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阻力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阻力论文,课程改革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行至今日，人们的急躁心态已慢慢消退，开始进入冷静、审慎的理性思考阶段。人们发现，学校实践与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理念之间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许多教师的教学行为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出现向传统回归的倾向，改革所追求的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应然追求层面而非实然状态。由此看来，课程改革在现实的推进中还存在着一些阻力。尽管适当的阻力可以帮助改革者更加明智地选择改革的策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分析并化解这些阻力却是课程改革能否推向深入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试从文化角度对此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目前课程改革推进有所启示。
一、中国教育传统对课程改革的影响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教育传统。无论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如何，它们均弥散在教育的方方面面，渗透在教育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对人们发生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这其中必然存在许多与今天时代和价值追求不相符合的方面，形成了现实中对课程改革的阻力。这种弥漫在教育实践中因传统而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固化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代际之间不断传递着。当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给现实中的人们带来观念上的强烈冲击时，一方面，很多人出现心理上严重的不适，但囿于这种改革的压力，不得不在表面和形式上附和，而在内心和实际行为上却存有抵触情绪，仅仅将课程改革停留在口头上，并不支持课程的变革；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出于对教育现实的强烈反叛，虽从思想上完全接受了课程改革理念，然而在实践中却感到迷茫，不能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将观念转化成行为。
1.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传统影响了人们对课程管理放权的理解与行为
封建社会的历史持续的时间很长，四书、五经一直被作为主要的教材向人们提供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主要内容。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不断将教育中的这一集权化特征推向极致；至宋代，朱熹注的四书被定为统一的、正统的教材；明清采取的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紧紧束缚着广大师生的思想和行为。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管理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和限制了各种学校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其丧失了主体精神。时至近代，教育包括课程领域的这种中央集权特征在欧风美雨的冲洒下虽有松动，但并未从根本上有所撼动。建国以后，教育领域仍然采用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以至于在课程领域，在国家课程与学校的关系上，学校只有执行；在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上，教师只有听命。作为与国家、学校相对应的学校、教师一方，基本上没有任何编制和选择课程的权利。这种过于强调统一性、严肃性的课程不仅忽略了课程应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造成了学校和教师的被动和依赖心理。三级课程管理政策的提出，标志着课程权限的下放。面对突如其来的课程选择权、管理权、编制权，许多学校及教师对自己在这种新政策下的责任义务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作为，在实践中陷入迷茫。行政政策上的赋权和现实实践中权利行使之间形成的巨大的落差，客观上成为改革的阻力。
2.传统的精英化价值取向妨碍了课改中面向每一个学生的目标实现
在中国，教育制度除承担教育功能之外，还一直担负着选拔职能，通过层级的教育将少数优秀的学生筛选出来。课程也一直采用这种精英化的价值取向，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也就忽略甚至牺牲了大部分学生的发展，以换取少数学生的成功。整个评价机制也将此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导致学校和教师将自身的价值仅仅维系于此。“面向精英”成为学校、教师内在追求的核心精神，规范、制约着学校中的每一项活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口号，试图引导人们从关注少数“精英”转向关注接受教育的每一位学生。然而，改革绝非仅是一种新理念的提出，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理念渗透到人们的行为实践，成为自身行为的一种约束力量。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教师原有的惯常化教学行为、依然如故的学校评价制度、外在于学校的选拔制度、有限的教育资源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制约和限制着这种取向从理念到现实的践行，形成了推进改革所不得不面对的阻力。
3.师道尊严所体现的严格等级制与师生平等的背离阻碍着人格平等的真正实现
在我国，“教师中心论”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我国古代也有“当仁不让于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论述，但这些观点从来也没有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占据上风，倒是从三纲五常推演至师生关系上的“师为生纲”成为主流，并逐步演化为一种教育习俗，潜移默化地对人发生着持久的作用。在这种师生关系中，教师之于学生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学生服从教师天经地义，正所谓“师严然后道尊”。当课程改革倡导的师生平等不断冲击着教师现实的生活方式时，许多教师一方面由于自身权威受到挑战产生情绪和心理上的不适和反感；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也往往由于担心自身对学生的压制而走向另一极端，即从“师为生纲”走向“生为师纲”。面对学生的错误见解和认识，教师害怕伤害学生的自尊和压制学生的积极性不敢指正，从课堂教学中固有的教师话语霸权走向教师“失语”，造成了教师主体的空场，使得原本含有规范和引导涵义的教育丧失了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无论是对师道尊严的依恋还是对学生的放任都不利于师生平等的真正实现。
二、现实教师文化对课程改革的阻滞
文化意味着一种生活的样式。一种特定的文化一旦生成，就会成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自觉不自觉地普遍遵循、赖以安身立命的依托，不得不在特定文化所包含的习俗、观念、信仰、规则等调节下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是由文化产生并由文化左右。当然，人也并非完全被动，也能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要建立在人对自身文化自觉地否定的基础上才能实践，否则，人只能处于客体地位。
课程改革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变革，也是对成长和成熟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原有教师文化的改革，更是对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位教师的生活样式的挑战与解构。在新型文化面前，固有的教师文化或者教师生活的样态在很多方面就不自主地充当着阻滞者的角色。
1.教师生活的重复性影响了教师对自身的改造和超越
对教师而言，周期性、循环性、相似性的生活构成了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正如科西克指出的，教师“在日常中运演着两种可替代性和替换。日常中的每一天都可以换为相应的另一天……同时，每一给定日常主体都可以为另一任何主体所替换。”[1] 由于人的活动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种最大经济化原则，这种重复性的生活便形成教师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经验，同时也使得教师的经验不经任何的改变就足以应付职业生涯。因此，教师在学校中的活动就表现为一种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主的自在的活动方式，形成了一种经验化的行为方式并支配着自身的教育行为。这种重复性、经验化的文化可以带来人活动的经济化和高效率，但同时也降低了教师对学校生活新异性的体验，并可能导致对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压抑。同时这种自在的生活方式由于缺乏理性的反思性批判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稳定性。当课程改革追求一种文化的变革，对惯常的教师文化和生活方式形成挑战时，这种生活方式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一种阻碍新生活方式形成的力量，影响着课程改革在学校教师层面的实现。
2.教师专业生活的封闭性加重了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迷茫
课程改革意味着教师生活方式的变革，也意味着教师需要从另外一种角度和方式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当变革要求教师以不同于他们以往教育和体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时，教师更能体验到自身力量的微薄，更希望得到外在的支持和帮助，如与同事们交流困惑、分享经验，共同面对和化解由于改革而带来的对自身生活的挑战。然而，传统学校生活中教师与教师之间相互间的专业交流却十分缺乏。在大部分工作时间里，每个教师都相对封闭，教师们虽然在一起但彼此间的联系却很少。在大部分时间里，教师个体独自在教室里处理自己的问题，品味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很少从同事那里获得对自己表现的有价值的评价和建设性的批评。相反，任何对教室内工作的干预往往都会遇到教师强烈的抵制。“事实上，在许多学校里，存在一条隐性规则，即教室是教师的领地，其他人不得侵入。”[2] 这种封闭的专业生活将每一位教师与同事间的专业互动摒弃在自身的专业发展之外，使得教师个体在生活变革中感到孤单无依，常常陷入实践中的迷茫。
3.教师生活的被动性阻碍了教师对课程改革的积极参与
“革新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全体教师的态度”。[3] 教师也只有以变革的姿态做好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技术准备、行动准备并找到在变革中的成长路径，才能够投身于变革并推进变革的发展。所以，课程改革离不开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与积极的参与和实践。新的课程改革是一种主体参与式的改革，它同传统的课程实践中教师主体的缺失和学生主体的空场截然不同。它要求教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巨大投入，要求教师做出合理的课程决策，要求教师不断超越现有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中逐步成长。然而，现实中由于未形成起一种超越教师自我评判的价值维度，教师自我工作及对自我工作的评价所依靠的是对外在力量的顺从、执行，教师仍处在一种被动的生存状态，这就使教师增加了自己被他人支配的危险性，也使得教师难以积极主动地投身到课程改革中，更不会在改革中有大的作为。正如教师的教育经历不会主动地转化为教师的教育经验一样，教师也只有在课程改革中主动解决问题，通过批判性的反思与审视，在与众多的对话者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够将自身的教育经历从具体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和丰富的教育表象中梳理出来，生成教育经验；在经验的反复拷问与申辩中练就智慧，真正成为推动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
三、课程改革文化阻力的化解
以上两个方面实际上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的问题，传统的一种无言的文化背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教师。这种传统的变更需要持久的观念交锋和不断的文化沉淀。教师生活方式的变换相对教育传统而言需要的时间短，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革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要转换成每一教师个体熟悉、理解、认同并打算力行的观念，也同样需要一个非常困难的磨合和内化的过程，需要外在于教师自身的文化启蒙和观念的宣传，需要有效的制度为教师文化转型提供相应的保证。
1.以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文化启蒙推进课程改革全体参与者的价值认同
从文化变革的角度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意味着对旧文化的反动和新文化的构建。文化变革往往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旧文化自身内部新文化因素的出现导致了价值冲突和文化结构失衡而致使的变革；另一种则是由于外部新事物的刺激而引起了与原有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自身文化结构的改变。可以说，价值认同起源于价值的冲突，文化的变革导源于文化结构的失衡。但无论从哪种角度而言，这种在文化结构上追求新平衡和新价值的认同，只有在期望改革的全体成员中达到相当的程度和规模时才有可能。
作为一种新文化的构建过程，课程改革需要教育界全体成员共同不懈的努力和参与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从参与者的专业生活方式和在课程改革中承担职责和任务的不同出发，我们可以将他们相对地分为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由于其专业生活方式的特征更易于理性地批判现实，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而在课程改革中承担起文化启蒙者、改革的设计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在课程改革之前和初期发挥着促进者的作用。实践工作者则是改革的具体实施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倡导的课程权力的下放、精英价值取向的改变、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以及评价观的转变等等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取向，对原有的教育传统和教师的惯常行为方式形成挑战。由于实践者——主要是教师——生活的重复性、封闭性和被动性等特征，这种新观念的被接受并转化为他们自身行为的先导，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时间的文化启蒙和理论宣传，在持续不断的刺激中实现实践工作者对所倡导观念的群体认同。
新价值观是在对传统观念反思和批判中形成的。因此作为理论工作者，必须从文化自觉和担负的历史使命出发，深刻地批判现实和构建新的愿景，引导实践者走出自在的文化状态，成为课程改革的有力促动者和践行者。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并非意味着理论工作者要成为课程改革的吹鼓手，成为政府和合法权威的代言人，而是指从对课程改革和教育现实的理性思考和审视出发，从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实现对实践工作者的思想启蒙，在引导教育内部全体成员认同新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推动全体社会成员观念的转变乃至文化传统的渐次改变。而作为实践工作者，也必须从原有的唯上和迷信权威中走向理性的选择，在对课程改革利弊得失的理性思考中进行自己的选择，在不断的文化启蒙中实现自身观念和行为的艰难转变。
2.构建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合作制度，促进教师生活方式转换
课程改革力图构建和形成的是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不仅要求人们对教育的理解发生变化，也要求行为的相应改变。所以，课程改革绝非是一次事件，而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充满痛苦的过程。对于课程实施而言，它需要改变的是教师自在的、惯常的、模式化了的生活样式，构建起一种与课程改革相适应的理性自觉的、合作的、充满活力的新文化，实现生活方式的真正转换。对教师个体而言，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建立往往需要来自外部专家和内部群体的全力推动，需要合理有效的制度提供各种形式和途径才能顺利实现。
建立持续有效的现场指导和后期培训制度，实现专家和教师的合作。课程改革行进至今日，各类培训已经门可罗雀，与课程改革之初铺天盖地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在热闹非凡的前期培训中，我们见惯的也无非是解释几个新概念，分析几个新名词，以及国外如何、现实应如何等应然的诉说。这样的培训在当时也许能够激发教师对改革的向往和参与改革的热情，但当教师回到学校、回到课堂的现实生活时，仍然感到茫然与无助。所以这种培训并没有真正发挥对教师的指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课程改革的理解，只能是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命令”。命令并非一定是消极的，但“命令只有与持续的对话交流、持久的培训、现场指导、给实施以充足的时间等一系列行为相结合时，才能够较好地运作”，[4] 充分发挥其指导功能。与启动课程改革相比，课程实施过程充满了更多的困难险阻，也更容易变成改革搁浅的暗礁。为此，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必须建立有效的现场指导和后期培训制度，使教师在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随时或阶段性地得到排解，避免教师因新尝试的无效而重新复归旧有的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理论工作者尤其是课改专家必须改变传统的坐而论道的指导方式，深入一线，扎根学校和课堂，与教师一起会诊改革中出现的难题，从不同的角度提供问题解决的策略。在持续不断的问题解决过程中，专家们也应在实践中验证、修正并升华理论，使之能真正指导实践。作为主要实践工作者的教师，则应从中变革实践，升华智慧，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转换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成长为理性的实践者，有效地推动课程改革向前发展。
建立常规有效的教研制度，实现教师之间的合作。就教师而言，理念上的文化启蒙、与专家的合作尽管伴随于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的时时刻刻，但不可能是完全不间断的。为此，真正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新文化的形成更需要教师群体自身不懈的努力。这就需要在教育机构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教研制度，通过教研组、教育沙龙、教育论坛等多种形式，促使教师打破原来“鸡蛋筐”式的交往方式，引导教师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各自为政走向合作，在自己的专业共同体中交流困惑、分享经验，实现彼此间的资源共享、互惠互利，通过彼此间专业生活的观照、批评、建议，共同迎接由改革带来的挑战，在不断地化解困惑与迷茫中走向自觉的生活，共同促进课程改革的顺利开展。要真正发挥教师群体之间的合作教研制度的有效性，还必须摒弃随声附和、盲目从众、迷信权威或一味迁就等各种心理，克服各种流于形式的合作现象，同时应鼓励、保护和尊重教师的个人创见，在求同存异中丰富教师的思想生活，因为缺乏对教师个人创见的保护和尊重，合作也多半是形式而非内容。
3.促使教师借助各种途径与平台，在主动参与中实现专业发展
“文化是通过成千上万的小形式发生变化，不是通过董事会发布的引人注目的通知”。[5] 教师文化的改变不可能仅仅通过教师自身的外部力量实现，它更需要借助教师个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达成。然而正如加拿大著名课程专家大卫·杰弗里·史密斯指出：很多课程改革“在制定其教育决策的时候，很少考虑教师的经验。教师只不过是些公仆，其职责是将别人作出的决定付诸行动”，[6] 这种远离教师生活经验的改革，“教师的利益和意见在学校发展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教师的参与是一种被动参与”。[7] 仅仅是因为被卷入改革而导致的被动参与，无法从根本上激发教师的热情，引导教师主动参与改革。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证明，教师的积极主动地参与是课程改革成功的保证。这就需要国家和学校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使教师借助这种制度、途径和平台主动参与到课程改革中来，在改革实践中完成自身生活方式的转换。
教师的生活理想、生命价值与生活质量是通过教师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生涯来承载和体现的。在以人为本，注重个人生命尊严和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社会中，没有人会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仅仅维系于外在于自身的各种活动。教师个体也只有在课程改革中获得充分的专业发展，其在课程改革中的投入和活动才会被视为有意义和价值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教师在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过程中主动投身改革，并在其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