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与学科泛化”笔谈——当代文论建设的可能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文论论文,学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似乎又有些沉寂了——好久不再有“热点”问题出现。“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理论的边界”、“审美意识形态”等话题虽然依然有人在谈论，但已经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但毫无疑问，文学研究还在进行，而且还不断深化、细化着，这门学科或学问并没有、也不会消亡。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当代文论的建设了。以我的一孔之见，走向反思，走向阐释，走向自我认同大约可视为今后文学理论发展的三条基本路径。
(一)走向反思
所谓反思，是指主体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觉知与监控。布迪厄和华康德合著的《实践与反思》一书的副标题为“反思社会学导引”。该书认为“反思性概念的范围包括自我指涉、自我意识、叙述或文本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等等”[1]39。他们认为“反思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的主要区别之点，即在于对社会学家自身的言说立场、言说可能性予以反观，从而扩大了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揭示出社会学知识自身生成的复杂性与深层机制。在这里，我借用“反思”或“反思性”这个概念，意指文学理论的一种研究路径。这种研究把文论及文论言说者自身纳入研究范围，把对文论话语的产生与演变、结构与功能的探讨与对言说者的身份、立场的考察结合起来，从而扩大文论研究的范围，深化文论研究的意义层面，揭示出社会状况与话语系统、文论观念与言说者身份之间种种复杂的内在关联性。就研究范围而言，走向反思的文学理论关注古今中外一切文论知识系统，并且以反思的态度对待之，从而走出传统的非“我注六经”即“六经注我”的二元选择模式。对那些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资源的文论话语的反思式研究不仅可以提供新的解释，破除种种神话，揭示新的意义，而且对今日文论建设可以提供借鉴与参照。
反思性文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无疑是那些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文论观念、范畴与命题。它们代表着一个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有时甚至被作为“自明的”东西来征引和使用。对这些东西的反思式探究，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在某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意义生成模式以及社会文化状况。文论话语永远是一种表征。它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更为根本、更为强大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对文论话语的反思性研究就往往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研究，是从一个侧面对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理解与把握。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反思不是理解、解释或阐发，而是追问，是揭示，是关于没有被说出的东西的言说。作为理解或解释的文论所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是怎样的”；作为反思性的文论所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何以会如此”。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反思性文论是更为深刻的一种思考和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路径并不仅仅是对已有之物深层原因的探究，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解构或消解，反思性文论在根本上是一种建构行为，可以提供新意义。这一研究路径通过对文论话语与特定社会文化观念与种种知识形态之复杂关系的辨析，可以揭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生成模式和价值取向，从而使文论话语中原本被遮蔽的那些丰富的文化意蕴显现出来。
反思性文论不仅对文论话语本身进行研究，还对文论的主体或言说者进行反思性追问。因此“谁在言说”、“他何以如此言说”就成为反思性文论感兴趣的话题。例如，在布迪厄看来，文学场域与哲学场域、政治场域等文化空间一样，都存在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与社会上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角逐具有某种关联性，故而也具有政治性。这就是对主体或言说者的追问，是比文本反思更为深刻的一种反思性探究。言说者的身份认同和言说立场绝对是有追问意义的，一种话语建构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决定。包括文论话语在内的各种学术话语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形态，是人们对外在事物的客观理解，实则不然，这些话语系统往往是言说者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反思性文论不仅对既有文论话语之言说者身份进行反思，而且对当下言说者本身的身份认同进行反思，从而使文论的话语建构成为一种更为自觉的、清醒的、自我对话式的言说方式。
由此言之，反思性文论是文论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走向阐释
所谓走向阐释的文论是相对于以前那种从某种既定观念、原则出发，通过逻辑演绎进行话语建构的文论言说方式而言的，其核心是指向具体的文学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阐释是言说者针对具体对象的理解、解释与评价行为。文学理论原本就是阐释，后来由于人们赋予文学理论以太多的使命，这门学问才由阐释走向了立法性质的话语建构。近年来，我们的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了那种作为非阐释性话语建构的文学理论的误区所在，力图使文学理论回到阐释的轨道，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也与西方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文学理论的演变趋势相吻合。
对于文学理论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转变的原因我们可以用一种极为宏观的、大而化之的方式予以概括：
从哲学层面看，这种转变与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相关。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原本没有什么理论思维，更没有那种把由概念、逻辑构成的世界视为真实世界，反而将我们生活其中、看得见摸得到的世界视为虚妄的形而上学谬误。后来出了许多自以为是的大哲人，试图以一己之力囊括宇宙四海，吞吐八荒，将天地万物控于手掌之中。于是绞尽脑汁创造出一个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以概念为砖瓦、逻辑为筋骨的想象性世界，并自以为这样一来外在世界就真正被掌控了。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之中，那种抽象、玄虚、深奥难测的理论言说成为哲学话语的主导方式，原本就与哲学密不可分的美学、文学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形而上学色彩。西方从19世纪中叶即开始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深入反思(费尔巴哈、叔本华、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终于开始改变这种形而上学传统，使理论言说走向一种对话、一种阐释、一种直接指向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言说，渐渐远离了那种否定具体性的逻辑思辨。在这样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演变的大潮中，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美学或文学理论远离纯粹的逻辑演绎，走向具体性，走向阐释，应该是势所必然。
从历史层面看，则文学理论走向阐释也与社会需求相关。人类早期思维和言说是简单的、朴素的，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时期，这时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就要求着人们用这样朴素、直观的方式来思考和言说。此时，那些深刻、复杂的东西都被归为神秘世界之所属，人们就不必费心劳神了。后来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无比复杂的世界中时，就开始提升自己的思考力来应对，试图通过加强大脑的复杂性来抗衡世界的复杂性，于是，即使是日常事物，在人们眼中也似乎饱含深意似的，简单的事情也非要以高深的言说方式来表达不可，否则就不是学问，或不是哲学(如老黑格尔嘲笑孔子那样)，于是人类文明就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时期。这种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满足着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引导社会思想潮流的社会现实需求。再到后来，人们发现那些远离具体性的纯理论思辨式的言说其实并不能准确反映世界真实性，也解决不了实际的社会问题，于是聪明的思考者就开始试图“回到事物本身去”，即按照事物原本的样子来思考它。这就进入了所谓“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境界了。此时的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适应着社会大众的文化知识，思考能力也大大提高，不再需要精神导师，而知识分子也走下神坛，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的组成部分。
文学理论走向阐释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所谓走向阐释，根本上就是要求文学理论从文学现象的实际出发来言说，而不是从某种理论预设或原则出发来言说。
(三)走向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是发展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吉登斯等)常常使用的概念，指人的“自我”形成的过程。我在这里借用这个词语来指文学理论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品格和学术价值的话语系统。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论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进行了种种尝试，事实证明，试图借助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基本词语来建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发展路向是走不通的——古代中国人与操持现代汉语的现代中国人在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已经很难再像古人那样想、那样说了。更为重要的是：古代文论话语面对的文学经验与今天我们的文学经验是大相径庭的。古代诗文与现代的文学，无论是文本形式还是文化意蕴、审美趣味，抑或社会功能，都不可以同日而语，完全是两种文化类型，因此用古代文论基本概念建构起来的文学理论是不可能适用于现代以来的中国的文学现象的。完全借用西方文学理论来作为中国文论建设的基本精神也同样是不可取的。30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的主流毫无疑问是跟着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走的，主要是简单的译介和很肤浅、稚拙的尝试运用，真正有中国之独特性的文论话语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的情形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但长此以往就令人忧虑了：人家的毕竟是人家的，其产生与适用的语境与我们的实际情况毕竟相去甚远，所以不能指望仅仅译介、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就可以代替我们自己的文论建设。在前人与他人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文论话语，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任务。
钱中文先生曾指出当代文论建设有三大传统可资借鉴：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中国现代以来的文论。这是很精到的见解。对于当代文论建设而言，这三大传统都只能提供资源，而不能成为主体。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要获得独立的“自我”，一是要依赖当下中国文学经验，二是要依赖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需求，三是要依赖文学理论言说者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反思与吸纳。资源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灵魂只能是当下中国的。
文学经验与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直接相关，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的文学经验必然是不同的。以彼时彼地的文学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文学理论是不可能完全适合于此时此地的文学经验的。一种文学理论的独特性或独特价值往往是与其所面对的文学经验的独特性密不可分的。我们当代文论建设如果能够直接从鲜活的中国当下文学经验中汲取营养，就不难形成自己的独特学术品格。社会文化需求是文论话语形成的又一重要推动因素。文学理论看上去属于纯粹的学术话语，而且是关于审美这一最少功利因素的精神活动的学术话语，毫无疑问应该是远离政治功用的，其实不然。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实际上都饱含着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功能。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2]300文学理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某种社会需求，承担着某种历史使命。而且一种文学理论只有适应着某种具体的社会需求才会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既是一种学理探讨和知识形态建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
30年来，我们在译介西方文学理论和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文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这都为今天的文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今天的任务正是要在前人和他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当下文学经验和社会文化需求，努力建设自己的文论话语。这当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也是我们必须完成而且能够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