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修到林建国：马华文学史的几种读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法论文,几种论文,文学史论文,方修到论文,林建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2)1-0049-06
马华文学历史悠久，早在中国五四新文学发生之际，马华新文学就已经萌芽。据文学 史家方修先生的考证，马华新文学源起于1919年星洲创办的《新国民日报》的文学副刊 ，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如此漫长悠久的文学史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自马 华文学史的拓荒者方修到晚近重写文学史的旅台学者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等，80多 年的马华文学史已有了多种读法。尽管这几种读法与马华文学史的丰富性相比还显得有 些单调，但文学史家的努力开拓，已经初步彰显了马华文学细腻的历史肌理。粗略看来 ，马华文学史至少有这样一些读法：方修的现实主义文学史观，方北方的生态史观，杨 松年的“本地意识”发展史观，黄锦树的美学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张锦忠的“复系统” 论述以及林建国的后殖民文学史论述。这些读法之间存在发展、补充乃至论战、修正和 重写的关系，正是这些充满张力的论述，共同形塑了马华文学史的立体形象。
讨论马华文学史，谁也不能轻松越过方修。因为方修是个起点，如果没有方修，马华 文学历史或许仍然处于蛮荒之中。方修是第一位蛮荒的访客，他挖掘、整理了马华新文 学丰富的遗产。正如林建国所言：“方修在马华文学史上有着很特殊的地位，不只因为 他参与了史料的整理，更在于他使马华文学研究成为可能。”①其巨大贡献包括两个方 面：一为文学史料的收集疏理，编纂工程浩大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和《马华新文学大 系(战后)》两种；二是马华文学史论述，包括《“战前”马华新文学史》、《战后马华 新文学史初稿》和《新马文学史论集》等等。今天看来，方修版马华文学史至少有三个 特点：第一是以史料的钩沉掘微为基础，使其文学史论述获得了历史学的科学性。90年 代马华文坛曾发生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的论战，我们以为，马华文学是否有经典作品 暂且不论，但方修的文学史就是一种经典，或可称之为文学史研究的典范；第二、方修 的文学史通常采用的是政治史的分期方法，例如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方修把 战后马华文学史划分为四大阶段：1.战后初期；2.紧急状态时期；3.反黄运动时期；4.大马独立前后。文学史的分期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学者对文学发展规律 和本质理解的观念问题，甚至能显露出学者的学术旨趣、理论视域乃至意识形态诸方面 的特征。那么如何评价方修的分期?新锐学者黄锦树认为这种分期纯以政治事件为脉络 ，明显与文学无关，应予否定。这种看法有些简单化。其实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史既有区 别又不能完全割裂，治文学史当然不能忽略文学发展与社会政治历史互相关联这一基本 原则。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是社会政治的反映，文学史本身亦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脉动的构成部分。因此方修从这一原则出发研究马华文学史是具有拓荒价值和一定的历 史科学性的。当然方修式的分期也有值得人们检讨重修之处，他主要是从文学与政治的 互动层面展开马华文学史的论述，虽然清晰地呈现出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动因，但马华 文学发展过程还存在历史、文化与美学诸因素的互动关系，文学史的发展还存在艺术演 变的自身内在规律。方修的纯政治史的分期在认知格局和尺度上就显得有些单一了。第 三、方修的文学史着重描述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典型的论述如《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 (1919—1942)》。文中方修概括地总结了这个时期文艺思潮的历史嬗变：1919—1925年 为温和的反封建时期；1925—1931年，“新兴文学运动”或“新兴阶级的文学运动”风 行；1931—1936年，马来亚地方文学观念形成；1936—1942年，抗日与救亡文学兴盛② 。方修分析文学思潮史仍然是从社会政治视角出发的，在他的论述里，美学的维度是极 不明显也不太重要的。而且他把现实主义视作马华文学史的主潮，并且认为现实主义是 马华文学发展的唯一的正确方向与道路。因此在方修的文学史框架中，只有现实主义文 学的谱系寻踪，而没有现代主义或其它文学思潮与流派的位置，仅有的几笔也是有些简 单化的贬批。无庸置疑，这种单向度的有些片面的马华文学史观，带有明显的文学意识 形态色彩。
方修、方北方和吴岸是当代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三驾马车。方修编纂了现实主义文学 史；方北方创作了现实主义大河小说《树大根深》；吴岸则是马华现实主义诗歌的杰出 代表。他们的文学史观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话语，并把现实主义确立为马华文学的正 统曲律。方北方1995年出版《看马华文学生机复活》，多篇文章讨论马华文学史。他把 马华文学发展史划分为前期、中期、近期和现期四大阶段。1919年至1942年为前期，是 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侨民色彩浓厚，作品明显受中国新文学影响，深 具反封建精神；1945年至1965年为中期，马华作家开始摆脱中国的影响，而以新马社会 为描写对象；1965年至1983年为近期，马华文学蓬勃发展；80年代以降为现期，以“匡 时济世”、“宁静致远”、“文化融合”为主调③。方北方以萌芽、发展、壮大的文学 生态史观为认知视角来描述马华文学史，这种描述方法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研究 界并不少见。此种方法简便易行，能清晰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 史形貌。但这种方法过于普泛，似乎可通用于如香港文学、澳洲华文文学等各地区各国 别文学史。而一种通用的模子却很难彰显马华文学发展的独特路向、面貌和规律。因此 这种写法或读法只能当作叙述的权宜之计，其学理性并不太大。另外，方北方的文学史 论述明显绍续了方修的路线，他与方修一样把马华文学史视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史。而且 他的生态史叙述方式也是方修当年常采用的。比如方修的《马华新文学简说》就曾采用 了同样的叙述方法④。
杨松年先生提供了马华文学史的第三种读法。在《本地意识与新马华华文文学》一文 中，杨松年从“本地意识”的形成过程的独特视角认识马华文学史。他因此把1949年之 前的马华文学划分成六个阶段：1.1919至1924年为侨民思想萌芽期；2.1925至1926年为 南洋思想萌芽期；3.1927至1933年为南洋色彩提倡期；4.1934至1936年为马来西亚地方 性提出期；5.1937至1942年为本地意识挫折期；6.1946至1949年为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 期。黄锦树认为杨松年的读法纯然以文学思潮为文学史分期标准，触及到文学史分期的 一个重要侧面，因此优于方修的读法。杨松年触及到了哪一个重要侧面呢?黄锦树并未 明言，他之所以不明确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杨所描述的马华文学“本地意识”的漫长生 成史与黄锦树否定新文学为马华文学史的重要阶段的观念互相冲突。在黄看来，新文学 仅可视为马华文学的酝酿期，并非真正的马华文学。而杨松年的读法则彰显马华文学本 土化的历程，即便从马华文学自我属性的建构层面来把握马华文学史，也决不能忽略19 49年之前的“本地意识”的生成与演变史。这正是杨松年读法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应 看到，杨松年的读法仍然是建立在方修的基础上的。方修在大系和文学史论中多次论述 了马华文学的本地意识与本土化思潮。方修曾明确指出：1931至1936年马华文学思潮的 特点就是“马来亚本位思想”的形成，这个时期“马华文艺思想界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 地理概念。”⑤因此杨松年的读法实可看作对方修文学史论述的承继与深化。
对方修版马华文学史的质疑、批判乃至重写工作，是由新世代马华旅台文学诠释社群 发动的。由黄锦树等人为代表的90年代马华旅台文学在介入台湾文学场的同时，又杀回 故乡。在马华文坛造成一次次美学骚动，从而引发马华文学的范式转换、思潮嬗变，进 而重写了马华文学史。今天人们一般都认为：60年代至70年代，马华文学出现了第一次 现代主义思潮。这次思潮由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一股是以陈瑞献为核心的新马作家，通 过翻译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据梁明广回忆：“60年代，我主编南洋商报的副刊《 文艺》时，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巴斯特纳克的《星在疾行》，是陈瑞献的译品，也是《 文艺》花园中的第一粒现代诗种籽。……他译的《星的疾行》一诗，可以说是为《文艺 》宣扬现代文学创作开了山。”⑥后来李有成、陈瑞献、姚拓改版《蕉风》，并翻译《 尤利西斯》。从陈瑞献个人的创作看，他们的现代主义是翻译体的现代主义，带有西化 色彩。另一股力量是以温瑞安、温任平等为核心的旅台作家，他们的艺术和文化取向与 陈瑞献们的“西化”不同，而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白先勇、余光中、杨牧息息相通一脉相 承，和中国古典美学有一种自然而亲密的血缘关系。就象温任平曾说的那样，现代诗的 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楚辞中去，屈原在河的上游，马华现代主义在河的下游，这种源流 关系深深地影响了当代马华的现代主义运动。这是旅台作家第一次如此广泛深入地影响 了马华文学史进程，或者说他们参与了创造马华文学史的活动。
旅台作家第二次介入、干扰或重写马华文学史是从90年代开始，至今仍方兴未艾。这 次运动是由年轻的旅台作家推动的，他们包括黄锦树、林幸谦、陈大为、钟怡雯、林建 国、张锦忠等等，人数众多并在诗、散文、小说、批评等广泛领域兴起美学和观念变革 的思潮。从“建立马华文学新形象”到重写马华文学史，他们的文学创作、批评及活动 在马华文坛影响日盛，甚至形成晚近的马华文学主潮。在创作上，新旅台作家以现代与 后现代的美学试验冲击现实主义传统与古典现代主义的艺术成规，并促使马华文学范式 的转换。从语义的确定到流徙播撒，从抒情独白到众语喧哗，从统一的自我到主体性的 黄昏，从反映现实到后设写作，从界线分明到疆域越界文类杂揉……这种种文学试验必 然深刻地改变马华文学固有的成规。在活动上，新旅台作家挑起了90年代以来的马华文 学论争。从“马华文学正名”到马华文学典律建构，从马华现实主义的困境到中国性现 代主义的辩证，从断奶论到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定位，以及马华本土派与旅台派的分歧 等等，这些文学论争涉及的范围广大，讨论的问题之深度，观念之差异，都给人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藉着这些论争，新旅台文学成功地从台湾文坛转战马华文坛，并书 写了马华文学崭新的一页。
旅台文学诠释社群的核心工作是重写马华文学史。黄锦树首先挑战最权威的方修版马 华文学史，即方修以现实主义文学意识形态为核心建构了马华新文学史。在方修的构架 中，现实主义一直是马华文学的主流。从20年代的侨民文艺时期的汉语新文学的传播， 到30—40年代的抗战文学一直到80年代更加开放包容的写实风格，现实主义从来都是文 学话语的主导和中心。尽管在60、70年代曾受过陈瑞献的翻译现代主义和温任平的中国 性现代主义的有力挑战，但现实主义话语和文学史观的主流地位并没有被根本撼动，反 而以更开放的心胸收编了现代主义。黄锦树认为方修的文学史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① 方修遗漏了非汉语书写的华人文学；②方修的文学史分期完全以政治事件为脉络，而缺 失艺术与审美的维度；③以政治事件为脉络的文学史必然忽视经典问题，没有经典的位 置；④方修视现实主义为马华文学史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是片面的文学史观，黄锦树 至今似乎还在怀疑方修的文学史故意遗忘了现代主义，否则为何马华新文学没有它的踪 影?这种怀疑因缺乏史料的钩沉工作的支持而显得有些捕风捉影的味道，然而黄锦树的 确努力尝试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史构架，以期重写文学史。他的构架更强调审美性、马华 性和经典性，从这三大典律看，从新文学到当代马华文学有一漫长的酝酿期。黄锦树并 且否定了马华现实主义，认为这种现实主义是苍白贫血先天不足，并非马华文学的唯一 可行的方向。从他对方修的批判看，黄锦树的读法可概括为一种“美学的现代主义”。 美学标准被他视为文学史写作的最首要的不可或缺的维度，在他看来，方修的文学史因 美学维度的缺失只能是一种非文学性的文学史；而且黄锦树还否定了马华现实主义文学 的美学性，认为现实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历史环境决定论、国家意识决定论，现实主义 的三大典律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性都陷入困境难以真正实现。只有现代主义才是真正 美学的，黄锦树曾经试图用现代主义挑战并取代现实主义，试图重新建立马华文学的现 代主义系谱。如果黄锦树不走极端、偏激的读法，如果他也象方修那样从浩繁的史料里 爬梳出现代主义的脉络，如果他不把纯美学当作唯一的历史标准，那么他的写法就可以 与方修的写法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马华文学史。
有台大外文系背景的张锦忠则从易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借来“复系统”理 论(polysystem theory)，藉此重构马华文学史。张氏《文学影响与马华文学复系统之 兴起》的理论工具正是左哈尔的复系统观，张氏概括出了这个复系统的若干理念：交集 的多重性，因此人们无法孤立地分析单一系统；错综复杂的阶层性；多个中心与边陲； 必须考虑更多的关系；符义建构过程充满异质性；反对把价值判断视为研究对象的先决 标准；重非精英式非评价式历史观。从复系统出发考察马华文学史，就彻底跳出了方修 的现实主义单向度文学史架构，或许能真正还原马华文学真实的复杂的历史场景。其中 他寻觅出早被遮蔽的60年代马华现代主义踪迹，如果不从复系统视域看问题，陈瑞献的 马华文学史位置是完全隐而难显的。张却发现陈瑞献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最早翻 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后来又与李有成、梁明广一起在《蕉风》翻译过《尤利西斯》等 作品。从复系统看，新加坡籍的陈瑞献的翻译文学却可以进入马华文学史。而陈瑞献个 案又改写了温任平的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即改写了温任平把天狼星视作马华现代主 义的起源和主流的“定论”。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旅台作家重写马华文学史，有着台湾 学术思潮的背景。张锦忠曾坦言：“在台大念博士班那几年，新历史主义、后殖民论述 、少数族群论述、文化研究等更当代的西方理论新潮开始登陆台湾，我恭逢其盛，加上 身为马来西亚人的后殖民身份属性，我几乎不加深思地接受了这些论述模式和意识形态 。”⑦就象他们的创作不可能不染上台湾世纪末文学的某些色调那样，他们在重写马华 文学史时，也同样会或浅或深地受到台湾当代学术思潮的浸润。
从黄锦树到张锦忠再到林建国，旅台文学诠释社群对马华文学史的理解与解释有了一 些微妙的变化。黄的论述有些尖锐片面，陷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他的问题在于 他自己也深陷在以一种主义否定另一种主义、以一种文学意识形态否定另一种意识形态 的单向思维的泥淖里。方修们否定或排斥了现代主义，而黄锦树也否定或排斥了现实主 义；方修走了极端，黄也同样走了极端；方修治史以客观史料为依据但仍未摆脱意识形 态的主观性；黄虽讲求学院派的学理性却暴露了价值取向上的唯我主义。”⑧张锦忠的 复系统文学史观，就校正了这种意识形态偏差，而能相对客观地还原文学史的历史场景 。有意味的是，林建国最近发表的长文《方修论》又进一步修正甚至是否定了黄锦树对 方修的批判。林的重写方修或重写马华文学史以及与黄、张构成的某种对话辨证关系， 表明旅台作家的马华文学史论述已渐入佳境。林建国可谓回到历史境遇感同身受地体认 方修文学史所产生的所有问题，直接回应了黄锦树对方的批评和挑战。在林看来，方修 的问题并非是单纯的文学美学问题，而更是政治问题。林建国很敏锐地指出：“我们困 在主奴辩证里太久了，才不理解所有我们看似文学的‘内在问题’(如经典缺席)，皆卡 在资源(文化资本)分配与抢夺的节骨眼上。方修看起来化约和跳跃的左倾思考，切中的 是问题的要害。”⑨林建国已从黄锦树的美学视域和张锦忠的西方文论格局中脱身而出 ，这次的脱身是一次对马华文学史理解的巨大的跳跃，它发现了方修的现代性，一种第 三世界文学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拒绝做西方大国理论大户的“操盘手”，拒绝替他们 打工做注解，而是“拿着最简陋的考古工具，走进那片贫瘠的田野，自己当起自己的人 类学家。”方修的文学史就是这种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在殖民统治的废墟里发现或记录 下自己的身世和命运，他的工作建构了一种质朴的、本土的、应许自己族群身世答案的 “地方知识”。从黄锦树对方修的怀疑、批判与否定到林建国对方修的理解、重读与朝 圣，旅台作家对马华文学史的理解渐渐真切深刻内在起来。如果说黄还只是“从台湾看 马华文学”，因处于不同的学术场域发声而获得批判的勇气，张锦忠也还只是援西方的 理论而获得客观、冷静地阐释马华文学的契机，那么林建国则回到真正“从马华看马华 文学史”的发言位置。但是林的论述也仍然存在一种困难：一方面，他发现第三世界的 学者往往成为西方大国理论的注解者消费者，他拒绝替他们打工而宁愿做一个朴素原始 的田野工作者；另一方面，他的长篇大论仍然援引西方的理论，并明显借鉴了西方后殖 民批评的思想与方法。这个困难有可能减弱其论述的力度，但这一困难也是第三世界的 学者普遍遭遇的。
马华文学史的几种读法从方修出发到否定方修再到重读与回到方修，表面上似乎走了 一个圆圈最终又回到原位。然而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从出走到回归是一种黑格尔 式的“正反合”的精神运动，它意味着一种真正成熟的马华文学史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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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⑨林建国：《方修论》，载《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
②④⑤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与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6年第22 —32页，第15—17页，第28页。
③方北方：《看马华文学生机复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1995年版，第23页。
⑥张锦忠：《陈瑞献、翻译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载《中外文学》第29卷第8期2001 年1月。
⑦张锦忠：《文学批评因缘，或往事追忆录》，载《蕉风》1998年9—10月号第17页。
⑧刘小新：《“黄锦树现象”与当代马华文学思潮的嬗变》，载《华侨大学学报》200 0·4，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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