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州郡论文,东晋论文,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侨置制度并非东晋始创，它的渊源至迟可以追溯到汉初，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只是对汉魏旧制的治用；淮南、江南、汉水流域及益州地区，是东晋南朝侨州郡是针对侨州郡县的混乱，也未完全废罢侨州郡县，它针对的是侨民户籍的寄寓特色；通过划一行政区域让侨旧民就地入籍的方式达到消除寄寓的目的；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名号的最后废罢是北方西魏、北周政权和隋王朝完成的。
关键词 侨民 侨置制度 侨州郡县 寄寓性 土断
西晋永嘉丧乱后，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迁徙浪潮，中原民户渡淮南下者超过百万，南迁时间持续近两个世纪之久①。为了安置庞大的移民集团，东晋南朝政府设置了专门的行政机构统领侨民，这就是侨州郡县。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侨州郡县的研究较为冷淡，即使有一些著述，也多是探讨侨州郡县推行的历史背影及与土断的微妙关系，而对制度本身进行全面细致考察极少，许多问题尚存疑窦或言未尽义。笔者在长期学中，对这个问题积累了一些粗浅看法，愿不揣简陋，就都于大方之家。
一、侨州郡县的起源
关于侨州郡县起源问题，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始于东晋元帝，即以晋元帝侨置琅邪郡及临沂县作为侨郡县创始的标志，王仲荤《魏晋南北朝史》一书即持这种看法②；另一种观点以台湾学者沈任远为代表，依据《宋书·州郡志》青州济岷郡条“魏平蜀，徙蜀豪将家于济河，故立此郡”的记载，主张侨州郡县始于曹魏末年③。坦率地讲，笔者对沈先生观点不敢苟同。一方面因为遗民在东垂者立”的魏兴郡，就比济岷郡提早近40年④；另一方面，关键是济岷郡并未“取旧壤之名”，而是新立郡县，因而缺少“侨置”的意味，根本算不得侨郡，作为研究侨置制度的证据极为勉强。笔者以为，把侨郡县当作东晋元帝的发明也是一个误会。单从东晋历史看，侨郡县确实是晋元帝最早设置，这容易给人以晋元帝创制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向前看就不难发现，其实早在东晋以前，侨置郡县作为安置侨民的有效方法早已被汉魏统治者频频使用了。
据《汉书·高祖纪》应劭注云：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5年），“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充实之”。新丰县既有安置侨民之实，又有旧壤之名，是侨县无疑，证明早在西汉初年侨县已经萌芽。无独有偶，东汉灵帝中平年间，“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县名曰上蔡”⑤。又据《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齐王芳“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次年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以上新丰、上蔡、新沓、新汶、南丰等县，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批侨县，设置的情形完全一致。此外，汉魏侨县为了与母县相区分，往往冠以“新”、“南”等字头，这种习惯也被东晋南朝所吸取，东晋南朝侨郡县同样堂而皇之地冠以“新”、“南”、“北”等称谓，两者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不言自明。
除侨县外，侨郡的出现也在东晋元帝之前。据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西晋末年李特乱蜀，“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
、牂柯，尚书置郡县就民，所在又置诸村参军”⑥。该书对尚书所置郡县名号，系新立抑或侨立未作详细记载，但我们案诸《晋书·地理志》荆州条顿可释然：“蜀乱，又割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合四县置成都郡，为成都王颖国，居华容县”。显然，成都郡是侨郡无疑。我们知道，李特起义于公元301年，占领成都建立政权是304年，侨成都郡的时间应该在西晋丢成都郡以后，这是上限。又成都王司马颖及二子被害于西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此后由其政敌司马越执政，成都王国因无人继嗣而废。怀帝永嘉中虽立东莱王女司马遵为成都王颖嗣子，但封号已改为华容县王⑦，可见侨立成都郡的下限只能是公元306年以前。而东晋元帝司马睿出任安东将军镇守建业是公元307年9月，称晋王主政则是317年的事，侨成都郡显然不可能为晋元帝所设，证明至迟到西晋晚期，侨郡已经出现。由此看来，我们说侨置郡县既非东晋元帝创制，也不始于三国魏末，应该是可信的。东晋侨郡县显系对前代旧制的继承。当然，由于流民潮的扩大，东晋侨置郡县的数量和规模则是汉魏西晋难以比拟的。尤其重要的是，东晋在侨郡县基础上，首次推出了侨州。
侨州正式创建于晋成帝咸和四年。据《宋书·州郡志》扬州条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当时在江北侨置了幽、冀、青、并四州在江南京口侨置了南徐州⑧，鞠湖侨置了南豫州⑨。在此之前，晋元帝仅设有侨郡和侨县，未见州。三国时孙权一度侨置北方冀州徼和兖州牧⑩，但时间很短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当时仅仅设官分职，并不具体统摄侨民，因此跟后世侨州仍有很大区别。晋成帝所侨置的幽、冀、青、并、徐、豫等州，应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批侨州。在侨州、侨郡、侨县三级侨置机构中，也只有侨州确属东晋的发明。
二、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分布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规模之大、数量之众，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然其设置之混乱，竟连当时人沈约也不能辨其详，《宋书》云：“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11)倘遍求各地侨州郡县名目及其分合、省并情况已不太可能，但《宋书·州郡志》仍不失为有关侨州郡县最丰富翔实的资料。根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再考诸《南齐书·州郡志》和《晋书·地理书》，侨州郡县分布的大势便不难勾勒出来。大致说来，淮南、江南、汉水流域和益州地区，是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四大分布区，侨州郡县往往依托各区域内个别中心城市而建立，呈点状或散状分布。
（一）淮南区 淮南侨有幽、冀、青、并、徐、兖、豫、司各州州郡县，暗示淮南侨民主要来自北方关东地区。淮南侨州郡县数量多，分布广，且最为分散。原因是西晋丧乱后，中原沦陷，关东民户被迫南迁以躲避战乱，因尚存观望态度，不愿深入南方，故多滞留在淮南观望成败，使这里成为关东流民主要的集散地。
淮南侨州郡县有两个中心，一是江北，一是江西。江北侨有幽、冀、青、并、徐5个州及兖州的部分郡县，多数分布在广陵郡内，仅广陵城可以查证的侨州郡县就有青州及雁门、平原、东平、南北沛、辽西等郡和上党、中山、常山郡的个别县。整个江北地区侨州郡县呈现出以广陵城为核心向北扇状分布的特征。宋初，省幽、冀、青、并4个侨州，以江北为南兖州，治广陵，江北侨郡县就全部归属于南兖州名下。江西是指淮河以南的长江西部地区，约相当于邻安徽地区，其侨州郡县呈分散状态。侨民来自豫州和司州。东晋在此侨置了豫州南谯、南汝阴、南梁等郡及部分侨县，但侨豫州治在江南芜湖，不在江西。安帝义熙九年割江西地区为豫州境，州治才迁到历阳。
淮南侨州郡县主要分两大批建立。第一批是东晋初年，史称：“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12)前面所述江北江西侨州郡县几乎都是这个时期所立。案《宋书·谢晦传》：“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知晋安帝时这批侨州郡县已被土断。
淮南第二批侨置州郡县的时间是宋明帝泰始年间。时淮北沦陷，遗民南渡，宋朝在江北侨置了徐、兖、青州。江西地区自东晋末已划为侨豫州境，宋初复分为两个州淮东为南豫，治历阳；淮西为豫州治寿阳。泰始中失淮西，便于淮东侨置豫州，领汝阳、颖川、西南顿等侨郡（寄历阳、南谯境内）。时司州流民侨寓江西者众，宋朝分义阳郡置司州，统南汝南等侨郡。
据《南齐书·柳世隆传》记载，南齐高帝建元间，“上欲土断江北，又敕世隆曰，吕安国近在西，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大佳，民始无惊恐。近又令垣豫州断其州内，商得崇祖启事，已行竟，近无云云，殊称前代旧意。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否？若无所扰，春便就手”。则宋末所置江北江西侨州郡县至齐初已被土断。
（二）江南区 江南侨州郡县主要是为永嘉丧乱后渡江南下的幽、冀、青、 并、徐、兖、豫州流民设立。最早是晋元帝侨置南东海郡、琅邪国和怀德县，成帝时“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13)，江南侨州郡县才成批建立起来。
江南侨州郡县呈点状分布，也有两个中心，即丹阳郡和晋陵郡。在丹阳郡江乘县侨有琅邪国和临沂县（后割江乘为境），建康县侨有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郡（后省，其民并入建康），于湖县侨有淮南、襄城郡及当■、繁昌县（后省襄城，割于湖为淮南境），芜湖县侨有豫州及上党郡、定陵、逡道县（后省上党入淮南，迁豫州至江西）。
晋陵郡寄寓的侨郡县最多，堪称江南之冠。计有：南东海、南东海、南兰陵、南东莞、南彭城等20余郡（参见《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兖州条）。宋代以晋陵侨郡县为主，割扬州晋陵、义兴郡及丹阳的侨琅邪郡，设置南徐州，治京口。南徐州领郡17，总人口418000，侨郡县占15郡250000人(14)。
长期寄寓是晋陵侨郡县的特点。从东晋始侨至南齐时，侨郡县一直“无实土”，寄寓在晋陵界内，其间曾经历经严厉著称的桓温庚戌土断和刘裕义熙土断，晋陵侨郡县均未波及（刘裕土断甚至公开宣布“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至梁武帝天监元年才正式颁令：“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15)从《隋书·地理志》江都郡、毗陵郡看，梁陈时晋陵一带侨郡县已省并殆尽，只剩下兰陵、南东海等少数几个。
江南地区在陈宣帝太建年间（即北周灭齐前后）还侨置过一批郡县，太建二年有条诏书曾谈到当时流民南迁的情况，“顷年江介襁负相随，崎岖归化，亭候不绝，宜加衅养，答其诚心。维是荒境自拔，有在都邑及诸州镇，不问远近，并蠲课役”(16)；太建十一年诏书正式决定建立侨郡县，“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17)遗憾的是，这次侨置的郡县缺乏记载，已无从查考。
（三）汉水流域 汉水流域侨州郡县有荆州襄阳和梁州汉中两个中心，也呈点式分布。
襄阳北据汉沔，南扼长江，历来为南北效能要冲及关中、河南流民避难之地。王粲《七哀诗》云：“西京乱无象，豹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即足以为证。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襄阳成为北方侨民荟萃的场所。
襄阳大规模侨州郡县有3次。东晋初年，李氏成汉政权占据巴蜀汉中，东晋政府在襄阳侨置梁州以接纳梁州遗民，这是第一次。桓温灭蜀，侨梁州迁回到汉中本土；淝水战后，北方大乱，秦雍流民多南出汉沔，东晋孝武帝又在襄阳侨置秦、雍州，这是第二次。秦州后来迁往汉中，而雍州长期寄寓在襄阳界内，所辖京兆、始平、扶风、河南、义成、北上洛、北河南等侨郡皆寄治襄阳；刘宋元嘉中，“氐瞄数相攻击，关陇流民多避难归化”(18)。文帝又在襄阳侨置冯翊、南天水等郡，仍由侨雍州统领，这是第三次。
襄阳侨郡县也以长期寄寓为主。以侨雍州为例，它侨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中，至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剌史王玄谟土断雍州，间隔达70余年。其间曾在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襄阳、南阳、新野、顺阳等郡为侨雍州境，但侨郡县一直“寄寓在诸郡界”。李武帝大明土断后，雍州侨郡县才纷纷获得实土。
汉中，东晋前期为成汉政权占据，穆帝时才由桓收复，故侨郡县设置较晚。东晋末始置，宋元嘉中，“关陇流民多避难归化，于是民户稍实”(19)。至此，侨郡县才初具规模。
汉中侨民一部分来自巴蜀地区，侨有北阴平和南阴平郡，另在汉中以东的魏兴郡侨有晋昌、南上等郡。汉中大部分侨民来自秦雍地区，东晋安帝时侨有秦州（由襄阳迁来），辖武都、略阳、西京兆、始平、安固、南太原等侨郡。宋元嘉初，又有大批关陇流民涌进汉中，相继侨置了冯翊、西扶风、陇西等郡。此外，当时汉中侨郡还有金城、南安、天水、安定、北扶风、华阳、怀安等。
《南史·范柏年传》载他本蜀人，寄居梁州，刘宋时被断为华阳人，透露出刘宋曾对汉中侨州郡县进行土断的事实。但土断详情史无明文，已无从知晓。
（四）益州地区 《宋书·州郡志》载益州领郡29，其中可以查证的各类侨郡达15个，占1/2；全州总户数54042，而侨郡县领户达14971，占1/4强，由此可见益州侨郡县规模确实不小。
益州侨民主要来自西北秦、雍、梁、凉诸州，计有怀宁、始康、晋熙、武都、天水、安固、南汉中等侨郡。此外还为本土流民侨置了阴平、新巴、江阳、南宕渠、南晋寿等郡，为南阳流民侨立了南阳、顺阳二县，免营户侨置了宋宁、宋兴二郡。
益州无侨州，这是它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益州侨郡县最早设置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南汉中郡，后省），晋安帝时秦雍流民南来，增设怀宁、始康、晋熙等郡，其余侨郡县多为刘宋设立。益州侨郡县主要寄寓地是成都及今川北地区，在成都侨有怀宁、宋兴、宋宁、始平郡，雒城有南新巴、南晋寿郡。
益州侨郡县未见土断之举，从《南齐书·州郡志》看，直至齐代，益州侨郡县仍无大的变化。梁朝仅土断一次，即南徐州，益州不在其列。侯景乱后，益州落入西魏北周之手，侨郡县才相继废罢。
三、侨州郡县与土断
这个问题包括相关的几个方面，一是为什么对侨州郡县实施土断；二是土断中侨州郡县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三是各地侨州郡县土断早晚的差异。后一问题前面已经谈及，不再赘述。
（一）土断原因 关于侨州郡县土断原因，通常认为是侨州郡县设置过多过滥所致，土断目的是要消除侨州郡县带来的机构臃肿、重迭和混乱现象。事实上，对于侨州郡县的混乱状况，东晋南朝政府另有对策，即坚持不懈地进行省并。如《宋书·州郡志》扬州序云：“成帝咸康四年侨立魏群，领”肥乡、元城二县，后省元城。又侨立广唾骂郡，领广川一县，宋初省为县，隶魏郡……后省堂邑并高阳，又省高阳并魏郡，并隶扬州，寄治京邑。文帝元嘉十一年省，以其民并建康。”试想，既然通过省并侨州郡县同样能够达到整肃行政区域的目的，政府为什么还推行土断？土断与省并侨州郡县又有何区别？
笔者认为，土断的内涵远比单纯省并侨州郡县深刻得多，两者仅仅在省并掉部分侨郡服这一点上基本一致，其出发点却完全不同。省并侨州郡县旨在整顿行区域，而土断侧重的是侨民户籍注录方式，即在何地登记户籍的问题，产生土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侨民户籍的寄寓性。
所谓寄寓性是指侨民散居于土著郡县中，而户籍却由侨郡县管辖，与土著郡县无关。东晋范宁云：“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诈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20)其中“无本邦之名”、“挟注本郡”，就指户籍由侨郡统辖，不在土著郡县注籍；“有安土之实”即言其在土著郡县居信的事实。案《南齐书·州郡志》所载，确有大量寄治侨郡领民的事例，如新蔡太守“贴治汝南，领县四，户二千七百七十四”；北海太守“寄治州下，领户三千九百六十八”。
造成侨民户籍寄寓的根本原因是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寄寓性，所谓“散居无实土，官长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21)。侨郡县有民无土，寄人篱下。以侨雍州为例，自东晋孝廿帝太元中始置至宋孝武帝大明中土断，长达70年之久，所辖京兆、始平、扶风、广平、河南、义城诸侨郡始终“寄治襄阳”及其附近地区，无些许境土。无独有偶，东晋初年晋陵郡侨置的南徐州侨郡县，至南齐时不少仍“郡无实土”(22)。
寄寓性是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汉魏侨郡县最大的区别。汉魏侨郡县是割土著郡县实土建立，所谓“以故纵城为新沓县”、“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等等，侨民当即编入旧民闾伍，居信地与户籍所在地一致。东晋南朝恰恰相反，侨州郡县无实际统治地域，侨民散布在南方郡县土著居民中。“良田废村，随便安处”(23)，“一县之民，散在州境”(24)，形成“侨旧杂居”(25)、“南北杂错”(26)局面，然而侨民户籍却无一例外归属侨郡管辖。这就势必造成“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的现象，有损于官府的统治。
消除寄寓性最简便的方法是彻底废罢侨州郡县，取消侨籍。但事实上政府为顾及大多数侨民桑梓之念并没有这样做，侨郡县名号多数被长期保留了下来；另外，给侨郡县划定一块疆域并陆续将各地侨民迁入其中也能达到消除寄寓的目的，但要让“有安土之实”、早已在土著郡县中安居乐业的侨民再一次遭受迁徙之苦又不现实。既要消除寄寓性，又要照顾侨民安土重迁的现实，并尽可能保留侨郡县名号，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重新划定侨旧郡县疆域，强令民户一律以现居地为准就地注籍，使居属一致，不再挟注，此即范宁“正其封疆，以土断为户”(27)的本义。《会元龟》把它简述为：“天下所在土著”(28)，可谓得其精髓。
两相比较，汉魏西晋侨郡县既割土著郡县建立，不寄寓，侨民也已编入土著民闾伍，居属统一，自然面采用土断方式大规模草一民居。
（二）土断方式 以上是笔者对土断原因的一孔之见。关于土断中侨州郡县变化情况，大致有下列几类：
1.部分侨郡县被废罢。如刘裕义熙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29)齐建元土断：“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于是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县，淮阳郡三县，东莞郡四县，以散居无实土，官长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见省。”(30)
2.部分侨郡县隶属关系被调整。如大明中土断，侨池阳县草给新野郡，清水县草给顺阳郡（新野、顺阳均为土著郡）；也有部分土著县划给侨郡，如原属顺阳郡的筑阳、汎阳二县，大明中土断给扶风侨郡(31)。
3.“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32)，即给予侨郡县实土。如宋孝武帝大明土断，“割襄阳西界为（侨京兆郡）实土”；“分沔北为（侨河南郡）境”。侨郡县获得实土后，寄寓性即告消失。纵观历次土断，侨州郡县主要不是被省并，而是获得实土，与土著郡县并存下来。
当然，土断的内涵和外延远不止这些，纵观历次土断，“土断条格”中至少还包括：其一，搜户。如晋成帝咸康七年土断曾“实编户”；桓温庚戌土断史称“大阅户人，严法禁”，彭城王匿五户便遭纠劾。其二，新立个别郡县。如山阳郡，“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淮阳郡，“义熙中土断立”(33)。其三，在行政区域划一后强令民户“以土为断”，就地入籍。如王玄谟土断雍州，“当时百姓不愿属籍”(34)，即证明“土断条格”锯含着户籍的重新注录问题。南朝陈霸先祖陈达，颍川人，侨郡在居巢县窦湖以东，《水经注》云此地有塘，“塘上有颍川侨郡故城”(35)。但陈达并不信在颍川，而是“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所以值“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36)。
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土断既以就地入籍为准则，则土断的主体既可以是侨郡县，也可以是土著郡县；土断的客体既包括侨户，也包括土著户，简言之，是所有民户一很向所在郡县注籍。史籍有关侨户被断入南方土著郡县的事例较多。除上面所举陈朝先祖陈达被断为吴兴郡长城县人外，还有南朝丘巨源，“兰陵人，宋初土断属丹阳，少举丹阳郡孝廉”(37)。范柏年：“本梓潼人，土断属梁州华阳郡。”(38)此外也有侨民断入别的侨郡的情况，如南朝击盘龙：“北兰陵人也，宋世土断属东平郡。”(39)兰陵和平都是侨郡。
史籍关于土著民被土断的事例较少，原因是土断中大部分土著郡县未予变动，土著民户籍依旧，只是境内寄寓的侨户向该郡县注籍而已。只有当土著民信所发生变动譬如迁居异地，或郡县疆域调整时作为实土划给侨郡县后，迁徙户和作为实土划给侨郡县的土著户才可能改变注籍地。明确记载土著民被土断的事例还是有的，如南阳冠军人张敬儿：“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40)南阳宛县人守越“为次门”、“土断属叶”(41)。当时冠军县和宛县都在刘宋统辖之下，并未沦陷北魏之手，二人显然不是侨户。
土断之后，即编入所在闾伍，“迁徙去来，公违圭断”(42)被明令禁止。如范柏年本蜀人，断入华阳后，宋明帝与他谈及梁州，谓“卿州”(43)。守越想迁居冠军县，诉至宋明帝方获允许(44)。张敬儿想迁回原籍冠军县，也是在发迹后自请为南阳太守，进而利用职权才如愿以偿(45)。由于土断多少会使一部分民户放弃“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爱所讬”(46)的原籍，不乐所断者应是在所难免。张敬儿千方百计迁回冠军就是一例；就连颍川陈氏断入长城县上百年，陈立，长城县仍不见象东晋琅邪、南宋彭城、齐梁兰陵那样享受帝乡的种种优待。因此土断中“当时百姓不愿属籍”确非亡语。
四、侨州郡县的最后省并
由于土断目的不是要废除侨州郡县，而是给其实土，使其与土著郡县并存，因此在土断之后，侨州郡县名号被大量保留着，象东晋初年侨置的东海、兰陵、淮南等郡，直至陈末仍可见到。另一方面，东晋南朝战乱不休，政府不断在为徐徐南来的北方流民侨置新的郡县，陈宣帝诏为淮北义人“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足以为证。可以说，东晋南朝政府始终未能走出侨置——土断——侨置的怪圈。结果，废省侨州郡县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北方西魏北周和隋王朝肩上。
（一）汉水流域侨州郡县的省并 道德是襄阳地区。梁侯景乱后，襄阳被西魏一步步吞并，侨州郡县因与北方本土郡县重复，多被省并或改名。《隋书·地理志》襄阳郡载：“江左并侨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当时废罢的侨郡有义城和兴国二郡，并改南阳郡为山都郡，冯翊郡为汉东郡，华山郡为汉南县，略阳县为上洪县，东弘农郡为武关郡。
汉中地区侨州郡县虽在宋朝有过一次土断，但将《南齐书·州郡志》与《宁书·州郡志》的梁州和秦州条相互对照，发现南齐时汉中侨郡县有增无减。侯景乱梁，汉中为西魏占据，西魏曾大力整顿行政区域，改魏兴郡为西城郡，晋昌郡为魏昌郡，南上洛郡为丰利郡，估计汉中侨州郡县在这时被全部废罢的可能性最大。
（二）益州侨郡县的省并 益州侨郡县分布于蜀郡成都及其北部工区。梁末，西魏入主益州，侨郡县小有损废，如“始康郡，西魏废”。北周代魏后，开始大规模裁汰益州侨郡县，“怀宁、晋熙、宋兴、宋宁四郡，后周郡废”(47)。此外，宁蜀、晋寿、南阴平、西遂宁等郡及长杨、南武都等县，均被北周废罢。益州侨郡县至此基本消灭。
（三）隋初废省淮南侨州郡县 侯景乱后，北齐占据淮南，侨州郡县曾有局部变更，如改南兖州为东广州，北谯郡为临滁县。随初整顿行政区域，淮南侨州郡县多被并省。据《隋书·地理志》载：淮南郡，“淮南、梁郡、北谯、汝阴等郡，开皇初并废”；“梁置北陈郡，开皇初废”；“梁置陈留、安丰二郡，开皇初并废”；江都郡，“梁置阳平郡及东莞郡，开皇初郡废”；“新昌郡及南谯州，开皇初废”；庐江郡，“梁置北沛郡及新蔡县，开皇初郡废”。这次废罢的侨郡还有济阴、秦郡、宋安郡等。
（四）江南侨州郡县的废罢 隋灭陈后，赓即整顿江南地区行政区域，清理户籍，侨州郡县多被并省。据《隋书·地理志》载：江都郡，“旧置南徐州、南东海郡，开皇九年州郡并废”；丹阳郡当塗县，“旧置淮南郡，平陈废郡，并襄垣、于湖、繁昌、西乡入焉”；南郡松滋县，“江左旧置河东郡，平陈郡废”；九江郡彭泽县，“梁置太原郡，领彭泽、晋阳、和城、天水。平陈，郡县并废”。此外，兰陵、南阳、汝南、利城等江南侨郡县均被随朝废罢。
经过北朝、隋代不断省并，东晋南朝所置侨州郡县被彻底废罢了。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州为郡，郡县机构已大为精减，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宣千结束。此后，虽见剡、松滋、当塗等个别侨县取代土著县而存在，但因其母建制已经撤销，实际上已经不是侨县。除此而外，我们披览《隋书·地理志》所记南方郡县，便再也见不到侨州郡县的痕迹了。
注释：
①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15期。
②王仲荤《魏晋南北朝史》上经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③沈任远《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第三章，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宋书》州郡二·梁州。
⑤《宋书》州郡二·江州。
⑥《华阳国志》卷八·大同。
⑦《晋书·司马颖传》。
⑧(12)(13)《宋书》州郡一·南徐州。
⑨《宋书》州郡一·南豫州。
⑩《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及《朱然传传》。
(11)《宋书·州郡志序》。
(14)《宋书》州郡志载南徐州总人口420640人，但根据所辖郡县实际人口数统计，应为418078人。其他各州户口数均有类似情况，如益州各郡实际领户54042，《宋书》作53141；出入最大的是扬州，实际领户247108，《宋书》仅143296，相差10余万户。
(15)《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
(16)(17)(23)《陈书·宣帝纪》。
(18)(19)《南齐书》州郡志·梁州。
(20)(24)(27)《晋书·范宁传》。
(21)(30)《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
(22)《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
(25)《会元龟》卷六七六·牧守教化。
(26)《晋书·应詹传》。
(28)《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户籍。
(29)(46)《宋书·武帝纪》。
(31)(32)《宋书》州郡三·雍州。
(33)《宋书》州郡·南兖州、徐州。
(34)《南史·王玄谟传》。
(35)《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中。
(36)《陈书·高祖本纪》。
(37)《南齐书·丘巨源传》。
(38)(43)《南史·胡谐之传附范柏年传》。
(39)《南齐书·周盘龙传》。
(40)(45)《南齐书·张敬儿传》。
(41)(44)《宋书·宗越传》。
(42)《南齐书·虞玩之传》。
(47)《隋书·地理志》蜀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