大规模地重修。盐官的“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2]卷41《地理志五》：1059。说明唐代所修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对稳定苏州地区海岸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湖东南地区建立起了一些有效的排灌系统。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海盐县有古泾三百，估计其中一部分是唐代疏通的。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其中嘉兴屯田规模最大，屯田军民筑塘岸，开沟洫，“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形成完整的水利排灌网络[7]卷430《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4376。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在运河西岸筑成了数十里长的“吴江塘路”，“堤松江为路”[11]卷11《水利上》：778。苏州南部是太湖，疏导太湖出水对保证广大农田免被水淹十分重要。元和四年，常熟令李素开云和塘，长90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连泒分”[11]卷10《唐将仕郎刘允文碑》：759。
湖州环太湖的湖堤，名荻塘。唐贞元年间，刺史于頔在荻塘的基础上“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对荻塘堤岸重新进行了加固整治，并对沿途支流进行了疏浚，在堤岸两旁植树，筑成了自平望西湖州南浔共53里的湖堤。元和年间，范传正为湖州刺史，沿于頔修筑的塘堤开“平望官河”，更使这一地区的排灌有了枢纽河道[11]卷11《水利上》：778。元和年间，薛戎任湖州刺史，见荻塘“河水潴淤逼塞，不能负舟，公浚之百余里”[12]卷53《薛公神道碑文铭》：572，在原有工程上重新加以疏浚整修。湖州长城县西南的吴城湖，又称西湖，塘高一丈五尺，周70里，是在山谷中筑堤形成的大型陂塘，通过蓄积泉水的形式来灌溉周围农田，共有斗门24所，能溉田3000顷，但唐时已湮废。贞元十三年(797)，于頔“设堤塘以复之”，成了当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后人为歌颂于頔，称西湖为于公塘[13]卷156《于頔传》：4129。杭州富阳县北的阳陂湖，贞观中县令郝其开湖造闸后，可溉田万顷。贞元十八年(802)，于潜县令杜泳开紫溪，“又凿渠三十里”[2]卷41《地理志五》：1060。杭州钱塘湖，唐中期刺史李泌、白居易先后进行治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李泌任杭州刺史，在湖北造大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后白居易筑堤捍湖，设水闸，挖渠道，设溢洪道，修成人工水库，增加了蓄水容积。西湖的治理，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14]卷68《钱塘湖石记》：1431－1432。余杭县的上、下湖，是西汉所兴建的蓄水灌溉工程，唐宝历中县令归珧重修。又归珧在县北开凿北湖，可以灌田千余顷[5]卷53《水利二》：414。睦州城西南和义门外有西湖，“广袤五百四十二丈，唐咸通中刺史侯温开”[5]卷60《水利九》：516。
二 河南、河东地区的主要水利建设
唐王朝建立后，在战争中受到重大破坏的河南地区开始了经济恢复，大量兴修水利工程。河南府有洛水水波堰，高宗显庆五年(660)时建，修在洛水上[15]卷14《都邑二》：156。在河南府河南县有伊水石堰，天宝十载(750)，河南尹裴迴置[2]卷38《地理志二》：982。滑州北依黄河，城西距河只有二里，唐宪宗时期，郑滑节度观察等使薛平见到黄河泛滥，“询访得古河道，接卫州黎阳县界”，“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决旧河以分水势，滑人道无水患”[13]卷124《薛平传》：3526。薛平通过疏通黄河故道，使数百顷的良田得以恢复。汝州梁县东25里有黄陂，南北7里，东西10里，唐高宗乾封初“有诏增修，百姓赖其利焉”[16]卷6《河南道二》：166。在河南道西部的陕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长孙操开凿了广济渠。陕县有南、北利人渠，其中的南渠是贞观十一年武侯将军丘行恭所开。蔡州新息县西北50里有隋故玉梁渠，开元中县令薛务加以疏导西岸通官陂十六所，溉田3000余顷。[17]卷11《蔡州》：206。武则天载初元年(694)，在汴州陈留郡开封县必筑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以通曹、兖租赋。陈州西华县有邓门陂，神龙中县令张余庆开，引颍水溉田[2]卷38《地理志二》：988－989。昭宗时期，在陈州东，忠武节度使赵翊“按邓艾故址，决翟王渠以溉田利民”[18]卷19《水利下》：529。许州宪宗元和初，高瑀为忠武节度使，“召集州民，绕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无饥年”[15]卷678《兴利》：8103。这个工程的作用除了保护州城外，还可灌溉农田。
光州唐代位于淮南道，今属河南境内。光州光山县西南8里有雨施陂，高宗永徽四年(653)刺史裴大觉积水以溉田百余顷[2]卷41《地理志五》：1054。怀州唐代位于河北道，今属河南境内。唐德宗贞元年间李元淳为刺史，开渠70余里，置屯30余所。唐穆宗时，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2]卷164《崔弘礼传》：5051。温造文宗大和年间为河阳怀节度观察使，奏开浚怀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13]卷165《温造传》：4318。怀州修武县西北20里有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大中年，令杜某开”[2]卷39《地理志三》：1010。相州安阳东南20里有高平渠，开元间刺史李景所凿，引安阳水东流溉田，入广润陂[18]卷7《山川上》：200。唐州位于山南东道，今属河南境内。武宗时期，卢庠为唐州刺史，“劝农力田，兴复陂堰，民歌其德”[18]卷56《名宦下》：311。历代史书还将卢庠与汉代的召信臣相比：“召渠，在(唐)县西，汉召信臣守南阳，障水溉田，民赖其利。唐卢庠为刺史，复修之，岁增良田四万顷。志云‘召渠乘高泻水，类关中郑渠。’”[18]卷18《水利中》：483召渠经过刺史卢庠的修复，可以灌溉良田四万顷，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农业生产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河东是唐朝京畿地区的粮仓之一。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19]卷1《请勿弃河东表》：10376河东地区对于唐王朝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因而地方官员兴筑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太原是唐朝的北都，水利工程的兴修在这一地区十分多见。武德二年(619)，萧顗在太原府文水县两10里开凿了常渠，引文水向南流入汾州。贞观三年(629)文水县民在县西北20里引文水修建栅城渠，溉田数百顷[1]卷40《山西二》：1828。贞观十三年(639)，由于太原县“井苦不可饮……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2]卷39《地理志三》：1003，可知晋渠的开凿主要是为了供应太原城的居民生活用水。源涡水在太原府榆次县东八里源涡村，其泉水从平地壅出，隆冬不冻，南流会洞涡水，贞观中县令孙湛常令民引渠以溉田[20]卷15：1114。开元二年(714)，太原府文水县令戴谦引文水、谷水，分别在县东北50里、25里和20里处开凿了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和千亩渠，四渠能溉农田数千顷[2]卷39《地理志三》：1004。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河东节度使马燧“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潴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13]卷134《马燧传》：3695－3696。这是第二次架汾引晋水，主要供应居民的生活用水，但也兼有灌溉农田的作用。
蒲州南依黄河，贞观年间就修建了多项水利工程。贞观十年(636)，在蒲州河津县北30里处修建瓜谷山堰，修堰后瓜谷水被蓄积引农田里进行灌溉[1]卷41《山西三》：1902。贞观十七年，在蒲州虞乡的涑水上，刺史薛万徹修建涑水渠，渠长数十里，自闻喜县引涑水入临晋县，用以灌溉农田。贞观二十三年(649)，蒲州龙门县令长孙恕在县东南23里开凿十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所以称为十石垆渠。长孙恕又在龙门县西21里处修建了马鞍坞渠[2]卷39《地理志三》：1001。唐玄宗时期，水利工程的数量激增。蒲州猗氏县令李孟犨引涑水溉田，从此“化草莽为陂塘，变硗确为坟壤”[21]卷923《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4859。通过引涑水冲刷后改良了土壤质量，将盐碱荒地变成肥沃的土地。武德年间，晋州临汾县东北10里修建高梁堰，引高梁水灌溉农田，最后汇入百金泊[2]卷39《地理志三》：1001。贞观年间，在尉迟恭率领下开凿南横肉渠和北磨河两条输水干渠，各长30里。后代又陆贯续修了16条支渠，浇灌临汾、襄陵两县田数百顷。贞观时，在赵城县东北20里的霍山下引霍泉，“引水分二渠，名北霍南霍，以十分为率，赵城得水七分，洪洞得水三分”。这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引泉灌溉工程。永徽二年(651)，晋州刺史李宽于临汾县东25里夏柴堰引潏水溉田[22]卷30《水利二》：51。德宗贞元年间，引霍山之水的北渠、南渠，重新加以修建，能溉赵城、洪洞县农田900余顷，霍山地区的水利灌溉网络系统进一步完善[1]卷41《山西三》：1880。
绛州位于河东的南部，筑有很多工程。高宗永徽元年(650)，曲沃县令崔翳在县东北35里引古堆水开凿新绛渠，溉田百余顷[2]卷39《地理志三》：1002。仪风二年(677)，绛州闻喜县东南35里处开凿沙渠，引中条山水于南坡下，西流经16里，溉涑阴田。唐德宗贞元年间，绛州刺史书武凿汾水灌田万三千余顷[1]卷41《山西三》：1916，从灌溉农田数量而言，这是一项大型的水利建设。吕温《韦公神道碑铭》记载：“(韦武)出为绛州刺史。因其岁歉，导以地利，凿汾而灌注者十有三渠，环绛而开辟者三千余顷，舄卤之地，京坻勃兴。”[19]卷27《京兆韦公神道碑铭》：10673这是13个灌溉渠道引汾水的大型工程，“环绛而开辟”，可见工程建设之浩大，而整个绛州必然都受益匪浅。河东地区东南部的泽州有不少少水利工程。贞元元年(785)，高平县令明济引水入城，号曰甘泉，“遂使家开沼沚，户植芰荷。滥觞可以寄傲，垂钓可以烹鲜”[7]卷613《移丹河记》：6188。汾州唐后期兴修过水利工程。唐文宗时汾州刺史薛从堤文谷、滤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22]卷31《水利三》：75。据《唐刺史考》推测，薛从任汾州是在大和年间，所以筑堤引水也是在这段时间内。
三 南、北方水利建设的分析与比较
将两浙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作为南方的代表，将河南和河东地区作为北方的代表，通过对这些水利工程建设从几个角度进行一些比较，可以发现一些较为客观的事实。
(一)水利建设的数量和时间
我们对四道所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了详细统计，两浙地区的大小工程共计96项，河南、河东地区为67项。由于环境的不同，北方雨少水，南方水量充裕，所以水利工程南多北少其实与自然环境大有关系。而且，河东道的水利工程大多集中于太原以南地区，北部因气候寒冷，水利工程兴修的必要性大为减少，所以从数量上，的确是南方水利建设的数量远高于北方。
其次，从兴修工程的时间上看，南方的96项工程中，唐前期只有21项，中后期达75项。这其中具体时间不详的唐前期有1项，唐中后期有5项。唐前期的20项中，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则天时期7项，玄宗时期9项。唐后期的工程，肃、代、德宗时期有24项，宪、穆、敬宗时期有26项，文宗以后至唐末有20项。不过唐后期的三个时段，肃、代、德时期约60年，宪、穆、敬时期约20年，而文宗以后有80年，显然南方水利建设密度最高的是在中唐时期，特别是宪、穆、敬时期。所谓南方水利建设出现了一个高潮，其实就是指这个阶段。文宗至唐末，兴修水利工程的数量和唐前期高宗至玄宗100年间兴修的工程数量大致相仿。安史之乱后，北方很多地区受到战争的破坏，之后藩镇割据，政府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这个时候安定的南方就显示出了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从而出现了为农田灌溉而大量建设水利工程的情景。其结果直接导致了“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23]卷47《论江淮水灾上疏》：1B，和“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24]卷19《送陆歙州诗序》：5B。所谓“辇越而衣，漕吴而食”[7]卷630《京兆韦府君神道碑》：6357，就是指政府财赋依赖江南，说明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北方的水利工程唐前期有46项，唐中后期有21项。其中有2项工程大体知道为唐中期，2项工程大体知道为唐后期，但具体的时间不明。唐前期的工程，高祖时期为4项，太宗时期为15项，高宗武则天时期为14项，玄宗时期为12项。相比同时期的南方，北方的水利工程建设起步早，密度高，工程总数量约是南方的一倍左右。肃、代宗时期，由于河南地区处于安史之乱的战场，所以未见有水利工程建设，但到德宗时期新建工程有6项，宪、穆、敬时期有7项，武宗以后有5项。同期相比较南方，数量上北方是南方的四或五分之一。
上述这些数据，大体可以表明以下几点：(1)唐代前期，就全国范围而言，水利建设的重点在北方，而南方水利建设也是在按部就班地开展。(2)中唐时期，水利建设的高潮在南方，而北方在战后仍有一定数量的水利工程建设。(3)唐文宗以后的唐代末期，南方水利建设的数量大为减少，没有沿着中期大发展的轨迹继续掀起建设高潮，同期北方水利建设也没有保持中期的数量，出现减少趋势。
以往有一些学者经常从水利建设数量的多少来谈论南北经济的发展盛衰，如黄耀能先生认为，唐代二百多年水利事业的经营，是一个从唐初的北方优先，到南北并重，再到南方兴盛北方没落的变化过程。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水利事业的经营，逐渐从北方的旱地农业经营，转变为南方的水田农业经营[25]。我们认为仅从数量上分析恐怕并不能简单地得出上述结论。
从数量上和时间上，我们可以认为唐代前期北方水利建设做得较好，而南方相对而言数量要少；中唐以后南方数量剧增，而北方数量较少。但同时应注意到，唐末阶段，南北方水利建设都有衰退的趋势。如果一定要从数量上进行推论，我们可以得出：中唐以后南方水利建设是明显加快了步伐。
(二)水利建设的地域
南北方的这些水利工程建设，地域的分布各自呈现出一些特点。
南方水利工程的分布，大都集中在浙西太湖地区(指润、常、苏、湖、杭州)、浙东甬绍平原(指越、明州)，而其他地区的水利工程数量很少。比如，地处山区的浙西睦州只有2项，浙东的婺州有4项，温州有2项，处州有2项，台州有1项。尽管每个州都有工程，但分布十分稀疏。简单来说，南方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是对平原地区进行开发的结果，常常修建在州或县城附近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而山地丘陵地带的工程很少。事实上，江南的丘陵地区是十分需要水利工程的。比如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饿死，户口亡十七八”[7]卷563《太原王公墓志铭》：5704。而《白居易集》卷2《轻肥》诗中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山地丘陵地带没有水利，也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唐代的经济开发并没有深入这些地区，浙南丘陵地带农业大发展、水利大量兴修，其实是在宋代及以后。此外，浙东沿海的水利工程也极为少见。
河东的水利工程从地区分布上看，主要在汾河、涑河流域，以沿汾河、文峪河和潇河最为集中。晋南盆地的汾河流域和涑河流域约有23项，晋中盆地沿汾河、文峪河和潇河流域有10项。汾河和涑河流域河流众多，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是唐朝重要的产粮区。唐朝汾水水量充沛，所经州县多引以灌田，民被其利。高宗成亨三年(672)，“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13]卷49《食货志下》：2113。类此山西粮食供给关中的文献有很多，说明汾水流域的汾、晋、绛、太原等地区是唐政府的重要产粮区。唐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关中粮食的供给，自然非常重视这些产粮地区的水利建设。按行政区划来看，河东地区水利工程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些州县往往有多项水利工程，如蒲州、晋州、太原府、绛州等，甚至有的渠道能组成主渠、干渠、分渠、支渠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系统，而有的州县一项工程也没有。太原以北地区由于天气寒冷，不是主要产粮区，水利工程几乎没有。
河南是唐朝重要的产粮区。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唐玄宗天宝八载，各道所储的正仓粮食，河南、关内、河北三道最多，皆在182万石以上。义仓所储河南、河北都超过1500万石，河东道有730万石。常平仓河南、河北都超过了100万石。他认为天宝年间，河南、河北两道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26]第六卷《隋唐时期(上)》：538。河南地区的地形以平原为主，自前代以来，河南地区的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成熟的农业区。唐代河南地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如在郑州、汴州、怀州、相州等平原农业区。不过河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并没有明显地集中于一个或几个特别的区域，几乎各州都有数量不等的工程。主要原因恐怕是前代兴建的不少水利工程，在唐代仍然发挥着作用。因此，河南地区唐代的水利工程，或是对原有水利工程的整修，或是在原有水利工程发挥不出作用的地方重修。
大体而言，两浙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和浙北平原，数量众多，说明了唐王朝由于把这些地区作为粮食的重要供应地，使这些地区的开发力度在不断加强。河东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限制，水利工程大多是沿汾河、文峪河两岸展开的。河南水利工程没有明显集中于某一个区域，主要原因是唐代以前河南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农业区。从水利工程的地理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出，水利工程多的地方，标志着这一地区农业开发刚刚起步，但将显示出较强的后劲；水利工程分布平均的地方，往往亦可以推论出这一地区以前的水利工程在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并不一定只能说明这一地区的农业已呈现出衰落景象。
(三)水利工程的类别
两浙地区水利工程的种类多样，我们看到其中最多的是塘，相应的还有池、湖、陂。这后三者的区分，恐怕只是水面的大小。与其相关的还有塘路，是沿着塘修建的路，可以作为湖堤，供行人交通。两浙水利建设工程还有海塘，这是工程量较大的一种护海堤坝。此外，还有河道的疏通、渠、埭(包括堰、闸、斗门)等工程。河道的疏浚主要看修治的距离，往往也会有较大的工程量，而埭、堰、斗门等工程技术含量较高，但规模不一定是很大的。如越州的鉴湖唐之前是有斗门而无闸，贞元时浙东观察使皇甫政就对玉山斗门进行了改建，把原来的二孔斗门改为八孔闸门，以泄水入海，斗门的扩建，泄水量大为增加。堰、埭、闸、斗门，或是为了抬高水位，或是分水流，或是泄水，或是拦水。如明州的东钱湖，“四岸凡七堰”，“堰水入则蓄，雨不止而启闸放之”[4]卷12《水》：5150。
两浙丘陵地区的水利建设，以小型工程较为多见。山区的水利工程一般都是根据山区特点，凭借地理山势，拦蓄来水，既可以解决下游的泛滥，又可以日后灌溉农田，其工程大多类似于今天的水库性质，因而工程一般以筑塘修堰为主。这种工程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劳力，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农业开发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清人认为：“金华地多高亢，惟赖塘堰以为瀦蓄。然堰微塘浅，其修治开浚之功犹易为力，民间可自任之。”[5]卷59《水利八》：494按照这种说法，金华地区的堰塘类水利工程建筑起来比较容易，规模不是很大，主要是因地制宜。
河南和河东水利工程的形式比较少，主要是渠，其次是陂，少量的是堰、池。南北存在地理差异，北方不可能像南方那样到处都是湖泊池塘，河道纵横，北方的农田灌溉必须靠筑渠道将水从远处引来才能浇灌，或是将水引来后储藏在湖泊中。因而水利工程的形式南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农业水利事业的开发，最早起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渠水事业经营。随着时代的发展，北方农业对水利的依赖更加突出。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注重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因此迫切地需要水利来灌溉农田。自战国经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水利工程的主要类型就是渠。至唐代，北方水利工程的主体仍是以渠为主体，通过长距离的筑渠将水引向农田。
河东地区山多，平均海拔在600～2000米，这样的环境下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河东常见的也是修建渠道引河水灌溉。尽管这是受了当地自然环境的限制，但也反映了唐代河东地区的人民对农田水利事业认识的提高，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水利资源，开凿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适应当地条件的引水工程，最大限度地发挥河流和湖泊的灌溉能力。
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工程量大不相同。江南的塘、湖、池、陂，相对而言工程量不大，工程规模比较小。这类工程一般是增高堤岸、增设闸门，做到既能储水又能及时泄水。至于堰、埭、闸之类，大多数的工程量就更小了，但技术含量比较高。两浙水利工程规模比较大的是河道疏浚和海塘兴筑，约为20项左右，占整个数量的五分之一。相反，北方的水利工程，言明是渠和河道疏浚的约为50项，其中中唐以后约占18项。渠的工程量较大，一般都是修建十多里乃至二、三十里长，最长的是贞元年间的怀州某渠长达70里。由于北方地势有高有低，渠的修筑还要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以调整渠内水位，如怀州的千仓渠，上堰池水，分为六闸，下堰用龙潭水，分为五闸，用水闸分级把水引到需要用水的地方。
我们认为，从南北水利工程的对比来看，南方常见小规模的水利工程，而北方常见的是大工程。南方大工程的数量中唐以后，大体上与北方持平。不过，由于目前我们见到的只是文献记录，真正工程量的大小是没有办法只进行数字上的比较，所以我们只是作个大致推断。
(四)水利工程的作用和效益
粗略看，南方水利工程的作用分为四大类，主要有防洪御旱以灌溉为主的工程，以沟通江河水运或兼济灌溉的工程，以抵御海潮、江湖侵袭的海塘工程，以供应城市用水的工程。从工程的数量上说，以前者最为多见，这样的工程遍见太湖流域和浙东甬绍平原。这些地区由于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而且地处平原，海拔高度一致，一个工程能够使得大量的农田得以灌溉。可以这么说，唐代中后期南方粮食大量北运，主要也是来源于这些大受水利之益的地区。一般来说，南方水利事业较发达的地区，都是主要的稻作农业区。
北方的水利工程由于涉及地区较广，一条水渠往往长达数十里，沿渠只要启闭闸门，两面的农田都可以受益，溉田面积很大。如河南地区有水稻种植，但毕竟主粮是粟和小麦，需要的水量比较小，因而一个水利工程能够灌溉的面积更广，工程的效用更为显著。北方水量没有南方充裕，但一个工程能够灌溉的面积不比南方少，除了工程量较大以外，最主要的是北方的水利工程涉及的面积较大，呈条状受益，而南方的工程是呈面状受益。
南方水利工程有不少是为了交通运输而修建的，在唐代数量不下20多个。水利建设是为了沟通航运，方便船只往来，或者为了抬高水位，保持河道内的水深。而这样的工程北方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很少出现。
南方靠海，兴建海塘可以保证沿海地区不为海潮所淹，如浙西海塘的建造，使太湖东南部地区的农业开发有了坚实的保障。建造海塘的工程，规模较大，花费了很多功夫和时间。而北方地处内陆，这类工程比较缺乏。
南北都有为了城市用水而兴建的水利工程。相对而言，南方地处水乡，城市一般不缺水，所以除杭州外，这样的工程不太多见。而北方城市缺水比较严重，类似的工程一再兴建，在技术上不断有所突破，起到的效果比较好。贞观十三年(639)，李勣架汾引晋水入东城，开晋渠，以甘民食。德宗建中四年(783)，马燧又一次引晋水架汾。这是继李勣架汾引晋水入东城用以解决居民的生活用水后第二次架汾引晋水。这两次的“架汾工程”，据专家研究，是今山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渡漕工程”[27]。河东地势高峻，是华北一带河流发源的主要地区，发展水利灌溉事业要比平原地区困难得多。能够兴建如此有技术难度的工程，实非易事。
水利建设对南方粮食生产数量的飞跃式提高的作用自不用多说，中唐以后的南粮北运已足可说明。随着大量的水利建设，江南众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垦，低洼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地。如苏州嘉兴县，经过有效的农田和水利建设，荒田最终变成了良田[7]卷430《苏州嘉兴屯田纪绩碑颂并序》：4376，又如随着湖堤海塘的先后修建，原来的沙岗海滩和太湖下游的低地都逐渐变成了圩田。
不过，水利建设同样为北方粮食生产带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唐以后，水利工程大量修建的成效不断显现出来。肃宗乾元年间，河东节度使驻地的太原，“器甲完精，储粟至百万斛云”[2]卷147《王思礼传》：4750。储粮之多，使得河东能够雄视天下，气势胜过中原。其时度支在河东道向北部和西部的边防输送大量的军粮：“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民间的粮食十分充沛，政府出面购买，能保障边境的供应[2]卷53《食货志三》：1372。割据河东东南部的泽潞节度使也非常有实力，唐武宗时拥兵10万，粟支10年，朝廷大臣不免畏惧，以为“未可以破也”[2]卷180《李德裕传》：5338。军粮足够10万大军食用10年，粗略估算有500－700余万石，可见到了唐朝中后期，河东东南部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发达的，粮食亩产量也很高。唐宣宗时，卢坦上奏请和籴：“诸州和籴贮备粟，泽潞四十万石，郑滑易定一十五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夏州八万石，振武、丰州、盐州各五万石，凡一百六十万石。”[7]卷544《请和籴奏》：5516从和籴数量，可以反映出唐朝末年泽潞和太原地区粮食的十分充裕。上述文献都可以说明在唐朝后期，河东水利工程在不断发挥出效用，农业发展水准较高。
四 简单的结论
通过选择四个道分别作为南方和北方典型的分析，我们认为纯粹用水利建设工程的数量来说明唐代前期水利建设的重心在北方，唐后期水利建设的重心在南方，并进而推论出农业经济的重心唐中期以后已从北方移到了南方，这样的方式可能并不恰当。唐代前期北方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而中唐以后南方异军突起，兴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不过这些工程只是局限于太湖周围和浙北平原，南方纵深地区的工程并不多。唐代后期北方也有不少水利工程的建设，而且北方的水利工程往往规模较大，涉及地区较广，而南方有部分水利工程其实比较简易，工程量并不大。水利建设对南方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的有益影响，而这一点在北方也同样可以看到。南方水利建设的发展轨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唐代最后一百年，其建设的速度已经放慢了脚步。因此我们认为，唐代后期南方大量水利工程的建设，只能说明南方经济开始飞跃式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北方，但南方并没有以绝对优势压倒北方。相反我们也同样看到，北方在中唐以后也有相当数量和工程量较大的水利工程建设，这些建设对北方农业生产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收稿日期：2012－03－12
注释：
①如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指出：唐朝基本经济区已从黄河流域移入长江流域。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3期)中统计，唐前期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点101项，达三分之二；而唐后期101项中，南方五道占76项，因此认为安史之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初步形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