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中的上下级关系构念研究述评——兼论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的本土贴切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下级论文,述评论文,情境论文,贴切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学界及实务界的共识，“上司与下属之间的互动是组织运作的关键”。[1]上下级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下属的工作绩效、角色外行为、工作满意度以及离职意向等，[2，3]被视为影响组织效能的三大背景性因素之一。[4]在素以“关系取向”和“权威取向”著称的华人社会，[5]上下级关系相较于西方更为敏感，更受关注，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影响力也更大，因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关涉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研究显然更具现实意义。事实上，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研究不仅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国外学者对此主题亦有著述，而且这方面的英文文献呈逐年上升之势。
纵观国内外对中国组织内上下级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上下级关系的界定上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沿用西方主流的上下级关系构念Leader-Member Exchange（后文简称LMX），可称之为“客位取向”；另一种则另起炉灶，建立并使用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上下级关系构念，一般被称为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后文简称为SSG），[6－14]可谓之“主位取向”。两者相较，前者系主流，国内学界对上下级关系的研究主要采取这一取向，因LMX构念的成熟性，此种取向的研究大多处于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在探索LMX与组织输出的关系；[2]建立上下级关系本土构念SSG是最近发展的新取向，集中见于英文文献，这一取向的研究目前尚处于建立构念的理论发展初期，多种对SSG的不同界定共存。概言之，目前中国组织内上下级关系研究存在基本构念上的分歧：一方面体现为客位与主位构念的分歧；另一方面体现为多种主位构念之间的分歧。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界在上下级关系研究上面临一些亟待厘清的基础性问题：LMX是否可以贴切地描述中国组织中上下级关系的核心特征？换言之，发展基于本土情境的上下级关系构念是否必要？当前文献对上下级关系的本土构念存在哪几种界定？如何理解多种SSG构念之间的分歧？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澄清，将是推动中国情境中上下级关系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前提。本文将从探讨LMX在中国情境中的贴切性出发，分析建立上下级关系本土构念的必要性，并对当前有关上下级关系本土构念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对如何建立更贴切中国情境的上下级构念提出建议。
一、LMX理论的内涵及国内研究简况
管理学文献对于上下级关系的最早关注来自Fiedler的领导权变理论，这一理论将上下级关系视为影响领导效能的权变因素。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发现，领导者与下属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物质、社会利益和心理交换的过程，领导者与不同下属之间的上述交换存在水平和质量上的显著差异。基于此，Graen和Cashman在1975年首次提出LMX理论。[15]
根据LMX理论，由于领导者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无法将资源平均分配给每个下属，因此在工作中要区分不同的下属，与之建立起不同类型的交换关系。与上司建立了高质量交换关系的下属，归属于所谓的“圈内”（In Group），他们是上司“可靠的助手”，承担了超越工作说明书的工作职责，相应地也得到更多的资源或回报，如领导者的高度信任和尊重、晋升机会、更自主灵活的工作等。与此相反，与上司间仅有低质量交换关系的下属属于“圈外”（Out Group）的员工，他们只是“雇来的人手”，领导者只要求他们完成基本工作要求，相应地也仅与其保持正式、例行的交换关系。[2，3]
概言之，LMX理论具有两大核心特征：（1）强调有差别的垂直对偶关系。传统的领导理论假设，领导是以同样的交换方式对待他的下属，而LMX理论则认为，领导与下属会有远近亲疏的不同关系。[2]（2）从交换视角来描述关系。从字面上即知LMX的落脚点是“交换”。Graen、Scandura曾提出，上下级关系以社会交换为基础，“一方必须提供一些另一方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双方都认为交换是公平合理的。”[16]从本质上看，LMX即是在描述上下级对偶间的交换。
不可否认，近三十多年来，LMX理论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并且成为西方领导研究的前沿领域。而自本世纪以来，LMX研究也逐步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国内研究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回顾和述评国外LMX的理论研究历程和现状；[17－19]二是验证LMX在中国的维度结构，并基于此修订LMX中文测量工具；[20－22]三是以中国大陆被试为对象，展开有关LMX前因结果的实证研究，在LMX前因变量方面涉及到变革型领导、下属的组织公平感、组织支持感等变量，而LMX结果变量研究数量更多，涉及到内部人身份认知、员工创新行为、工作满意感、组织公民行为、绩效、组织承诺、组织创新氛围、领导授权行为之间的关系等；[23－29]四是探索LMX关系的发展历程，此方面研究为数不多。[30]在上述研究类别中，国内研究早期以第一类居多，现阶段第三类研究正在日渐兴盛。
虽然LMX在中国的移植性研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印证了西方研究已取得的结论，然而，中国的研究者不应仅满足于验证西方理论的全球普适性，而需立足于本土文化，反思西方的构念能否贴切地描述中国的现实。
二、以LMX描述中国情境中上下级关系的贴切性
LMX的本质在于社会交换。那么，中国组织内上下级之间的互动是否完全基于交换？即便同样基于交换，中西方上下级交换所遵循的交换原则是否相同？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LMX描述中国上下级关系的贴切性。
1.关系形态的不同：身份关系还是契约关系
在华人组织行为研究领域颇具造诣的郑伯埙教授曾提出，西方领导理论“往往从上司与部属间地位平等的立场出发，再找出彼此间权力与义务的工作关系”；而中国人一般“一开始就存有清楚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与中国家庭中的权威家长与成员间的互动关系是十分类似的”。[31]我们可以将这一观点理解为：西方的上下级关系是在平等基础上的互惠关系，互惠的契约规定了彼此的权利义务；而中国的上下级关系建立在家长式权威的基础上，上位者和下位者的身份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互惠原则对下属员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弱。[32]为了用简明的术语对这两类关系加以区别，本文借用法史学家梅因的概念，分别将之称为契约关系和身份关系。
诞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LMX理论所描述的上下级关系，主要表现为基于平等交换的契约关系。低质量的LMX关系属于经济性交换，亦即下属依照雇佣合同的规定提供贡献，领导则根据雇佣合同的规定提供报酬；高质量的LMX关系是社会性交换，除了雇佣合同规定的内容以外，领导与下属之间还存在信任、忠诚和支持等情感方面的联系。既然存在交换关系，自然需要遵循交换的契约，无论是经济契约抑或心理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约定。可以说，LMX所描述的上下级关系从本质上属于契约关系。①
当代中国社会的上下级关系表现为契约关系与身份关系的混合。在西风东渐之前，传统中国社会中组织单位的结构原则属于父权家长制结构。与“拉平了社会和经济差异”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不同，父权家长制结构建立在严格的个人孝敬关系基础上。[33]传统中国的上下级关系显然属于身份关系形态。百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经历着以西方社会的体制结构和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化变迁，政府、公共事业和工商企业的管理往往以“与国际接轨”为导向，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上向西方组织看齐，科层制组织、甚至更为平权的组织结构成为主流。在这种现代化的组织结构中，上下级关系是以平等的契约关系出现的。然而“我们不可能主观地一夜之间改头换面成为一个崭新的‘中国人’，与原有文化传统完全隔绝”。[34]对华人组织的实证研究显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仍在华人组织中普遍存在。[31，35，36]在有形的现代组织结构与无形的传统伦理纲常的交汇之处，中国的上下级关系具有更为复杂的特性，更多表现为契约关系与身份关系的混合。
正是因为混杂了身份关系，中国的上下级关系存在一些有别于西方的现象：（1）关系表里的差别。与身份关系相伴随的是基于身份的“应有之情”，与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真有之情”不同，[37]它可以保护关系不破裂，但不会增进关系的深度。在顺服权威的身份约束下，下属往往保留意见，上下级之间平等坦诚的沟通相对西方较少。若无“真有之情”的参与，“应有之情”本身只能催生下属阳奉阴违的行为，表面和顺的关系其实早已潜流暗涌。在中国背景下，人们对此类上下级关系并不陌生，这为中国上下级之间身份关系的存在提供了支持性证据。（2）下属的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在“个人主义”兼“事业成功导向”的美国组织中，[38，39]下属倾向于表现自己的工作才能和绩效，以此获得上司的信任，进而获得更多的授权和资源，这也是发展高质量LMX的必经之路。[40]与此不同，传统中国的组织单位建立在权威服从的基础上，下位者在表现出权威依赖的同时，权威者也极力维护自身权威的可信性、永久性和全能性，下属因权威依赖而产生的“心理无能”，[5]即是对这种权威感的强化。假如下属不仅没有“心理无能”，反而显示出超越上司的才华或美德，那将造成对上司权威的潜在威胁，触犯“杨修”式的不守分之忌。
上述两种现象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上下级关系虽有契约关系的形式，但仍存有身份关系的实质，LMX所强调的社会交换并非上下级互动行为的唯一动因。
2.互惠原则的不同：人情法则还是公平法则
中西方在人际交换互惠原则上的差异可以追溯到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区别。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新教伦理强调对利益的精于计算，主张控制个人情感，以“冷静自制”提高工作成效，[41]表现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原则；[42]而讲究差序格局的儒教伦理则注重人际和谐、面子关系，[5]以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为特征。这种差异反映到组织内的上下级关系则表现为：西方较强调上下级关系中的理性因素；而在中国背景中关系的情感层面受到更多的重视。[4]若借助于黄光国的人情面子模型加以分析，西方的上下级关系属于工具性连带，遵循公平法则，这种关系的本质是普遍性和非个人性；而中国典型的上下级关系却是介于情感性连带与工具性连带之间的熟人连带，其交换原则是人情法则，交往本质则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43]
那么，生长于普遍主义、理性主义文化土壤的LMX理论，能否贴切地描述以“人情法则”为交换原则的典型的中国上下级关系呢？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1）上下级之间社会交换的发生范围。LMX所讨论的上下级交换仅限于工作范围之内，② 而中国人的泛家族主义使得工作组织中个体间的交换常跨越工作的边界而变得公私不分。例如，在华人组织中仁慈的领导对下属的关照不仅限于工作上的支持，也会扩及下属的私人生活，如为下属提供家庭问题的急难救助，甚至对交友与婚姻提供咨询等，而下属的感恩图报同样也未必一定体现在工作上的成绩。[44]显然，此类超越了工作界限的人情往来，并非LMX所能够描述的。[10，13，45]（2）对关系中工具/情感因素的重视程度。LMX以实际功用为指向，决定下属能否进入领导者圈内的条件主要是下属的能力和贡献，领导者区分圈内圈外的目的，是为了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更有生产力的下属身上，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团队绩效。而在中国情境中，决定下属能否成为领导者圈内人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必然是能力和贡献，更可能是感情和忠诚。[13]郑伯埙的员工归类理论讨论了华人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差异，他认为，华人领导者往往从下属的忠、亲、才来衡量其可否被视为自己人，其中的忠和亲相对更为重要，若无这两者，有才者被视为防范对象，无才者被视为边际人员，均为领导的圈外人。[46]（3）公平还是偏私。前已述及东西方文化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上的区别，具体到上司对待圈内外下属的方式，表现为公平和偏私的不同。Hui和Graen曾对比LMX与中国的上下级关系，指出LMX以任务为导向，对事不对人，规则面前人人平等。[45]根据LMX理论，圈内的下属虽然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和授权，但得到这些的前提是他应表现出突出的绩效和才干。然而，在特殊主义盛行的中国文化中，人们往往以不同标准对待与自己关系不同的人，领导者很可能存在群内偏私行为，为了人情、面子而放弃公正。[47]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情境中上下级人际关系的核心特征，可能存在于LMX理论所照亮的区域之外，使用LMX构念来研究中国人的上下级关系就如同“把某一个文化里所研究出来的规律作为一把量尺，放到其他文化中去探求其普遍性。”[44]因此，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情境的上下级关系构念和理论。除上述理论分析之外，已有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LMX在描述中国上下级关系上的片面性。
3.实证研究方面的证据
前已述及，目前LMX在中国的移植性实证研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印证了西方研究已取得的结论。然而，我们仅能由此得出LMX解释了中国上下级关系的某些现象，而不能认定中国上下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效应都能为LMX构念及其理论所解释。事实上，近十余年间已有学者致力于中国情境下的上下级关系SSG构念的实证研究，以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情境中上下级关系的内涵不能为LMX所替代，它对结果变量的变异可以提供独立于LMX的解释。
在质性研究方面，Han和Altman曾使用关键事件技术对来自中国北方和沿海城市企业中的277对上下级关系进行扎根调研，要求被试描述一件以上能体现“上下级关系”（SSG）的具体事例，并以语义群集分析法（Semiotic Cluster Analysis）对原始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所得的14个初级分类中，只有六个类别的隐含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体现了LMX的核心内涵——积极的互惠交换，此外八个类别中的六个体现了与LMX毫无关系的隐含意义——印象管理和不公平感。[12]由此可见，即便LMX与SSG存在交集，交集部分也只是构成了中国情境上下级关系的部分内涵。
在量化研究方面，Law等曾以来自天津各类企业的员工为被试，要求其罗列对与自己关系好的领导可能发生的行为表现，最终以有代表性的六种行为构成单维度的SSG问卷。研究以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了SSG与LMX在构念上的区分效度，发现两者分属不同因子。进一步研究还显示，SSG与LMX对主管的行政决策发挥着不同的影响效应，LMX对工作分配、绩效评价决策具有显著的预测力，而SSG能显著预测管理者对下属的奖金分配、职位晋升决策。这一结果说明，SSG与LMX的逻辑关联网络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证明了两者系不同的构念。[7]Chen等在2009年同样以中国员工为被试，用归纳法建立了三维度的SSG构念及测量工具，并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鉴别该三维SSG构念与LMX的区分效度，发现LMX系独立于SSG三个维度的第四个因子。Chen等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控制了LMX和其它变量之后，三维SSG构念仍能显著增加员工的情感承诺、离职倾向和程序公平感等变量可解释的变异。[13]
上述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显示，当研究者抛开西方构念LMX，以开放的问题寻求来自中国本土对上下级关系的描述时，都无一例外地建立了与LMX在内涵上存在显然差异的新构念。即便不同研究对SSG的界定有异，但被赋予不同含义的SSG都呈现出区别于LMX的内涵与预测效应。可见，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前文理论分析所得结论：LMX在描述中国情境下的上下级关系时贴切性不足，基于中国情境的上下级构念SSG值得研究者继续作深入探讨。
三、对当前文献中三种SSG构念的述评
从第一篇SSG文献问世至今的十余年间，涌现了多种对SSG构念的界定及相应的测量工具，这些不同的构念界定及测量不断地为后来的研究者用于各自的实证研究。在构念使用混杂的情况下，相关研究之间将缺少沟通和对话的平台，后继研究很难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接力传承。为避免这种混乱的局面，当前应对现有各种SSG构念界定进行述评，并探讨未来的构念研究方向。
现有文献中的几种SSG构念均“繁衍”③ 自社会心理学关于中国人人际关系的不同观点，理论承袭脉络见表1。由于“关系”包含多元的涵义，这一概念较为松散，学者们常以相同的术语表达不同的意涵。[44，48]这种混杂的现象也折射到SSG构念上，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三种差异较大的SSG构念界定。
1.上下级关系之“关系基础说”
SSG的关系基础说最早由Farh等人提出，[6]该观点沿袭Jacobs对关系的界定，将上下级关系界定为存在于上下级之间基于某种共同经历或共同属性的“特殊的连带”。[49]这一界定从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观点出发，强调关系的基础及基于既定关系基础的角色义务，通过考察上下级之间存在共有经历或共享属性的程度来测量上下级关系状态，比如，是否曾为同学、师生、邻居、同事、上下级，或是否为同宗、亲戚、同姓等等。Farh等人的研究显示，上下级之间如果是亲戚关系，或者曾为邻居，下属对上司的信任会更深。
在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中，从关系基础的角度来描述关系亲疏有其合理性。如果不深入观察某一特定关系，仅对不同关系进行横向比较，那么，关系基础是衡量关系状态的有效的切入点。然而，若用之以描述上下级这种特定的对偶关系，既定关系基础的视角则过于窄小。在上述Farh等的研究中，测量涉及的八种关系基础在560对上下级关系中的出现率仅在3.4％以下。
另外，以关系基础来界定SSG否定了上下级关系的可发展性。按照SSG“关系基础说”的逻辑，上下级关系是既定（Deterministic）的，而且是“有”或“无”的二分变量，那么上下级双方改变关系的可作为余地极小，这对于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7]同时，仅仅从关系基础来界定关系，似乎并未触及关系的核心，关系基础只是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并不等于关系本身，于是更多的学者又转从人际关系的性质和目的对其进行界定，如下文即将介绍的“关系工具说”和“情感说”。[50]
2.上下级关系之“工具交换说”
有的学者对关系的界定强调其工具性特征，如Fan认为，关系就是一种能持续交换利益的友谊，在这一关系中双方承诺给对方带来好处。[51]基于这种理解，有人认为，关系是帮助组织或个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获得竞争资源的资本；也有人认为，关系折射并助长了社会中的腐败现象。[50]
SSG的“工具交换说”沿袭了上述观点，比如，Law等将SSG界定为“双方为实现个人目标而建立的以工具目的为导向的人际关系”。[7]与此类似，Wong等认为，SSG是“存在于组织中的下属与其直接主管之间的基于相互利益和好处的社会连结。”[52]在高权力距离的中国文化中，人们在更大程度上默认上司的专断和独权，下属的资源分配往往由上司独立决定，在这种权力格局下，下属主动发起并与上司建立工具交换的关系是极有可能的。
然而，如果只强调上下级关系中功利和工具性的一面，就窄化了上下级关系的涵义。实际上，“工具交换说”更适合描述单纯为获得资源而建立的关系，譬如个人为找工作、[53]公司为获得稀缺资源而跟资源掌控者建立的关系。[54]在此类互动中，虽然有人情往来的润滑，但双方均明确交往中工具性交换的实质。然而，上下级关系与单纯为获得资源而建立的关系，在互动模式上存在差异，表现在：（1）上下级双方存在明确的角色地位之规范；（2）上下级之间一般有长期而频繁的互动。这些差别使得上下级不可能只为工具交换而互动，角色义务感和情感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动因。事实上，如Chen等人所指，Law等在构念界定的基础上发展的SSG测验项目已经混杂了工具性成分和情感性成分。[13]
3.上下级关系之“拟似家人说”
在影响甚广的黄氏人情面子模型中，工具性与情感性被视为人际关系的两种成分，根据两者所占比例不同，可将人际关系分为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其中，情感性关系对应的是家人或密友关系。[43]后来有研究者将情感性关系中的“家人连带”扩展为“拟似家人关系”，这一关系中的双方虽无血亲关系，却也重视情义，工具交换色彩较少。[55]儒家文化的泛家族主义使拟似家人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即便对陌生人，中国人也常以兄弟姐妹、叔叔阿姨此类用于亲人的称谓称呼之。
上下级关系的第三种界定即源自这种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观点。最近Chen等以归纳法实证研究提出，上下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家人，标志着双方的关系状态，评价上下级关系可以从感情的深厚性、私人生活卷入程度、下属对上司的服从性等方面进行。这一界定可以概括为“拟似家人说”。
相对前人对SSG的界定，“拟似家人说”突出强调了上下级关系中的情感成分。然而，在其内涵界定中很难找到工具性的踪影。虽然该结论出自归纳法实证研究，但从研究设计上看，Chen等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偏向于描述高质量的上下级关系，事实上，这样就屏蔽了在中低质量水平的上下级关系中最活跃的要素。
以上三种构念界定分别强调了基于既定关系基础的义务、工具交换以及拟家人情感等要素。应当肯定，这些要素在上下级关系中都是存在的，然而，都只强调了中国情境中上下级关系的某一方面，不足以描述全貌。
四、中国情境的上下级关系构念研究建议
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混杂的概念界定使得研究难以深入发展。就中国情境的上下级关系而言，为夯实研究基础，今后的研究重点应是在辨析、整合现有构念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更贴切情境的上下级关系构念。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和分析，本文对中国情境的上下级关系构念研究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加强基于中国情境的主位研究
前文已分析从主位进路研究上下级关系的必要性，然而，这一必要性在国内学界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当前国内对上下级关系的研究大多采用“移植西方理论…希望验证其普适性或对其进行微调的模式”，[56]已发表的主位研究文献均来自海外学者的贡献。国内有些学者认识到LMX在中国情境中的特殊性，试图通过引入调节变量来增加理论与现实的贴合度，[19]但终究未意识到中国上下级关系与LMX在人际互动哲学基础上的本质差异。近些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位差”、“角色义务”等中国上下级关系的独特因素，[56，57]但尚未见到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问世。在未来研究中，对中国情境中上下级关系的探讨应更多采用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58]的主位研究进路，以中国的价值体系、文化背景为依托，寻求理解中国人上下级关系的释义系统，才能增进在中国情境中贴切而有用的组织行为知识，才能切实为本土的管理实践服务。
2.建立整合的上下级关系本土构念
本文回顾的三种SSG构念均只论及中国情境中上下级关系的某个构面。以不完备的构念为基础的研究只能累积碎片化的理论，若要发展较为系统的上下级关系理论，必须建立能完整描述各种形态上下级关系的整合的构念。
正如前人的SSG构念均从社会心理学对中国人“关系”的研究文献中寻找理论根源，构建整合的SSG构念的一个思路是在“关系”理论中寻找具有整合性的母体理论。在新近的“关系”研究中，杨中芳的三维度人际关系构念既考虑到关系基础对人际互动的影响，也对交往的性质和目的有所考量，将前人对关系的主要观点整合于人际关系的三个维度之中，以之为理论基础可建立更为整合的SSG构念。[37]事实上，台湾学者姜定宇曾尝试以杨中芳的人际关系三维度构念描述组织内的领导—部属关系，[59]但由于该论文的关注焦点不在上下级关系构念，故对构念内涵的界定和描述着力不多，但姜定宇从较为整合的人际关系理论发展上下级关系构念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尝试。
3.发展上下级关系构念的多维度剖面模型与原型分类
在人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类型分类”（Categorical Approach）和“维度分类”（Dimension Approach）两种取向，[60]“类型说”在描述现象时具有生动性和整体性，“维度说”长于对现象进行精确的分解。基于前文对SSG多元内涵的分析，建立具有整合性的SSG构念适宜采用维度分类，尤其是多维度构念中的剖面模型（Profile Model）。在剖面模型中，构念由多个相关较弱的维度组成，不同维度展现了构念的不同侧面，构念的整体不是多个维度的代数加总，而体现为多个维度特征的各种组合。[61]这种多维度构念方式擅长描述复杂多元的现象，故以之建立中国情境中的上下级关系构念能更全面地揭示研究对象的丰富内涵。
此外，剖面模型的构念方式可以通过形成原型分类（Prototype Approach）从而兼顾类型分类和维度分类的优点。原型分类是指在维度分类的基础上形成类型，每种类型皆有维度支持。[60]对上下级关系构念而言，即是基于多个关系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成各种典型的上下级关系类型。对人际关系进行原型分类十分必要，因为剖面模型在以相对独立的多个维度展示现象各个侧面的同时，也在对整体现象进行肢解，可能因此损失了对维度相互作用产生的综合效应的描述。以黄光国的人情面子模型为例，如果把情感性和工具性视为独立的维度各自考察，那么最具有中国文化典型特征的情感与工具混合的熟人连带将消失在研究者的视线之外。鉴于此，以多维度剖面模型建立中国情境的上下级关系构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上下级关系的原型分类，可在分解出关键的关系要素的同时，兼顾要素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立体交叉地描述上下级关系这一内涵丰富的组织现象。
注释：
① 法历史学家梅因在其经典著作《古代法》中将社会关系分为身份关系和契约关系。契约关系产生于个人本位、平权自主的思想基础上，是一种基于自由合意产生的理性关系，[62]在这种自由选择的关系中，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身份关系典型存在于群体本位或家族本位的传统社会中，指一种与合意无关的基于角色地位的关系状态，个体权利、义务的分配取决于人们在家族等“特定团体”中具有的身份（贵族或平民、父或子、夫或妻等。[63]
② 对于LMX所讨论的社会交换是否仅限于工作范围曾有争议。[3]但总体来看，认同LMX仅限于工作领域交换的观点更有影响力。
③ 此处的“繁衍”指一种发展理论的方法，指研究者从其它领域的理论中借鉴某个或某些思想，将其应用到新领域中的现象上。[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