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梅[1]2004年在《社会调控体系下单位社区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单位社区是我国在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富有强烈政治色彩和体制特色的城市聚居形态。通过对“单位”和“社区”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本文首先给出了单位社区的定义并以其为研究对象,通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对单位社区进行研究,探索其存在的政治基础、社会背景以及历史条件。希望通过对单位社区发展的历程及其解组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的深入剖析,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要素,为转型期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新的建构策略和发展思路。我国单位社区经历了叁个历史阶段:1930-1949年的萌芽阶段;1949-1978年的发展阶段以及1978年以后的解组阶段。单位社区因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有别于西方现代城市社区,呈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单位社区人口构成表现为高度的职业均质性;地域空间横向闭合,纵向根据行政级别所属关系直接套用;社区文化呈明显的内向性。这些个性特征均是单位社区内在组织结构单线性的外在表现。单位社区表面上是依靠国家力量建构起来的,实际上是导源于历史和文化塑造的本能,它与我国传统四合院存在着深层的同构关系。文化上的同构导致空间同构是单位社区最突出的空间特征。单位社区解组的本质原因是政府单线调控运作机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致使社会调控成本过大,最终走向解组。为此本文在刘君德、陈玉申等人提出的“行政区—社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双线调控运作机制。双线调控机制实际上就是以政府行政调控为主导,社区自我调控为补充的双线限定制。把握双线平衡是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为此本文提出了两种建构策略。第一种建构策略是:寻求内在逻辑新的平衡点;第二种建构策略是:引入第叁方作用力,协助平衡。为了论证建构策略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了回归论证法,对我国目前城市社区发展成熟的五种典型模式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得出:除上海模式外其他四种模式的成功最终归功于以上两种建构策略的实施,并指出企业型单位社区的改组与重建的最佳方案为引入市场机制,导入第叁方作用力参与社区建设。单位社区最终走向何方,本文最后给出了两种构想。一种发展构想是单位社区最终发展成单纯的以职业交往为主体的社区,并指出该方向为我国事业型单位社区改组的最佳出路。另一种发展方向是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以及网络技术的成熟,工作和居住功能在空间上出现融合,休闲空间将成为办公空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之一。
张丽梅[2]2005年在《社会调控体系下单位社区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单位社区趋向解体与分离,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社区。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当中,应适当淡化社区活动的行政色彩,加强社区自我组织的能力,必要时可导入社会团体的作用力,协助社区平衡发展。
代振宇[3]2016年在《大型单位社区的空间演变与功能更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单位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课题。单位社区是中国特有的社区类型,是社会主义单位制度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单位是组成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单位制的瓦解、住房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快速发展,传统的单位社区面临变革,单位社区如何找到一条适宜的发展道路是目前亟需探讨的问题。济南市是新中国确立的重点工业城市之一,其中单位社区的分布较为广泛。济钢社区是济南钢铁集团的单位社区,位于济南市东部,是一个典型的、目前发展较好一个大型单位社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济钢社区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城市因素的介入,已经由自给自足、封闭的单位小社会发展成为了功能综合、开放的城市社区,同时这也符合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居住区的新要求。因此,本文选取济钢社区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详细分析其空间演变与功能更替的过程、特征及动因,为其下一步的健康发展以及其他同类型大型单位社区的活力再生提供借鉴。本次研究主要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明确了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对单位社区、空间演变、功能更替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综述了与单位社区、空间演变、功能更替、融合相关的已有研究；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济钢社区的发展过程,把济钢社区的发展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划分为六个阶段,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基础；第叁章从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布局叁方面研究济钢社区空间演变过程,并归纳其特征和发展趋势；第四章从设施供给、设施的数量与质量、设施的服务对象和范围叁个方面研究其功能更替过程,并归纳其与城市融合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第五章从融合的动力机制、方式、过程叁个方面,深入分析济钢社区与城市的融合,提出了济钢社区与城市融合的问题以及大型单位社区未来发展的思考；第六章主要是研究结论和研究不足与展望。
闫桂媚[4]2010年在《中国城市事业型单位社区演变趋势的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住房改革前,国有企、事业单位占据城市中特定的地块,在自己的办公区或生产区附近建立起职工的住宅区,构成单位社区。目前,中国正处在单位制瓦解、住房改革、人口流动、房地产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转型期,直面如此复杂多变的背景环境,单位社区的分化甚至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城市事业型单位社区具有单位社区的所有特点,它的演变趋势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人类进行的两次现代化选择中,即社会社区化和社会人文化的过程中,逐渐由单一的单位型社区发展成为混合型社区。本文选取兰州大学本部家属院作为研究对象,于2008年5-8月份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得到有效问卷132份,访谈式调查48份。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试图探究我国城市事业型单位社区的演变趋势。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包括绪论、理论假设、实证研究、趋势预测和结论。其中理论假设、实证研究及趋势预测为本文的重点。本文从相关概念出发,在整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和挖掘了中国城市事业型单位社区演变的主要影响因子、过程及后果,提炼出中国单位社区演变的理论模式,并进一步以兰州大学本部家属院为例进行验证,从而预测出了兰州大学本部家属院的演变趋势。中国城市事业型单位社区演变趋势的研究属于中国社区研究中的宏观研究,挖掘其演变的原因、影响因素、过程及结果,有助于在当今社区设计中正确引导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助于指导城市社区的规划与发展决策,有助于实现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王丽丽[5]2017年在《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的互构》文中指出“单位”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最具活力的议题之一。大量的学术成果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从宏观角度入手,对单位制度的变迁史、单位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加以分析;二是聚焦中观角度,从单位组织的内部构造、运作逻辑及组织与人的关系加以探讨。而微观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单位人”的生活史和命运史的微观透视,则较为薄弱,造成单位研究“只见制度不见人”的单向度缺憾。受单位制浸染,单位化最为彻底、单位记忆最为深厚、单位惯习最为完整的单位人,不是至今仍旧身处单位中的单位职工,亦不是单位体制下的全部社会成员,而是那些退出单位坛场却还怀有强烈单位意识的退休人员。在单位工作时期,单位组织承载着公共性,造成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透过单位组织获取物质生活保障以及公共精神生活资源。单位人在持续的交往和频繁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行动方式,形成了高度划一的集体意识与单位认同。随着单位社会的消解和终结,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凸显为重要的实践议题,社会成员的原子化趋向使得新的符合时代特点的社区认同亟待产生。本研究试图将“单位人”带入单位研究的分析视阈,透过“退休人员”这一特殊“单位人”群体,反观单位对“单位人”集体认同的构建,寻求社区生活公共性建构的新路径。通过对于田野对象G社区的实地考察,发现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G社区公共性生成的困境很大程度来自于传统的“单位”色彩和因素。因此,本研究重在揭示“后单位”时期社会成员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复杂的互构特点,以期探索社区认同实现的有效路径。首先,回顾单位居住区的形成及其特征。G单位居住区的变迁与驻区单位的变迁史密不可分。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分析单位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组织功能两方面对于单位人的单位意识生成的影响。从主观建构的角度分析单位人对单位光荣与辉煌、苦难与危机以及日常生活情感等方面的“记忆痕迹”。揭示“单位人”集体认同形成的背景,即单位社会时期单位人纵然生活在社区,社区公共性是由单位主导和承载的公共性,其认同的来源依旧是单位。其次,描述单位社区公共性建构的特殊路径。单位制度的解体使得单位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依附性也随之解散。单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剥离开来,大部分转由社区组织承接。传统的单位人不得不去适应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态与社会生活方式。单位人社区认同的建构成为“后单位”时期基层社会治理中新的命题。“单位”之于社区生活的“场域”来说似乎应该完全处于“撤场”或者“离场”的状态,然而在G社区中单位时期延续下来的各类组织传统和文化传统在社区层面依然发挥着效用。后单位社会背景下社区中存在着单位“隐形在场”的现象,体现出单位“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单位“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单位“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等特征。再次,分析社区认同形成的障碍因素。单位社会即使消解,却也遗存了丰富的资源,通过单位人的惯习作用在社区生活场域中展现出来。“单位”尚未完全撤离新建的社区场域,既具有一定的正功能,其负功能也是显见。制约社区认同实现的困境因素中,来自单位社会的力量还是极为强大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单位的衰败及其衍生的干群矛盾,导致干群之间关系上难以弥合,行动上相对独立,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动员能力减弱甚至消失;二是小圈子的生成与封闭运行,导致社区活动和社区工作在影响力和辐射力上大为减弱,社区非正式组织妨碍社区公共性生长;叁是老龄化造成社区活力不足,导致社区各项事务与活动参与率不足,社区整体气息沉闷,缺乏内在的活力;四是行政化社区与居民之间产生区隔,导致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居民信任与合作关系难以建立。最后,探索社区认同实现的可能路径。“单位”与“社区”不是后者简单地取代前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互性、共生性和谐变性。既有的研究通常于政府与社区或者国家与社会的维度上构想社区的模型并评估社区的走向,从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社区形成前中国社会的单位属性有所忽视,割裂了传统单位与现代社区的内在关联,抛离了过去既有的基础进行社区构建。社区建设乃至社区治理应遵循多样化视角和多元化路径,尤其是在典型单位制色彩较浓的地区,更需尊重历史本身的衔接与承递。针对当前的G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单位”并未完全“离场”的状态,本文认为需要将单位内部的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等这些碎片化的“单位”资源重新整合进公共性构造转换的认知图式里,使其在新的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发挥积极正向的功能。通过考察单位时期留下的遗产及其功能,在社区建设时期不做弃置而是为之所用,继而促成新的社区认同与社区整合,可能会成为社区公共性建构的新路向。
姜岩[6]2013年在《基于低碳视角的新型单位社区规划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问题也随之越来越突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交通问题、国能源安全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已经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发展低碳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共识。低碳城市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物质载体,低碳城市空间与规划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城市规划要紧紧的围绕低碳这一理念进行。本文在城市郊区化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和城市空间重构的时期下,以低碳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单位社区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本文通过对低碳理念的概念发展和低碳城市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明确低碳理念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应具有的职住接近于土地混合利用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居住区确实是给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服务设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现代城市社区在城市郊区化蔓延影响下表现出了居住郊区化、绝对分区、职住错位和参与冷漠的问题。现代大城市的社区发展亟需反思当前这种工作与生活分离的郊区化蔓延的城市空间模式,并思考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社区模式。在总结现代城市社区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本文把眼光重新投放到在现代城市社区发展之前影响中国深远的单位社区上。单位社区,也可以叫做“家属院”或者“单位大院”,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和城市空间组织的基本空间单元。通过对单位社区的形成、发展与衰亡的历史过程,以及单位社区作为一种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时所具有的空间特征的分析之后,本文发现单位社区给出的低碳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是不容忽视的。单位社区的空间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低碳的社区发展模式,特别是其具有的职住接近、土地混合利用和步行交通的特点,正是低碳城市规划理论中所倡导的,但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下的单位社区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已经无法适应了。因此本文对单位社区这一模式进行了思考,在总结其在空间上所具有的先进性之后,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土地制度和整体社会环境相结合,提出了发展新型单位社区这一理念。新型单位社区不同于以往的“单位大院”形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倡导以单位就业为导向核心的社区发展模式。在空间上,新型单位社区从城市和社区两个层面考虑,在城市层面提出“核心—外围”圈层形式,即围绕单位这一核心,在其外围形成居住与服务设施的混合空间形式。这一空间形式可以说是以单位为导向的多中心城市空间的另类诠释。在社区层面,提出了在社区规模、交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规划策略,形成“分区—地块—邻里”叁级居住用地结构,“对外—对内—非机动车道”叁级交通体系,“分区级—地块级—邻里级”叁级公共服务设施结构,旨在控制社区形成最适宜的规模,减少小汽车的使用率和出行率,形成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的绿色交通体系,完善基础设施的布局方式以达到土地利用的本质上的混合。并以沈阳建筑大学作为实例加以说明。在社会政策和管理方面,本文探讨了新型单位社区的社会实施方面的效应,新型单位社区由于其对员工情况的掌握性和其贴近员工的基层性,所以在如今社会保障房建设不足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项补充手段,利用建立员工信息库、对职工提供租赁房等措施,解决我国在保障房政策中信息核实不及时、政府开发不积极、建设位置与就业地的空间错位等一部分问题,在保障房的建设和管理方面发挥一些作用。本文为研究低碳社区的建设规划提出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思路,为国内未来社区的规划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借鉴。
李凤琴[7]2012年在《从权威控制到体制吸纳：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现行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中寻求突破,以回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在中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被划分为一个个单位,在以单位为主、街居为辅的城市基层制度安排下,中国城市社区形成了条块分割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安排。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原有的社区公共服务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以单位为人身依附获取福利(公共服务)的体制终将被变革的时代所淘汰。随着社区服务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如何整合社区资源,实施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革故鼎新,以提高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社区公共服务效能低下,社区居民公共服务短缺、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没有分开、社区公共服务政府投资不足,社会筹资渠道不畅等问题突出。如何变革这种状况,改革和创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和机制,已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焦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面临全面的转型。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为何转变以及如何转变的问题。据此,本论文以社区作为公共服务拓展的战略性空间,以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变革作为研究主线,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体制机制等问题进行探索。在吸收社区公共服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运用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区分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了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吸纳模式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探讨社区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控制整合色彩较浓的权威控制型服务模式,接着从宏观、微观、和现实叁个方面考察了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的背景和动力。其次,着重探索了体制吸纳何以成为再造社区公共服务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社区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体制吸纳的机制(社区公共服务的复合生产)、体制吸纳的本质、体制吸纳原则与方式、体制吸纳的优越性以及作为载体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再次,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吸纳的差异以及两个实践中的体制吸纳服务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体制吸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最后,针对体制吸纳服务模式存在的困境,提出了优化体制吸纳服务型模式的建议,即体制的重塑、机制完善和具体路径的设计。体制重塑上重点变革社区管理体制;不断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需求表达机制、资金投入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具体路径上,从培育社区民间组织、社工队伍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叁个方面来设计。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城市社会转型推动着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着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体制吸纳是一种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方式;社区公共服务的复合生产是公共服务再生产的有效机制;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现实路径。最后,对未来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以及提出论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贺鑫森[8]2016年在《社会结构变迁下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关于建设体育强国中如何有效动员和有力组织全民参与健身的体育性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如何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目标的社会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要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源上寻找,又要从微观体育社会组织自身能动性予以考察。以超越传统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结构与行动”的单向决定思维,重新审视社会结构变迁下体育社会组织如何发展。研究运用了文献法、调查法和案例法等研究方法,以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社会组织研究欧洲范式为理论基础,建立了“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中观组织场域演化——微观组织发展”的分析框架,并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下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1、社会结构变迁与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组织不断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又是组织自身能动选择的过程。由此,当前体育社会组织如何发展,既要从宏观结构制约方面考虑,做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环境建设;又要从微观组织能动方面考虑,加强体育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培养和组织内部制度建设。2、总体性社会下单位制体育组织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对大部分资源的垄断,以及自上而下所建立的单位制,形成了国家统揽一切的“总体性社会”。由于组织场域在单一国家逻辑的控制下,使得总体性社会的单位制体育组织表现为一种“科层制”结构同构、“唯上性”行为同形的国家合法性体育组织。3、分化性社会下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并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资源配置多元化,制度碎片化特征。进而形成了国家、市场与社会逻辑重迭与冲突的组织场域。在此场域中,体育社会组织表现为一种“多元化”结构同构、“唯己性”行为趋异的混合合法性体育组织。依据组织结构与行为所体现出的不同合法性特征,研究进一步将分化性社会下体育社会组织划分为:“国家——市场”合法性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社会”合法性体育社会组织、“国家——社会”合法性体育社会组织。4、分化性社会下“国家——市场”合法性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该类组织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以及认知逻辑共同作用下,获得了行政合法性、市场合法性以及联盟合法性。随着政府的支持逐渐由直接拨款向购买转变,以及体育社会组织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市场合法性机制将成为影响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与此同时,国家逻辑不可能完全退场,国家与市场逻辑冲突性的局面将长期共存。因此现阶段该类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应建设法律合法性与效率合法性为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规范组织成员构成与加强组织专业化建设。5、分化性社会下“市场——社会”合法性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该类组织在市场逻辑、社会逻辑以及认知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获得了市场合法性、关系合法性以及联盟合法性。随着组织的社会责任逐渐规范,社区共同体日益强大。该类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应建设效率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为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组织管理者能力培养与引导组织社会责任建设。6、分化性社会下“国家——社会”合法性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该类组织在国家逻辑、社会逻辑以及认知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获得了国家合法性、社会合法性以及联盟合法性。随着社区共同体日益成熟,国家在基层社会责任重塑,该类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应建设法律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为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规范组织成员构成以及增强组织筹资能力建设。
王凯珍[9]2004年在《社会转型与中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文中指出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是以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主要内容、涉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革。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两个深刻的转变构成:一是体制的转轨,二是结构的转型,其中经济体制转轨影响着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的变动又促进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化,二者彼此依赖、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瓦解旧体制创建新制度体系的艰难进程。社会转型必然推动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本研究以城市社区体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研究、问卷调查、个案研究、访谈、实地调查、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以社会转型研究为切入点,通过社会转型对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影响、“单位体育”的发展变化特点、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变革、不同类型社区体育和体育活动点的发展变化状况、社区体育发展趋势等内容的研究,旨在为推动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区体育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贡献。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如下:1、社会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推进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动力。社会转型具有过渡性、渐进性、整体性、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中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单位体制”的改革、以及“社区体制”的建立,对城市社会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和社区体育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转型推动了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由单位体制向社区体制的转变。2、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表现为“五线合一”。即政府系统、体总系统、单项体协系统、人群体协系统、行业体协系统五条线,最后都集中指向“单位体育”。城市社区体育的崛起,促进了新的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的形成,完善了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弥补了社会体育组织管理机构的缺位;降低了社会体育管理重心;加强了社会体育管理力量;减轻了单位的体育负担;推动了体育社会化进程;促进了城市社区建设;为社会体育的普遍化、生活化提供了保证。3、 我国城市居住区分为四大居住地带。居住空间具有以居民个人的经济地位及家庭状况为主导的居住分化不明显,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商业空间和日常娱乐空间重合,新居住地带功能完善程度差异大,单位制与非单位制并存等特点。不同的居住地带构成了传统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综合社区和边缘社区等四种不同类型的社区,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的异质性程度、社区环境和条件、社区管理方式、社区互动频率、社区氛围、社区认同感等均有差异。4、 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包括政府和社会对社区体育的全方位的管理体系以及基层社区内部的体育管理体制两个层次。社区体育管理体系包括领导体系、协调体系、操作体系叁大组成部分,市、区、街道、居委会四个层次。社区体育基层管理具有政府、单位、社区、居民四方共同参与的特点,其管理重心正逐步由街道往社区下沉;其行政性管理的成份在逐步减少,社会管理的成份在递增。初步实现了城市社会体育由“单位体育”为主向“社区体育与单位体育相结合”的转变。 2
郭风英[10]2011年在《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通过计划手段实现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快速的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社会的形成,社会结构产生了激烈、深刻、持续的分化,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多元化,社会异质性和不平等程度增强,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增多。然而,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传统行政一元化基础之上,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缺乏足够的弹性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因此,如何通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府职能改革,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调节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机勃勃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成为新时期我国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学术界对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程的回顾与反思,深刻剖析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现实障碍以及可行路径。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但在历史的梳理之上,笔者更为关注这一演变背后的规律性和制约因素,并期望能给予理论上的说明,为新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可行性路径。钱穆认为：“研究制度,不该从制度本身来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虽然只是社会体制中的一种形式,但是它的演变与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对社会管理体制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在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下不断地演进和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行政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国家一元化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逐步分化,但是分化并不等于对立。相反,“国家-社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密切,这深刻影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和发展。因此,以“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为分析视角,为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提供的基本分析路线,也为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基本的路径。我们必须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才能看清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才能分辨出在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中蕴藏着多少动能和携带着哪些阻力,才能为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可行的发展路径。因此,对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程的回顾是正确认识这些问题的关键。建国后,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松动和日渐式微、治理多元化社会管理体制叁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体现不同的特征。其中,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是改革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形态,这种管理体制以中央高度集权为前提、政府全能为主要特征,通过科层化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以及全能的社会管理功能实现整个社会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这种管理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和价值取向,使之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对之产生极大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国家全能的形象不断受到质疑,国家也不断分权、放权,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我国社会结构也逐步由国家一元化向“国家、市场、社会”叁元过渡,传统行政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失去存在的土壤,而不断松动。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处于转轨期,新旧体制碰撞、冲突、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旧的体制逐步消退,新的体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也为现阶段我国治理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化构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基础。总之,这一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松动以政府分权放权为前提、以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通过社会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适应性调整,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以及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服务。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向治理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体制以社会主体的地位凸显为前提、以“国家、市场、社会”的多元互动为特征,通过网络化的组织体系,综合运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以及社会自治机制等手段,实现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我国现阶段倡导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导。不同时期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社会管理体制模式,与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各种动力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这就是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对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分析是我们深刻把握社会管理体制演变规律,促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前提。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动态运行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结构要素、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变迁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变迁的客观规律。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结构要素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价值形态构成要素、理论形态构成要素、实践形态构成要素以及主体形态构成要素。价值形态作为导向性因素、理论形态作为指导性因素、实践形态作为诉求性因素、主体形态作为推动性因素,在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价值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体现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叁种形态即：以“秩序稳定”的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公平效率”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及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导向；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理论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对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去重要推动作用的“集权与分权”理论以及“多中心治理”理论；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机制的实践形态构成要素受制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多元化的实践诉求,以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现实诉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机制中主体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国家(政府组织)、市场(市场组织)和社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演进阶段主要分为叁个阶段即以秩序稳定为导向的国家一元化推进阶段、以效率公平为导向的国家-市场合力推动阶段和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国家-市场-社会多元推动阶段。每种动力因素在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作用的力度和发挥的作用不同,社会管理体制之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社会管理体制模式转换的关键时刻常常会因为某一力量的发育不足而出现模式转换困境。在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足,要构建治理多元化的体制,就要大力发育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发展。纵观我国社会管理体制60多年的演变历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并呈现典型的规律性特征。总的来说,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遵循了从统治到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管理到服务的演变路线。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与此相对应的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背后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社会管理可以分为：无主地社会管理模式、国家控制社会模式、社会参与国家模式、国家社会合作模式、国家社会共生模式以及社会自治模式。我国现所现阶段构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属于社会参与国家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不足,但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是要在这种模式的发展进步中,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合作共生,实现强国家和强社会。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要实现国家-社会的合作共治需要一定的条件,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沟通机制、构建合作互动网络等,在市场互动中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以及多元合作伙伴关系的生成。深刻认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动力机制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但是,影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因素很多,如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惯性依赖、我国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管理中社会力量实质性参与不足等等,这些既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进的体制性障碍,也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思想观念的阻力。基于对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剖析,文章认为,现阶段要推进我国社会管理向现代治理多元化的制度性构建,必须在正确认识“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培育社会力量、增强社会自治能力,构建多元合作治理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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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调控体系下单位社区发展研究[J]. 张丽梅. 规划师.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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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城市事业型单位社区演变趋势的研究[D]. 闫桂媚. 兰州大学. 2010
[5]. 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的互构[D]. 王丽丽. 吉林大学. 2017
[6]. 基于低碳视角的新型单位社区规划建设研究[D]. 姜岩. 沈阳建筑大学. 2013
[7]. 从权威控制到体制吸纳：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研究[D]. 李凤琴. 南京大学. 2012
[8]. 社会结构变迁下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研究[D]. 贺鑫森. 苏州大学. 2016
[9]. 社会转型与中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D]. 王凯珍. 北京体育大学. 2004
[10].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D]. 郭风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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