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灵魂——论穆旦40年代的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灵魂论文,痛苦论文,年代论文,诗歌创作论文,穆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1)04-0040-08
穆旦，一个早慧而且早熟的诗人，在40年代以20多岁的青春年华抒写了深沉雄浑的生命之歌。他的诗歌，透视了敏感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苦难岁月里丰富复杂的精神境遇，呈现出诗人对人类生存状况、民族前途命运形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生的希望与绝望，爱的欣喜与怅惘，民族的期待与灾难等在他的诗中交织、扭结、矛盾和冲突。透过其诗，可以感受到诗人躁动、苦闷、压抑和焦灼的痛苦灵魂。他的诗，“给人一种难得的丰富和丰富到痛苦的印象，甚至还有一些挣扎的痛苦印记，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一份思想者的坚韧的风格，在别人懦弱得不敢正视的地方，他却有足够的勇敢去突破。”（注：唐湜：《穆旦论》，《中国新诗》杂志，1948年8月9号。）正因如此，诗人就得承受思想者莫可名状的孤独寂寞和无法言喻的精神苦痛。
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40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风雷激荡的年代。在血与火的战争环境里，诗人不仅对硝烟战火带来的现实苦难有着沉痛体验，更对在战争雾霭笼罩下麻木沉沦的生存状态有着切肤之痛。穆旦40年代的诗歌中，经常出现一个精神被围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现代生活中，诗人感觉人们被平庸和空虚包围，生命在庸常的包围圈中逐渐萎缩。社会种种虚假的文明规范和传统坚不可摧的习惯势力慢慢吞噬了人们的激情，摧毁了人们的希望，精神世界一片荒芜。“那灿烂的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一片砂砾”，生命不再有灿烂的生机，沦为砂砾和废墟。“过去的都已来就范，所有的暂时／相结起来就是这平庸的永远”，既然在传统和习俗中安然就范，束手就擒，生命自然不会有撕杀搏斗的痛苦痕迹，也不会有思想的沉重和负担，只是“露着空虚的眼，最快乐地／死去”，诗人无法承受这种生命之“轻”，于是，他以决绝的姿态喊出了，“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他的残缺”，以残缺来对抗虚伪的完满，以破坏来重构生命的辉煌，诗人因此有了清醒者的痛苦和希望。
在现代社会，许多人往往浮于生活表层，生命在平面的生活流程中悄然褪色，这种庸常的存在形式当然无所谓生的艰难和孤独。就连战争、饥荒、灾难等危险和恐怖袭来时，他们也只是躲避在平庸生活的圆圈里，向传统和习俗寻求庇护，而缺乏抗争和选择的勇气。穆旦凭着诗人的敏感与知识分子的自觉看到了现代文明的伪善和欺骗，看到了喧嚣、浮华、空虚的日常生活里隐藏的危机和堕落。
因为诗人有一颗不平衡的心，在现代城市文明中，他感受不到真实和安宁。工业机器成为城市的心脏，它是城市生活的“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当机械文明以巨大的力量控制城市的命脉后，城市一方面是文明进步的象征，一方面也沦为阴谋、虚伪、冷酷和僵硬的产床。在《五月》一诗中，诗人将古典格律体和现代自由体诗行揉合对照，在新颖的形式里渗透着深刻的现代意味，它寓示春花秋月、晚霞炊烟、游子思乡、情人盟誓的古典意境在现代城市已不复存在，充斥人们生活的是无尽的阴谋和痛楚，是绝望后的快乐。城市如一张巨大的“渔网”，它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城市里高楼的窗子只是个“美丽的装饰”，“它诱惑别人却关住了自己”，窗子是一道更紧的门，它能打开视野，更能锁定视野，尤其紧锁人的活力与自由。高楼的窗只是别一种形式的门，它隔断人与人直接交流，而相互间只能看和被看。窗子是城市生活冰冷的眼睛，它隐藏着冷漠、隔膜和鲜为人知的秘密。
诗人还看到现代社会的诸多因袭和重负，痛感现实生活的疲惫、病恹和虚空。社会习俗，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坚不可摧，它让人如蜗牛一样爬行，或将人异化为鼠，“沉默，沉默，又沉默”，只能“在祭祖的发霉顶楼里／用嗅觉摸索一定的途径”。在祖先传统的阴影笼罩之下，人们已经丧失了选择的勇气和能力，只要“有一点异味”，就仓皇脱逃。因为传统顽固而强大，一旦有人“不甘于恐惧”，敢于对抗，“叫出不同的声音”，就会遭来被放逐的命运。在《裂纹》中，诗人更为激愤地指出了传统的腐朽和蛮横，“四壁是传统，是有力的／白天，扶持一切它胜利的习惯”。显然，传统势力压制一切新生的希望，扼杀一切异端的念头。
穆旦对人生的观照，既非表层生活苦难的简单描摹，也非单纯内在情感的直接表达，而是透过生活表象，经过理性提炼，直逼生活内核的人生体验的深刻表现。不论是对城市文明的理解，还是对社会传统习俗的认识，他都有冷峻清醒的眼光，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体悟，也包含一定的理性精神。诗人感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旦信仰中心散失，价值理想崩溃，就只能象“逃奔的鸟”，孤单而恐惧。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暖，只有相互的憎恨。“自从命运和神祗失去了主宰／我们更痛地抚摸着我们的伤痕”，“所有的智慧不能够收束起／最好的心愿已在倾圮下无声”。生活如绵长昏乱的黑夜，孤单的个体在“漫漫长夜”，只能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为了一点想念和期待，必须咽进黑夜里“不断的血丝”。而生活中，也有快乐蜂拥的人群，他们“笑脸碰着笑脸，狡狯骗过狡狯／阿谀着，阴谋着投生”。诗人无法容忍这些虚假的笑脸和狡猾的欺骗，他认为正是这些虚伪的生活形式毒害了纯真的心灵。《摇篮歌》中，在温馨美好的摇篮曲里，诗人对可爱的宝宝不无担忧，因为，他就要“带着罪名”和“从四面八方的嘴里，笼罩来的批评”。纯真无邪的小宝宝，未来生命之途上，已笼罩着生活的阴云和险恶，“恶意的命运已和你同行／他就要和我一起抚养／你的一生，你的纯净”。《我》简直是诗人自我灵魂的告白，在那些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相互阴谋倾轧，互相漠视隔膜的人群中，诗人深切地感到个体生命的孤独与无助，“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我”感到强烈的被分割，被剥离的痛苦。个体找不到群体的依托，部分失去了整体的安稳，在琐细卑微的生活里，个体与部分都缺失中心的依靠，孤单恐惧而无所皈依。在喧嚣的人群中，想寻找一点温暖和安慰，冲出内心痛苦的樊篱，其结果却是更深的绝望与孤独：“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诗人的孤独感，缺失感是特定时代精神的表征，40年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失落价值信仰体系，缺乏精神支撑力量，而产生幻灭孤独情绪。诗人不仅强烈地感触到这种时代情绪，而且还从形而上的高度表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两难困境。在《蛇的诱惑》中，诗人形象地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尴尬处境。“我”在“狂欢的季节”，感到空虚疲乏，而宁肯逃脱令人窒息的热闹，独自寂寞彷徨。但庸懒繁华的生活以微笑里的阴谋来诱惑“我”，“你不要活吗？你不要活得好些”，“我”经不住诱惑，因此陷落、沉沦在“痛楚的微笑，微笑的阴谋”里。虽然“我”离开了贫穷、卑贱、粗野和无穷的苦役，但精神的陷落却使“我”无法安稳，“我”如“虚晃的光影飘散”，如“透明的灰尘，不能升起也不能落下”，又如夏日的飞蛾，“凄迷无处”，生活“从虚无到虚无”，只感到诉说不出的疲惫和灵魂的哭泣。“我”深深反省，“我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在诗中，诗人触及到“阴暗的生的命题”，即人类生存选择的艰难困惑，人的生命总处于两条鞭子的夹击中，现实生活的和精神信仰的，不管选择何种生存状态，都会承受鞭打的不幸。在虚无又卑琐的生活里，生存的命题尤如梦魇一样紧紧缠绕在诗人的精神深处，现代社会还带给诗人无所适从的尴尬和困顿。
在现代社会，被虚无沉闷的空气层层包围的诗人深感绝望，但绝望里，仍有虚妄的希望，他企图寻找突破重围的方式。城市文明无法安顿他的灵魂，他投入原野的怀抱，期待“野性的呼喊”，在原野里寻找“异方的梦”。那儿散发着日炙的气息，有熊熊的新绿在燃烧。“现实里什么显然都褪色了，一切都是病恹和虚空，连太阳都太古老了，人在单调疲惫中死去”。现实颓败而衰落，只有梦想的原野才充满生命的强力，在幻想看见“一大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的景象时，生命才会迸发炽热的能量，才有突进的激情与勇气。在旷野上，“我是驾着铠车驰骋，我的金轮在不断的旋风里急转，我让碾碎的黄叶片片飞扬”，生命在旷野中自由驰骋，豪迈而洒脱，挣脱死亡、恐惧、颓废、衰老的气息。
穆旦疲倦于庸常单调、衰败没落的生存景象，而期望在清新热烈的原野里获得新生。但原野并非永远的精神乐土，它只是精神幻想的产物。在幻想的心理的绿原上可以让灵魂暂时休憩和安歇，但现世的苦闷与压抑又紧紧逼近，敏感的心灵永无安宁之日。在一个信仰崩溃理想匮乏的年代，孤独郁闷的心灵其实是极其渴望英雄灵光的照亮的，穆旦的诗，就燃烧着这种渴望。寻找英雄，寻找先导，寻找中心是穆旦对抗平庸和孤独的又一种方式。他的名诗《旗》里的中心意象“旗”，就是具有伟大凝聚力和先导作用的象征之物，“四方的风暴，由你最先感受／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在《甘地》中，诗人饱含激情地刻画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形象。他因为爱而遭受伤痕，因为巨大的良心而承受四方的风暴。他有高傲不屈的灵魂，周围都是伪善和懦弱，他竖起的却是谦卑美德和沉默牺牲，他是“无信仰里的信仰”。然而，骄傲的灵魂注定悲剧的命运，“成功不是他的，反复追求不过使悲剧更加庄严”，伟大的先导有“不死的苦痛”和“永在的伤痕”，因为他们的“灰尘安息了”，而他们的牺牲“已经忘却了”，这是英雄永恒的孤独与悲凉。在绝望之中，诗人转向了上帝，渴望万能的主能拯救痛苦的灵魂。《黄昏》一诗中，诗人祈求“现实的主人，来到神奇里歇一会吧”，在神奇里，诗人看到了“上帝的建筑在刹那中显现”，在那里，“生命另有它的意义等你揉圆”。《隐现》是一首达200多行的长诗，更为明显地表达了诗人对上帝的祈祷和对现代文明信仰缺失的批判。诗人在万般无奈之时，企图向上帝靠拢，获得救赎之途。然而，信仰上帝只不过是诗人寻求突围的又一策略，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文化氛围里，诗人在精神上是难以真正皈依上帝的，其结果是陷入更深的痛苦。
二、爱情：丰富的痛苦
穆旦40年代的诗歌中，爱情诗数量并不算多，但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却显得耀眼而辉煌，在整个中国现代爱情诗中，也显示出卓越的成就。他的诗，不同于五四初期湖畔诗人的热情直率、单纯明快；也不同于新月诗派浓得化不开的甜蜜；较之于初期象征派的颓废和虚无，现代派的感伤和郁闷，它更体现出在现代意识观照下审美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国新诗虽自发端之日起，就离不开欧风美雨的浸润熏陶，但与中国传统诗歌的血脉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爱情诗，潜藏诸多传统的审美因子，如现代派诗人的爱情诗创造，虽然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但更有中国晚唐五代温李诗风的痕迹。40年代穆旦的爱情诗，则呈现出完全迥异于传统的审美特征，它表现的是拆解传统，与传统相背离的价值取向。在他的诗歌中，没有古典爱情的和谐宁静、亘古绵长的意境，而充斥着矛盾，斗争，苦苦挣扎的痕迹，充满着感性渴望的焦虑，充满着辨证的形而上思索的丰富的痛苦。
穆旦笔下没有古典爱情的诗意宁静，缠绵悱恻。在他清醒冷峻的眼光审视下，现代生活中的爱情已然失去玫瑰色的梦幻情调。在现代社会，颓唐无聊苦闷的日常生活剥离了甜蜜爱情的粉红的面纱，人与环境难以缓解的紧张关系，人与人无法排遣的对抗情绪，决定了爱情双方永恒的理解、和谐、默契与融合是难以企及的精神神话，那只不过是现代生活真实的谎言。现代生活中的爱情颓废而衰老，“播种的季节——观念的突进——然而我们的爱情是太古老了”，爱情无法拯救现代人生存的孤独与困惑，“谁说这儿是真实的？你带我在你的梳妆室里旋转／告诉我这一样是爱情，这一样是希望，这一样悲伤”空虚的爱情如同空虚的生活一样，让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质疑。现代生活赋予爱情繁文缛节的形式和空洞无物的内容，陷入其中，就象作茧自缚的蚕，生命的活力一点点消耗殆尽。“散步，谈电影，吃馆子，组织体面的家庭，请来最懂礼貌的朋友茶会”这是现代爱情司空见惯的形式，诗人洞悉其中的虚弱，他“期待着野性的呼喊”，期待着爱情的强力挣脱虚伪生活的困扰。在《华威先生的疲倦》里，诗人深刻透视了现代爱情的疲倦和虚假。此诗围绕华威先生和杨小姐在公园约会的戏剧性情境展开。他们约会在“花草，虫声和蓝天”交汇的“春天的疯狂”里，却没有春天的激情浪漫，而象是“在化合公式里，两种元素敌对地演习”。矫情、掩饰、策略、理智取代真诚、坦白、两情相悦、情意绵绵，爱情的约会如同演习，“片刻的诙谐，突然的攻占和闪避”，“像宣传的画报一页页给她展览”，“是在丑角和装样中显露的聪明”，这样虚伪矫饰的爱情无疑让人尴尬和疲惫。爱情的本质力量是将个体生命从孤独无依中拯救出来，获得完整的生命形式，使得个体生存意义超脱和升华，孤独的个体将抵达自由和谐本真的生命存在状态。然而，诸多现代人，他们“在人的爱情里，”只不过是“为了继续古老的战争”，爱情如同演习，如同战争，它让两个孤独的个体陷入紧张、对抗、疲惫和单调之中，孤独者更加孤独。虽然诗人期待情人能在祝福里，感到憩息和永恒，然而，个体生命在孤独的时候，却难以在情人温暖的怀抱寻求抚慰，只能“安闲在陌生的人群里”。她需要“那些坦白后的激动和心跳，热情的眼泪，互助，温暖”，而“我”却是“冷酷”的，“我”只有“多情的思索”，对生活冷酷的自觉性和清醒的理性意识使“我”无法和她一样单纯而快乐，“当我有了累赘的良心／嘶声的舟子驾着船／他不能倾覆和人去谈天／在海底，一切是那样的安闲”，诗人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在生活的凶险之舟上，单纯恬静的爱情只是虚妄的想象，只有逃避生活的急流旋涡，背离良心和责任，才可能拥有短暂的安闲。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的痛苦和悲凉。
在40年代，诗人正处于20多岁的青春韶华，却过早地有了生活的忧患意识，对爱的体验已融入了深刻的人生体验，生活的艰辛与苦难折磨着一颗年轻的心，使他的青春“一如那泥土做成的歌”，虽然“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年轻的诗人既承受着“多情的思索”的烦忧，又忍受着感性渴望的煎熬。“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是多么美丽”，青春是美丽的，青春的欲望也是迷人的，只有“反抗土地”的花朵才能伸出地面，与“绿色的火焰”互相拥抱，“我们二十岁的禁闭的肉体”也渴望突破禁闭，渴望被点燃，如同放飞的“鸟的歌”，有“光，影，声，色”组合的丰富的美丽，尽管这美丽要经过痛苦的“等待”，但它还是象“永远的谜”一样“迷惑”着“我们”。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诗人青春的忧伤与希望。诗人期待青春的柔情和纯洁，憧憬真诚心语自然流淌，热烈情感互相拥抱。在《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诗人冲动而激情地倾诉：“别让那么多残酷的哲理，姑娘／也织上你锦绣的天空／你的眼泪和微笑有更多的话／更多的使我持枪的理由”，“别让我们充满意义的糊涂，姑娘／也把你的丰富变为荒原”，对于热烈的爱情，哲理只是残酷，意义只是糊涂，诗人歌颂的是柔情的眼泪和单纯的笑语装点而成的爱情的锦绣天空，爱情的感性形象更有迷人的魅力，她冲破冰冷僵硬的理性的桎梏，而绽放着青春的灿烂容颜。诗人发现感性生命的力量，“自由而活泼的，是那肉体，”，“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大树的根”，肉体如大树的根，是生命的源泉。然而“什么是思想”，“她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他要保护的”，在这里，诗人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对爱情感性生命形象狂热的激情和礼赞。诗人欣喜而痛苦地发现，离开“你”的怀抱，“我”只不过是“水”或如水一样“无形的沙粒”，而“你拥抱我”，“我才突然凝结成为肉体”。“在你的肌肉和荒年歌唱我以前／我不过是没有翅膀的喑哑的字句”，是“你把我打开，一如春天一瓣又一瓣的打开花朵”，青春的生命因爱情才如小鸟样自由飞翔，才像红花样娇艳绽放。年轻的诗人，既对现代爱情有理性主义的质疑和失望，又有理想主义者的期待和向往。毕竟，青春和爱情对诗人年轻的心有异常强烈的诱惑力，青春的心灵要放飞，要开放，需要爱的滋润，爱的浇灌，然而，青春欲望的燃烧，又会灼伤年轻敏感的心，“青春是痛苦和幸福的矛盾的结合。在这个阶段强烈的肉体敏感是幸福也是痛苦，哭和笑在片刻间转化。穆旦的爱情诗最直接地传达了这种感觉，爱的痛苦，爱的幸福”（注：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站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穆旦的爱情诗是幸福和痛苦的结晶体，蕴涵无限丰富的审美意味。年轻的穆旦无疑是个复杂的存在，他清醒执著的理性精神使他感到爱情追求的虚妄，然而，强烈的青春欲望体验又诱惑他沉醉在爱情甜蜜的幻想之中。因此，他诗歌中的爱情，游离在理性排斥与感性吸引之间，徘徊在精神追求与肉体渴望之间，从而呈现出丰富的痛苦的感染力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诗，对爱情不单停留于现实层面的观照，还表现出强烈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辩色彩，最典型的是他的名诗《诗八首》。这首诗既有冷静的理性洞察，又有沉迷的情欲欣喜，还有深藏诗中的哲人之思。诗人曾说，“我的《诗八首》，那是写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那里也充满爱情的绝望之感。”诗中，绝望与希望并存；理智与欲望交织；欣喜与冷静浑融；和谐与斗争相伴。在“成熟的年代里”，“我”的爱情之火为你点燃，然而，“我们相隔如重山”，我们被命运和客观世界所阻隔。在自然客观蜕变程序中，“我”只能爱一个“暂时的你”，因为“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苍海桑田，时空变迁，炽热的情感几经磨砺，也会发生变化，但爱情也正因变化而丰富，因丰富而危险。“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尽管爱情充满变幻不定的危险，然而，自然生命的强烈欲求挣脱了冷静理性的羁绊，“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而惊喜于“你的颜色，芳香，丰满”。从感性生命的吸引到精神深处的沉迷，“我们”抵达灵与肉和谐交融的情感高峰体验，“游进混乱的爱的自由和美丽”。爱情创造了生命的奇观，“夕阳西下，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人与自然交融，一切生命呈现出祥和宁静美满。然而平静之中隐匿危机，“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正如诗人说过，“爱情的关系，生于两个性格的交锋，死于太亲热太含糊的俯顺。这是一种辨证关系，太近则疏远，应该在两个性格的相同与不同之间找到不断的平衡。”诗人深刻地意识到爱情双方的这种矛盾复杂关系，在自然的变更程序里，恋爱双方一味求同，爱情就会丧失魅力，而不断从差异到差异，又会造成彼此的隔阂和陌生。在相同与差别之间的危险窄路上，隐藏着爱情的巨大痛苦，爱情要不断地寻求秩序，但是“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这是爱的悖论，也是爱的真谛，因为“一切在它的过程中流露的美／教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爱情正是在不断地寻求，不断地背离，又不断地寻求的过程之中，流露出它的美丽和丰富。在爱的客观规律制约中，“再没有更近的接近／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一切青春的焦渴，苦痛的追求，失落的怅惘都将随着季节的变迁，时序的推移，在自然的蜕变程序里，化为安宁和平静，庄严和肃穆。这就是穆旦式的爱情，丰富中有痛苦，痛苦中有丰富。
三、民族情怀：带血的歌吟
著名的诗论家袁可嘉曾在《九叶集》序里称穆旦的《赞美》一诗为“带血的歌”，这个评价的确是非常恰当的，“带血的歌”深刻地揭示了穆旦那些具有强烈民族情感色彩一类诗歌的精神内涵。穆旦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坎坷曲折苦难不幸的人生历程和他忧愤深广深沉雄壮的“带血”的诗歌就是最好的见证。他的诗，真挚地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的爱，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的无限期待和希望。诗人曾经评论艾青的诗：“诗人艾青所着意的，全是茁生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苦难，斗争和希望。他的笔触范围很大，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种生活的刻画里，我们都可以嗅到同一土地的气息。”“我们可以窥见那是怎样一种博大深厚的情感，怎样一颗火热的心在消熔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而维系着诗人的向上的力量。”（注：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站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实际上，穆旦在评价艾青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也道出了自己诗歌的精神特质。他博大深厚的人民情感，强烈的苦难意识，痛苦的人生经验，永不屈服的灵魂，熔铸成对民族的深沉而执著的带血的歌吟，正如诗人艾青深情的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穆旦也用嘶哑的喉咙为祖国的未来而歌，因为他坚信“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的诗一旦触及祖国和人民，就蕴涵无限深情。“他的一些诗在描写勤劳困苦时代负荷着重压的劳动人民时所倾注的爱，常常显出爱得痛苦之情。这种痛苦正是爱得深挚的结果。”因此，在穆旦诗中，渗透着浓厚的民族苦难意识。似乎整个民族的不幸都压在他的身上，他对民族苦难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是几千年民族悲苦历史的缩影。诗人以舒缓的笔调抒写了一个北方的小村庄。北方的村庄荒凉而沉滞，古老的路，枯干的田野，昏暗的灯光，吱哑的轮子，还有“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这张脸是勤苦农民的象征，也是久经沧桑的苦难民族的象征。沉默凝重的父亲形象如特写镜头一样凸现在画面上，儿子的啼哭打破了画的宁静，哇呜哇呜的哭声“从屋顶传过屋顶”。父辈的生命是艰辛苦涩的，子辈则应代表新生和希望，然而，他们长大成人后，仍和父亲“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儿子将和父亲一样地劳作，一样地辛苦，一样地疲惫，一样地麻木和呆滞，民族的苦难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这是何等不幸，何等悲凉。在对民族灾难进行现实观照同时，还包含着诗人对人类命运的形上思考，渗透了诗人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诗人以平静柔和而又令人辛酸的抒情笔调，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农村的生存面貌。
穆旦的许多诗，都有着荒凉而悲壮的沉痛心情。他不满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满于罪恶的侵略战争。在《七七》中，通过对“七七”这个纪念日的抒写，浓缩了八年抗战里人民的艰辛；《反攻基地》犀利地讽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反动派；《通货膨胀》揭露了通货膨胀带给社会人们的种种危难。他的诗表现出鲜明的历史时代内容和根植于现实土壤的民族精神，但是他对动荡时代民族苦难的认识和感受又超越一般现实主义诗人所达到的深度，他对苦难的展示不是赤裸裸的简单再现，而是融入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理性精神。“他看到在田野中劳作的农民——这种悲痛，幸福与自觉，负疚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使穆旦的诗显出深度和厚度。”（注：袁可嘉：《九叶集·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悲痛”是正义勇敢者的悲痛，是有良心良知的中国人民的悲痛，是有着思想自觉性和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悲痛。这种悲痛，是在绝望里期待希望，在希望里见出绝望。诗人高呼“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可是“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然而，只有虚空，我们才知道我们仍就不过是／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希望只是虚空，我们的民族积压着多年的耻辱，却仍然还要在漫长的黑暗里继续摸索。但诗人在中华民族苦难的沉默中，还是看到了她积蓄的力量，蕴藏的期望。“希望，系住我们。希望在没有希望，没有怀疑的力量里，”希望深藏在祖国母亲的痛苦和悲哀里，“在永远被蔑视的，沉冤的床上／在隐藏了欲念的，枯瘪的乳房里”，诗人痛苦而热切地呐喊：“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在这气势磅礴的排比诗行里，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对祖国母亲深沉的期盼，坚定的信仰和积极承担责任的自觉精神。
在《赞美》一诗中，诗人高度赞扬了一个忍辱负重的民族的潜在力量。荒凉的土地，茫茫的野草，低压的暗云，单调的流水，说不尽的灾难，干枯的眼泪，我们的民族“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诗人却以深沉而热烈的感情歌唱：“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诗人要以带血的手和人民拥抱，这是多么伟大深厚的感情。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他们衣衫褴褛，背脊佝偻，身上负载着一代又一代的希望与失望，无数次的受难，在饥饿里的忍耐，无尽的寒冷，不可知的恐惧，漫长的等待，人民承受的痛苦与不幸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人民“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对一切深重的苦难，都是无言的，他们从不回头诅咒，只是默默辛勤地劳作，诗人从忍辱负重的人民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潜在的巨大力量。我们的人民尽管生活得如此步履艰难，承受着如此多的磨难，然而却是坚实而极富生命力的，是无法摧毁和不可消灭的。由此，诗人爆发了一咏三叹的反复歌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样的歌唱是沉重的，深刻的，有力的，正如袁可嘉所言：“悲中有壮，沉痛中有力量”（注：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站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我们读穆旦40年代的诗作，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独特而显赫的地位。他的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已跨越二、三十年代而真正走向成熟，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艺继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之后已攀登到一个时代的巅峰。作为一个大诗人，他有一个敏感而压抑、痛苦而丰富的灵魂。他对自我的审视是那样无情和深刻，对民族的忧患又是那样丰富而深广，对现代社会那样强烈地不满与反抗，对人民及整个人类命运那样深切地关注与焦灼，由此使他的诗充满“动”的精神和“大的哲学”。穆旦在诗歌创作上，不断追求创新而“陌生化”，不断寻求新的表现领域，同时又十分关注自身的审美性。可以肯定，穆旦的诗能达到同时代诗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不但是其非凡的诗艺使之然，更是其卓越的诗质精神所致。穆旦的诗是伟大的，穆旦的诗魂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