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农业的增长与发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现代农业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农业，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古老的基本产业。延续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农业的发展状况，常常被认为与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密切关系。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至今依然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感到困扰。很多经济学家都曾为研究这个问题花费了极大的精力。
一般的看法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有这样一个界线，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达到可以用较少的农业劳动者从事生产，就能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农产品，不仅充分满足国内全社会粮食消费之外的需求，还可以大批出口国外。这就是除满足生产者自身消费的之外所谓“剩余农产品”问题，人们总是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条件和标志。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把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地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就把这种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称之为“现代农业”。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则仍然处于这个发展界线之下，甚至仍然沿袭着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大量人口被滞留在农业领域从事着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简单劳动，而且向社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还十分有限。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传统农业”。
对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划分，本来是以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技术手段应用的水平、程度和范围来确定的。凡是大量应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有较发达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其他高技术配套产业的密切配合，这就是现代农业；如果继续使用常规的生产技术手段，主要还是人畜耕作、人工收种、人背马驮、靠天吃饭等，则是传统农业。有时，虽部分采用了一些现代技术或实用技术，包括使用一些农业机械、水利设施、化肥农药等，但它并未使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局面改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很有限，大量劳动力仍被束缚在土地上，还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那就仍然属于“传统农业”的范畴。
显然，要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发展问题。世界各国都曾在农业方面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比如在土地制度、生产组织、农机推广、土壤改良、水利建设、籽种培育，以及化肥农药、耕作技术、经营方式等方面，都开展过大量的工作。这些努力也都分别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对于实现从传统农业转变到现代农业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有些方面是成功的，而大多数的努力除了使农业产量有一定的变化外，并没有对整个进程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借用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划分的提法，舍弃它在“发展”与“增长”概念中某些特定含义和因果关系的定论，也把上述情况比喻为农业发展与农业增长问题：凡是能够实现使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我们就称之为“农业发展”；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变，仅只是引起农业生产某些方面局部变化的，就只属于“农业增长”。当然，农业增长与农业发展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农业发展必然也会反映出增长的效果，但我们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却常常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尽管农业生产已经有很大变化，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却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上没有走出困境。
在中国，伴随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产品价格的改革，购销体制的变化，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农村市场的扩张，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迅速调动起来，从而使中国的农业生产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中国农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本身，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也提示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来探讨农业的发展与增长问题，中国的经验显然是极有意义的。
中国作为一个耕地资源紧缺的人口大国，要解决农业问题本来就已十分困难，而且它还一度面临耕地减少的趋势，使问题更为严峻。1992年全国耕地面积比1957年下降14.5%，而同期全国人口则增长了81.2%，人均占有耕地也从2.6亩下降到1.2亩。面对这种情况，全国人民硬是通过各种努力，还是使粮食生产获得了逐步增长，特别是农村改革后，更使局面有了可喜的变化。从1957年到1992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1.71%，而粮食产量年平均递增2.4%，其中，从1979年实行改革后的14年，粮食的年增长幅度达到2.7%，尤其是前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已高达5%，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使全国总产量增长了三分之一，从3亿吨的水平一下就跃上了4亿吨的台阶。其他农产品，如棉花、油料、糖料、猪牛羊肉、水果等，也都增长了一倍以上。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使自己的谷物、棉花、花生、油菜籽、猪牛羊肉的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
应当看到，中国农业虽然取得了这些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上说，特别是以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在广大农村所从事的生产来说，它仍属于传统农业的范畴。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耕作方式，人力畜力使用还比较普遍，在极端情况下，少数地区甚至还存在烧荒、撂荒、轮歇等较为原始的耕作方式，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农业机械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很多地区的应用虽然是有效的，但它在农业中的进入范围和作用程度，还远未达到根本扭转劳动生产率低下状态的目标。即使是实行农村改革后，所通行的仍然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也没有跳出传统农业方式的范畴。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出现的增长，从总体上来看，主要还是传统农业方式下的增长行为，虽然要实现这种增长并不是很容易的，它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它还是证实了，把一种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方式与有效的生产增长如此成功地连结起来，甚至达到大体适应这个人口大国需求的程度，在客观上是可能的。它说明，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同样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增长潜力。
可是，这样增长有限度吗？要在有限的耕地上保持粮食的增长，这肯定与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关，但单产提高的潜力会有多大呢，这种增产势头的前景将会如何呢？有的人根据农村改革后出现的新局面，认为这些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是源自于过去已经具备的生产能力在改革政策作用下的释放效应，因而表示担心，在这种生产力释放效应完毕之后，中国农业还会增长吗？也有人根据如此悬殊的耕地与人口比例，早就断言中国的农业增长已经到了极限。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个中国的粮食生产情况。四十多年来，中国曾出现过几次粮食增长的高峰：五十年代初，在连续九年增长的基础上，1958年粮食产量首次跨上2亿吨台阶；七十年代后期，在连续两年分别以2200和2700万吨的数量增长后，于1979年又跨过了3亿吨台阶，达到3.3亿吨的水平；到八十年代初，又在连续三年以每年2000～3000多万吨数量增长后，于1984年再度跨上4亿吨台阶，达到4.07亿吨的水平；之后是1990年，又是在连续两年以1300和3900万吨速度增长后，达到了4.46亿吨的高峰。以上几次产量高峰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高峰出现的年限逐步缩短，从2亿吨到3亿吨用了20年，从3亿吨到4亿吨只用了6年。而且，后三次高峰都是在实行农村改革之后，它与中国农业正在出现的深刻变化有关；二是每次高峰之前都有连续几年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社会具有很强的增长渴求；三是每次达到增长高峰后，紧接着在第二年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产量下跌。第一次下跌15%，第二次下跌3.5%，第三次下跌6.9%，第四次下跌2.5%。每次下跌产量都在一千万至三千万吨，且都要经过若干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产量水平。第一次用了八年的时间才恢复，第二次是用了三年，第三次用了五年，第四次已经过了两年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四是在后两次达到高峰后，立刻就产生了遍及全国范围的农民卖粮难问题，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仓库胀满、粮食积压、无处调运，以及粮价跌落的情况，接着就是第二年的产量猛跌。
上述增长与下跌的情况，很难说成是由人们主观上的高明或失误所致，因而也有人想把这种波动归咎于自然因素，认为是气候周期或自然灾害引起了这种变化。可是，前后几次高峰的周期性并不明显，特别是后面几次的变化，也并没有出现席卷全国的自然灾害。而且，在人类抗灾能力日益增强的今天，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因而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度，竟然可以在绝大多数地区同步出现粮食的增长和下跌，这恐怕仅用自然因素变化的原因是很难作出解释的。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农业也可以实现粮食的增长，哪怕耕地下降也没有挡住这种增长。现在我们又看到，这种增长在达到某种限度时，总会遭遇到一种强制的力量使它又回落下来，这种回落也是难以阻挡的，从而使人们期望着要走出困境的持续增长又中断了。它向我们说明，这种增长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是有限度的。只要是在这个限度范围内，所有的增长手段，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政策调整或资金投入，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可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这些手段措施的效用也会象粮食产量的增长一样，受到强烈的遏制，很难再照常施展威力。为此，我们还需要对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内在作用机制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从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显然是一个生产力发展及其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仅农业的发展机制与农业的增长机制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传统农业条件下的增长机制与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增长机制也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本身的运行机制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强调这些区别可以使我们对一个按照一般意义来理解的哲学观点保持清醒的认识，这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从传统农业转变到现代农业定义为质的变化，而把传统农业条件下的农业增长看作量变，以为这种量变的增长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自然地转向实现现代农业的质变，我们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事实上，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农业增长总是被局限在所属的范围内发生。传统农业的增长之所以不会转化为现代农业的增长，是由于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而现代农业的实现是由多种条件促成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新型的高效农业增长，往往并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但这个事实却通常被严重地忽视了，人们总是把农业增长视同为农业发展，并尽力去追求这种增长，以为这就是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途径。可是，这种结局却并没有出现，中国过去是一个自然经济结构最牢固、历时最长久的国家，因而传统农业及其增长积累也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历史。可它却一直也没有因此而向现代农业迈出过什么实质性的步伐。
农业，作为为人类生存提供基本消费资料的产业，它的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由人口变化形成的需求状况，一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是，人们常常只注意到怎样去努力增加农业的产量，指望着它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他们把农业生产和人口生产看作是两个各自孤立的过程，认为农业生产只是在提供了产品，也就是在“事后”才对人口生产过程发挥作用。可是，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生产和消费方式下，当他们发现生产的不断增长往往都被人口的增长吞噬了，便又开始抱怨人口的过快增长，甚至提出所谓消费资料只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著名论断，并主张以抑制人口增长的办法反过来去适应消费资料的增长。而且，这种考虑已经日益被有关国家的政策所吸收。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传统农业增长的量变不能跨过人口增长的界限，因而就很难质变到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去。于是，人们又把注意力纷纷转向人口问题。
人口的确增长得太快了。特别是在人口基数加大后，这种增长更为猛烈。然而，人口为什么要这样增长呢？人类的生存繁衍如果确实具有一种“几何级数”的扩张效应，应该说这种现象在各处都是一样的。可是，世界各国人口的情况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1993年度世界人口状况》称：从1987年7月11日世界人口达到50亿起，到1993年7月11日又达到了55.7亿。而在新增人口中，发展中国家的新增人口占了95%。目前，在每年新增人口中，亚洲国家就占60%，预计到2025年，非洲人口也将从现在的7亿增加到16亿。
上述资料表明，越是发达的国家，其现代农业的水平也比较高，但人口增长率反而较低。可越是传统农业盛行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反而越高。1949年，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率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的绝对值还不算太大，而在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后，到了1987年，这个绝对值与原来的差距反而扩大了整整一倍。我们还可以从日本的情况来看一下这种变化。日本也是一个人口众多，因而人口增长基础较为显著的国家。1949年，当它还处在战后恢复时期，经济还不算十分发达的时候，其人口增长率却相对较高。可就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并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它的人口增长率反而出现从8.8‰到4.9‰的下降趋势。这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正好相反。1949年印尼人口比日本还少8.3%，人口增长率也低于日本，可到1987年时，它的人口已经比日本还多39.4%，人口增长率也比日本高12.8个千分点。
把上面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集中到一起，也许反而倒把问题的焦点和根源暴露出来了。这些问题涉及到三个最为相关的因素：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问题的解答。
还是以中国的情况来进行分析。从1949年到1992年，中国人口从5.4亿增加到11.7亿，增加了1.16倍，年均递增18.1‰。中国是一个耕地资源十分紧缺的国家，这样的人口增长已经使有限的耕地负担更加沉重，可是耕地面积仍然在逐步减少。1957年全国还有耕地16.8亿亩，到1991年已减到14.3亿亩，每年大约平均减少0.5%，与人口增长呈反向变化。耕地的下降显然会对粮食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反而又是逐步增长的。1992年全国粮食产量4.4亿吨，比1949年1.1亿吨增长了3倍，年平均增长3.2%。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可上述情况说明，不管耕地是增加还是减少，粮食都必须增长，因为它必须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这样，在人口、耕地和粮食这三个因素中，本来的关系应当是耕地→粮食→人口的联动形式，现在只是粮食与人口有相同的运动，耕地则出现逆向变化而脱离了关系式。粮食与耕地的这种天然联系反而不如粮食与人口的关系那么密切了。据对若干年资料进行的测算，中国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之间增减变化的相关系数，已达到了0.9819的高度。人口增加，粮食产量也增加，粮食增长，人口也会随之增长，这种关系竟然连耕地减少都没有能把它改变，可见二者联系是何等紧密。
人口增长了，对土地的其他用途也会随之扩大，从而导致挤占耕地，使耕地减少。但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加大，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去提高耕地的产出率，实现粮食产量的提高。因而可以说这种粮食增长是被人口压力逼出来的。所以，尽管耕地减少，只要人口增加，粮食产量也会增加。这种关系还是容易理解的。
可是反过来的情况：粮食增长，人口也随之增长，这又作何解释呢？
如前所述，为了满足需求的扩大，人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去实现粮食的增长。要达到这个目的，一般来说就必须增加投入，这种投入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资金、物资、技术等物质力量的“硬件”投入，也包括政策调整方面的“软件”投入；既有政府方面组织的投入，也有由生产者自己安排的投入。概括而言，无非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这些投入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都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大量增加。可是，由于传统农业的生产主要是满足生产者自身的消费，缺乏足够的积累，因而这些新增的物质投入，往往会超过生产者可以支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由国家来安排一部分较大的工程项目投入外，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在所有这些实现增产的投入要素中，他们能够办到，又可以见效，也最容易偏向的选择，莫过于增加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直接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了。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中，有一种忽略劳动成本核算的倾向。自然经济时期，劳动力还没有被当作商品，因而也缺乏劳动力价格的衡量标准。由劳动力所支付的活劳动对于生产者来说，似乎是无所费的。加上劳动力资源的充溢和过剩，劳动力的形成和取得也变得十分简便。此外，传统农业本身也是一种劳动密集程度很高的产业，它没有很多复杂机械和生产技术的操作，因而对劳动力挑选的尺度很宽，对简单劳动有很强的吸纳能力。继续增加劳动力的投入，本身就与这种劳动密集型生产具有天然的相溶性。这就使一般农户很容易就倾向这种选择而放弃其他那些较难实现的投入手段。于是，增加劳动力投入便成为生产者增加产量最现实也是最主要的手段。在现实生活中，农户们一般也是以拥有多少个强壮劳动力来作为自己经济实力地位的象征，以至对生育男孩也普遍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更加充分地反映出生产者对劳动力增长的自觉追求，而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要通过人口自身的增长来实现，从而也就推动了人口的增长。
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为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需要增加粮食产量，而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却又使问题转回到人口增长上来。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客观事实，而它正是一种由传统农业条件所促成的自发的作用机制。
从1952年到1988年，中国的农民累计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为21.5亿吨，仅占同期粮食产量的22.9%。农村改革后，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1988年，农村中整个工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已达到68.8%，但其中的粮食商品率也只是30.4%，比三十六年前的1957年只提高了10.1个百分点。同样，按全部农业总产值计算，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1988年只比1957年提高74%，每年平均只增长了1.8%。如果以生产的粮食实物来计算则更低，1988年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生产粮食1232公斤，只比1957年的1031公斤增长19.5%，平均每年只增长0.58%。而中国的人口则是以18.1‰的速度在增长。那么多的人口保持着这样的增长速度，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况且，由于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不高，食物消费的需求还很旺盛，现在全国的恩格尔系数仍为59.6%，其中，农村则达到62%，这对粮食生产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压力。如果再算上畜牧业和工业等其它方面用粮水平的增长，需求更为强烈。因此，全国的粮食生产长期都是处于趋紧局面，而且主要反映在生产者自身消费紧缺上。一些地方的粮食还不能自给，有些地方还存在着贫困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现象：生产者并不是在已经满足了个人消费的前提下又去追求新的粮食增长，而是在为了弥补自己消费短缺的趋使下来增加生产的。这种生产动机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必然的行为。否则生产者自身的消费就不能保证，再生产就无法进行，生产过程就会中断。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冲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必须不断地扩大社会商品粮供给。可见，这种对粮食增长的需求是刚性的，整个社会将会自发地推动各种调节机能，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地去确保这种增长。其中，一方面是由政府安排的投入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生产者增加的劳动力投入。这里还应当指出，在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投入甚至是使其他投入发挥效率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在上述两种投入中，劳动力投入还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般来说它不易被其它投入所取代。此外，由于生产者只能提供有限的粮食商品量，投入新的劳动力后，还必须以大部分劳动产品供给自己消费，只有在满足这个比例的前提下才可能相应地扩大社会商品粮食的供给，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重新趋于平衡。但是，社会人口却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经历了一轮新的增长。这个过程以解决人口压力而开端，最后又以增加人口压力而告终。它把对粮食增长的追求传化成了人口的增长，使问题又循环回到了原点，从而使人口总量不停顿地膨胀起来。这就是传统农业运行特有的增长机制，它使人口增长变成了农业增长的基本条件，农业越是增长，就越是刺激人口增长。
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单靠科技手段来实现的增产是有限的，因此，即便在新增产量中有三分之一是依靠科技等手段的应用取得的，那它对人口增长的需求仍将维持在三分之二的高水平上。人口增长后，社会经济规模随之扩大，不仅新增农业人口自身的粮食需求又将进入刚性，扩大了的经济规模对农业商品粮的需求度也会相应增加，从而又要进一步刺激人口新一轮的增长。如果再把因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农业减少因素计算在内，这种刺激作用还会更加强烈。
三
以上分析表明，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的农业增长，不仅伴随着严重的人口问题，而且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或者说它反而阻碍了科学技术作用的彻底发挥，因而它不可能顺利地过渡到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所以，这种农业增长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毫无疑问，要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从而把一般性的农业增长转变到真正的农业发展的轨道上来，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彻底摆脱大量依赖劳动力投入的传统农业增长机制。
现代农业，当然是以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通过发展较高水平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良种化，包括航空作业、遥感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并采用人工气候装置、自动灌溉系统、信息监控系统和现代生物工程，以及科学化的栽培技术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实现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的大生产，等等，从而彻底改变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在实践中，当我们仍然处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的时候，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因而要全面推行这一套现代科学技术是很困难的。这就使农业对科技的应用常常处于一种人为的被动局面，推广的代价与取得的效果也往往不成比例。所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直接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就可以一步跨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因为它必须首先解决一个机制转换问题。只有在实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机制转变后，现代科学技术才可能大范围地进入农业生产，并充分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不过是现代农业的主要标志和内容，而不是构成使传统农业转变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原因。因此，我们这里暂不讨论现代农业的科技问题，仅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即农业发展的机制问题，按照前面分析的思路，进一步提出如下界说。
首先，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在没有达到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前，是无法实现现代农业的。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客观的，它必须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力来确定，而不仅仅是由某个行业和产业的发展水平就可以决定的。只有生产力全面发展了，不仅农业中的科技应用和劳动生产率大大增强，而且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提高，从而各行各业，包括农村非农产业都得到充分发展，这就可以在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越的经济环境的同时，又使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来，才会使现代农业的发展成为可能。
其次，现代农业虽然包含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但它的发展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应用问题。由于运行机制完全不同，在传统农业运行机制的作用范围内，农业增长是迫不得已的，增长幅度也是有限的，它并不会引向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仅仅是对这样的农业增长发挥促进作用的科学技术应用，即便是很“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具有现代农业发展的意义。
第三，现代农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主要表现在它的生产过程不再是以手工劳动为主，大量的体力劳动已被现代农业机械和各种技术手段所取代，因而其产品中的活劳动含量大幅度下降，以极少的劳动力投入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从而使大量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并摆脱原来那种农业产量对劳动力数量的依存关系。这就形成在劳动力应用上两种相反的取向，传统农业的要求是越多越好，现代农业则要求相对地越少越好。这是二者的一个根本区别。
第四，现代农业所导致的增长行为，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每个劳动者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产品，而不是象传统农业那样，表现为农产品总量上的刚性增长。由于受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土地面积的制约下，虽然短时期内，现代农业在产品总量上的变化幅度可能是不明显的。不过，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业生产就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进入一个无限的增长领域，而不象传统农业那样只是一种以人口增长为条件的有限增长。同时，它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农业产品总量的可控性，使它从传统农业条件下的强制增长局面转变为可以更加自由和主动地进行调控。而且，在实现了大批农业人口的转移后，农村中自给性消费增长的压力随之缓解，再加上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农产品多样化和人们食物结构的改变，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对粮食总量增长的刚性需求。因此，现代农业发展在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方面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它在粮食总量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第五，我们还发现，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带根本性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就是它把传统农业中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循环推进的死结打破了，从而使人口增长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后，生产者不再是为了满足个人消费而生产。再加上专业化生产程度的提高，使生产者既不可能完全或大部分消费掉自己的产品，也不可能只凭这种单一产品的消费就维持生存，而必须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回自己所需的全部生活消费品。于是，他的生产和消费就脱离开来。这样，由于生产者不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也就不再以消费者的数量为界限。而生产者为了满足更多方面的消费需求，就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自觉地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可能减少活劳动投入，以求更多地增加生产。从而就使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从增加型转变为压缩型。这时，人口增长才总算是摆脱了农业增长需求的压迫，从强制增长局面重新回复到平衡增长的自然状态，甚至是抑制增长状态。由此可见，现代农业的发展将对解决世界性的人口问题作出重大贡献，因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最后，我们已经注意到，从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是与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相伴随，并且是以这种变化过渡为条件的。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小农的生产与消费都以实物形态出现，并统一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一旦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并实行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大生产，就必然要突破这种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关系。它一方面使生产突破生产者自身消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使消费不再局限于自己生产的单一产品，这就把生产与消费从有限的范围和统一的空间分离开来。从而就使消费空间的单独扩张成为可能，由此又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而这种分离和扩张，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过程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形成农产品和消费资料的大范围转移和自由流动，生产者才有可能将已经大量增加的农产品交换到别的地方，提供作为别人的消费，然后再换回自己所需的各种消费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使产品变成了商品，也使生产和消费从实物形态转向价值形态。这时，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就转变成商品生产或价值生产的过程。人们为了得到更多和更好的消费，就需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因而，生产和消费的扩张也就表现为一个价值追求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使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和扩张加速进行，从而又对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发展提出强烈的需求，这才使现代农业的发展变为现实。
标签：农业论文; 现代农业论文; 传统农业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三农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农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